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东晋之后，南朝佛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汉译佛经基本上完成了介绍的使命，中国佛教僧侣开始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先后出现了许多以研究某一部分佛典为中心的学派，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建立，做了资料和理论的准备。

    1.4.1

    上层社会的崇佛

    南朝各代对于佛教的态度，基本上与东晋相同，皇帝、贵官、豪族和文人大多崇信佛教。

    刘宋诸帝，以宋文帝(公元424—453年)最重视佛教。他接受大臣何尚之崇尚佛教有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坐致太平”的建议，积极支持佛教。孝武帝(公元454—464年)也崇信佛教，特别信任僧人慧琳，令他参与政事，使慧琳有“黑衣宰相”之称。在南朝诸帝中，以梁武帝(公元502—549年)崇佛最为突出。梁武帝既贪恋权势和尊荣，又追求出世的解脱。梁武帝本来信道教，即位的第三年发愿舍道归佛，把佛教几乎抬到国教的地位。他多次舍身同泰寺为奴，然后由群臣花巨金把他赎回来，以此自立功德，又充实了寺院经济。他严格戒律，制断酒肉，重视译经，并亲自讲经、著书，围剿神灭论。(关于梁武帝佞佛的具体情况，请参阅第四章《佛法与王法·皇帝与佛教》)南朝佛教在梁武帝的支持和倡导下，达到前所未有的显赫程度。只是在梁武帝晚期，因发生“侯景之乱”，才一度受到打击。据载，南朝梁代佛教最盛时佛寺多达2846所，僧尼多达82700多人。陈代诸帝也多效法梁武帝的成规，其武帝、文帝也都以舍身佛寺的行动来提倡和利用佛教。

    1.4.2

    两大译经集团

    从东汉末期开始，中国佛教的理论活动中心就分成了南北两个，北方以洛阳为中心，南方则以建康为中心。东晋以来，随着南方海上对外关系的加强，中国同印度、锡南、扶南诸国的佛教往来日益密切，沿海城市广州逐渐成为译经重地，长江流域的江陵、襄阳、庐山等地也时有译家出现。到南朝时，南方佛典的翻译，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都达到可观的地步。南朝长江流域曾先后出现过两大译经集团：

    1.4.2.1

    刘宋时期的求那跋陀罗译经集团

    刘宋时期(公元420—479年)，是南朝译经最多的一代，共有译者22人，译出佛经465部，717卷。

    刘宋的译经，主要是继承了后秦在长安的事业。鸠摩罗什入关后，组成了第一个国家译场，译事非常发达，八百余名高僧云集于罗什门下，可谓空前绝后。公元417年，刘裕攻入长安，聚集在罗什周围的知识僧侣除到徐州者外，多半南下。公元439年，北魏拓跋焘进军姑臧，焚荡佛籍，使北方的另一佛教中心凉州的僧众也大都流入宋境。公元446年，拓跋焘下“灭佛法诏”，迫使魏境僧人大批南逃。刘宋由于把佛教当作“坐致太平”的工具，延揽僧侣，使散布在全国的翻译人才几乎全部集中到了江南，从而使刘宋一代译经活动得以蓬勃开展。

    影响最大的佛教翻译家是求那跋陀罗。求那跋陀罗(公元394—468年)，中印度人。刘宋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来到广州，后入金陵，住祗垣寺，着手译经，声誉大振。当时的博学名士颜延之对他很敬重，宋室的彭城王刘义康和谯王刘义宣也尊他为师，徒众有七百多人。公元446年，谯王刘义宣镇荆州，请他同去，安顿在辛寺。公元454年，刘义宣谋反，经他劝阻不听，并因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逼着他一起东下。叛乱平定后，孝武帝命人将求那跋陀罗护送回金陵。由于他在荆州时写给谯王的信没有片言只字涉及到军事问题，孝武帝查明情况后，对他更加敬重。有一次，孝武帝问他是否想念谯王刘义宣，求那跋陀罗回答说：受供十年，何可忘德，请许为之烧香三年。孝武帝敬重他的义气，慨然应允。

