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我因陪同日本天台宗领袖山田长老到天台山，归途中经过上海，乘此机会，看望上海佛教诸位善知识，并了解上海佛教情况。五年前我来过上海，这次来我发现上海佛教情况比五年前有很大进步。首先，我分别和市宗教事务局和市佛协有关负责同志谈，知道这几年来上海宗教政策落实情况和未来的工作设想。接着，我到了以前没有到过的上海郊县——宝山、青浦和崇明，因为我知道设想中本市郊县将次第兴办一些佛教事业。这是令人鼓舞的。崇明地方清净，风光秀丽，空气新鲜，在那里建立佛教教育基地，是很合适的。宝山罗店的梵王宫，很适宜于办安养院。青浦的颐洛寺旧址在淀山湖畔，如能恢复起来，使那一地区的佛教徒有一学修场所是极好，但修复规划不仅要有宗教气氛，而且要有文化气氛。
    这几年，上海的佛教事业发展较快，是同上海市宗教事务部门的领导认真落实宗教政策密切相关的。上海的政府部门在落实宗教政策的工作中，付出了大量的精力。我认为，可以说是立于全国的前列。
    这几天，我在上海所看到和所听到的证明，上海佛教工作有很大的进步，这是事实。这也和上海市佛教协会的辛勤工作有关系。上海佛协为中国佛协承担了大量的接待国际友人和港澳台佛教人士的工作，可以说，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中，有一部分是由上海市佛教协会承担的，而且做得很出色。如前不久接待台湾星云法师和他率领的弘法探亲团，他们很满意。这次日本天台宗参访团来去经过上海，也受到了上海佛协的热情接待。在民族团结工作中，上海佛教界也做了不少工作。不久前，云南地震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上海佛教界捐了一笔巨款，这不仅仅是一个救灾的问题，而是通过宗教，做了民族团结工作。此外，上海佛协还出版了不少经书，创办了安养老人的事业，这都是值得我们高兴的。
    我一直认为，上海佛教对全国具有重要的作用。解放前,中国佛教会的总办事处设在上海，当时王一亭、关炯之、黄涵之、聂云台、叶恭绰诸位老居士都是有力的护法。上海佛教历史上有法师与居士共同协力护持佛教的传统。圆瑛法师任佛教会理事长时，叶恭绰居士以曾任交通总长、铁道部长的身份辅佐他，担任主任秘书。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沈钧儒先生是一个虔诚佛教徒，他担任佛教会义务法律顾问。我希望上海佛教界能够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
    佛教对中国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和巨大的影响，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曾在他著作的《中国通史》中批判了佛教，这是大家所知道的。“文革”结束后，周建人先生写信告诉我，“文革”初期，范老和他都住在北太平庄，朝夕过从，范老对他说自己正在补课，读佛书。范老说：“佛教传入中国近两千年，和中国文化关系那么深厚，不懂得佛教，便不能懂得中国文化史。”周建老写信给我是要我注意提倡佛学的研究。诸位想必都知道“宗教五性论”，即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我在今年全国政协会上讲话中曾提到，这一重要理论，不仅是宗教工作干部应当知道，其他工作部门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当知道，当然，我们宗教徒自己更应当知道。除了“五性”是各宗教共同具备的之外，我国佛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上面所说的，它和中国文化的悠久深厚的关系，这尤其是我们佛教徒所应当知道，应当研究，应当宣传，让群众重视的。“五性”加上文化关系，是我们中国佛教固有的特点和有利的条件。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特殊“优势”。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优势为国家、为人民做有益的工作。如刚才说过的民族工作、国际工作，有关三大任务的工作。事实告诉我们，有许多只是佛教徒能够承担，而为别人所不能替代的。比方说，我国有不少民族是全民信佛教的。过去我们的名誉会长班禅大师在藏语系佛教各民族的团结工作方面，作了卓越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我们巨大的损失。但藏族的大德还是有德望高的人。中国佛协决心对藏语系和巴利语系佛教各民族的团结进步的工作继续努力。
    今年我们将派五名傣族青年僧人到泰国去留学，不仅要求他们学好佛教，并且要求他们学好“声明”，即巴利文和泰文(我国傣族的泰文较泰国落后)，将来也要学汉文。明后年并打算派汉族青年僧人去泰国学习。做佛教工作，必须面向全国各族，也必须面向世界。
    我是拥护改革开放的。佛教也要开放，不开放就会与世界形势脱节，就会落后于时代。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佛教界与国际佛教界友好往来、交流合作，空前发展，对佛教固然有利，对促进国际友好、维护世界和平也有利。举例说，中日两国佛教徒共同纪念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年的活动，当时在日本形成了全国范围的促进中日邦交恢复运动。除了国际工作有很大成就之外，我们与港澳台同胞之间通过佛教也不断增进联系，取得了不小成绩：例如我们助成香港天坛大佛的制造，是一件光耀历史的盛举；又如，前不久台湾星云法师率团来大陆弘法探亲，种下了两岸佛教的殊胜因缘。
