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律学中心的南移，南方律学一直较为兴盛繁荣。五代十国之中，战火较少的南唐吴越一代，其相对稳定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对佛教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佛教发展也就表现得更为义学化。南方闽越诸地国主都热心佛教事业，其建寺、建塔、造像、写经等活动都规模宏大。此时，律学中心在钱塘、扬都一带。

    南方律学的兴盛不衰有四个内在原因：

    第一，如前章所说，南方律师大都去长安洛阳学律，然后又回到吴越一带传讲，他们有着良好的理论继承和师传队伍。第二，北方连年的战争，关中丧乱，而使众多高僧避难于江表一带，如希觉律师从学过的西明寺慧则律师即是如此。因此，北地僧众游学于吴越，化被于江表，使江表律学得以兴盛起来。第三，在南方，虽有国土割据，但刀兵互加相对较少，即使有，也不如北地惨烈，社会文化受损程度也因之相对较轻。相对于北方国家，其存在时间相对较长，加上自然资源的优势，国内经济稳定，社会较少动荡。第四，与北方不同，南方国主对佛教的支持都比较平衡、持久，且具有一致性和继承性。南方各国帝王多有浓厚的宗教信仰，比较支持佛教的建寺、造塔、造像、写经、度僧。突出的即是闽王和吴越王。此一历史阶段，南方地区佛教始终在发展，尤其是吴越之地仍然重视佛教，高僧仍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崇仰，其度僧、研律活动基本上仍然繁荣。

    南方国主中对佛教支持较大的、甚至说是此地佛教发展柱石的即为吴越国钱氏家族。唐末昭宗时，钱镠因为诛灭董昌之乱而出于草野，为政于杭州，后被封为吴越国王。钱氏主政吴越从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举国归宋，历四世五王达半个多世纪。钱氏家族累世信佛，因此在其治下，他们均对佛教发展采取积极措施。当北方佛教生存乏力之时，南方佛教净土、天台、律、禅等诸宗得到稳定发展。此不仅与北地形成强烈的对比，也对宋代南方佛教律学的复兴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去经济和政策之外，钱氏家族对佛教的支持从律学的角度看，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对延寿的支持。

    延寿(904—975)，法眼宗僧人，活动于唐末五代至北宋时期。建隆元年(960)，吴越国忠懿王钱弘俶请延寿住杭州灵隐山以重振杭州灵隐寺，次年又请住永明大道场。延寿居永明十五年，度弟子千七百人，后被称为永明大师。从律学的角度看，延寿于此地广为弘传菩萨戒，入宋后开宝七年(974)于天台山传菩萨戒，常与七众受菩萨戒，度戒万余人。(《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八)

    第二，是对天台佛教的支持。

    天台智者之教，由于年代久远和战火的影响，其典籍多有散落，但在新罗国尚属完备保存。天台山德韶国师以其威望请忠懿王遣使赴新罗缮写补足而回，从而使天台佛学重又盛行于江南。(《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八)由于唐代以后，南方律学和天台已经有着接近和融合的趋势，许多律师兼习台教，台教僧人也研习律学，因而天台教的复兴也带动了律学的发展。

    如，杭州龙兴寺可周，作《音训五帖》解道宣律师的《法华序钞》，行于浙之左右。(《宋高僧传》卷七《可周传》)秀州灵光寺释皓端(890—961)，于四明阿育王寺从希觉律师盛扬南山律，皓端一听，义门无壅，又投金华云法师学法华经，从台教法师玄烛学一心三观，“由是两宗法要一径路通”，得忠献王钱氏赐紫衣。(《宋高僧传》卷七《皓端传》)天台山螺溪传教院释义寂，初从师学《法华经》，受具后到会稽学南山钞，既通律义，乃造天台山研寻止观。(《宋高僧传》卷七《义寂传》)①所以，天台教观的重振带动着律学的发展。

    第三，是对戒律和律学的重视，其直接表现即是对戒坛的重视。

    钱氏之家为政吴越，通过建禅院、兴律寺、立戒坛而广弘律教，故有“大江东西鹿苑官宝坊，翚习云涌，以千百计，皆钱氏创建”之语。②

    唐昭宗乾宁元年(894)，钱镠曾命慧则(834—908)于越州临坛。(《宋高僧传》卷十六《慧则传》)

