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地宫每一件供奉物都负载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其中以僖宗皇帝的小名“五哥”标记的系列茶具，引起海内外茶文化界的特别瞩目。它的出世，标明了博大精深的唐代茶文化的历史源头和最高层次。这条历史文化的长河，从帝王将相的宫廷流入文人僧侣的书斋，从而翻起了千年不息的波浪。

    这批美伦美奂的茶具是作为佛骨舍利的供养物而置于地宫内的，是按密教曼荼羅壇场的仪规放置的。

    这里是佛教文化与茶文化的接轨之处。

    《衣物帐》载：“茶槽子、碾子、茶羅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事”是量词，解作“件”。茶羅子、碾子、轴等本身有鏨文，如碾羅器底外鏨铭文曰：“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廿九两，匠臣邵元審，作官臣李师存，判官高品、吴弘慤，使臣能顺。”咸通十年即公元869年。这个碾子是文思院为皇上打造的。银鍋轴的圆饼饼面刻“五哥”字样，“五哥”是僖宗皇帝儿时的怩称。饼面有半圈鏨文“鍋轴重十三两十七字号”。鎏金摩羯纹蕾纽三足架银鹽台的支架上鏨文“咸通九年文思院准造涂金银鹽台一枚”。鎏金飞鸿纹银匙柄上刻画“五哥”字样。《衣物帐》又将茶具列于“僖宗供物”项下。由此可见：这些茶具系宫廷御用茶具，抑或就是僖宗专用茶具。

    如此精美的茶具缘何藏入地宫内呢?这就又不得不再提及唐代皇帝迎佛骨之事。前文已述，自唐太宗诏令开示佛骨以后，三十年一启渐成惯例。高宗李治、武则天、中宗、肃宗、德宗迎佛。宪宗李纯迎佛狂热有加，然佛祖不佑，次年死于非命。武宗登基后毁佛，制造了“会昌法难”。懿宗崇佛，拨乱反正，可未及将佛骨送还法门寺便一命呜呼!咸通十五年正月初四日，小名“五哥”的唐僖宗李儇下诏送还佛骨，归藏法门寺地宫，并供养了数量惊人的金银财宝。佛有茶汤供养的仪规，僖宗便奉上了这套系列茶具，并按密宗曼荼羅壇埸的仪规陈列。此举为唐诸帝礼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自此地宫封闭(直到1113年后的4月3日方重见天日)，同时，也为唐宫廷茶文化留下了物证，让后世学者去研究、琢磨、赞叹，什么等级最高、规格最全、价值最昂……诸如此类的赞语都不足以形容这套茶具面世的伟大意义。这些茶具，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和历史内涵是当今专家罕有的研究内容。这套茶具计有：

    一、鎏金镂空鸿雁球路纹银笼子：模冲成型，通体镂空，纹饰鎏金。带盖、直口、深腹、平底、四足，有提梁。盖为穹顶，口沿下折与笼体扣合，顶面饰15只飞鸿，内重引颈向飞动，外重则两两相对飞翔，口沿上缘饰一莲瓣纹，下缘饰一周破式团花，鱼子纹底，笼铆有环耳，耳座为4瓣小团花，环耳装置提梁。足呈“品”字组合花瓣，与笼底边缘铆接。镂孔均作球路纹。通高17.8厘米，重654克。

    二、壶门高圈足座银熏炉：钣金成型，通体素净，由盖与身组成。盖沿为三层渐收的棱台，盖面呈半球形，上半部镂空，模冲出两层瓣，盖顶以三层银片做成的仰莲瓣承托镂空的锥顶状莲蕾。炉身为敛口、深腹、平底、圈足。口沿亦为三层渐收的棱台，每层棱台的外缘六曲。腹部上小底大，腹壁为内外两层铆合在一起，内层分作六块，与炉底铆接，炉底除与腹壁铆接外，其下焊接用作承托的十字形铜片。炉身两侧的口沿下各铆接一个提耳，炉身上铆钉顶端均饰以小银花。出土时炉盖贴有墨书“大熏炉，臣杨復恭”的签封。通高56厘米，盖高31.3厘米，口径17.7厘米。炉身高25.2厘米，口径20.7厘米，深16.5厘米。圈足外径35.8厘米。重3920克。

