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的译经工作进展很顺利，三年之内，玄奘最看重的《瑜伽师地论》的翻译工作也完成了，这时的玄奘已经年近半百。玄奘的晚年应该可以安静专心地从事自己的译经工作了。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玄奘在生命最后的十五年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五月十五日，玄奘四十九岁，作为玄奘西行求法成功最主要的象征之一的《瑜伽师地论》的翻译工作正式完成。这年六月，唐太宗离开长安，来到坊州宜君县凤凰谷玉华宫(今延安附近)，玉华宫后改建为玉华寺(请大家记住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玄奘法师就是在这座寺庙圆寂的)。唐太宗到达玉华宫后，诏令玄奘前往。玄奘还在路上，唐太宗就多次派人传令，请玄奘不必赶路，以免劳累。
这次见面，主题依然是唐太宗想请玄奘还俗，来辅佐自己。但玄奘仍然没有改变初衷，对唐太宗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大力地歌功颂德，称颂皇上，再一次谢绝了唐太宗的要求。
唐太宗又问起《瑜伽师地论》，玄奘于是把《瑜伽师地论》的翻译情况介绍了一下，唐太宗马上派人到长安，把刚刚翻译完成的卷帙浩繁的《瑜伽师地论》汉译本拿来。唐太宗仔细阅读了《瑜伽师地论》后，大加赞叹：
朕观佛经譬犹瞻天望海，莫测高深。法师能于异域得是深法，朕比以军国务殷，不及委寻佛教。而今观之，宗源杳旷，靡知涯际，其儒道九流比之，犹汀滢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齐致，此妄谈也。
并当即下令，由国家出钱把《瑜伽师地论》抄写九份，分发到全国最重要的寺庙保存，供人阅读传抄。所以，对于《瑜伽师地论》最早的传播，唐太宗是功不可没的。唐太宗还应玄奘的请求，亲自撰写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大唐三藏圣教序》，并下旨把这部序放在所有的汉译佛经之首。
同年，慈恩寺落成，玄奘为住持，玄奘后来一直有个称号，叫“大慈恩寺三藏法师”，在此之前玄奘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包括佛教界的行政职务他也全部拒绝。十二月，唐太宗专门派高官以九部乐和仪仗，送玄奘和佛经、佛像，还有跟随玄奘的僧人入住慈恩寺。不仅如此，唐太宗还率领皇太子、文武百官在安福门外，手执香炉，恭恭敬敬地迎送玄奘，观者数万人。此后很长的—段时间，慈恩寺就成了玄奘的主要居住地。
这里提到的“九部乐”，这是隋唐时代的宫廷舞乐，一般用于礼仪大典和招待外国使节的场合。仅就这一点来看，唐太宗送玄奘入住慈恩寺的仪式，在当时是属于什么样的等级，大家也就可以知道了。那么，为什么要叫“九部乐”呢?因为这组乐舞是由九个节目组成的。大家知道，在隋以前的南北朝时代，中土与周边少数民族和域外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其中当然也包括音乐在内。到了隋朝统一，就把中土传统的“雅乐”和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原的兄弟民族及外国乐舞，一起整理成一个大型的乐舞节目，用以表示国家的强大和社会的和谐，当时其中包括的节目只有七个，所以叫做“七部乐”。而唐代的“九部乐”，就是在隋代的基础上再加以增删改编而成的。在“九部乐”中，有好几个节目都是玄奘西行沿途经过地方的民族乐舞，如龟兹、高昌、印度等等，玄奘在自己的祖国再一次听闻到这些音乐和舞蹈，想必别有一番感慨。
[最重要的佛经《瑜伽师地论》翻译完成了，玄奘也作为住持，住进了刚刚落成的大慈恩寺。此时已年近半百的玄奘，应该可以专心译经，平静安逸地度过自己的晚年了，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四月十五日，五十岁的玄奘陪同唐太宗到了翠微宫，在此谈论佛法和印度的见闻。五月，在一次谈话的时候，唐太宗突然觉得头疼，但他并不以为有异，仍然留玄奘在宫中住宿，准备等自己稍微舒服一点的时候，继续跟玄奘谈论。没有料到，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就驾崩了，时年五十三岁。而唐太宗驾崩的时候，玄奘就在他身边。
这对于玄奘来讲，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且不说唐太宗对他不遗余力的支持，对他发自内心的尊重，与他非常融洽的交流，用佛家的话来讲，作为一代帝王的唐太宗和作为一代高僧的玄奘，他们是真正的有缘之人。白天陪唐太宗聊天，谈论佛法，晚上再赶工译经，这几乎已经成了玄奘的一种生活方式。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自从唐太宗驾崩以后，玄奘就一门心思，全心全意投入到译经工作中去：
自此之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遇乙之后方乃停笔。
也就是说，玄奘不再放弃每一刻光阴。每天订好学习工作计划，如果白天有事情被打断的话，当夜一定补足，必须完成才肯歇手。玄奘就以这种态度在进行工作。
而这一年，玄奘还遭受到另外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从历史角度上讲，这次打击固然不能和一代帝王驾崩相比，但是在玄奘的内心世界和个人情感上来讲，这次打击的严重程度，恐怕不亚于唐太宗的驾崩。