    吴越乾化初年(911)武肃王钱镠于杭州龙兴寺开度戒坛，召鸿楚临坛，并奏荐梁太祖求赐紫衣并号。(《宋高僧传》卷二十五《鸿楚传》)

    乾化年中(913—914)，钱镠命于会稽开元寺度戒，僧虚受(生卒不详)充任“监坛选练”，此为吴地此职之始，并表于后唐庄宗荐其紫衣。(《宋高僧传》卷七《虚受传》)

    钱镠建六通律寺，请彦求法师于此演律法。③

    后梁天成二年，武肃王钱镠召景霄(?—927)于北塔寺临坛。(《宋高僧传》卷十六《景霄传》)

    钱弘俶不仅从永明道潜禅师亲受“菩萨戒”，还写有《宗镜录序》、《梵天寺经幢记》和《新建佛国宣判幢愿文》等。(《全唐文》卷一百三十)这一切，都对吴越之地佛教律学有着重要的作用。

    佛教的繁荣正是律学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南方江浙地方一带的律学仍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南山律学相对兴盛，此时，南方律学的继承和振兴者主要是以西明寺法宝大师的法嗣为主。

    法宝大师(797—875)，即唐京兆福寿寺玄畅律师，字申之，宣城人，十九削发，二十岁到福州兜率戒坛受具足戒，听掇律科深得宗旨，又往越中“求闻异说”。因仰道宣而投西明寺惠正律师门人，并在京华渐萌头角。后恰会昌法难之时，京城法侣颇甚彷徨，受众推为首，上表论谏。因此，赞宁列其入《宋高僧传》的《护法篇》中。懿宗即位后，大中年间(859)即受请入内与帝谈论，并获赐紫袈裟，充内外临坛大德。玄畅时充追福院首领、充总持寺都维那，后为上座。玄畅一生讲律六十座，度法数千人，撰《显正记》十卷、《科》六帖、《名义图》三卷、《三宝五运》三卷，虽祖述旧闻，标题新目。懿宗钦其宿德，特赐师号“法宝”，后即以法宝大师名于世。(《宋高僧传》卷十七《玄畅传》)其主要弟子或再传弟子有惠柔、慧则、元表等。惠柔曾被赐紫，继承师说。其再传弟子主要有守言、希觉、景霄、赞宁等，他们大都为中国律学史上的著名律宗大师。

    释慧则(835—908)，俗姓糜，吴郡昆山人，大中七年(853)就京师西明寺出家，大中末年，入法宝大师法席，当年敕补备员大德，后被敕署临坛正员，中和二年(882)至淮南，接着又入法云寺，后至天台山国清寺挂锡。乾宁元年(894)至明州阿育王寺，曾应武肃王钱氏之命于越州临坛。慧则一生览大藏教两遍，讲《行事钞》七十遍，并撰《塔记》一卷、《集要记》十二卷以解南山《行事钞》，另外还有《三界图》一卷。入室弟子中最有名者即希觉律师。

    希觉(864—948)，字顺之，姓商，祖籍晋陵，希觉生于溧阳，唐僖宗文德元年(888)出家于温州开元寺。第二年受戒后即揣摩律部，又禀教于时在天台山的西明寺慧则律师。希觉随慧则学南山律学，学有所得，在慧则《集要记》的基础上著《增晖录》二十卷。因取曹植的“萤烛末光，增晖日月”之意而意欲“增晖”《集要记》，随后即“浙之东西，盛行斯录”。希觉讲律于永嘉一带，受到武肃王钱氏的弟弟、时为郡首的钱铧的敬重。希觉后迁于杭州大钱寺，吴越世宗(文穆王)造千佛伽蓝，召为寺主，赐紫衣，并私署其为“文光大师”，四方学者骋骛而臻。希觉还有杂诗十五卷，另外希觉还长于《易》道，并著《会释记》二十卷，其解易至上下系及末文甚备，常为人敷演讲训此经，后授予时任都僧正的赞宁律师。希觉律师的弟子众多，有名的如法眼宗第一世祖文益。(《宋高僧传》卷十六《希觉传》)

