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世纪中叶到五代十国，促使佛教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事件有二：其一是安史之乱，其二是武宗灭佛。华严宗的变迁，也与这两大事件息息相关。

    安史之乱(755—763)拉开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序幕，中央集团由此陷入与地方割据势力长期争斗的困境中。为了解决安史之乱造成的财政困难，唐王朝开始把佛教作为敛财的对象。肃宗(756—761在位)在灵武时，宰相裴冕奏请出售僧道度牒，以弥补军费不足。直到唐武宗时，虽然唐王朝没有对佛教采取过严格限制措施，但是，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常年战乱，社会动荡，使佛教义学派失掉了朝廷的特殊资助，失掉了国泰民安之时听法的徒众，其自身也就丧失了在佛教界的领导地位。从唐玄宗末年开始，两京义学僧人的特权地位逐渐为密宗僧人所取代，直接受冲击的就是华严宗僧人。

    较之在中国思想文化熏陶下形成的义学诸派，密宗更重视神异灵迹在解脱过程中的作用，更注重宣扬各种修行活动的神秘功能，把轻视义理研究和神化具体崇佛操作行为同时推到了极端。这种诸多仪轨需要印僧直接传授的“秘密法”，一度吸引了众多信徒，而且博得唐朝统治者的青睐。在肃宗和代宗两朝，义学僧人中没有能和密宗僧人不空(705—774)一样受朝廷宠信者。肃宗总是希望利用“秘密法”来使国家安定，祈求佛祐的思想渗入朝堂和后宫。在肃宗有疾时，除百官于佛寺斋僧外，皇后还刺血写佛经，这与唐太宗皇后不许应僧入宫形成鲜明对照。代宗永泰元年(765)，不空译出《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代宗在所制序文中说：“夫其镇乾坤，遏寇虐，和风雨，不有般若，其能已乎?懿夫护国，实在兹经。”依照《仁王护国经》所述，佛法是否护祐帝王，取决于帝王本人的作为，而代宗则希望无条件获得佛祐。

    密宗的发达消弱了义学的影响，并不意味着其信仰与华严信仰完全对立，水火不容。密宗崇奉的毗卢遮那如来、文殊菩萨等，均与华严宗所宣扬的佛菩萨崇拜相通。不空译出《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观门》，以《入法界品》中的四十二字为入解脱的根本字，详述受持读诵这些字门的殊胜功德(神秘功能)，为《华严经》的传播别开一途。

    唐德宗(780—805)重视华严僧人，贞元年间多次诏见澄观①。经他支持译出的华严类典籍，对促动当时的华严研究也有一定作用。据《贞元释教录》卷十七，南天竺乌荼国王亲手书写《华严经》一万六千七百偈，于贞元十一年(795)遣使送到长安。第二年六月，唐德宗请罽宾三藏般若在长安崇福寺翻译，参加译事的学僧很多。广济译语，圆照笔受，智柔、智通回缀，道弘、鉴灵润文，道章、大通证义，澄观、灵邃等详定，于十四年(798)译毕。此经有40卷，内容相当于晋译和唐译《华严经》的《入法界品》，但文字增多。引起关注的新增内容有第四十卷所述的普贤十大行愿，还有普贤广大愿王清净偈。这些内容与如何树立修行信仰联系，并未改变《华严经》的主要思想。此经定名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简称《普贤行愿品》，习称“四十华严”。

    从安史之乱到唐武宗灭佛的九十年间，华严学僧遍布南北各地，就总体言，以长安、五台山和杭州集中的专业华严学僧较多。推动华严学发生实质性进展的代表人物，是澄观和宗密。

    在这一阶段，华严宗所面临的挑战不是来自密宗，而是来自禅宗。随着南宗僧团影响的不断扩大，禅学成为中国佛学中的主流。就华严学僧言，他们一方面继续在诠解《华严经》的形式下发挥新说，实现自身理论的定型和完善，突出本宗的学说特色，另一方面，又更多地接受禅学影响，使华严学禅学化。同时，华严学也更多地为禅宗所吸收，成为禅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华严学与禅学的交融，反映在传法谱系上，就是被奉为华严宗的祖师，同时又被禅宗奉为祖师。

    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排佛运动发展到顶峰，唐王朝在全国范围内取缔佛教，寺院遭毁，僧尼星散，经典散失，佛教义学诸派受到历史上最酷烈的打击。这种为时短暂的打击本质上不足以毁灭佛教经院哲学，但是，接踵而来的唐末五代动乱，加速了整个佛教在生活方式、修行方式等方面发生根本变化的进程，义学兴盛或经院哲学发达的局面也就一去不复返了。以诠解《华严经》的形式，融合外来文化因素与中国传统思想而提出新理论的过程至此结束，华严学的自身发展亦由此终结，其后的华严宗或华严学的历史随之呈现出另一种风貌。

    ①唐德宗贞元八年(792)，静居进呈《皇帝降诞日于麟德殿讲大方广佛华严经玄义)(又名(大周经玄义》)，一卷，是讲此经而“上资圣寿”。该书讲“八十华严”各处会品结构及九会的主要内容，极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