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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二）
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两次反共高潮
1939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作《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报告时，幽默地讲道：“我们要懂得，统一战线里是一定有摩擦的。这个统一战线的名词里已经包含着摩擦的意思，因为讲统一，起码是两个以上才有可能，如果只有一个，‘孤掌难鸣’，就不会有摩擦，但一有两个，两个手掌就拍得响了，摩擦就难免的。统一战线有一万年，摩擦也有一万年，有统一战线就有摩擦存在。因为有不同，所以有摩擦，不过我们是尽一切力量使摩擦减少。”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作为统一战线主体的国共两大政党，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抗日战争时期，虽然中日民族矛盾始终是基本的和主要的，国内阶级矛盾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但国内阶级矛盾有时还会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是民族战争条件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两党、两军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他们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摩擦，如山东博山、河北深县、湖南平江和河南确山等一系列反共惨案，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发动较大规模的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的重点地区是陕甘宁边区、山西和河北地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这次反共高潮的根本目的，是企图削弱以至逐步消灭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掌握对华北敌后的控制权。国民党顽固派首先把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1939年2月，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纠集地方反共势力，首先在边区西部陇东地区和南部关中地区发动进攻。他们到处袭击八路军，摧毁地方政权和群众抗日团体，捕杀工作人员，并先后袭占八路军驻防的宁县、镇原、旬邑、淳化、正宁等县城，制造发生了土桥事件、旬邑事件和合水事件。在边区东部绥德地区，他们煽动反动分子叛乱，追害共产党的军政干部和人民群众，破坏边区治安。这些进攻，直接威胁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延安。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努力维护来之不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再忍让，并派谢觉哉为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力求避免冲突。八路军总部和留守兵团先后致电蒋介石并通电全国，呼吁停止进攻边区，反对枪口对内，要求撤退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但因国民党一意孤行，不听劝告，致使谈判未获结果。根据地军民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坚决打退了来犯顽军。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由雁北进驻绥德，迅速平息武装叛乱，控制绥德地区，使陕甘宁边区获得统一和安定。
12月初，山西军阀阎锡山首先集中两个军又四个师(旅)的兵力，在日军5千人的配合下，围攻在晋西隰县、孝义地区的我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及决死第二纵队。在晋东南，国民党军队摧毁我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屠杀、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达2千人。1940年2、3月间，蒋介石又令第39集团军石友三部纠合庞炳勋、鹿钟麟、孙殿英等部，进攻太行山区的八路军。1940年10月1日，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按照蒋介石的反动命令，集中其大部兵力，由海安、泰州等地分三路向黄桥的新四军进犯。10月4日，韩德勤所属89军等部1.5万余人，向黄桥进攻，是役，新四军共歼灭顽军89军军长李守维及其部下1.1万余人。针对蒋介石集团既动摇妥协又不敢公开放弃抗日，既积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两面态度，共产党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既一方面坚持团结合作，帮助和推动国民党进步，使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对其妥协动摇和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共产党和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依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进行自卫反击，打破顽军进攻，平息反动地主的暴乱，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了时局的好转。
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在思想路线上也同样发动了攻势。国民党提出的策略口号是：“以宣传对宣传”，“以理论制驭理论”，妄图以“三民主义”篡改和取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作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国民党的“宣传家”声称：“中国有了三民主义就够了，用不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合于中国的历史道路”。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也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②。这些破坏抗日团结的言论，使广大群众对抗战前途和中国的未来担忧。民族资产阶级的有些代表人物，虽然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抗战不力表示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战争的前途，也抱有疑虑。有些人还企图在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之外，另走一条道路，想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毛泽东有力地驳斥了“承认三民主义就要收起共产主义”的谬论。他分析三民主义发展的历史，比较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异同，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政纲的基本点是相同的，所以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但是两者是有区别的。它们是以不同的世界观为指导的两种思想体系，两者在现阶段的某些具体政策不完全相同，革命的彻底性不同，革命的前景也不同，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还有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最高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忽视这种差别是错误的。顽固派要共产党“收起”共产主义不仅毫无道理，而且说明他们所讲的三民主义并不是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而是冒牌的三民主义。他们叫嚣“一个主义”，实际就是否认统一战线，否定共产党和工农大众的地位，坚持“一党专政”的专制主义。这种倒行逆施是根本行不通的。毛泽东表示，共产党人将始终同真诚的三民主义者实行长期合作，决不抛弃任何友人。
1940年夏秋，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失败后，便把反共中心转向华中，不断制造军事摩擦，打算用武力消灭新四军。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往长江以北，6日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部队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和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的爆发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1年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武装袭击新四军的暴行，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大局为重，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也纷纷集会，强烈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八路军、新四军做好了随时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武装进攻的准备。
中共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确方针。1月17日，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新华日报》关于揭露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国民党当局扣押后，周恩来立即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登载于被扣稿件的位置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进行了有力的声讨。周恩来还领导南方局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散发传单等方式，向各界人士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面目。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同情和支持。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为皖南事变在香港发起抗议活动。宋庆龄等致函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谴责“剿共”内战违背民心，以“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要求他们“慎守总理遗训”，“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动也表示不满和愤慨。章伯钧同周恩来等交换意见，准备成立民主联合会，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同中共合作，共同推进民主改革和反对内战。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不赞成蒋介石打内战。孙科对时局表示忧虑，张治中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的处理失策。海外华侨也反对分裂。华侨领袖陈嘉庚致电国民参政会，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在国际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不仅为苏联所反对，美、英等国也表示不满。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1941年2月，蒋介石企图通过邀请中共参政员出席于3月1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以粉饰门面，欺骗舆论，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3月2日，董必武、邓颖超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致函国民参政会，提出承认中共及民主党派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释放皖南事变中所有被捕干部战士等十二条要求，作为出席会议的条件。共产党的坚决态度，赢得中间势力的拥护和支持，迫使蒋介石在第二届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3月8日，国民参政会仍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3月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淡，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标志着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皖南事变的恰当处理，再次证明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的策略方针的正确性。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在总结这次胜利的斗争经验时认为：第一，“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③。第二，在日本侵略者深入国土的情况下，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因此，必须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政策的斗争，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种斗争的目的是保卫人民抗日力量，争取中间派，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投降和发动内战的阴谋活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三，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在不损害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作适当的让步是必要的。正是由于有了适当让步，使党在皖南事变后取得了转入政治反攻的主动地位，并使中间派了解了共产党的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从而取得了他们的同情。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处理国共两党两军关系的实践表明，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主要是由中日矛盾决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也主要是由中日矛盾决定的。
在八年抗战中间，蒋介石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都没有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政策，人民的反对，国际上的压力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中日矛盾的存在。以第二次反共高潮来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把国共关系推到破裂的边缘的时候，日本不但没有放松对中国的军事进攻，反而趁此机会发动了河南战役。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对皖南事变表示强硬立场之后，在日本的军事进攻下，不得不回过头来向共产党谋取妥协。向共产党求取支援，共同抗敌。整个抗日时期，有三次反共高潮，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摩擦，但是两党合作始终没有破裂。之所以如此，中日矛盾的尖锐存在，起了最主要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④。
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152页。
②《再生》第10期，1939年12月16日。
③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2页。
④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1页。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