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印度佛教派别
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佛教内部因对教义和戒律产生认识分歧，教团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系统。属于这两大系统的“部派”先后达十八部或二十部之多，此为佛教史上的部派佛教时期。上座部系统基本上遵守原始佛教的教义和戒律，但在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上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其中的“说一切有部”以善著论(阿毗达磨)书出名，代表性著作有《阿毗达磨发智论》及《大毗婆沙论》等。大众部系统在理论上有革新，对佛陀进一步神化，在对世界万有的解释方面主张一切皆虚幻不安。在解脱修行理论方面提示“心性本净”说，认为人人有觉悟解脱的内在根据。大众部的资料现仅散见于《异部宗轮论》等著作之中。
公元一世纪，在印度南部从大众部系统中产生了大乘佛教。“大乘”意为“朋的运载物”，比喻可运载广大众生达到彼岸。大乘佛教把以往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统统贬之为“小乘”。
大乘佛教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初期(公元1—4世纪)，这时的基本经典有《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无量寿经》、《维摩经》等，而以《般若经》影响最大。《般若经》主张人的认识及一切事物在本质上是空的，所谓“诸法性空”，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理论基础。《法华经》会通大乘和小乘，主张人人可以成佛。《无量寿经》宣扬西方阿弥陀佛的净土信仰。《华严经》讲大乘修行者应遵循的宗旨和可达到的阶位，并强调“心”的本体意义和在解脱中的作用。
初期的大乘论师代表人物为龙树(150—250)及其弟子提婆等。他们以论释《般若经》思想来建立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创了中观学派。主要著作有《中论》、《百论》、《十三门论》、《大智度论》等。认为世界万有为因缘所造，在本质上是空的。这种空性表现为事物的“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他们主张的真(出世、彼岸、佛教智慧和真理)、俗(世俗世界和认识)不二的理论，对后世佛教的世俗化有很大影响。
(二)中期(约公元4—6世纪)，这个时期的基本经典有《涅槃经》、《胜槃经》、《解深密经》、《楞严经》等，以《涅槃经》影响最大。《涅槃经》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为大乘佛教解脱的理论基础之一。“佛性”意为成佛的内在可能性，有时与“法身”，“法性”同义，即与佛、佛法共通的本性。《解深密经》提出一切外界唯识所变的思想和八识学说，以阿赖耶识(相当灵魂)作为精神主体。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无著、世亲兄弟，他们奉弥勒(或认为实有其人)为先师，创立了唯识学派(也称瑜珈行派)。主要著作《瑜伽师地论》、《大乘庄严经论》、《辩中边论》、《摄大乘论》及《摄大乘论释》、《唯识三十颂》、《十地经论》等。这些著作以论证阿赖耶识缘起，一切唯识所变为主要内容，此后陈那、护法等人对唯识学说有较大发展，唐玄奘编译的以护法观点为主的《成唯识论》于后世影响较大。
这一时期的中观学派的著名论师则有佛护和清辩。