    三、鎏金壶门座茶碾子：由鎏金壶门座茶碾槽架和纯银鍋轴二件组成。通体呈长方形，由碾槽、辖板、槽身、槽座四部分组成。槽呈半月弧形，口沿外折，与槽座铆接，为鍋轴滚槽。辖板呈长方形，插置槽口，两端呈如意云头状，中间焊一宝珠形小捉手，以便抽动开合。捉手两边各鏨一只鸿雁，襯流云纹。槽身截面呈凹状，碾槽嵌置其中，项面两端亦为如意云头饰三朵流云纹，侧面两壁镂空壶门。壶门间饰两躯相向天马，并间有流云纹。槽座上承槽身，两端作云头状，周边饰20朵扁平团花，有鏨文：咸通七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十九两”。通高7.1厘米，长27.4厘米，重1168克。纯银锅轴为浇铸成形，自铭“锅轴重一十一两”。碾轮轴心围饰莲瓣团花一幅及流云纹一周。轮径8.9厘米，边厚0.6厘米，中厚2.2厘米，轴长21.6厘米。两端细而中间粗，两端各鏨鎏金草叶纹，一端鏨刻“拾柒字号”四字，及“五哥”二字，据此可知茶碾子确系唐僖宗所供奉，价值极高。

    四、鎏金飞鸿纹银匙：则匙面呈卵圆形，微凹。匙柄扁长，上宽下窄，柄端作三角形，上下部位鏨花鎏金，上段为流云飞鸿，下以联珠组成菱形图案，其间鏨十字花。均以弦纹和破式菱形纹为栏界。柄背光素，长19.2厘米，匙纵径4.5厘米，横径2.6厘米，柄上端宽1.3厘米，下端宽0.7厘米。

    五、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座茶羅子：器形为长方体，由盖、羅、屉、羅架、器座组成，均为钣金成型，纹饰涂金。盝顶盖面鏨两体首尾相对的飞天，头顶及身侧衬以流云。盖刹四侧各饰一和合云，两侧还饰如意云头。刹边饰莲瓣纹，盖立沿饰流云纹，羅架两侧饰头束髻、着褒衣的执幡驾鹤仙人，另两侧鏨相对飞翔的仙鹤，四周饰莲瓣纹。羅、屉均作匣形。分内外两层，中夾羅网。屉面饰流云纹，有环状拉手。羅架下焊台形器座，有镂空的桃形壶门。高9.5厘米，身长13.4厘米，宽8.4厘米。屉长12.7厘米，宽7.5厘米，高2厘米；座长14.9厘米，高2厘米。重1472克。

    六、鎏金人物画银壇子：钣金成型，纹饰鎏金。带盖、直口、深腹、圈足。盖鈕为宝珠形。盖面隆起，分为四瓣，每瓣内模冲出一只飞狮，细部施以鏨刻，底部衬以缠枝蔓草，每瓣凹棱侧饰“S”状二方连续纹样。壇盖与身以子母口扣合。腹壁划分为4个袌门规范，其中分别鏨仙人对弈、伯牙捧琴、箫史吹箫、金蛇吐珠等人物画。高24.7厘米，径13.2厘米，腹深11.2厘米，圈足径12.6厘米。总重883.5克。

    七、蕾纽摩羯纹三足架银鹽台：由盖、台盘、三足架等组成，盖上有蓮蕾捉手，中空，有铰莲可开合，与银筋焊接并与盖相连。盖心饰团花一朵，盖面饰摩羯四尾，盖沿为卷荷。三足支架与台盘焊妆相连，支架以银筋盘屈而成，架中部斜出4枝，枝端有摩羯铸件二，智慧珠二，珠下且有莲蓬座，珠周有火焰纹，座下衬以团花。通高25厘米。

    八、鎏金伎乐纹調达子：钣金成型，纹饰涂金。带盖、直口、深腹、平底、圈足。盖作立沿，沿面饰一周二方连续的蔓草。盖面高隆，边缘鏨水波与莲瓣纹，中心为一宝珠形鈕，下衬一周莲瓣。座四周鏨两只鸳鸯和一只飞禽，衬以蔓草。腹壁呈内弧，口沿饰一周蔓草。腹壁中部刻三名吹乐，舞蹈的伎乐并衬有蔓草，底部一周饰莲瓣。喇叭形圈足，上部有圆箍棱，棱上饰四出扁团花，下部鏨蓮叶叶脉纹。通高11.7厘米，盖口径5.6厘米。杯高5.8厘米，杯径5.4厘米，足径6.3厘米。总重149.5克。

