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官制度是我国历代都会为管理全国佛教事务而设置官吏、机构的制度。
它起始于北魏前期和后秦，此后各朝沿袭，但是每代都有变革。
僧官的任务是：编制僧尼户籍，制定寺院建制、僧尼定额，发放度牒，任命下属僧官以及寺庙住持，主持重要的建寺、塑像与译经活动，管理僧尼日常生活及处理违法事件。
南北朝时期僧官制度：初期僧官
自汉代至西晋，国内的寺院和僧尼并不多，且译事和法事尚属初创，这时候的佛教事务一般由接待宾客朝觐的大鸿胪寺掌管。
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快速发展，寺院逐渐增加，沙门也日益众多，出现了不少名僧。特别在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和北魏时期，发展更为迅速。
这时候，北方的一些国家开始设置僧官。
北魏道武帝于皇始年间，礼征赵郡沙门法果赴京师，后以为“监福曹道人统”，令他绾摄全国僧徒。
后秦时期，僧尼激增，秦主姚兴就任命义学沙门僧契为僧方(或称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斌为僧录，掌管秦地僧尼事务，这是我国佛教有官方管理机构和设置僧官的开始。
南北朝时期，佛教迅速发展，僧事日益频繁。
北魏文成帝时，对佛教管理机构和僧官制度作过一次调整。如将中央改监福曹为昭玄曹、道义统为沙门统，又称昭玄统其下设都维那等；在诸州、镇、郡设维那、上座、寺主等，分别掌管中央、地方以及各寺庙僧务。
东魏、西魏以及北齐、北周也均设置相应的机构和僧官。北齐则沿袭北魏制度，并有所发展。如掌管佛教的总机构称为昭玄寺，列为朝廷诸卿寺之一。各寺都设置大统、僧统各一人，都维那三人，又有功曹、主薄等辅助人员，来管理诸州、郡、县沙门事务。在昭玄寺之外，北齐鸿胪寺所属典寺设有僧祇部丞一人，执掌佛教事务。
北周僧官制度有较大的改革，中央置有春官卿，春官属员有典命一人，主管沙门、道士之法；又在宗正卿下别置司寂上士、中士，专管沙门之事。
在南朝，僧官设置基本沿袭后秦制度，唯在名称、人数方面略有变化。
齐、梁、陈时代将能统管全国僧尼事务的最高僧官均称僧正或僧主，而只管某一寺院事务的僧官则为法主或寺主，由皇帝敕授。
隋、唐时期僧官制度：僧官渐丰
隋唐时期的佛教比过去有更大的发展，僧官制度也相应地随之发生各种变化。
隋文帝改变了北周的官制系统，模仿北齐的僧官制度，即中央立昭玄寺，置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等僧官，各州设置统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等，分别管理全国和地方僧尼事务，对外国僧侣还设有外国僧主。
并且还在有学问的僧侣中设“五众”，即讲大论、讲论、讲律、涅槃、十地等五种制度，五众设有众主，由朝廷任命，但这个制度至文帝末年即告终止。开皇十二年(592年)，又特置鸿胪寺崇元署令、丞，掌管佛教事务。当隋炀帝即位后，郡、县佛寺，都改为道场，由置监、丞进行管理。
唐代初建，僧官制度一直都继承隋朝制度，天下的僧尼都隶属于鸿胪寺。
唐高宗以后，僧官制度多有变化。
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就令天下僧尼转为隶属于礼部的祠部。在祠部中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主事、令史、书令史多人。
每个寺都有定数，每寺立三纲，即上座、寺主、都维那各一人，让德行知识高者充任。凡试经度僧，由祠部给牒，并且三年一造僧人的簿籍。
天宝六载(747年)至德二载( 757年)，设置祠部使，典领佛教事务。
