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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党的一项坚定不移的方针（三）
边区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经验
陕甘宁边区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不仅在二届一次参议会上获得成功，而且在边区以后的政权工作中始终得以坚持贯彻和执行。由于党坚定地贯彻执行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方针，充分调动了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民主政权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是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三三制”政权建立后，共产党员占1/3，党外人士占2/3，边区政权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地主阶级中的民主分子在内的抗日民主政权，它既是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组织保证，也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学会与党外人士合作。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①。边区党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成功的作法，边区政府党组决定建立必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除过不定期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外，还制定出边区一级党与非党人士合作保证参加政权工作的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有关规定。因为在此之前，边区政府在这方面，曾一度和中间人士关系搞得不十分好，把他们当客人看待，形式上客客气气，事实上对他们的职权并不尊重。中间分子对这种把他们“当摆设”的作法，也很不满意，李鼎铭常以“俺没意见”来消极对待。为了打破这种不正常局面，边区政府党组做出了几条改进措施：(1)各厅、处、院要轮流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参议会副议长汇报工作；(2)每次政务会议前，由有关单位的党员领导人，向李鼎铭汇报会议内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取得他的同意才开会，不同意便缓期开会，进行协商；(3)某些不需要经过政务会议通过，而要由副主席签署下达的文件，由主管负责人先向他说明内容，取得同意，然后办理划行手续；(4)平日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这样做，李鼎铭、贺连城、霍子乐、安文钦等非党人士，都很高兴，态度完全改变了。有一次，财政厅长南汉宸汇报边币发行数量时，李鼎铭马上以主人翁的态度关照说：“这要绝对保密，不要让其他的人也知道”。后来中外记者团来延安，一个英国记者要求同李鼎铭单独谈话，接待方面满足了他的愿望。他问李鼎铭是不是有职有权?李鼎铭爽朗地笑着回答说：“我有职有权”。事后，这个英国记者对人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在边区一级党外人士，做到了有职有权，但在县、乡两级则还有一定差距。
二是正确地掌握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同非党民主人士实行合作，关键是处理同中间分子的关系。首先要正确识别中间分子，因为中间分子大都是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人士，中等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边区主要是开明绅士和商人。他们在参政以后，不可能不关心本阶级的利益，为自己的阶级说话办事。其次要正确的把握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为了团结中间分子共同抗日，在合作共事中作适当让步是必要的，无此不能团结他们一道工作；但让步不是无原则的迁就，否则就会影响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说，原则要坚持，方法要灵活。当时绥德、佳县等地未经土改，经常发生农民和地主的土地纠纷案件。林伯渠和李鼎铭分任边区审判委员会正、副委员长，除担任第三级终审职责外，还裁判土地纠纷案件。有时为了照顾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裁决结果农民吃了亏，就由边区政府给农民作相应补偿。这样，把地主和农民双方都照顾了。让步是为了团结，必要的斗争也是为了团结。一次由李鼎铭副主席主持的政务会议，讨论奖励投资条例。其中有一条说：“投资开垦公荒者，其土地使用权属于投资者。”李鼎铭主张把“土地使用权”改为“土地所有权”。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就暂时取消了这一条，留待以后继续研究。类似这样的原则分歧，林伯渠、谢觉哉、李维汉等对中间人士责之以大义，晓之以利害，做了不少的团结争取工作。
三是生活上给他们以适当的照顾。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共产党员，享受供给制，除了吃饭穿衣，只有极少数的零用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也不例外。但边区政府特地对中间人士实行薪金制，虽然薪水不多，却比共产党员的供给制要好一些，除了自己的吃用外，还能补助家庭生活。不这样做，就会影响他们出来工作。要尊重党外人士，尤其是中间人士不同的生活习惯，不能要求他们与共产党员一样，而使他们感到不满与不安。对一些在长期生活中养成特殊嗜好的中间人士，只要不妨害政府工作，与政治无关，我们一概不加干涉和指责，对此他们甚为感激。
四是对党外人士要有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许多共产党员在工作中的民主作风差，缺乏与党外人士、特别是中间人士商量问题的作风。更有甚者，公开表示不在党外人士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许多中间人士参政以后，本来缩手缩脚，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更不敢放手大胆地工作，凡事都要看共产党员的脸色。而有些共产党员在中间人士发言时，只要稍有不妥，不管人家话犹未尽，便横加指责，以致训斥，弄得人家更不敢说话。个别共产党员对其中间分子的下级采取“命令式”的态度，而对其中间分子的上级领导又不服从，甚至拒绝接受任务，使他们左右为难，造成他们工作中更加缩手缩脚，发挥不了作用。1942年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以后，边区政府抓住了干部中的民主作风问题，进行了整顿，使大多数干部转变了作风，也改善了同党外人士特别是中间人士的关系。
大多数党外人士特别是中间人士，在实际工作看到共产党对他们真诚相待、平等相处、民主合作，因而逐渐缩小了同共产党员的距离，开始真心实意地贯彻执行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所以，当时在整个陕甘宁边区，党与党外人士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融洽和亲密的。
①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0页。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