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面所说的，古代佛教的国际往来曾经为中国和亚洲各国的文化交流与经济交流作了重要的媒介，曾经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曾经为这些国家的佛教带来了昌盛。若干世纪以来，我们的许许多多的人一直梦想着我们关系的恢复，但是他们的愿望始终是被人为的障碍挡住了；虽然是近邻，虽然是亲戚，虽然文化上有血肉的关系，但是我们被迫地疏远了。我们应当感谢今天的时代，这是亚洲民族觉醒的时代，这是和平与正义得到伸张的时代。特别是在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倡议了“潘查希拉”之后（为了这个佛教名词的采用，我们应该特别感谢他们），我们的时代更加显得光明和美丽。在这个时代里，佛教的国际往来才有了恢复与发展的可能。
    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国佛教协会应缅甸总理的邀请，派遣了以喜饶嘉措大师为首的代表团到缅甸进行友好访问。感谢缅甸政府和缅甸联邦佛教会的盛意招待与协助，我们的访问不仅使中缅两国佛教徒相互间的了解得到了很大的增进，并且加强了两国佛教徒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友好合作。
    同年九月，缅甸联邦佛教会派遣了以吴登貌和吴千吞为正副团长的佛教代表团来到我国。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迎奉在中国的佛牙舍利到缅甸去供缅甸人民的瞻礼。佛牙到达仰光时，受到了缅甸政府和仰光市民空前盛大的欢迎。巴宇总统在机场上讲话，强调两国深厚的友谊，指出这件事满足了缅甸人民的历史愿望，他祝愿缅甸和中国的友谊万世常新。佛牙留在缅甸八个月，方始迎回中国。中国佛教徒和缅甸的佛教徒一样，都认为这是两国佛教关系史上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两国佛教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标志着两国的友好合作的进一步加强。
    一九五六年三月，应印度比哈尔省政府的邀请，中国佛教协会指派了坚白乘烈堪布和我参加了菩提伽耶咨询委员会会议，被受聘为该会的委员。中国佛教徒十分赞叹印度政府对这个圣地的修建所作的努力，并且以能够参加对圣地管理工作的咨询感到荣幸。会后，访问那烂陀寺时，我非常庆幸地遇到那里的新屋落成典礼，并且荣幸地被请在大会上讲话，当我宣布中国将以玄奘法师舍利和他的著作赠予那烂陀寺时，受到了热烈的反应。接受了中国佛教协会的建议，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将玄奘法师舍利一粒赠予印度政府转交玄奘法师的母校——那烂陀寺的僧伽。这是中印人民关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事，它标志着两国的文化合作正在展开新的一页。
    一九五三年以后，不少日本佛教人士为送还中国在日本殉难烈士的骨灰，或参加各种性质的代表团东到中国，因而中国佛教界开始和他们有了一些联系。一九五五年八月我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获得机会和日本佛教界接触。通过宗教仪式、座谈会、访问和参观，彼此间增进了了解，建立了具体的联系，并且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中日两国佛教徒应当为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友好合作及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在此之后，两国佛教界的音问来往和资料交换逐渐频繁了起来，并且在某些事务中，开始了善意的合作。中日两国佛教徒的关系无疑地将日益亲密起来。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以来，我们曾先后接待过来自亚洲、非洲、澳洲、欧洲、美洲几十个不同国家的来宾，我们荣幸地接待过柬埔寨前首相西哈努克亲王殿下、老挝首相富马亲王殿下、缅甸前总理吴努阁下，他们的访问和谈话，十分有助于我们佛教工作的改进，有益于各国佛教徒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一九五六年九月，以阿难陀·柯萨尔雅雅那长老和吉那拉塔那长老为正副团长的包括七个国籍的十一位僧人组成的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来到我国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访问。那烂陀巴利学院院长迦叶波也参加同来了。他们在八个城市进行了参观、应供、座谈和谈话、说法和讲演等一系列的活动；他们参加了我国国庆观礼，参加了中国佛学院开学典礼。在我国历史上，由几个国家的僧人联合来访的事，还是第一次。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受到了中国佛教徒极大的欢迎和感谢。他们带来了各自所代表的佛教徒和人民的诚挚的友情，并给予了我们许多宝贵的意见和难忘的印象。
    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年纪念活动在许多国家里热烈地展开，说明了佛陀和平教义的不朽的生命力。中国佛教徒十分尊重赞叹印度和南传佛教国家的虔敬和热诚。在佛灭年代的计算上，我们虽有一些出入，但是中国佛教徒也殷勤随喜地举行着纪念。我们铸造了佛像三百尊，印行了《释迦牟尼佛像集》，整理和拓印着《房山石经》，我们除已在今年五月举行纪念仪式外，并将在明年五月举行规模更大的纪念仪式。我们并且派遣了代表团参加今年五月缅甸举行的第六次结集圆满大会和佛教节日纪念大会。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我们将应尼泊尔佛教复兴会的邀请，派遣代表团参加在尼泊尔举行的佛涅槃纪念典礼和第四届世界佛教徒大会，并且将有代表若干人应尼赫鲁总理的邀请参加在印度举行的纪念集会。我们已被告知，锡兰总理阁下将邀请中国佛教代表参加明年在锡兰举行的纪念典礼。我们这样相信，并且这样祝愿：这一伟大纪念日将使世界上所有佛教兄弟姊妹们在佛陀的伟大遗教的感召下，更加和合地生活，更加精进地学修，更加大愿大力地为众生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