    九、系鏈银火筋：圆柱体，上粗下细，通体光素。顶端呈宝珠形，其下有0.5厘米宽的凹槽，环鼻套嵌其中，且与另一筋相连。鏈为银丝编成。筋长27.6厘米，上端径0.6厘米，下端径0.25厘米。鏈长10.3厘米。总重765克。

    另有素面黄色琉璃茶托、茶盏。以上共计13件。从器物的鏨文来看，均属僖宗皇帝所用，出土于珍藏第一枚和第三枚佛骨的地宫后室。这批茶具在公元874年藏入法门寺地宫，用以庄严佛法，礼奉佛祖，不是作为一件互不关联的明器来放置。《衣物帐》在记载了琉璃茶具(不计其重量)后，明文标出“茶槽子、碾子、茶羅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表明僖宗皇帝把这批反映宫廷茶文化的系列茶具视为一个整体来供奉。

    这批茶具时代早、配套使用齐全、等级高、质地精良，反映了唐代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反映出高水准的精神内涵，这就是茶文化。用茶文化来礼敬佛祖，正与佛教供养中的“茶供养”相吻合。

    这套完整的茶具除《衣物帐》所载的“茶槽子碾子茶羅子匙子一副七事共重八十两……琉璃鉢子一枚，琉璃茶碗托子一副”外，还有长柄银勺、银则、银龟盒、菱弧形银方盒、盘旋座银鹽台等，这些无疑都是茶器的组成部分。从实物中来看，“七事”应指：茶碾子、茶碢轴、羅身、抽斗、茶羅子盖、银则、长柄勺等7件。另外还有唐僖宗供奉物中的三足架摩羯纹银鹽台，由智慧轮供奉的3件盘旋座小鹽台，和由僖宗供奉的2枚笼子、1套茶碗、茶托等御用真品。这套茶器设计科学，使用方便，质地精良，纹饰优美，配套严密。它集中、全面、系统、形象地反映了唐代宫廷茶的风貌，以物质的外在形式折射出唐宫廷茶道所达到的精神境界。

    确凿无疑地證实了唐代宫廷茶道和茶文化存在的同时，也为研究唐代茶文化及唐宫廷茶道，以及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并有助于研究宋代茶道、日本茶道与唐代茶道的渊源。所以法门寺地宫唐代系列茶具的出土，就自然地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极大热情和关注。

    从人类现存的史料看，中国不但是茶叶的故乡，也是世界上茶叶饮用最早的国家。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由“荼”字改“茶”字是唐玄宗御批而定，成书于开元二十三年(735)的《开元文字音义》正式将“荼”去掉一笔，成为现在的“茶”字。

    茶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应自唐代开始，并与佛教的兴盛有极大的关联。由于佛教在唐代达到了全盛时期，许多僧居佛刹已不仅仅是传播佛学思想，弘扬佛法的地方，也是经济单位和财源势力所在，形成了“十分天下之财，佛有七八”的局面。这些名刹古寺，多建在云山雾罩、名山胜地，优美的风景，温和的气候，充足的阳光和雨水，极宜种植和培育茶树。伴随着佛教的兴起，僧尼们开始提倡坐禅饮茶，由僧尼们栽种、管理、采制茶叶的“农禅”项目也随之产生。

    大唐帝国，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期极为鼎盛的时期，个人、社会都处于欣欣向荣的发展阶段，社会的基调是昂扬进取的，唐皇室对各样文化品类的发展都显示出极大的兴趣。

    唐天子对茶事亦很投入。虽无唐太宗饮茶的历史记载，但冯贄《云仙杂记》中载以茶赐公卿大臣乃“唐故例”，“翰林当直学士，春晚困，则日赐成象殿茶果”几句话即言此事。弘化公主和文成公主的出嫁，陪嫁香奩中均有茶叶。太宗以茶为礼，自己焉能不饮!玄宗间元年间(713)后茶道大行，所谓“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足见唐代上层社会茶风之盛。代宗朝(763)宫廷茶事更上一层楼，大历三年(768)，积公禅师久居宫中，双目失明，想喝一口其徒儿陆羽的茶汤。代宗召陆羽进宫，先不让师徒见面，令陆羽煎茶汤由侍女呈送积公，积公饮后喜出望外，知徒儿陆羽已进宫，除他还能有谁煎出如此之好的茶汤!这则故事一则说明陆羽茶艺之精，同时也说明代宗何等嗜茶，不然不会格外高看一个无一官半职的普通茶人!这和玄宗天宝元年(742)召诗仙李白进宫是性质相同的事，表明皇帝的“舆论导向”：一个倡导文事，一个倡导茶事。可以想见，此后宫廷茶事会何等兴盛!所以，唐朝廷不得不采取措施，继大历元年(766)在义兴设贡茶院后，又于大历五年(770)在顧渚设贡茶院，以满足宫廷用茶的需求。

