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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党的一项坚定不移的方针（二）
党外人士座谈会
为了广开言路，克服官僚主义，改变干部作风，使各级政权机构中的党外人士有职有权，边区党和政府多次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起初称非党民主人士座谈会)，广泛听取批评与建议，创造了陕甘宁边区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新鲜经验。
依据“三三制”原则建立民主政权，为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提供了理论政策根据和组织保证，而党外人士座谈会成为“三三制”政权的补充形式。
边区开展的劳动英雄运动，是推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最初起因。
边区政府历来重视奖励劳动模范。1942年5月，边区政府通令表彰边区著名的劳动英雄吴满有，提倡吴满有方向。随后，边区政府又表彰了移民劳动英雄马丕恩、马杏儿父女。同年9月，开展赵占魁运动，学习模范工人赵占魁。接着又于1943年1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奖励了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县长刘秉温、延安县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等22位劳动英雄，在群众中造成广泛的影响。
1943年3月，安塞的劳动英雄杨朝臣同延安的劳动英雄吴满有共同倡议开展生产大竞赛。杨朝臣、吴满有的倡议受到了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联名发出指示，要求各分区县市把生产竞赛运动推广到群众中去。一个人人争当劳动英雄的生产大竞赛运动在边区逐渐形成。为了检阅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表彰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边区两次召开劳动英雄大会：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召开了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表彰了185名劳动英雄；1944年12月22日至1945年1月14日召开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476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受到表彰。这个劳动英雄运动不仅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生产运动，而且促进了边区政权建设。毛泽东在接见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时，称赞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有三种长处，起了三种作用：“第一个，带头作用。这就是因为你们特别努力，有许多创造，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第二个，骨干作用。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可能成为干部，你们现在是干部的后备军。第三个，桥梁作用。你们是上面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①毛泽东指出的劳动英雄的这三种长处和作用，说明了他们在边区政权建设中的地位和意义。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进步势力，是边区政权的基本力量、基础，对他们加以奖励和帮助，倾听他们的意见，吸取他们的经验和创造，提拔他们中的一部分参加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作为政府与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纽带，并通过他们去团结更广大的劳动群众，这不仅是“三三制”的极好的一种补充形式，而且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使我们的政权进一步得到巩固。
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8月21日发表《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意见》的社论中指出：“党外人士座谈会，是三三制政权的补充形式的一种。自从去年年底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召集之后，我们在政权工作中有了一个新的发现，这就是，政权机关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他的周围应该团聚许多由劳动人民中自已选举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加以奖励和帮助，作为政府与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纽带。”而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在讨论政府工作和财政经济问题时，曾邀请了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非党民主人士听取大会报告和参加讨论。毛泽东在大会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时，李鼎铭、安文钦、柳湜、贺连城、霍子乐等非党民主人士出席了会议。西北局高干会闭幕以后，1943年1月29日，林伯渠、贾拓失主持召开了一次非党民主人士座谈会。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教育厅长柳湜、副厅长贺连城、建设厅副厅长霍子乐、边区政府委员李丹生、毕光斗等党外人士出席。贾拓夫介绍了西北局高干会的经过及所决议的各项问题后，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与会者希望在制定计划、讨论财经等问题时，集中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的意见，并要求清除党内个别坏分子。这些呼声受到谢觉哉的赞同，希望今后与党外人士更加亲密合作。2月1日，毛泽东在会议简报上批示：“以后西北局可每两月召集座谈会一次。”任弼时指示：“以后要经政府通过执行的重要政策是可以先与他们交换意见，然后提出”②。
