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儒家学者在两宋统治者支持下，汲取、消化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尤其汲取佛教长期酝酿并发展成熟了的心性学说，建立和完善起新的哲学思想体系——理学。

    理学一再提倡和着意标榜的“内圣外王”，实质上是儒、释、道合一的东西，是儒家治世事功和佛教精神境界以及道教神形仙骨统一的理想标准。

    佛教对理学形成起直接作用的是禅宗。通常认为，理学基本范畴“理”、“事”出自华严宗，但我们知道，华严宗在宋代已极其衰微，典籍散佚殆尽，倒是禅宗还表现出相对的繁荣。宋代禅僧以“华严禅”为背景，往往兼习华严教义，阐发理事(体用)关系。事实上，宋儒接受华严理事关系说，主要通过与禅僧的频繁交往。据《居士分灯录》载，禅僧圆悟克勤曾谒大官僚张商英于荆南，两人“剧谈华严要旨”。克勤说：“华严现量境界，理事全真，初无假法。所以即一而万，了万为一，一复一，万复万，浩然莫穷。”他又告诉张商英：“若到事事无碍法界，法界量减，始好说禅。”这是克勤借用华严宗圆融无碍的“四法界”学说向张商英说禅，而禅的最高境界实际上也就是华严宗“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真俗无碍”的境界。禅宗各派中与华严学说最相近的是曹洞宗，理学家反复申述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与曹洞宗“五位”学说的核心“君臣五位”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君臣五位”旨在说明体用(理事)的圆融一致，并认为只有这种圆融一致的体用关系才是“君臣道合”。天童正觉所倡导的“默照禅”，意在通过静坐默究，体会理事无碍、事事圆融的境界。

    佛教不触及社会改造而注重于宗教内心修养，隋唐宗派佛教已具有了完整的心性学说体系。宋代禅宗、天台宗进一步在这方面开拓，把佛教心性之说加以发展和完善。

    宋代禅宗的心性论大抵是在洪州禅“性在作用”、“触类是道而任心”的基础上，结合孟子性善说发展起来的。东林常总与程门弟子杨时有如下一段谈论心性问题的对话。“(时)谓师曰：‘禅学虽高，却与儒学未有所得。’师曰：‘儒学紧要处也记得些子，且道君子无入而不自得，得个甚么?’时默然。”“师又与时言：‘阿赖耶识，此言善恶种子。白净无垢，即孟子之言性善。性善则可谓探其本也，言善恶混乃于善恶未萌处。’时又问曰：‘孟子道性善是否?’师曰，‘是。’时又问：‘性何以善言?’师曰，‘本然之性不与恶对。’”(《佛法金汤编》卷13)这里，常总先是否认关于佛家对儒家缺乏了解的看法，接着有意识地将禅宗心性说与儒家性善说加以调和，宣传佛教的“本然之性”说。这一“本然之性”对理学“天地之性”、“天命之性”的建立，其作用不容忽视。北宋禅僧金山昙颖曾著《性辩》一文，认为，儒家说穷理尽性，与禅宗“顿悟”学说有一定距离；“理”和“性”只能作神秘的体悟而不可“穷尽”，因为它们不是知识所及的领域。在禅宗看来，性无所谓善恶，只为方便而说善恶。这种思想虽意在表述佛教心性说与传统儒家人性论的差别，但它对理学中陆王一派(心学)更具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