    唐天子重视茶事，认为茶是高贵饮料，以茶示恩宠便成了惯例。代宗、武宗时代的诗人刘禹锡(772—842)就曾为大臣武中丞代为书写《代武中丞谢新茶》一文，文曰：

    臣某言，中使竇国宴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蒙王人，光临私室。恭承庆赐，跪启缄封。伏以方隅入贡，采撷至珍，自远贡来，以新为贵。捧而观妙，饮以滌烦。顾兰露而惭芳，岂柘浆而齐味。既荣凡口，倍切丹心，无任。

    又，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再沾殊赐，承旨庆忭，省躬惭惶。伏以贡自远方，珍殊众品，效参药石，芳樾椒兰，出自仙厨。府颁私室，义同推食，空荷于曲成，责在素飡，实惭于虚受。无任。①

    朝庭赐茶有一定仪规，非交给完事。由谢茶表可知：皇上派中使竇国宴宣旨，武中丞跪接、启封，然后谢恩。武中丞(元衡)还觉谢得不够，又请大文人白居易撰写同样谢表，还亲笔写了一篇《谢赐新火及新茶表》，内云：“慈泽曲临，恩波下浹，光烛閭里，荣加贱微，惊欢失图……惟当焚灼丹诚，激励愚鲁。”武元衡获茶二斤，区区小数，但竟一谢再谢，受宠若惊，恨不得以死图报，这一则说明臣子忠君；二则说明赐茶是宫廷大礼，非皇帝宠幸者难获此殊荣；三则说明贡茶值昂，价比黄金，得之不易。

    类似的记载还有许多，永泰元年(765)大宦官鱼朝恩判国子监事，代宗示恩宠，命“中使送酒及茶果，赐充宴乐”(《旧唐书·礼仪志四》)。中书舍人常衮，获“赐茶百串”(《南部新书》)。元佑二年(905)，唐哀帝“赐宰相柳璨茶、药”(《旧唐书·哀帝纪》)。汴州刺史田神玉亦曾获1500串紫笋茶赐(《文苑英华》)。

    赐茶对象还包括己亲内戚。唐懿宗“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嫁，安于广化里，上每赐饌汤物……其茶则绿华、紫英之号……”(《杜阳杂编》)。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绿华”、“紫英”乃唐代贡茶名。茶不仅作婚姻聘礼、陪嫁之物，亦作姻亲的赐品。

    公元827年登基的唐文宗好博览群书，乐与文人学士切磋经义，此人节俭儒雅，于茶事有更深的理解。每与学士内廷相见，总命宫女侍茶以助长谈。《杜阳杂编》写道：

    文宗皇帝尚贤乐善，罕有伦比。

    每与宰臣学士论政事之暇，未尝不话才术文学之士，故时以文进者，无不諤諤焉。于是上每视朝后，而阅群书，见无道之君行状，则必扼腕嘘嗽，读舜汤傳，则欢呼敛，谓左右曰：“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何以为人君耶!”每试进士及诸科举人，上多自出题目，及所司进所试而披览，吟诵终日忘倦，常延学士于内廷讨论经義，较量文章，令宫女以下侍茶汤饮饌。

    不用说，文宗不仅嗜茶，还对茶文化底蕴有较深的理解。

    上行而下效，他的宰相李德裕亦嗜茶，且有过之。身居长安，派人去千里外的无锡惠山泉汲水烹茶。“名山遞水”便是他的“杰作”。比他官位低几级的兵部员外郎李约，奉使出行，途遇好水，竟“旬日忘发”②。

    约在建中年间(780—783)入宫的宫女鲍君徽，字文姬，善诗，“宫人以下侍茶汤饮饌”，鲍君徽当然得精研茶事，以尽职守，并可博得君王欢心。能诗的鲍女在《全唐诗》中存诗4首，竟有两首言茶事，其《东亭茶宴》对宫廷茶宴的场面、环境和气氛作了生动的描写，诗云：