(三)后期(公元7—13世纪初)，七世纪以后，大乘一部分派别同婆罗门教混合形成密宗。它吸收了中观和唯识学派的观点，又吸收印度民间的宗教信仰，以繁杂的咒术仪轨和神秘主义的教义为其特点，自此开始了大乘后期的密教时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经典有《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等。这些当时盛行的经典与以往佛经不同的是，称是法身佛大日如来所说，而非释迦牟尼所说。
密教后期更吸取了印度教性力派的作法，形成左道密教，但日趋衰败，走向没落。
第二节 中国佛教宗派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对佛教学说的理解和修行方法的不同认识，到南北朝时开始出现了不同的佛教学派(在南方有涅槃师、成实师、三论师等，在北方有地论师和楞伽师等)，这是中国佛教开始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标志。但这些学派尚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宗派。
随着佛教进入兴盛时期，到隋代产生了天台、三论两个宗派。到唐代形成了唯识宗、贤首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六个宗派。宗派是中国僧人依据各自所宗的佛教经典而构筑的不同特点的佛学体系，也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在佛教里的反映。
在佛教传入的过程中，如果佛经的翻译仅仅是移植的话，那么宗派的创立，则是对佛教的一种改造和发展。隋唐时期宗派的创建过程，也就是佛教的中国化过程。宗派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进程的完成。
教派的风起，使中国佛教展现出异彩纷呈的繁盛景象。各派均秉承着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教义，执行不同的教规，相互区别，自有承继，其哲学精神更为成熟。
天台宗：因其实际上的创始人，陈、隋之际的智*(左岂右页)常住浙江天台山故名。后世也以天台山国庆寺为祖庭。又因其以《法华经》为主要的教义根据，故又称“法华宗”。因该宗吸取了龙树一脉的佛教思想，故该宗系谱，以龙树为初祖，北齐慧，慧思为二祖，而以智*(左岂右页)为四祖。智*(左岂右页)确立了定(止)、慧(观)双修的原则，所著《法华玄义》、《摩诃止观》、《法华文句》被奉为“天台三大部”。在教义上，主张五时八教。“五时”就是把释迦牟尼一代的说法分为五个时期，即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八教”是将上述这五个时期所说之法分为专讲教化形式的“化仪四教”和专讲教义内容的“化法四教”。把自己信奉的《法华经》列为佛的最高最后说法。在教义上，主张一切事相都是法性真如的表现，并用一念三千，三谛圆融加以发挥。他们认为，只有心才是最真实、最可靠、最根本的实体。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都是一念的产物，客观世界的各种事物(三千)，即在一念之心中，此谓“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的理论则认为一切事物都由因缘生，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此为“空谛”；一切事物虽无永恒不变的实体，却有如幻如画的相貌，此为“假谛”。这些都不出法性，不待造作有无，此为“中道谛”；任何事物都处于既空、又假、又中道的状态中，因而称之三谛圆融。唐武宗灭佛，使《法华经》等经典大半散失，天台宗也因之声势衰落了。
