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的成就，可以从下列的几个方面来看。
    (一)宗派的兴起
    随着大量经论的传来，印度佛教各部派思想与我国民族文化相接触，经过了长期的吸收消化，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公元六世纪末至九世纪中叶的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极盛的时期，这时期，各宗派先后兴起，呈现着千花灿烂的景象。
    依据鸠摩罗什传译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而研究讲习以形成的学派名叫“三论宗”。它的宗义，是从真空的理体方面揭示一切五蕴诸法缘生无性，彻底破除三毒迷惑，以建立一切无所得的中道正观。这一宗，实际就是印度中观系统的流派，龙树、提婆学说的直接继承者。
    依据玄奘传译的《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唯识论》而研究讲习以形成的宗派名叫“法相宗”。它的宗旨是广泛分别万有性相，阐述诸法因缘体用，修唯识观行。这一宗实际就是印度瑜伽系统的流派，无著、世亲学说的直接继承者。
    在印度经论的基础上，将佛陀教义加以系统的组织发挥，形成巨大的学派的有天台宗和华严宗。天台宗的最重要人物是六世纪的智者大师，他总结了以前传来各派学说，将佛教教义加以精密的整理，发展了大乘圆顿思想。华严宗的最重要人物是七八世纪间的贤首国师。这一宗依据《华严经》教义着重阐明法界缘起的道理和观行的方法。
    禅学方面，在中国有一支异军特起，那就是所谓“教外别传”的禅宗。这个宗所修习的，不是古来传承的次第禅，而是直指心性的顿修顿悟的法门。相传这宗的禅法是五世纪的菩提达摩由印度传来的，至七八世纪间由六祖慧能的弘扬而兴盛了起来。到十一世纪以后，它和净土宗一直是中国流行最广的两个宗派。
    由于简便易行，能摄受广大群众，净土宗在中国得到特殊的发展。这一宗是依据《无量寿经》等，提倡观佛、念佛，求生净土而形成的宗派。五世纪的慧远是它的创始者，六世纪的昙鸾和七世纪的善导是它的重要弘扬者。
    在戒律方面，依据昙无德部《四分律》而加以大乘教义的解释，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律宗”的学派。它的重要人物是与玄奘同时的道宣。由于这一宗的盛行，中国僧人们在修习大乘三学中，仍注重上座部戒律的止作二持的遵行。
    八世纪中，印度的瑜伽密教由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的介绍，传入中国，形成了中国的密宗。
    这便是中国汉语系佛教的八大宗(此外还有专宗《俱舍论》的俱舍宗，专宗《成实论》的成实宗，以及专宗《摄论》、《地论》、《涅槃经》的各宗派，都曾一时兴起，但不久便失去传承，或并入他宗了)。
    藏语系的佛教，也先后有不同教派的兴起，由于讲学、论辩风气的普遍，各教派——宁玛、迦当、萨迦、迦举、格鲁、觉曩、希吉、觉宇、霞鲁——各有它的特出的学说和修持方法。尤其是格鲁派，是十五世纪的宗喀巴继承上代的成就，在学说上加以整理和发扬、在僧伽制度上加以整理而创立的教派，在今天蒙、藏族地区，最为盛行。
    巴利语系佛教在中国也有几个不同的派别，但这些派别只是在律仪上有程度的不同，而不是学说上的派别。
    佛教各宗派学说，经过广泛的研究和弘扬，对中国思想界曾起了巨大的影响。举宋明理学为例，很明显地它是在很大程度上受了禅宗和另一部分佛教理论的刺激和影响而产生的。在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研究佛学成为当时普遍的风气。一些民主思想启蒙运动者，如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都采取了佛教中一部分学理来作他们的思想武器。佛教的平等、慈悲、无常、无我的思想在当时的知识界中起了启发和鼓舞的作用。
    近代佛教学术风气的倡导者是杨仁山(1837-1911)。为了培养人才和扩大佛典流通，便利佛学研究，他用了几十年的光阴致力于讲学和刻经事业。他所主办的金陵刻经处曾经刊印了由日本取回的我国已经遗失的法相宗重要著作，因而使法相之学得以复兴。金陵刻经处同时是他的讲学的场所，谭嗣同和章太炎都在那里听过讲。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些佛教学者，其中特出的是欧阳竟无居士，专精于法相唯识之学，他在南京主办的支那内学院，成为当时法相学的重要研究场所。与欧阳齐名的法相学研究的提倡者在北方有三时学会的韩清净居士。
    近代高僧中著名人物有月霞、谛闲、印光、弘一等，分别弘扬华严、天台、净土、律宗之学。提倡僧众教育最力的是十年前逝世的太虚法师，他是一位博学的佛教活动家。在过去的佛法黯淡时期，他们的努力是值得忆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