    闻朝向晚出簾櫳，茗宴东亭四望通。

    远眺城池山色里，俯聆弦管水声中。

    幽篁引沼新抽翠，芳槿低檐欲吐红。

    坐久此中无限兴，更怜团扇起清风。

    其诗雅饰可诵，堪称唐诗佳作，也是唐宫茶事的珍贵史料。另一首《惜花吟》涉及茶事，第五句云“红炉煮茗松花香”，反映的是宫人日常品茗。

    一些嗜茶的文人也写了一些涉及宫廷茶饮的诗，如前面列举的张文规《湖州贡焙新茶》，皇后乘“凤輦”踏春“醉归”，仙子般美丽的宫娥送水洗尘，掀开“御簾”，却值黄门傳奏紫笋贡茶到，于是宫女、妃嬪、皇后一干人等皆大欢喜，乐颠颠、喜滋滋奔走相告。这首诗写了一个瞬间，表现了皇家对茶事的重视。唐代诗人王建作《宫词一百首》，其中一首写延英殿殿试，天子给考试的文士赐茶的场面，诗云：

    延英引对碧衣郎，江砚宣毫各别床。

    天子下簾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

    对于考试的儒生们来说，能喝到一碗天子赐的香茶，真是三生有幸!难怪文人们称茶为“瑞草”之“魁”，又称之为“麒麟草”。

    天子嗜茶亦有几分霸气。既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那茶又称“瑞草”，当然该由天子先享用，所以“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何等地霸道!纵无知无觉的草木也不敢无视皇权的存在。因天子赐茶，以清高自负的文人也不由催眉折腰事权贵，连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杜牧这号声名赫赫的大诗人也为区区一两斤茶叶高呼万岁，并撰写谢表。

    中国的社会是皇权社会，皇帝的好恶足以影响全社会，宫廷茶事远离陆羽“俭德”原则姑且不论，唐宫嗜茶这一点实已确立了茶之国饮地位，大大推动了唐代茶叶的生产和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其正面作用远远大于负面效应。

    古代的知识分子称“士”，加个“人”旁即为有官位的“仕”，士子的最终目标是金榜题名，讨得一官半职。

    唐天子好茶，士子们总是以皇帝的好恶为价值取向，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皇上嗜茶，士子焉能不好!对文人饮茶时尚形成的重要原因是唐代宫廷茶风的影响。

    唐文宗尚贤，召学士入宫论经，必派宫人侍茶汤，以茶助谈兴。宣宗召翰林学士韦澳入宫论诗，《幽闭鼓吹》一书云：“有小黄门置茶。”黄门乃宦者之称，唐开元中设有“黄门省”，负责宫内事务，侍茶汤，亦其职责之一。唐初有项规定：“翰林当直学士，每春晚人困，则日赐成象殿茶果。”唐代贡茶来之不易，若是上之所赐，要高呼万岁，感谢浩荡皇恩了。

    赐茶示恩宠，是皇帝笼络文化人的重要手段。兴元年间，唐德宗规定每年给翰林学士赐新茗等物，贞元四年(788)又补充规定：晦日、上巳、重阳节等节日，每节皆赐翰林学士一百千及酒脯、茶果，大概贡茶增多了，皇上一高兴便增加赏赐次数。白居易不止一次获此殊荣，《文苑英华》卷632载白居易《三月三日谢恩赐曲江宴乐状》一诗中云：“蹈舞跼地，欢呼动天”，视为“荣降天上，宠惊人间”。杜牧也深沐皇恩，在《奉昌节谢茶酒状》里激动地说：“杀身粉骨，难酬圣主之恩。”

    唐宫茶风正是通过文人学士向全社会传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效应。经济效益是刺激了茶叶的生产和销售，文化效应是文人響应，竞相饮茶，茶兴之余便是作茶诗、写茶文、描茶书，从而形成了五光十色而又底蕴深厚的大唐茶文化。

    唐宫茶风最精彩的篇章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茶宴。《唐食货志》载：“李隆基天宝(742—755)中，南岳贡茶，官符星火催春焙，山农苦之。”为何如此催逼?原因是天子要尝新茶，并要办一年一度的清明茶宴。贡茶虽则产生了文化效应，刺激了经济效益，伹也引发了负面效应。