    求那跋陀罗共译经52部，134卷。影响较大的有：《杂阿含经》50卷，《胜鬘经》1卷，《楞伽经》4卷。早期的禅宗史料把求那跋陀罗称为中国的第一代祖师，同他翻译《楞伽经》有关。此外，《十二头陀经》一说也是求那跋陀罗所译，此经提倡无离村落都邑，游化乞食，苛戒苦行，行所谓“头陀行”，它对以后的禅宗的酝酿形成起过重要作用。

    1.4.2.2

    梁陈之际的真谛译经集团

    自宋齐之交起，佛教在中国有了新的发展，佛教徒开始注重理论，看轻传译，因此，佛经翻译事业显得有些萧条。但在梁陈之际，在中国佛教译经史上，又出现了一颗耀眼的明星——真谛。他以坚强的毅力，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译出了大量佛典，从而把南朝的译经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真谛(公元499—569年)，又称波罗未罗，拘那罗陀，意译为亲依，乃是梁武帝时来华的印度僧人，是南北朝时期学识最渊博的外来僧侣。据传，真谛是印度大乘唯识学创始人无著、世亲的嫡传。大同年间(公元535—546年)，梁武帝曾遣使扶南(今柬埔寨一带)，求请名僧和大乘经论，真谛因此携带许多贝叶梵本来华，于大同元年(公元546年)抵达南海(今广州)，经两年到金陵，受到梁武帝接见，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年的译经生涯。

    那时，正值梁末侯景之乱，真谛不得不辗转流亡。先于公元549年到福建，得到富春令陆元哲的接纳，招沙门二十余人助其译经，先后译出《十七地论》、《中论》、《如实论》等。公元552年，侯景兵败，真谛回到金陵，在正观寺译《金光明经》。不久，出走九江，移往南昌，译《弥陀下生经》等。此后，陆续在今江西、福建一带漂泊，无有定所，随方翻译。这种“飘寓投委、无心宁寄”的孤独生活，曾迫使真谛先后三次决心回国，甚至要以自杀结束生命。

    天嘉三年(公元562年)，真谛再度登舟西行，欲还印度，因大风飘抵广州，得广州刺史欧阳父子挽留和优礼，被迎往制旨寺译经，完成了《摄大乘论》、《俱舍释论》等著名佛典的翻译，于太建元年(公元569年)病逝于广州，终年71岁。

    真谛以一个外籍僧人只身来到中国，时逢乱世，身处逆境，在辗转迁居中不间断地进行译经活动。他50岁来华，71岁去世，前后20多年，共译出各种经论48部232卷，成果丰硕，这在译经者中是罕见的。

    真谛所译经论，最重要的是他晚年所译的《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转识论》、《唯识论》等，这些由印度大乘唯识学创始人无著和世亲所著的著名著作，在印度佛教史上是划时代的作品，结构严密，义理丰富，是以前大小乘各种学说的总结。自真谛译成汉文后，正式把大乘唯识学说传入了中国。

    1.4.3

    学派林立，异说纷呈

    从东汉末期开始的中国佛经翻译事业，到南北朝时已基本完成了介绍印度佛教思想的使命，各派佛经的汉译本已经大致齐备。中国佛教徒开始精研细选，各承一说，从而形成了许多专攻某一经论的众多学派。这些学派或称师，或称家，或称宗。南朝长江流域流行的佛教学派主要有：涅槃师，成实师，毗昙师，俱舍师，摄论师，三论师，十诵律师等。

