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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党的一项坚定不移的方针（一）
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方针的提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实现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方针，而“三三制”政权为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当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特别是开明绅士选入边区各级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发挥了进步的积极作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政策的提出及实施，经历了一个实践和发展的过程。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曾经指出：“抗日时期，我党在各解放区政权机关(参议会和政府)中同开明绅士合作，是完全必需的，并且是成功的”①。这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高度评价。
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指出：“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这是去年三月以来中央就屡次指出了的。这次反共高潮再一次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②。这也就是说，实行“三三制”政权、坚持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是在实现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而在抗战初期还不可能，那时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几乎是由清一色的共产党员组成，因而也谈不上实行与党外民主人士合作。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性质和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总结。毛泽东1939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1月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两部著作，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历史特点和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了科学的分析，从理论上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基本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阐明了抗日时期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两个基本任务之间的辩证关系。接着，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使我们党有可能进一步认清中国社会各阶级和政治集团的基本政治态度。因而，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便确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正确政策，采取了有斗争有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了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胜利。党对中间势力的认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后逐渐深化。在统一战线内部，以各阶级利益的不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采取的不同立场，而会形成不同的政治势力。对于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和怎样争取中间势力，党内许多同志并不十分了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毛泽东明确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或竟变为顽固派向我们进攻的同盟军；因为顽固派也正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陷于孤立”③。因此，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所以，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他还解释说：“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④。同时，为了争取中间势力，我党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根据地规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尽管有了这些明确的政策和策略，但在实际工作中对于中间势力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必须尊重他们的参政权利，当时并没有被全党所认识和接受。就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时，党内一度出现了一种过“左”的倾向，一部分同志错误地认为国共合作已经或很快就要破裂，因而过分地打击地主，不注意团结党外人士等；认为顽固派已经投降日寇，忽略团结中小地主，甚至把中间势力也同顽固派一样看待。他们主张在政治上仍旧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反对实行抗日民主专政。为了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争取团结中间势力，中共中央于1940年3月6日颁布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决定实行“三三制”。党中央指出：“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指示”强调：“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⑤。陕甘宁边区从此开始率先实行“三三制”政权，并为其他根据地做出了示范。
“三三制”政权的建立，让党外人士参与其中，既为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又为党内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如何搞好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毛泽东谈到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时曾指出：“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问他们是否有党派关系和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他要求对在政权中担任工作的党员进行教育，帮助他们克服“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⑥。
为了克服中共党内存在的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宗派主义倾向，毛泽东在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会上发表演说，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批评了一部分共产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着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
毛泽东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的，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毛泽东强调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⑦。
在11月21日参议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又发表演说，认为这次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第一是暴露了我们许多东西，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第二是一个很大的学习，使共产党员向党外人士学习。他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要实事求是，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不打破，革命将不能成功。
毛泽东注意中间派和党外人士的各种反映，以改进工作，克服困难和缺点。他在审改一份情况时加了这样一段话：“陕甘宁边区自从不但在参议会而且在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以来，获得各地中间派的好评，即国民党对此亦无法挑剔，同时边区内部的阶级关系获得合理调整，一切政令顺利推行，圆满认真地彻底地实行‘三三制’，实是团结全国人民解决内部困难的最正确最有效的政策”⑧。
为了提高全党对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自觉性，中共中央于1942年初起草了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关系的决定，草案经毛泽东大量改写。3月1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一草案时毛泽东发言说：共产党的作用，就是要集中人民的意见，作出决议，并坚持下去。将原材料加以制造成为精制品，即是决定政策，造成作风。我党没有人民，便等于鱼没有水，便没有生存的必要条件。我们没有排斥党外人士的权利，只有同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必须规定许多办法来实现党与非党人士的合作，实行“三三制”也是具体的办法。⑨
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必须讲团结，使党外人士感到可亲、可靠。延安时期，毛泽东一次对即将上前线的干部发表讲话：共产党员要团结各阶层人士。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要学习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⑩。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同党外人士的关系中要注意实行民主的作风。毛泽东指出：“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了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许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风，我们一定要改正这个缺点。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发展。”
毛泽东还对在延安做地方工作的干部们讲：在我们党周围，党外人士总是多数，党员人数总是少数。因此，很多工作要靠党外人士来做，不能由党员来包办。搞“清一色”很容易，但“清一色”不容易成功啊!毛泽东还说，统一战线，这是一大法宝。我们党员是少数，要靠党外人士做工作，要和党外人士搞好团结(11)。
在中共七大会上，毛泽东重申了尽可能扩大和党外人士合作的原则。他说：“和民主分子合作，我们怕什么呢?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只要不是坚决的反动分子，而愿意革命并和我们合作的，就来者不拒”。毛泽东还申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党外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九，只有他们和我们一起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单靠党员毫无办法，是不是这样?这是不是真理?完全是真理。他们中间有领袖，有干部，我们要帮助他们，培养人民中的优秀分子，同时尊重他们，和他们好好合作。”毛泽东要求“全党要注意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并且要加强这个合作，使我们能联合更多的人，联合得更好”(12)。
延安时期，由于党中央重视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特别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了大量精辟的论述，强调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是党的一项坚定不移的方针，同时又率先垂范，和党外人士广交朋友，使延安时期成为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最好时期之一。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3页。
③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ll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7—748页。
④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l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6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743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⑧《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55页。
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69页。
⑩《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3页。
(11)杨和亭：《红日照陕北》，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1996年印行。
(12)《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33页、第155页、第223页。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