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汉地重新陷入了南北分裂的局面，佛教也随之出现了南北风貌的差异。

    庄严宝像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五代更迭，兵火不息，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佛教元气大伤。后周时，更出现了周世宗柴荣的灭佛之举，造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第四次“法难”。

    “法难”也叫做“法厄”，指封建帝王为维护封建统治而实施的灭佛行动。

    第一次“法难”，指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行动。

    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即位之初本是信仰佛教的。他经常请一些“高德沙门”到宫廷里谈佛论法；每逢4月8日“浴佛节”的时候，还亲自登上城楼观看庆祝活动，并向佛像散花致礼。但是，佛教的过分发展，使得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之间产生了矛盾；寺院经济与皇权利益的对峙局面，引起了朝廷的不安。在经济方面，寺院经济的发展侵害了封建国家的利益——出家僧尼数量增多，减少了国家掌握的人口，影响了国家的赋税、徭役。在文化方面，佛儒之间、佛道之间的斗争都很激烈。拓拔氏进入中原以后，逐步采用了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由于儒家强调“华”、“夷”之别，拓拔氏便强调自己的祖先是从中原迁入漠北的，与汉族人的祖先同出一支；对来自西方的佛教，则产生了排斥心理。同时，太武帝很赏识和信任学识渊博的“司徒”崔浩，而崔浩是信奉道教的。在崔浩的影响下，太武帝接受了道士寇谦之的宣传，逐步弃佛奉道。公元440年，太武帝改国号为“太平真君”，表明他已经完全接受了道教；后来，他又亲至道坛受符箓，成为一个正式的道教徒。在政治方面，一些佛教僧人的不法行为，是导致这次灭佛事件的直接原因——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盖吴造反，关中骚乱，太武帝率兵讨伐，在长安的佛寺里面发现了弓矢矛盾等兵器，怀疑僧人与盖吴通谋；随后，又在佛寺里面查抄出酿酒具(当时禁止民间私自酿酒)与大量钱财，并发现了“与贵室女私行淫乱”的“屈室”。太武帝大怒，下令诛杀长安沙门、焚毁长安佛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太武帝进一步诏令全国，大举毁破佛像、焚烧佛经、坑杀沙门。在这次“法难”中，不少僧尼被坑杀，北魏境内的佛寺基本被焚毁。幸亏太子拓拔晃暗中庇护，很多地方的沙门事先得到了消息，纷纷逃匿，并藏起了一部分金银佛像和佛教典籍，减少了损失。但是，这次“法难”毕竟使佛教在汉地的发展遭受了沉重打击。

    第二次“法难”，指北周武帝的灭佛行动。

    北周武帝宇文邕时期，有一个名叫卫元嵩的人，本是佛教沙门，还俗以后上书武帝，论述：尧舜时代没有佛教，天下却十分安定，可见，治理国家无需佛教。周武帝赞同他的说法，多次召集百官及沙门、道士，辩论儒、释、道三教的地位，强调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周武帝终于诏令全国：废止佛教和道教，强迫沙门和道士还俗。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灭了北齐，周武帝又在北齐境内推行灭佛诏令。经过这次“法难”，北方的佛寺和佛像损失殆尽，使得“北地佛教，一时绝其声迹”。

    第三次“法难”，指唐武宗的灭佛行动。

    由于“恶僧尼耗蠹天下”，唐武宗李炎于会昌三年(公元845年)敕令灭佛，共毁破佛寺44600所，被迫归俗的僧尼达260500人，铜制佛像以及钟、磬等法器也被熔铸为钱币。不过，唐武宗对待佛教毕竟没有像北魏太武帝那样“赶尽杀绝”，他在东都、西都各保留了两所佛寺，每所佛寺中保留僧人30名，各“节度观察使”的治所与同州、华州、高州、汝州也各保留了一所佛寺。

    第四次“法难”，就是周世宗柴荣的灭佛行动。

    周世宗虽然在位时间不长，却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封建皇帝。他在登基的第二年(公元955年)春，就诏令全国：严禁私自出家，废除未经朝廷许可的佛寺。结果，3326所佛寺被毁弃，大批铜制佛像被熔铸为钱币，历代名僧的章疏文论散失殆尽，经、论典籍也大多湮灭了。

    这四次“法难”，就是佛教史上所谓的“三武一宗灭佛”。

    在“三武一宗”的灭佛行动中，无不以毁破佛像为主要内容之一。这是因为：在佛教“三宝”中，“大宝”(佛)是以佛像的形式出现的，佛教因此又叫做“像教”。

    佛教称佛像为“庄严宝像”。“庄严”，是一个佛教名词，有两种意义：《阿弥陀经》里面说，“庄严”的意思是“功德庄严”，指功德俱足；《菩萨本行经》里面说：“庄严”的意思是“事相庄严”，指端整妆束。因此，“庄严宝像”既指用金、银、玛瑙、珍珠、珊瑚、琥珀等多种宝物精心装饰的佛像，也指庄重、严肃的佛像。

    作为一条成语“庄严宝像”(或“庄严宝相”)用来比喻人的真实面目。常为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