此后，西北局在每年年初都要召集边区政府中的党外人士座谈，和盘托出全年工作方针与任务方案，征询意见，加以修订，再公布实施。但当时还没有把它作为“三三制”的一种补充形式，因而不普及，边区以下没有开过这样的座谈会，并且只限于参加民意机关和政府工作的非党民主人士。1944年7月18日，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和边区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运用非党民主人士座谈会的方式，听取非党民主人士对政府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意见。7月21日，中共中央转发西北局对各地委的指示，要求各分区立即邀请边区、县级参议员和政府委员中有声望的党外人士(不在参议员或政府委员之列者亦可)出席。从此，非党民主人士座谈会不仅在边区一级召开，而且也在分区、县级召开；不仅吸收参加政权机关工作的民主人士，而且也吸收一部分尚未参加政权机关工作的民主人士。因此，在名称上也有称“党外人士座谈会”的(因为起初叫非党民主人士座谈会)。随即陇东、延属、绥德等分区，富县、延安、庆阳、子洲、安塞、甘泉、子长、延川、赤水、米脂等县及一些区，相继多次召开不同形式与内容的座谈会。与会者除政权中的党外人士外，还有地方绅士、社会名流、劳动英雄及其他政府委员、参议员。
《解放日报》1944年8月21日的社论进一步指出：“现在各地所进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毫无疑义的又供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经验，这就是说，巩固和加强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巩固和加强各阶层的团结，还需要定期听取党外人士对政权工作的批评与意见。三三制政权，本来是各阶层的抗日民主的政权，它是最适合于我国国情的民主政权，而劳动英雄大会和党外人士座谈会，就更使这个政权更加巩固，更加有力。所以，对于现在各地所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应该给予以充分的重视，凡是正在进行的地方，要好好进行，凡是尚未进行的地方，要召集起来，和很郑重的进行这种会议。”毛泽东得悉情况后，除亲自参加一些座谈会外，并对林伯渠等指示：“议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凡是对的意见，我们都要研究解决。对所提问题逐条解答”③。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针对不称职干部问题予以说明，指出可以采取罢免重选、向上级告状、或政府集中培训等办法。凡自己错了的当即向党外人士作自我批评，对于正确的批评建议及时予以肯定接受，会后迅速采取措施，付诸实施。当毛泽东得知霍祝三参议员等提出训练区乡干部的建议后，立即指示一年可训练一次。西北局于1944年冬至1945年初办了一期区乡干部如何为人民服务的训练班，取得了显著效果。从此，训练区乡干部形成了制度。
党外人士座谈会的形式灵活多样，参加的人数不限，时间间隔或长或短，内容可多可少。在当时，陕甘宁边区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中，以延属分区召集各县党外人士的座谈会最为典型，《解放日报》予以跟踪报道。这次座谈会于1944年8月16日正式开始，广泛听取党外人士对政治、经济、教育、军民关系等各方面的意见。会议精神主要是揭发与批评缺点，力求切实改进工作。到会40余人，列席者有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贺连城、边区政府委员毕光斗暨专署各科长。70多岁的吴汉章老先生，拄着拐杖来参加，他一进会议室，就热情的对大家说：“各位多多发表意见，有什么说什么，集思广益，把咱们边区搞得好好的。”座谈会由曹力如专员主持，他恳切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讲缺点、多批评，并提出积极的改进办法，目的是为了把边区建设得更好。贺连城副厅长首先检讨了过去某些党外人士在初参加政权工作时所表现的自居“客位”，只赞扬成绩，不批评缺点的态度。他说：成绩是要赞扬的，但也须批评缺点，否则便不能使工作进步。贺副厅长以自己为例，他说他自己也是党外人士，过去也存在过“主”、“客”之分的错误观念，但现在已逐渐克服。与会党外民主人士充分发表了意见，并提出改进办法。座谈会专就民主问题征询非党人士的意见。综合这次座谈会的意见，主要有：第一，不重视参议员的作用。延川县政府委员李世发提出，经过1942年的工作检查，发现个别参议员“耍私情”，此后，处理各种事情，只有工作人员开会，再不召集参议员讨论，降低了民主的意义。第二，不尊重民意。延长县的边区参议员兼县副议长的白云亭提出，乡长由县上随意调动。如一区三乡选出的乡长，调到区上当助理员；四乡的乡长又调去受训，也换了人，都未经选举。第三，应该坚持乡级一年改选一次的制度。子长县参议员雷云亭和延长县边区参议员白云亭等提出，还是一年改选一次好。好的乡长可以连选连任，不好的乡长可改选掉。子长县的乡长从1940年以来未换的很多。县上说，“不换老练些。”老百姓却说，“做上五、六年，就染成坏坯了”④。
①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4页。
②《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页。
③《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4页。
④子长县当地农民方言，“染成坏坯”大意指养成坏毛病。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