玄奘的得意弟子辩机，是他最重要的助手，这从《大唐西域记》的署名是两个人——玄奘和辩机，就可以看出。这部书，是玄奘口述，辩机笔录，师徒两人共同完成的，可见辩机对玄奘有多么重要。而就在这一年，这位当时佛教界几乎都认为是玄奘最好的衣钵传人的得意弟子，这位在唐朝佛教界中声誉正在冉冉升起的僧人，居然因为和高阳公主私通而被杀。因为玄奘和皇室接触密切，所以他的弟子也有很多机会跟着自己的师父直接进入到皇室的生活圈里，辩机就是这样认识了高阳公主，并和高阳公主产生了感情。当时辩机年仅三十岁，玄奘不仅失去了一个得意的弟子、一个得力的助手，还对玄奘的译场产生了很不良的影响。
[一年之内，玄奘失去了理解并支持自己的帝王唐太宗，紧接着又失去了自己最得意的徒弟，玄奘的心情可想而知。然而，更大的风波还在后面。其后发生的两件事情，给玄奘的晚年，甚至整个生命都带来了重大的影响。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太宗驾崩后，唐高宗李治继位，唐高宗对玄奘依然非常尊重，政府对玄奘翻译工作的支持也没有因为唐太宗的驾崩而受到任何影响。玄奘在翻译之余，还为很多刺史一级的高官受戒说法，玄奘的信徒越来越多，这些皈依弟子的俗世地位也越来越高。来自日本、朝鲜半岛、西域，甚至来自印度的学生都纷纷拜在玄奘的门下。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回国后都大有成就，玄奘的影响也由此传遍了东亚，甚至回馈到佛陀的故乡，回馈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也就是玄奘五十六岁那一年，玄奘遭遇到两件很不好的事情。
一件是玄奘当时组织翻译了两部很重要的讲解佛教逻辑学的著作——《因明入正理论》和《因明正理门论》。这两部经翻译成汉文以后，玄奘的弟子就这两部经书撰写文章，进行热烈的讨论。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这场讨论超出了佛教的范围，引起了当时唐朝非常重要的一位思想家吕才的注意。吕才写了一部书，叫《因明注解立破义图》，针对玄奘门徒的论著，提出了四十多条批判性意见，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这部攻击玄奘的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不过吕才为自己这部著作所作的序还保留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但在当时吕才的支持者绝不在少数，而且人数众多，地位也都不低。他主要从传统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经济等角度，公开提出要控制佛教的发展，提出要抑制教权、维护皇权。因为他看到佛教在唐朝发展太大，僧人的地位太高，帝王对僧人太过尊崇，他从这个角度提出攻击，于是玄奘和他的弟子们在当时的处境就变得相当的尴尬。争论到后来，成了一场混战，把当时唐朝的思想家和学者官员都卷进去了，最后，只能由唐高宗下令：“遣群公学士等往慈恩寺请三藏，与吕公对定。”皇帝让大家到慈恩寺，恭请玄奘和吕才面对面辩论，决定胜负对错。从这道诏令来看，皇帝还是很尊重玄奘的，虽然根据佛教史籍的记载，吕才“词屈，谢而退焉”，事情的真实情况恐怕未必那么简单，场面也不会太好看。
另一件就更不妙了，它甚至成为玄奘辉煌一生中罕见的被后人所诟病、批评的一个污点。当时中印度有一位僧人，叫布如乌伐邪，翻译成汉语名字叫福生，他带了五百多夹、一千五百余部的佛经来到长安译经。从现在留下的文字记载来看，也许是由于宗派的分歧，也许还有别的不足与为外人道的原因，福生受到了玄奘的严厉压制，不仅他的翻译工作无法进行，而且最终还被逼离开了长安，最后死在瘴气之地，而福生随身带来的五百多夹梵文经典却被玄奘夺走了。
福生的结局很凄惨，所以当时很多人同情这位中印度僧人，对玄奘颇多微辞。然而，也很有一些学者，包括一些相当著名的学者认为，由于玄奘当时的地位越来越高，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所以他的对立面也越来越多。这件事情也许是确有其事，但玄奘的对立面将此事的负面性有意夸大，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存在过的，玄奘可能利用了他当时的崇高威望，和唐朝皇室的密切关系，打压了一位不同宗派的印度僧人，这在玄奘的一生中是非常罕有的一件可以被人批评的事情。
当然，这些都没有动摇玄奘崇高的威望，至少在唐朝皇帝的眼里没有。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二月，玄奘还为唐高宗的婕妤薛夫人落发受戒。三月，唐高宗亲自为慈恩寺撰写碑文。四月御书碑落成，玄奘率领慈恩寺和京城的僧人举行了盛大的迎接仪式，官方也派仪仗恭送，“京都士女观者百余万人”，场面非常热闹。十一月初一，武则天施舍一件非常珍贵的袈裟给玄奘。十二月初五，武则天生子满月，依然请玄奘进宫为皇子(佛光王)剃度，师父是玄奘。这些都是很高的荣誉。
[从唐太宗到唐高宗，甚至连骄横的武则天，都对玄奘法师十分尊崇。唐朝皇室的虔诚与礼遇，使一向谨慎小心的玄奘也错误地估计了自己在皇室中的地位。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成为玄奘人生的转折点呢?]