三论宗：以研习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提婆的《百论》而得名。又以着重阐扬“诸法性空”之说著称，亦称法性宗。自后秦鸠摩罗什译出三论后，经僧肇、法朗等师徒递相传承，至隋代的吉藏而集大成，对魏晋南北朝所有名家学说一一批判，特别驳斥当时的成实师等。该宗以法朗为初祖，吉藏为二祖，以法朗所居之南京栖霞寺为祖庭。吉藏先后著成《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的注疏及《三论玄义》、《大乘玄义》等，把《般若》无碍、性空的义理发挥无遗。他的基本观点在判教方面提出“三藏三法轮”说。认为三论宗教义属大乘菩萨藏，并认为大小乘皆为佛说，最后三乘同归一乘。在教义上提二谛蜍正道说：认为世界森罗万象皆由因缘而生，空幻不安，但在世俗人看来它们是真实的存在，此为“俗谛”；在得道的“圣贤”看来，皆空无实体，比为“真帝”。但俗、真二谛又是“二而不二”的，二者不可偏废，世界的真实面貌(实相)是非有非无，“虽空而宛然假(万物是假有、假名)，虽假而宛然空”，此则为中道。万物毁然“非有百我”，那么“生非真生，灭非真灭，而是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此为“八不”；用“八不”说明“中道”，名“八不中道”。唐武德五年(622)，吉藏圆寂。贞观以后，三论宗日渐衰落。
唯识宗：为唐玄奘(600—664)及其弟子窥基创立，以分析法相而表达“难识真性”得名，故又名“法相宗”。因窥基常住于长安大慈恩寺内，世称慈恩大师，所以也称“慈恩宗”。主要继承了古印度瑜伽行派学说，所依据经典为六经十一论。窥基根据玄奘意义，糅合印度瑜伽行派著名十师对于世亲《唯识三十论》之注释，编纂成《唯识论》，为该宗代表著作。认为一切事物只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即“万法唯识”“心外无法”，除意识外一切都不存在。这种理论又称为“唯识无境”，世界万物的存在只因“部分”在起作用，没有离开识的世界存在，只有进入“真如世界”，识才失去作用，而人的通常认识，只是“迷妄”，人之所以迷妄，就在其相信外界事物是真实的，故而主张取有外境，只留下的活动和功能，即外境非，内识非无。窥基后有弟子慧诏，智周等继续传播唯识宗法。但由于它的传播偏重关中、河洛一隅，信徒仅限于有较高文化的上层人士，更根本的是其繁琐的经院哲学，固执于印度佛教教义，反对人人能成佛的学说，无法适应社会需要，中唐以后就逐渐衰落了。
华严宗：以尊奉《华严经》而名，又因其实际创始人法藏被武则天赐号“贤首”，也称“贤首宗”。初祖杜顺和尚，隋末住终南山，宣扬《华严经》，唐太宗曾迎入宫中。三传至法藏(公元643～712年)吸收了玄奘所译佛经中的一些理论，完成了批判，正式建立宗派。华严宗试图将当时所有的新兴教派(包括天台、慈恩等)的说法熔于一炉，称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所谓“一真法界”的体现，认为佛性是世界的本源，物质世界是虚幻的，佛性才是实有的。他们认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是妄想，只要离开妄想，就能进入佛国天堂，从而在理论上缩短了现实世界同佛教极乐世界的距离，为人们成佛打开了方便之门。华严宗的一些学说，也大大发展了大乘思想，展现了中国独特的大乘精神。法藏曾为武则天讲《华严经》，四祖澄观在德宗的受封“清凉国师”，宪宗时任“僧统”。从中宗到武宗一百六十年间是华严宗极盛时期，武宗会昌法难后一蹶不振。
律宗：相传释迦在世时为约束僧众，制定了各种戒律，第一次佛教结集时，由优婆离诵出律藏。部派佛教形成以后，各部派对戒律的理解不尽一致，所流传的戒律也有了差异。东晋后，传入中国的有《十诵律》、《四分律》、《摩诃祗律》、《五分律》等，而以《四分律》传布最广，北魏时法聪精研《四分律》，自成一派，随后地论师的慧光推动了律学发展。至唐代终南山和尚道宣(596—667)继承慧光的学说，用大乘教义解释《四分释》，开创了南山律宗，因实际创立者道宣常住终南山净业寺，故称南山律宗，而以净业寺作律宗相庭。《四分律》在唐代成为主流。道宣在终南山设戒坛，制订传戒仪式，把佛教分为“化教”和“制教”。以戒、定、慧三学中的定慧二学为化教，戒学为制教。他们宣扬以心法为戒体，把戒分为止持，作持二门。止持，即“诸恶莫作”之意，为此规定比丘必须遵守二百五十戒，比丘尼要遵守三百四十八戒；作持，即“诸善奉行”之意，这里包括关于受戒，说戒，安居以及衣食坐卧的种种规定。《四分律》从形式看属于小乘，从内容上属于大乘。如今所指的律宗即指南山律宗。
