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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与壮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二）
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党的七大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继续向着胜利的方向发展。1945年上半年，苏、美、英盟军在欧洲战场取得彻底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伟大胜利。1月苏军向德军发动强大攻势，迅速打破了希特勒的防御计划。3月间，美英等国在西欧的军队渡过莱茵河，攻入德国腹地。4月下旬，苏军完成对柏林的包围；5月2日，攻占柏林，希特勒在此前自杀身亡。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意大利，共产党人领导北部各城市人民于4月间发动起义，游击队逮捕了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并由人民法庭判处死刑。
德、意法西斯的覆灭，使日本法西斯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同盟国决定进一步加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完成对日最后作战。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根据雅尔塔协定，4月25日至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中国政府派宋子文为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解放区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10名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第一次公开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董必武在美国期间，向广大侨胞和美国人民宣传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事迹和共产党的主张，引起很大反响。会议讨论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在中国正面战场上，3月下旬，日军在鄂北、豫西发动老河口作战；4月，在湘西发动芷江作战。中国军队同敌人展开激战，分别毙伤日军1.5万人和2.6万余人。同时，中国军队借日军4月下旬从广西等地收缩兵力、撤退之机，乘胜追击，歼灭一批敌人并收复南宁、桂林、柳州等地。
在解放区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方针，从1945年5月开始，对日伪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在沦陷区，中共中央号召人民“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①同时，注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汉奸，就同他们联合，为打倒共同的敌人而斗争。
德国法西斯的垮台，盟军在太平洋的攻势作战的成功，中国军民的夏季攻势，加速了日本法西斯末日的到来。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在德国柏林发表波茨坦公告(苏联后于8月8日正式声明加入)，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
此前的8月21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湖南芷江接受了日军代表的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128万余人向中国投降。10月25日，台湾地区的受降仪式在台北举行。台湾从甲午战争后被迫与祖国分离50年，但台湾人民从未屈服日本侵略者的统治，在岛内展开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为祖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
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民族解放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首要条件。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坚持和发展，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抗日战争开始时，国民党掌握着全国政权，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但是仅靠这一点，中国不可能取得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胜利。为此，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努力建立和扩大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包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阶级、阶层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全国人民一起，促进国共合作，推动国民党抗战。同时，从抗日战争的实际出发，党正确的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提出了正确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最大限度的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最大限度的反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孤立顽固势力的反共投降活动的有力武器。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有力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成为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同时，敌后战场的发展壮大，吸引了大量的日本兵力，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一个重要因素。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这一根本愿望出发，主张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向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这是一个使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与此相反，国民党统治集团则企图依靠美国政府的支持，在中国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了一个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新时期。
战后国际国内形势，总的来说，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国际上，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方面，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打败；英、法等国受到很大削弱。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虽然有了很大增强，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但资本主义世界的总体力量有所下降。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苏联进一步巩固；东欧和亚洲的部分国家开始建立人民民主制度；亚洲和非洲兴起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旧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日益瓦解；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人民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向前发展。世界民主力量的这种发展，对各国反动势力是一种有力的制约，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世界形势发展又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特别是美国和苏联的对华政策，直接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倚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全球扩张。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控制了中国，就基本上控制了亚洲。美国政府把国民党视为其控制中国的一个工具，把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视为实现其目的的一大障碍。在具体策略上，美国则采取除大规模军事干涉以外的手段来支持和援助国民党政府，加强它的实力，以此“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定其权力”②而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在军事实力上虽有所增强，但综合国力仍不如美国。在美国绥靖主义政策胁迫下，苏联与1945年8月14日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外交上承认国民党政府。
在国内，经过抗战，中国人民经受了极大的锻炼，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壮大，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通过民主联合政府的途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在全国得到广泛的响应。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以抗日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民主与自由为宗旨而先后成立的我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个别党派如台盟等稍晚一些)，已成为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一支重要政治力量。中国民主同盟于1945年8月15日首先发出《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主张“民主统一，和平建国”，表示坚决反对一切反民主的和制造分裂引起内战的行动。随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由国民党内的民主和其他爱国分子所组成)、中国民主建国会(由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中的知名人士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组成)、中国民主促进会(由抗战时期留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界人士组成)、民主科学座谈会(由一些学术界人士发起，后改称九三学社)、中国人民救国会(由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也纷纷发出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反对内战独裁的呼吁，全国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共同意志，汇成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潮流。
这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控制着全国政权，并拥有一支500多万人的庞大军队和大量来自美国的军事援助，国民党政府掌握的物资和外汇储备的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特别是抗战胜利前后国内外存在的蒋介石是“抗战建国领袖”的舆论，使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相当一部分人对他抱有很大的幻想。这一切，使得国民党统治集团认为可能通过发动内战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但是，由于解放区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由于国际国内舆论强烈呼吁和平、反对战争，国民党统治集团要立即发动内战还有困难。因此，他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表示愿意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企图诱使中共交出军队。对此，蒋介石后来曾说过，战后他的方针是，或者以和平谈判方式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改走合法的道路”，或者通过“放手动员作战”的办法来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武装。他认为，“这两条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决中共问题”③。
上述情况表明，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世界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以美国支持的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正在取代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为目标，中国革命统一战线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阶段。
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9页。
②《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1949年7月30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页。
③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156页。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