大概是玄奘觉得自己跟皇室的关系很密切，于是在这一年上了一道奏章，要求废除两条法律：一条是“先道后佛”。我们知道，唐朝的皇室为了掩盖自己混杂的血统和卑微的出身，将道教的始祖老子作为自己的祖宗，于是，以道、儒、佛为三教秩序，在官方的排序中，佛教是最低的。玄奘上了一道奏章，要求把佛教排在道教之前，被唐高宗断然驳回。
第二条，要求废除“僧尼犯法依俗科罪”。唐朝的规定，和尚和尼姑如果犯法，是按照俗人一样定罪，没有任何特权的。玄奘上表章要求废除，也被唐高宗驳回了。
由以上两条可以看出，皇帝虽然非常礼遇玄奘，可玄奘在朝廷上也不是说什么都行。历史有其两面性，帝王其实还是有点打压玄奘的。
这一年的五月，玄奘因早年西行求法，翻越过多的雪山，而落下的冷病这时突然发作。这个病以前靠药物控制了好几年，也许因为这两个表章上去以后被驳回，玄奘心情不太好，突然病发了，而且来势凶猛，几乎不治。幸好唐高宗派御医全力救治，玄奘才稍微好转，唐高宗还把玄奘接到皇宫供养，让玄奘在宫中译经，“或经二旬、三旬方乃一出”，照料得非常周到。
显庆二年(657年)，玄奘奉命陪唐高宗到洛阳，在翠微宫译经，唐高宗希望玄奘“无者先翻，有者在后”，也就是说，翻译的时候希望把汉译本里没有经典的先翻，这个建议未必不合理，却没有被玄奘采纳。
此时，玄奘利用身在洛阳的机会，提出要回乡探望姐姐张氏，并且为父母迁葬。我们知道，玄奘是兄弟姊妹四个人，老大的名字历史上没有留下来，二哥就是玄奘进入佛门的领路人——长捷法师，这是玄奘的亲哥哥，而玄奘现在要去探望的就是这个三姐，玄奘自己最小，是家里的老四。玄奘一到洛阳，就希望去探望这个几十年没见的姐姐，也是玄奘在这个世界上有世俗血缘关系的还在世的唯一亲人。唐高宗非常爽快地批准，并通知地方官员妥为安排，一切费用仪仗由国家支付。
玄奘以翻译佛经为自己的生命，觉得伺候皇帝是一种拖累，于是再次请求到嵩山少林寺去译经。这个在我们眼里应该是很应该被批准的请求，居然被唐高宗以非常严厉的态度拒绝了，而且这次皇帝还破例亲自书写复信，其中有这样几句话：
道德可居，何必太华叠岭；空寂可舍，岂独少室重峦?幸戢来言，勿复陈请。
我们不难从中感觉到丝丝的寒意。
我想，唐高宗拒绝玄奘的要求，无非是这么几个原因：第一，玄奘在我们眼里当然是一代高僧，是在文化上、佛学上、翻译上有重大贡献的人，可是在皇帝的眼里，也就是个文学侍从，和李白差不多。皇帝高兴就找你谈谈，所以希望你不要离我太远，皇帝都是非常自我中心主义、非常自私的。第二，在历史上，帝王都不大愿意有号召力的高僧居住在自己控制不严的偏僻山林，否则万一信徒众多，登高一呼，或者有人打着你的旗号谋反呢?所以这一次是干脆、严厉地拒绝，玄奘也就不敢再提出类似的要求了。
十一月，玄奘再次发病，身体日渐虚弱。《旧唐书》记载说：“京城人众竞来礼谒。”京城人流来往众多，大家都来拜见玄奘，弄得玄奘不胜其扰，玄奘成了当时唐朝的百姓、官员，乃至外国来唐人士心目中一个非常耀眼的亮点。同时，玄奘又是慈恩寺的住持，所以他还要被造佛像、布施、接待外宾等琐事烦扰，搞得自己体力明显地下降。他最终下了决心，既然皇帝不允许我去遥远的少林寺，那我就提出离开长安，去玉华寺。玄奘是动了脑筋的，这个地方相对来讲也比较偏僻、冷清，但他跟唐太宗曾经在那里度过非常融洽的时光，所以这样提的话，唐高宗是不好拒绝的。这一次唐高宗允许了，从这以后，一直到圆寂，玄奘再也没有离开过玉华寺，换句话说，玄奘的脚步再也没有进入过繁华嘈杂的京城。
[在玄奘接下来将要面临的生命的最后一两年时间里，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又遇到了哪些事情?他给后人留下哪些话呢语?请看下一讲“法师圆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