密宗：也称“真言宗”、“金刚乘”。因其自称受法自佛大日深奥秘密教旨传授，为“真实”言教，故名。传说大日如来授法金刚萨埵，释迦逝世八百年时，龙树开南天铁塔，亲从金刚萨埵受法，后传龙智，龙智传金刚智和善无畏。金刚智、善无畏以及稍后的不空，在中国佛教史上所称为“开元三大士”，他们是中国密宗的开创者。现一般认为密宗是七世纪以后印度大乘教一部分派别与婆罗门教相结合的产物。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轨、民俗信仰为其特征，主要经典是《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密教认为世界万物，佛和众生皆由地、水、火、风、空、识“六大”所造。前“五大”为“色法”，属“胎藏界”(“理”、“因”)，识为“心法”，属“金刚界”(“智”、“果”)色心不二，金胎为一。二者摄宇宙万有，而又皆具众生心中。佛与众生的相通，众生如果依法修“三密加持”，即于结印契(以手指结成各种手势来表达种种意义，其所结者要印合一定的佛法，故称结印)。口诵真方(咒语，象征种种神相)心观佛尊，就能使身口意“三业”法净，与佛的身口意相应，即身成佛。该宗仪轨复杂，对设坛、供养、诵咒、灌顶(入教或传法仪式)等皆有严格规定，需经阿阇梨(导师)秘密传授。由于此宗密法深奥，传授讲习均受到一定程度限制，因而不空以后，经惠果传两代即衰微了。传入西藏地区的密宗在藏传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与汉地密宗有显著区别，传统上称之为“藏密”。其接受了印度后期金刚乘密教，有自己的传承，在所重经典、仪轨、制度等方面都独具特点。
禅宗：因主张用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而得名。又自称“传佛心印”，以觉悟所称众生本有之佛性为目的，也称“佛心宗”。相传创始人为菩提达摩，下传慧可、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为首的南宗。北宗主张渐修。中唐以后，南宗渐成禅宗正统。慧能门下有青原行思，有岳怀让，南阳慧忠，荷泽神会，形成禅宗主流。后青原系下形成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南岳系下形成沩仰、临济两宗，世称“五家”。临济宗在宋代形成黄龙、杨岐二派，合称“五家七宗”，曾盛极一时。后来只有临济、曹洞两宗流传不绝，临济宗尤为兴旺。佛经中《楞严经》、《金刚经》、《大乘起信论》等对该宗有较大影响，《六祖坛经》则是禅宗自己的经典。主张心性本净，佛性本有，即心是佛，是性成佛，提倡“顿悟”。禅宗以它实际上的创始者六祖慧能所居曹溪南华寺为祖庭。禅宗理论成为后来宋明理学的重要思想源泉。
净土宗：亦称“莲宗”。净土宗是以《阿弥陀经》、《无量寿经》等“净土三经”为主要经典建立起来的宗派。该宗劝人念阿弥陀佛名，借弥陀愿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在民间十分普及。我国很早就有净土思想的传播。东晋时，慧远在庐山邀集僧俗十八人组织“莲社”，发愿往生西方净土，故被后代奉为初祖，以庐山东林寺为祖庭。但直到初唐善导大师时才完备了净土宗的宗义和仪规，使之蔚然成宗。善导著述有《观无量寿经疏》、《往生礼赞》、《观念法门》、《法华赞》等，是该宗的重要依据。净土宗认为世风混浊，靠自我力量寻求解脱是很困难的，即是“难行道”，主张“乘佛愿力”(“他力”)往生净土，是为“易行道”方便法门。因此要求修学本宗不一定要精通佛经，严守教义，也不一定要苦行修炼，只要心愿坚定，一心诵念“南无阿弥陀佛”，始终不怠，临终就可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世界。由于简便易行，不拘形式，中唐以后广泛流行。后与禅宗融合盛行不衰。
