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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一）
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和共产党的抗战团结进步方针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国抗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的畏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蒋介石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虽然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却把对付共产党问题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蒋介石在会上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对中共“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要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这次全会的决议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主要注意力已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则日益加强。其后，国民党成立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由国民党党政军各系统转发饬令各地“加紧努力，切实执行”。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内，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加强“中统”、“军统”等特务机构的活动，在一些地区设立集中营，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
1938年冬，国民党军队在敌后成立鲁苏和冀察两个战区司令部，增派一些部队和游击武装到敌后，名为抗日，实际上经常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制造摩擦事件，袭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在陕甘宁边区，从1938年2月到1939年10月，国民党军队先后制造摩擦事件150多起。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新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相持阶段到来后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提出了坚持团结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鉴于1939年后国民党动摇妥协和反共倾向的加强，中共中央指出：中国抗战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但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所以同时存在着团结抗战和分裂投降两种可能。党的任务是清醒地认识时局的严重性，从思想上、组织上有所准备，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同时要竭尽一切可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进行坚决的斗争，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争取时局的好转。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全国抗战两周年发表对时局宣言，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领导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进攻；开展强有力的反投降斗争，声讨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投敌行径。同时，针对蒋介石集团既动摇妥协又不敢公开放弃抗日，既积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两面态度，共产党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即一方面坚持团结合作，帮助和推动国民党进步，使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对其妥协动摇和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对于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的进攻，共产党及人民军队依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站在严正自卫的立场上予以反击，决不轻言让步。中共中央认为，只有进行坚决而恰当的斗争，才能维护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时局的好转。
1939年9月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位记者谈话时说：“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党在今年的《七七宣言》中提出来的三大政治口号。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避免亡国，并把敌人打出去；除此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分析了时局的变化后认为,目前时局发展的情况，证明中央的历次估计是正确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和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的抗战方向，是对立的，双方在斗争中。目前是两种方向同时存在，两种前途都有可能。在这里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种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么，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必须认清目前国内国际尚存着许多利于我们争取继续抗战、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的客观条件，例如，日本对华方针依然是非常强硬的；英美法和日本之间的矛盾虽已部分缩小，但并未真正协调，而且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又被欧战削弱，因而所谓远东慕尼黑会议很难召集；苏联积极援助中国。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际条件。又如，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中间阶级也反对投降；国民党内部投降派和顽固派虽然握有权力，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内条件。在上述情况下，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表现出很大的妥协退让倾向。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虽然没有放弃抗战，在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在武汉周围的南昌、襄东、湘北、枣(阳)宜(昌)地区、广西南宁地区、山西中条山地区和绥远西部等地，继续对日军进行防御性作战，牵制和消耗敌人，从而出现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战略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持久抗战的局面，但同时却受英美等国绥靖主义政策影响，开始暗中与日本军方进行“和平”谈判。进入1940年后，日本加紧策划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权，并再次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实施所谓“桐工作”计划①。在日本军部的导演下，由汪精卫同华北、华中地区的汉奸傀儡的政权头目商谈，于1940年3月在南京拼凑成立伪中央政权，汪精卫自任行政院长、代理政府主席，而把重庆国民政府的林森列为主席。这实际上是“虚位以待”蒋介石和重庆方面入伙。为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妥协，日本军部于5月发动宜昌作战，并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6月日军攻占宜昌，控制了入川门户。在上述政治诱降和武力进攻的背景下，日本军方代表同重庆政府代表秘密磋商停战条件。1940年3月上旬至4月初，双方代表各三人先后在香港和澳门两次举行正式谈判。谈判中，重庆方面虽然在承认“满洲国”、日本在中国驻兵以及“汪蒋合作”等问题上不接受日方意见，但表示希望沟通中日之间的理解，缩小距离，并同意停战后可考虑“缔结共同防共协定”。双方谈判虽未获实质性进展，但都不愿完全关闭和谈大门。双方商定由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同蒋介石在长沙举行会谈。后来由于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和日本内阁的变动(东条英机出任陆相)，日方态度更趋强硬；再加上国内外反日形势继续发展，特别是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开展百团大战造成巨大影响，蒋介石集团才中断了这次谈判。
1940年夏，为了粉碎日军欲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的图谋，克服国民党政府对日投降的危险，华北八路军(不含山东)所属部队乘青纱帐和雨季，对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随着战役的展开，八路军参战部队达到105个团20余万人，故称“百团大战”。长期在抗战前线的彭德怀等将领直接指挥的百团大战，打出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它使全国人民看到，八路军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不仅发展壮大了起来，而且能够给敌人以强有力的打击。这次战役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游而不击”的污蔑。从战争全局看，百团大战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它牵制了日军主力，推迟了日军南进的时间，为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的作用。
①“桐工作”计划是日本为了诱降国民党政府从1939年11月开始持续了将近一年的一系列谈判的代号。谈判中日方代表是铃木卓尔中佐和今井大佐；中方代表是蒋介石军事总部派出的陈兆林(译音)和国防最高委员会主任秘书张玉山(译音)。见《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1937—1945年(上)》，(美)约翰·亨特·博伊尔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