贞元四年(788年)，又设置左右街大功德使、东都功德使、修功德使，以此管理僧尼簿籍及役使。
元和二年(807年)，又于左右街功德使下设僧录司，置僧录等职，照例由僧人充任，掌管全国寺院、僧尼簿籍以及僧官补授等事。
会昌二年至六年(842—846年)一度以僧尼隶礼部主客，但基本上仍沿行以两街功德使掌管佛教事务的体制，州、县之佛教政令，通常由州功曹、司功曹掌管。
此外，各州皆置有僧正一职，具体掌管一州僧务。
宋、辽、金元时期僧官制度：沿用唐制
宋、辽、金、元时期的僧官制度仍然沿用唐制，并有所创新。
北宋体制的政令出于礼部祠部郎官，具体事务则由鸿胪寺统辖。中央设左右街僧录司，掌管寺院僧尼簿籍及僧官补授之事。州、县、则分别设有僧司，掌管僧尼事务。
南宋偏安后，鸿胪寺并入礼部，佛教事务由礼部祠部郎官统一掌理。
金代在首都设有管理全国僧尼事务的最高僧官，称为国师，其余四京，即北京、南京、东京和西京则各设僧录、僧正，州设都纲，县设维那，任期均三年，以德行学问较高的僧人充任。至于政令则由礼部祠部郎官掌管，举凡任命僧官、举度僧尼等，皆有定式。
元代则崇尚藏传佛教，僧官制度也比较复杂，与前代不同。政令虽出于中书省礼部，但又以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宜。
宣政院起初名为总制院，始置于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到二十五年更名宣政院，设置有院使、同知、副使及其他官属多人。院使初为正二品，后升从一品。总制院、宣政院的职事是掌管全国佛教事宜和西藏地区政教事务。
总制院、宣政院，例以“帝师”兼领，赐玉印，院使副职规定以僧人充任。地方设行宣政院，各州府置僧录、判正、副都纲等僧官。
至顺二年(1331年)，又撤销行宣政院，在全国立广教总管府十六所掌管僧尼事务，另设达鲁花赤、同知、府判官各一人。
元统二年(1334年)，再革罢诸广教总管府，别置行宣政院于杭州，不久又废。
祠部、祠部筒、祠部牒
祠部原为唐代礼部之别名，属于尚书省的六部之一，祠部的主管事情有选举、学政、仪礼等。唐武后则天延载元年(694年)五月十五日敕天下僧尼隶属祠部，此后僧尼之度牒就由祠部司所管辖，故也称为祠部牒，略称祠部。
祠部筒是僧侣行脚时，经常用竹筒盛其度牒，以便随身携带。自武后开始，天下的僧尼都隶属尚书六部中的祠部，度牒于是就由祠部发放，所以用“祠部筒”来称呼装置度牒之竹筒。
祠部牒即度牒，乃是允许僧人出家的证明书，因为它是唐代尚书省祠部司所发给，故称祠部牒。
明清时期僧官制度：周密详细
明清时期的佛教虽较之前有所衰退，但此期间的僧官制度却比前代更加细密周详。
明代的僧官开始设于明太祖时期。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天界寺设立了善世院司以掌管佛教，又设置了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僧官，负责全国重要寺庙住持的任免。
洪武十五年，又重新组建中央和地方僧官组织。如中央设置僧录司，有左右善世(正六品)、左右阐教(从六品)、左右讲经(正八品)，左右觉义(从八品)各二人，均由礼部任命，以此掌管天下僧务。府则设僧纲司，有都纲(从九品)、副都纲各一人，州则设僧正司，有僧一人，县则设僧会司，有僧会一人，归僧录司统辖，分掌地方僧务。总之，凡是有关全国佛教之政令，则大体循前代之旧，总领于礼部祠祭司郎官。
清代僧官制度，几乎完全承袭明制。所有中央和地方的佛教管理机构以及各级僧官的名称、人数、品秩、职事等都和明代基本相同，佛教事务之政令，也由礼部祠祭清吏司郎官执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