第三节 灵迹化人 弘扬大乘
目前，尚无史料以描述法门寺在隋代之前的传法情况。但整个中国的传法情况十分明确：大致而言，魏晋之前，印度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先依傍道术，后又依附玄学，先立足本土，然后传播、发展。南北朝时期佛教羽毛渐丰，有了独立发展的机会，逐渐形成南北两大佛教中心；北方以长安为中心，以道安和鸠摩罗什为代表，以传播大乘空宗为使命；南方以江西庐山东林寺、南京道场寺为中心，以慧远和佛陀跋陀罗为代表，慧远及其弟子拜偶像，建斋立誓，专修念佛法门，共期往生西方净土。
按地域划分，法门寺属长安佛教文化圈，大概在传法之初也是“佛道不分”，尚无史料证实该寺是否接受了大乘空宗。据理推测，法门寺当时还是一个民间小寺，又不处通都大邑，不大可能有高僧大德任住持以提高该寺佛学学术水平，所以无译经，讲经之类的记载，仅存的史料都是关于佛指舍利的，史载：
“大圣真身宝塔，□摩伽王之系孙阿育王之首造也……或谓华夏之中有五，扶风得其一也。”
“虽灵奇可睹，……祯祥异气，往往间出，故风俗谓之圣冢焉。”
“空传西域之草，独享中人之荐。”
“瑞光通宵，更雄达曙，不散者久之矣。”
“元魏二年，岐守拓拔育，初启塔基，肇申供养。
另有《北周题名碑》，记有瞻礼者职衔、身份、名讳，都是王公贵族。
不难看出，由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法门寺存在的价值系于佛指舍利，关于神异奇迹的传闻，瞻礼供养，修造塔寺都是围绕佛指舍利进行的。不仅限于民间，还引起上层社会的关注。而这一切都表现了中华民族对神异奇迹的兴趣。印度佛教适应这一民族心理，以灵迹化人，依傍道术，使佛教在法门寺立稳了脚跟。
若要归宗归派，我们只能大体上认定：历史时期的法门寺专弘大乘，由崇拜偶像、念佛斋供上看更具南派大乘的特点。法门寺的特点是借佛骨以弘法，长于弘法活动而短于教义研究，这一特点早在传法之初便已露端倪。法门寺造就的是弘法活动家，而非学问精深、富有创见的高僧大德，所以当我们披读佛教史时发现一个现象：法门寺是以迎奉佛骨的盛典彪炳史策，载入《高僧传》的却几无法门寺的高僧大德。
第四节 专弘成实 寺宇改名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改天下佛寺为道场，法门寺此时改名为“成实道场”，法门寺所在实为“成实论”的中心道场。
《成实论》由古印度诃梨跋摩所造，文中常破小乘之《阿毗昙昙》，教义接近大乘，“明于灭谛，与大乘均致”，以至于《隋书·经耕志》把它和《维摩经》、《法华经》等统称为大乘学说。然而，它实际上不过是印度小乘佛教中最后所立之宗派，也正由于出现在小乘佛教的晚期，所以具有过渡性的特点。
诃梨跋摩原是印度“说一切有部”僧，后受大众部影响，著此书批判有部理论，主张人法两空。说“人空”如瓶中无水，由蕴和合形成之人，是假“人我”；“法空”如瓶体无实，五蕴只有假名，而无实体。
《成实论》在前秦时期传入中国。应姚显之请，鸠摩罗什译出此经。而鸠摩罗什本人虽应请译了此论，但却“非其宗义”，而主张“三论”。成实论与三论学在中国从一开始便显出“角逐”的端倪。
由于《成实论》也讲“空”，与大乘之义相近，因此也逐渐流行起来。作为一种学说，它始终未能形成宗派。但作为“内明”中的一门学说，则有过它的极盛时期。南北朝时，《成实论》发展至盛，形成了“成实论”学派的南北两大系：刘宋寿春寺僧导的寿春学系；北魏徐州白塔寺僧嵩的彭城系。隋朝统一以后，寿香、彭城两系“南北合流”，更呈兴旺之势。高僧智脱专习《成实论》，《续高僧传·智脱传》云：“时丹阳庄严寺智脱法师，《成实》之类，名实腾诵，远近朝近，独步仁表。隋炀帝建慧日道场，延智脱入住，著《成实论》四十卷。”从这里可以看出隋代皇帝对成学之偏爱，这也许就是法门寺一度成为“成实道场”的背景。