    1.4.3.1

    涅槃师

    涅槃师是研习和弘传《涅槃经》的佛教学派。此经确认：“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在印度大乘佛教般若、瑜伽、涅槃三大系统中，涅槃学说是影响中国佛教思想最深的一个系统。隋唐时期形成的中国化佛教宗派如天台、华严、净土、禅宗等，都受过涅槃学说的影响。东晋末期，法显译出六卷本《大般泥洹经》后，立即引起中国佛教徒注意。但《大般泥洹经》在宣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同时，又说一阐提人(断绝一切善根的人)无佛性。竺道生剖析经旨，孤明独发，认为一阐提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结果被视为离经叛道而受到戒律开除的处分。后来北凉昙无谶译出40卷大本《涅槃经》，肯定一阐提人皆有佛性，和竺道生的观点完全一致。竺道生后来在庐山开说《涅槃经》，成为南朝最早的涅槃师。竺道生又提倡“顿悟成佛”说，反对当时流行的“积学渐悟成佛”说。(关于竺道生，请参阅第三章《佛门奇僧·竺道生》)当时道生的师兄弟慧观则持渐悟说，由此形成南方涅槃师的两大系统，并展开了长期的争论。对涅槃佛性的解释，是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学说的中心问题，由此形成十二家异说。唐代，由于天台宗、三论宗兴起，涅槃师才告衰落。

    1.4.3.2

    成实师

    成实师是研习和弘传《成实论》的佛教学派。《成实论》中的“实”指佛教苦、集、灭、道“四谛”，“成实”即指成立四谛的道理，这是一部由小乘向大乘空宗过渡的著作，由印度僧人诃梨跋摩撰写。它既认为“我空”，人无自性，又认为“法空”，客观世界也无自性，并以此批判各部派，尤其是批判说一切有部的毗昙学。罗什门下的僧导和僧嵩首开成实学派的两大系统，即寿春(今安徽寿县)系和彭城(今江苏徐州)系，在江淮流域盛极一时。梁代是成实师最隆盛的时代。隋代成实师开始趋于衰落。

     1.4.3.3

    毗昙师

    毗昙师是研习和弘传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论书《阿毗昙》的佛教学派。东晋以来，中国佛教僧人相继译出说一切有部《阿毗昙》多种，其主要观点是：通过分析佛教概念，论证人我是空，三世是实有，万物由于因缘和合而生成有永恒不变的实体。最先提倡《阿毗昙》的学者是东晋的道安和慧远，自刘宋时译出《杂阿毗昙心论》后，毗昙师开始兴盛，其中成就最大者首推慧集。萧梁时慧集在建康招提寺讲《阿毗昙》，听众常多达千人。慧集还著有《毗昙大义疏》十万余言，盛行于世。梁末，当“成实”之学渐盛时，毗昙学从此衰落。

    1.4.3.4

    俱舍师

    俱舍师是研究和弘扬《俱舍论》的佛教学派。《俱舍论》是世亲增订《杂心论》时所著，其主要观点是：诸法虽实有，但三世迁流，有生有灭，现在为生，过去为灭，灭是现在必然的推移，不另外等待因缘，而生必须有会生的原因。有六因、四缘、五果之说。《俱舍论》的弘化分前后两期。前期以陈代真谛所译《俱舍论释》为依据，由真谛门下的慧恺、道岳弘传。后期始于唐代玄奘重译《俱舍论》，其门徒中有不少人研习。但旋起旋灭，不久就衰微了。

    1.4.3.5

    摄论师

    摄论师是研究和弘扬《摄大乘论》的佛教学派。《摄大乘论》是印度大乘瑜伽行派的重要著作，无著撰写，世亲作释。真谛在陈代重新译出《摄大乘论》和《摄大乘论释》后，其弟子慧恺、法泰等大力弘传，门徒甚众。由于在各摄论师中，并没有严格的传承，故各家学说并不完全一致。其主要理论是：第八藏识是妄识，是一切现象的根据，但此妄识中有一份纯净的识。将此纯净的识立为第九阿摩罗识，即无垢识，也就是真如佛性。众生只要努力发展第八妄识中的纯净的识，就可以证入阿摩罗识而成佛。唐朝玄奘学派兴起后，摄论师随即衰落。

    1.4.3.6

    三论师

    三论师是研究和弘扬《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的佛教学派。“三论”是大乘空宗的重要论典，主要阐发非有非无、亦有亦无的中观学说。三论师的兴起，始于梁代的僧朗，到隋代的吉藏形成了三论宗。入唐后不久，即因天台、唯识宗相继盛行而渐次衰落。

    1.4.3.7

    十诵律师

    十诵律师是研究和弘扬《十诵律》的佛教学派。《十诵律》是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最重要的戒律。曾在齐梁盛极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