    法眼文益(885—958)，为禅僧，世以“法眼宗”之开祖而闻名，浙江余杭人，七岁落发，不久即禀具戒于越州开元寺，又从学于阿育王寺希觉律师，“甚得持犯之趣”，并被称为“律匠”。希觉律师夸赞他是“我门之游、夏”。(《宋高僧传》卷十三《文益传》)

    元表，生卒不详，贞谅之士，言多峭直，好品藻人事，而高义解，从习毗尼，“兼勤外学，书史方术，无不该览”。早年参与京师西明寺法宝的讲肆。唐僖宗广明年中(880)即来越州讲南山律钞，居越州大善寺，“诸郡学人莫不趋集”。元表讲律义理纵横，也讲《论语》，善其谈说，时号为“鉴水阇黎”。元表著有《义记》(又名《鉴水》)五卷。其弟子著名者为景霄和清福。景霄传守言，再传元解，此系被视为五代时南山宗的正系。(《宋高僧传》卷十六《慧则传》、《景霄传》)如下所示：

    另外，此时还有彦偁、寿阇黎、从礼等，皆传讲南山律钞。

    杭州真身宝塔寺景霄，俗姓徐氏，丹丘人，赞宁列为后唐律师。景霄初学律于元表，后又从守言阇黎。景霄洞悉律部奥义，他在金华东白山讲训初学时，江西律匠徽猷特意领徒众前去问难，当听到景霄讲的当持犯篇后，不禁再三叹赏。徽猷曾作有《龟鉴录》，也应当对律学有着精湛的把握，由此也可见景霄的水平。景霄的主要著作为《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简称为《简正记》，共二十卷，现为十七卷，见于《卍续藏经》中。所谓“简正”，即欲以思择之力去邪说，而简取正义。(《宋高僧传》卷十六《景霄传》)

    吴郡常熟的释彦偁(821—920)，师传不明，被号为“毗尼窟宅”，受到武肃王钱氏的敬重。寿阇黎者，生平不详，仅知其传讲南山律钞，频召供施，临坛度人，四远崇重。(《宋高僧传》卷十六《彦偁传》)

    后唐天台山福田寺从礼(846—925)，祖籍襄阳，壮年出家，及登具足后向师学授戒文，往往使用铁锥刺额或掌，疼痛流血，以驱睡魔，直逾半稔，方遂诵通，由是精持律范。以后梁乾化年间(911—912)游学天台。释从礼有着诸教合一的倾向，被武肃王钱氏得闻而召入州府建金光明道场。(《宋高僧传》卷十六《从礼传》)

    此一阶段，南方的律师及其《行事钞》记疏有：

    后梁西明寺慧则律师，著有《行事钞集要记》，十二卷；

    后梁越州大善寺元表律师，著有《行事钞义记》，五卷；④

    后唐杭州真身宝塔寺允堪律师，著有《行事钞简正记》，二十卷；⑤

    后唐杭州无外律师，著有《行事钞持犯四果章记》，卷数不详；

    后唐婺州德殷律师，著有《行事钞手镜记》，卷数不详；

    后唐杭州觉照律师，著有《行事钞指志记》，卷数不详；

    后唐洪州清俨律师，著有《行事钞集义记》，卷数不详；

    后唐越州崇义律师，著有《述钞音训》，卷数不详；

    后唐立律师，著有《行事钞记》，卷数不详；

    汉钱塘千佛寺文光大师希觉律师，著有《行事钞增辉记》二十卷。(《行事钞诸家记标目》，《卍续藏经》第四十四册)

    除去希觉、景霄之外，南方十国时期虽然律师众多、律学繁荣，但是整体而言则没有重大的理论突破。其对律宗的最大贡献是在战乱时代传承南山律钞，延续了对《行事钞》的研习传统，保存了律门师传队伍，从而为宋代的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

    ①  赞宁的《宋高僧传》把皓端和义寂都列为宋代僧人，但其主要生活于五代时期。

    ②③  《武林梵志》卷八第174页、第54页，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

    ④  赞宁虽然列慧则、元表为后梁律师，但其解《行事钞》的著作都作于他们南迁吴越之后。

    ⑤  后世都将其列为宋代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