就在“成实论”学派最兴盛的时候，它受到了“三论”学派的挑战。三论宗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出现的宗派。是时中国佛教正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译典日多，研究日深，门户之广逐渐形成，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排它，独尊的倾向。三论学派属九宗大乘空宗，这样貌似大乘而实为小乘系统的成实论之学遭到纯粹大乘系统的三论学派的攻击便是十分自然的。因为是时正值三论宗创立的前夜，是它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理论宗旨上除杂护真，保持、显示自己的清晰面目，即佛教史上称之为“教判”时期。后吉藏创《三论宗》后，即判《成实学》为小乘，法朗吉藏等对《成实论》派攻击最大。
由于大乘佛教的广泛传播和小乘佛教本身所具有的时代局限性，正当三论学派盛极一时之际，“成实论”学派走向了衰落。“成学”的中落造成了法门寺住僧不多的局面，至大业末终因住僧不满五十人而被废归京师宝昌寺。
第五节 包罗诸宗 兼容并蓄
进入隋唐中国佛教的繁荣期后，随着佛教内部各种学派、宗派的出现，寺院往往成为弘扬某一派或某一宗的中心道场，成为宗派的祖庭。这在唐时为明显，诸名刹各主一说，如草堂寺曾经主弘三论宗，香积寺主弘净土宗，慈恩寺主弘唯识宗，华严寺主弘华严宗，大兴善、青龙寺以及荐福寺主弘密宗，净业寺主弘南山律等等，译经传法，讲经说法，是这些名寺的特点。
隋时，法门寺一度成为专弘“成实论”的成实道场，不久寺废。到了唐代，法门寺则已发展成为以供奉佛骨舍利为其主要内容的皇家寺院、皇家内道场。正是这一特殊的身分，决定了它的弘法活动的形式，不再是偏重某宗某派的寺院，而是以供养佛骨舍利，尊崇释迦牟尼所说的一切法的灵境，成为“九经”、“十二部”总弘的中心道场。
也正是由于它的灵境，总传道场以及皇家寺院、内道场的诸重身份背景，随着唐代佛教的发展而进入鼎盛期的法门寺才形成了瑰琳宫二十四院的宏大格局，成为大小乘兼容，诸宗兼弘的总传道场。唐代法门寺瑰琳宫二十四院，至今可考的尚有十几院。有供养舍利，宣示释迦佛法的真身院，释迦院；有专弘净土的净土院，弥陀院；专弘华严的毗卢院；专弘禅宗的南禅院，北禅院、西禅院；专弘小乘的罗汉院等等。
第六节 开元大士传密教
密宗在唐开元年间由印度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人传入中国，史称为“开元三大士”。
善无畏(637—735)，开元四年(716)拜见唐玄宗，先后安置于兴福寺、西明寺、福光寺译出《大日经》、《苏悉呼童子经》、《苏悉地羯罗经》，以传授胎藏界密法为主。
金刚智(669—741)，开元八年(720)到长安，为公主治病，为帝祈雨辄应，深得玄宗信赖，赐在慈恩寺、荐福寺建曼荼罗，随驾洛阳，译出《金刚经》，以传授金刚界密法为主。
不空(705—774)，系金刚智一传弟子。随叔父来唐，开元二十年(732)奉旨“往五天竺并狮子国”，天宝五年(746)返回长安。不空继金刚智后译出《金刚顶瑜伽真实大教王经》等经卷，曾奉敕在内廷“立坛为帝灌顶”。中国僧人一行与惠果则是他们的高足。
所以密宗传入中国后不久，即引起朝野、僧俗的重视，并迅速形成宗派，由于它依据的是发菩提心，以慈悲为怀，以“方便”为便的理事观的基本思想，并且以修习三密，成就妙果为追求，故尤为王室所重。
法门寺在唐代是供奉佛指舍利的皇家寺院，其弘法活动内容受皇权思想支配，带有明显的帝王感情色彩。开元以后，除武宗崇信道教外，其余诸帝大多信奉佛教中的密教。如唐玄宗对一行极为尊崇。惠果深受代宗、德宗父子二人的仰戴，致使当时上至朝廷，下及仁庶，多受其灌顶，或以弟子自称。肃宗对密宗更是崇拜，在安史之乱中，恭请密宗大师不空设坛念佛，以降“恶魔”。代宗几乎每天诸请密宗和尚进宫讲经，念咒，当吐蕃入侵时，曾请讲“仁圣经”，以抵御其入寇京师。自开元以来，密宗高僧一直是黄阁上宾，内供大德，诸朝国师，密教在皇室佛教信仰中占有绝对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