    李適贞元五年(789)规定湖州贡茶分五等，第一等贡茶必须于清明节前陆运京城长安，一个月行4000里，名曰“急程茶”。清明节在三月，二月就得采得焙，节令在惊蜇，茶芽无几，有时整日满山寻找，还采不到一把。据史书记载，当时常、湖二州，为了清明贡茶，在立春前后从四面八方征调工役30000余人，導至百业俱废。采焙完成，装入价高值昂的茶盒内，然后日夜兼程，置骑传送，不知累死多少宝马良驹!贡茶运抵京师，皇帝皇妃笑脸相迎：

    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簾开。

    牡丹花笑金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③

    皇帝佬儿大概不会去想贡茶路上千里驛傳是何等的艰辛!常、湖二州茶农为了皇帝品茶“为天下先”，又是何等的疲于奔命!可以想见，彼时常、湖二州的官吏们打从立春后便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弄不好就会掉了乌纱帽乃至掉脑袋；当然也是升官的好机会，时人譏之曰：“父贵因茶白，儿荣为草朱。”

    唐代诗人李郢作《茶山贡焙歌》书其事，诗云：

    使君爱客情无已，客在金台价无比。

    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山里。

    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芽来。

    凌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帖催。

    朝饥暮匐谁兴哀，喧闐竞纳不盈拘，

    一时一晌還成堆，蒸之馥之香胜梅，

    研膏架动声如雷。

    茶成拜表贡天子，万人争啖春山摧。

    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復见?

    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

    吾君可谓纳谏君，谏官不谏何由闻!

    九重城里虽旰食，天涯吏役长纷纷。

    使君憂民惨容色，就焙尝茶坐诸客，

    几回到口重咨嗟，嫩绿鲜芳出何力?

    山中有酒亦有歌，乐营房户皆仙家。

    仙家十队酒百斛，金丝宴馔隨经过。

    使君是日憂思多，客亦无言征绮羅。

    殷勤绕焙復长叹，官府例成期如何。

    吴民吴民莫憔悴，使君作相期苏尔。④

    全诗37句，详述贡茶采焙经过，表现苛民之苦。诗人李郢字楚望，长安人，大中十年(856)第进士，官终侍御史。此诗首次提到“清明宴”，说明唐宫清明茶宴的存在。

    何谓清明茶宴?史料不多，推之此事，大概源于三秦地区清明习俗。古俗清明节事主要是踏青扫墓，宫廷设茶宴礼待群臣应了节令，也不失为一个创举，借以联络感情，泽被臣僚，并显示大唐天下政治清明，亦如这阳春三月的天气，爽朗明丽，万象更新。其仪规大体是由朝廷礼官主持，有仪衛以壮声威，有乐舞以娱宾客，香茶佐以各式点心，出示精美的宫廷茶具，以茶事展现大唐威镇四方、富甲天下的气象，显示君王精行俭德、泽被群臣的风范。至于苛民之苦，高居庙堂的达官贵人们谁又去管他呢!

    正是由于唐宫茶风的影响，茶在中晚唐之时其“国饮”地位已被确立。茶叶生产受到政府的重视和提倡，种植面积、产量及其税收亦次递增，植茶遂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

    茶事的兴盛大大提高了茶在唐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渗透到方方面面，发挥多方面的作用，择其要者有如下数端：

    一、开源。唐代茶叶种植面积广，产量高，唐·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载：“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唐李肇《唐国史补》云：“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出。”大路货价贱但量多，名品量少但价昂，这必然给茶农带来可观的收益。朝廷实行茶税制度，为国家开了滚滚财源。据考，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全国产茶高达100万担(约10万吨)，茶叶产值突破400万贯，茶税收入高达40万贯。茶农成为庞大的阶层，人数众多。

    二、节流。中唐酒道大行，耗糧日渐增加，人口也日渐增加，贞观初年(约627年前后)全国约300万户，到开元二十八年(740)增至841万户，翻了一番多。可糧食生产自安史之乱后一蹶不振，朝廷惊呼“廪食方屈”。肃宗乾元元年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在长安发布禁酒令，代宗广德二年(764)进一步限制全国賣酒户数，以节约糧食，确保人民生活之必需。当时酒价大约是茶价的6倍以上，饮酒开支太费，连在京城任左拾遗的杜甫也发出“街头酒价常苦贵”的叹息。朝廷一边禁酒一边提倡饮茶，以茶代酒，这于国于民皆有莫大益处。

