佛教徒是应当永远怀抱着感谢的心情的。但是我们感谢的对象不是神，而是人，我们感谢着人所住的国土和国土上所住的人，因此，中国佛教徒每天早晚课诵时都发愿，要“报国土恩，报众生恩”。
    作为中国人和中国佛教徒，我们当然要感谢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人民，我们当然要感谢我国伟大的现在和光荣的过去，我们也当然要感谢法显和玄奘，但是同时我们要感谢印度和印度人，要感谢尼泊尔和尼泊尔人，要感谢西域和东南亚各国和那些国家的人，从他们那里，我们接受了佛教，并且吸收了与佛教有关的文化。
    回顾一下历史是有助于我们今天各国佛教徒的友好与合作的。我想在这里叙述一下关于佛教传入中国和在中国发展的一些史实。
    公元前二年，大月氏国国王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纪录。我们可能推断：由于在此一百二十年前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的结果，当时由印度传布到中亚细亚的佛教很可能早已通过行旅往来而向东方渐进。也有传说，在与印度阿育王同时的秦始皇朝代，已有印度的沙门来到中国。但是一般公认中国佛教的开始却是在伊存之后的六十六年，相传那一年汉明帝派遣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公元六十七年他们同了两位印度的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国，带同经书和佛像，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相传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是《阿含经》的择要译本。同时在洛阳——当时的首都起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就是今天还存在的白马寺。这个寺的名字，据说是因当时驮载经书佛像的白马而得到的。根据这个传说来看，佛教的传入中国虽不始于汉明帝，而佛教作为一个宗教，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和崇信，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它的基础和规模，可以说是始于汉明帝时代。
    中国很早便有了出家的佛教徒，但最初那些僧人仅是从师出家，剃去须发，照戒律生活，还没有受戒的制度，到公元二百五十年，来自中印度的昙柯迦罗在洛阳白马寺正式建立戒坛传戒，中国才开始有了如法的比丘。由于没有外国比丘尼到来，最初女人出家为尼的但从大僧受戒，还不具备完全的受戒制度。到公元四二九到四三三年，由锡兰先后来了以铁萨罗为首的十九位比丘尼，才使她们的受戒具备了完全的条件，从此，中国才有了如法的比丘尼。
    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是和佛经的翻译事业分不开的。在初期(公元二三世纪)的译师中，我们不能不提到安息国(在今伊朗一带地方)的安世高、月氏国的支娄迦谶、康居国(在今苏联吉尔吉斯地区)的康僧铠、康僧会，和一位有月氏人血统的最早西行求法之一的中国僧人竺法护。由于他们的努力，不少声闻乘的和大乘的经籍被翻译为汉文。当时翻译事业还在初创时期，限于各种条件，还未能进行有计划的、有系统的翻译，所译的书很少是全译本，而翻译文体也还没有能够确立，但是他们已经出色地做到了开辟园地的工作，为佛教中国思想界树立了地位并且扩大了影响。
    佛教在中国的广大流行，开始于四世纪。当时的道安法师是起了极重要作用的人物。他是我国最早的热心传教者，曾经派遣徒众到各地大弘佛教；他是我国第一个僧伽制度建立者，他努力寻求戒律，以补当时律藏不齐全的缺陷，并制定了当时全国风从的僧尼轨范(中国僧人出家后，废除原有姓氏，一律以“释”为姓，是从道安开始的)。他整理了译出的经典，撰成了中国第一部《经录》；他极力奖励翻译事业并第一次总结了翻译的经验，在他的主持下译出了许多典籍，集中和培养了许多学者和翻译人才。为后来鸠摩罗什的大规模译经事业，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道安和他的弟子们寻求戒律的热心，对于律藏的充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道安在世时，已经得了大量的戒本，并且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可惜那些书已经失传了。之后不久，来自克什米尔的弗若多罗和昙摩流支先后帮助鸠摩罗什译出了萨婆多部《十诵律》，这部律得到鸠摩罗什的老师卑摩罗叉在江南大为弘扬；佛陀耶舍(也是克什米尔人)在公元四一〇年又译出了昙无德部四分律；奉佛音尊者之命由锡兰来到中国的僧伽跋陀罗译出了《善见律毗婆沙》。五世纪初法显法师游历天竺，主要也是为寻求戒律而去的。法显法师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古代伟大的求法者和旅行家，他的不朽的游记和其他方面的成就，可能容易令人忽视他最初求律的动机和这方面的成就。他除带回许多书籍外，并且带回了《摩诃僧祇律》和弥沙塞部《五分律》，前者已由他自己和迦毗卫国(今尼泊尔)的佛陀跋陀罗合译为汉文，后者则在他逝世后由佛陀什(克什米尔人)翻译了出来。另一位伟大的求法者，七世纪的义净，也是抱着学律的志愿而远游的，他带回了而且译出了一切有部的十一种著作，使律藏大为完备。因此汉文译出的律藏，有《四分律》六十七卷，《一切有部律》一百五十七卷，《十诵律》六十一卷，《僧衹律》四十卷，《五分律》三十卷，连同各部的羯磨文和戒本，及解释律藏的诸论先后译出的，现存的约五百卷。后世中国高僧们关于律部的著作，现存的也有五百卷以上。至于中国比丘戒的传承，汉族向来是传昙无德部的《四分律》，藏语系佛教地区向来是传《一切有部律》，傣族地区则流传着与锡兰、缅甸等国相同的上座部律，与《四分律》同一流派。