    在佛教学术文化方面，上海过去是很有基础的，除许多大德高僧经常来上海弘法之外，还有不少在家学者，如江味农、蒋维乔、范古农、黄幼希、夏丐尊、黄茂林等都是在这一方面树有业绩的。今天上海仍具有一定的优势。我们所应当致力的，是有计划地组织人才，培养人才，来做这方面的工作。
    总之，这一切说明宗教的“五性”和我们佛教具备的优势。我们的责任应当是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为人民、为国家、为世界做有益的工作。具有优势而不做工作是犯错误的。
    我在崇明的一座尼众寺院门墙上看到“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八个大字，这八个字是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提出的口号。历来佛寺的门墙上都写的是“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八个字。我当时看到这新的八个字，觉得很有意义。“佛日增辉，法轮常转”是我们的愿望。只有努力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使自己的国家变得清净美好，人民善良幸福，才能实现“佛日增辉，法轮常转”的愿望。所谓庄严国土，有许多层次，将自己的寺庙管理得清净庄严，也可以算是庄严国土；大而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个世界乃至三千大千世界都是庄严国土。这就有一个发心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发心应该大一些，只有发大心，才能干宏大事业。我们如果发心为众生服务，永远坚持不退，那就发大心，一定能得大的成就。如果发心只是为个人的名闻利养，那就得不到大的成就。
    今天在座的有青年的出家善知识。中国佛教的将来寄托在你们身上。希望你们和我们都发大心，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而献身。“发心”就是古人所说的“立志”，也是现代人所说的“有理想”，要发大心，立大志，有远大的理想。要时常提醒自已，我的言行是不是符合我的本来的理想；时常问问自己，所言所行是为什么?是为众生的利乐吗?是为国土的庄严吗，还是为自己的名闻利养呢?这样就可能把自己逐渐培养成为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
    我虽然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但我不敢倚老卖老，我时常发现自己的过失，所以时常抄录中外古今的嘉言来提醒自己。我曾经写了一张爱因斯坦的一段话，给它加上一个题目，叫做“每天的提醒”，还有陶行知的“每天四问”，主要是给自己看的，也为了给北京的佛学院同学们看，后来被复印出去了。这两个人虽然不是佛教徒，但他们的话与佛的经教不相违背，对我们有益，特别是爱因斯坦的话合乎佛教的“知恩报恩”的思想。释迦牟尼有一次和弟子们在树林里，佛拾起几片落叶在手中，问弟子说：“你们看，是我手里的树叶多还是森林的树叶多?”弟子回答说：“世尊，森林的树叶多。”佛说：“如是，如是。我所说的法是我手中的树叶，我没有说的法是森林的树叶。”又有一次，佛用指甲挑起一点泥土问弟子们：“你们看，是我指甲中的泥土多，还是大地的泥土多?”弟子们回答：“大地的泥土多。”佛说：“如是，如是。我所说的法是我指甲中的泥土，我所没有说的是大地的泥土。”由此可见，凡是有益于人类进步，有助于精神文明，有助于实现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理想的中外古今的嘉言，都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和学习。例如孔子、孟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求诸已”，“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些话，对于我们今天佛教界的团结进步都是很有用的。圆瑛法师的遗嘱中有一段话：“凡我佛子，宜各精进。力行十善，勤修六度。行菩萨道，报众生恩。各宗各派，同宣斯义。出家在家，各尽其分。互助无争，团结第一。”这段话对今天我国佛教徒特别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对我们的青年来说，勤奋学习，广学多闻，极为重要。我们当然首先要学佛教教理，这便是五明中的内明，当然，有学还应当有修。我们还应学语言文字，不仅是本国文字，还要学梵文、巴利文和一二门外国语文，这便是五明中的声明。我们还要懂得一般的科学知识、医药知识，最好能掌握一两项技术，这便是五明中的工巧明和医方明。我们还要学习佛教的辩证逻辑学，这便是五明中的因明。我们要“行菩萨道，报众生恩“，要“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就要“难学能学，尽一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