    三、敬贡。茶是唐代重要贡品。李适贞元五年规定湖州贡茶分五等，第一等是“急程茶”，必须于清明节前陆运京城。玄宗为宠妃杨玉环吃到四川涪陵的鲜荔枝，开辟了“荔枝路”，李适开辟的则是“贡茶路”。

    四、和亲。茶多子，多子多福，故茶多在婚仪中作聘礼，乃借此象征意义。唐代民俗是否如此，尚不可考，但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西藏王松赞干布时，陪嫁物中就有茶叶。《西藏政教鉴附录》称：“茶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也。”此后，饮茶习俗传入并蔚为时尚。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载：

    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滌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秦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州者，此昌明者，此浥湖者。

    赞普竟有如此多的内地名茶，足见西藏茶事大兴，自应归功于茶和亲之功。

    五、轮边。《封氏闻见记》载：“按此古人亦饮茶耳，……始于中地，流于塞外，”饮茶习俗由南向北推移，并远及边陲。为了满足边民这一嗜好，茶叶作为商品开始销往边疆。与回纥长达数个世纪的“茶马交易”自唐代就已开始。以奶与肉食为主的边民得茶之大益，竟达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的程度。以茶轮边不仅福惠边民，也加强了国力，实乃固边良策。

    六、外交。唐代丝绸之路、茶马之路，沟通了海内外诸国，频繁地友好往来，使长安实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作为国际交往的商品和礼品，除了丝绸，还有茶叶。茶叶是唐朝廷手中一张迷人的外交牌，它的作用非大刀长矛所能取代。丝绸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丝茶之路。饮茶习俗大约在唐代就已东渐日本、南达东南亚某些国家、西到西亚并续傳北非、南欧。

    七、奉佛。唐代僧人本有种茶、制茶、饮茶的传统，因其茶佛一味，茶也就成为沙门规定的供养品。

    仅此几端无不说明茶之功能已远非滌烦、止渴、醒脑、健体，在盛唐获得超常发挥，游刃于唐代社会的旮旮旯旯，扮演不同角色，体现多种功能，实在是大自然造化的灵物。

    通观唐代饮茶器具，民间多以陶瓷为主，而皇室贵族家庭多用金属茶具和当时稀有的秘色瓷及琉璃茶具，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系列茶具有力地證明了这一点。这套出土茶具，是皇室宫廷茶文化的完美体现，也是大唐帝国宫廷饮茶风尚极其奢华的见證。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对唐人的“吃茶”艺术进行了一次形象、生动、真实的透视。

    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色泽青莹柔和，造型古朴典雅，初步认定为茶具中的点茶器。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曾对饮茶器皿的质地色泽进行了评述：

    碗，越州上，鼎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则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从陆羽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唐人饮茶对“色香味”很讲究，茶叶的自然本色——绿色，而能昭显茶叶这一自然之美的瓷器即为上品。当时越州窑烧制的青瓷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其釉彩纹色更是千变万化，姿态纷呈，若作为茶具则的确有美不胜言之境，也难怪唐代诗人发出了“越甌犀液发香茶”的赞叹。

    这套茶具质地高贵，造型精巧，纹饰生动，在艺术上具阴柔之美。众所周知，当历史车轮行进到中晚唐时期，昔日美学理想中那种奋发昂扬、激越豪迈的精神和美学追求——那种“撾金伐鼓下榆关”的豪迈气势，那种“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壮美境界。已经一去不返。时代的剧变，带来了精神家园的迁徙，阴柔就成为时代转折期的一种新的美学标志与追求。而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茶具，正是这一美学思想和特色的体现。无论是贮茶饼的笼子，碾羅茶面的碾子、羅子，贮茶面的盒子，盛鹽、椒的鹽台，或是饮茶用的調达子、琉璃茶托、茶盏及佐食用的秘瓷盘等，均精巧玲珑，飘逸轻盈。整体与个体，个体与个体之间互相匹配协调，那婉转飞动的纹饰，那色彩绚丽的器体，无不折射出一种自身特有的动人心魄和阴柔之美。而在这种美的意境深入中，又包含着一种黄老哲学中那无为的思想底蕴，这种思想也正是晚唐政治背景的映照，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政治挽歌。

    ①《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

    ②《因话録·商部上》。

    ③张文规《明州贡焙新茶》

    ④《全唐诗》九函七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