    佛教经论大规模的有系统的翻译，是从五世纪的鸠摩罗什开始的。他有着前人未有的一个优越条件——政府的支持，但是他的伟大成就主要是由于他的丰富的学识和持久的努力。这一位由印度父亲和中国母亲所生的智慧卓越的大师，是中印两民族共同的光荣。他和后来的玄奘法师是翻译事业中两大巨匠，他所译出的四百余卷典籍，不仅是佛教的宝藏，而且也是文学的重要遗产，它对中国思想上和文学上的影响非常巨大。在他的讲授和指导下，他造就了成千的人才，使当时的佛教得到大大的提高和开展。就佛学方面来说，鸠摩罗什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于对印度中观系统佛学的介绍。由于他的努力，中观系统的重要著作，如《中观论》、《百论》、《十二门论》以及《大品般若经》和它的解释——《大智度论》，都传译到中国来，为中国法性宗开辟了广大的基地。
    在鸠摩罗什之后不久，印度的真谛三藏，接受了梁武帝的邀请，由扶南(今柬埔寨)来到中国。在扶南国王支持之下，他带来了一大船的梵本经籍。可惜的是，他来到中国后，遭逢兵乱，在流离颠沛中，不可能大量地翻译。但是他终于译出了一百数十卷十分重要的著作，那就是《俱舍论》和《唯识论》等属于印度瑜伽系统的论著。作为与鸠摩罗什和玄奘并称为三大译师之一的真谛，是初期输入瑜伽系统佛学最重要的人物。由于他的翻译和弘扬，中国法相学的研究开始兴盛了起来。但毕竟这一系统的书籍当时翻译不多，学说未致完备，因而引起了后来玄奘法师到印度去深入研究的动机。
    对于人人都知道的玄奘法师，是用不着详细介绍的了。这一位孤征十七载，身行五万里，足迹遍西域、印度，而且留下一部不朽的游记的伟大旅行家，这一位通达中印文学，洞晓三藏教理，由留学僧而最后主持当时印度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讲席，受到了各国国王和僧俗人民欢迎敬重的伟大的佛教学者，这一位致力中印文化交流事业，译出经论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所建立的严密的翻译制度与谨严的翻译作风，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光辉典范的伟大翻译家，他的成就和贡献，不仅在佛教方面，而且在学术文化方面，都是非常重大的。感谢他的努力(当然也要感谢他的老师戒贤)，瑜伽系佛学在中国完整地和光辉地建立起来了。
    中国汉族佛教翻译事业相续了十个世纪。翻译过来的经律论共有一千四百余部，四千七百余卷。著名的本国和外来的译师不下二百人，除前面提到的诸人之外，如印度的昙无谶，巴基斯坦的阁那崛多和施护，阿富汗的的般若，柬埔寨的曼陀罗仙和僧伽婆罗等都是大家所熟悉的。通过这样持久的辛勤，佛教的声闻乘、菩萨乘、性、相、显、密各方面的学说都被介绍到中国来，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巨大宝藏。一九五四年中国全国文学翻译工作者会议上，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他的报告中说：“我国的翻译事业，是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的。我们的先辈在翻译佛经方面所树立的谨严的科学的翻译方法，及其所达到的卓越成就，值得我们引以为骄傲，并且奉为典范。”
    我们藏语系佛教，开始于七世纪中叶。当时的西藏松赞干布王，在他的两个妻子，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公主尺尊公主的共同影响下皈依了佛法。他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学梵文和佛经，回来后创制了藏语文字和翻译了一些佛经，到了八世纪莲华生由印度入藏，折伏了原来盛行的巫教，佛教于是得到了弘扬。十世纪时西藏佛教曾一度遇到破坏，印度佛教大师阿底峡在十一世纪时入藏，又大弘佛教，同时藏族比丘仁钦桑波等翻译了更多的经论。此后，印度的佛教学者，特别是遭遇变乱时期的那烂陀寺的学者，来到西藏的很多。传译事业因而日臻兴盛。藏文藏经四千五百余部中极大多数是直接由梵文翻译的，少数是由汉文转译的。因此，印度后期佛教的论著，保存在藏文藏经里面的极为丰富。至今西藏各大寺的以因明、俱舍、戒律、中观、瑜伽五科佛学为中心的教学制度，根据玄奘、义净的记载来看，还保持着当初印度那烂陀寺遗留的学风和规范。
    巴利语系佛教(上座部佛教)流传于云南省傣族地区，那里人民的风俗与南方佛教国家大致相同。因为他们读诵巴利文经典，所以用不着翻译之劳，但是数百年来传教和学法的努力，仍是值得赞叹的。
    从上面的简略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先人们——中国的和各国的——是怎样地为了同一的伟大目标而共同奋斗。不挟带任何私意与成见，仅仅是为了对真理的忠诚和不分种族的对人类的平等慈爱，他们不辞艰险、忍受饥寒、越沙漠、度雪岭、漂海洋，九死一生始能到达目的地，其中不能到达目的地而殉身途中的不在少数。我们回顾先人们的志业，念到他们的名字，或读到他们的传记时，不能不兴起无限敬佩和感谢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