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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与壮大—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民主（一）
重庆谈判
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全国人民热烈庆祝抗战胜利，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于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同时，随着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美、苏之间在中国问题上达成某种妥协，他们希望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停止内战的态度日益明朗。国民党统治集团垄断抗战胜利果实的行径，遭到全国人民尤其是解放区军民的强烈反对。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即贯彻执行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线。针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中共中央决定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坚决保卫人民的胜利成果，巩固已有的阵地，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同时，在不放弃武装自己的条件下，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力争实现和平建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23日在延安召开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问题。会议认为：当前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我们党现提出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这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广泛同情。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存在，他还需要医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在数量上作些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①。会议确定，今后对待国民党的方针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通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实行一定的政治改革，以推进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进行谈判。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和实现民主政治等为主要内容的六项紧急措施。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说明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在谈判中我方准备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必要的让步，以便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对谈判结果可能出现的两种局面，中共中央提出对策：如果出现和平发展的局面，我们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如果国民党发动军事进攻，我们就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彻底消灭来犯者。通知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必须依靠自己手中的力量和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必须坚决依靠人民。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乘飞机抵达重庆。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一行动，有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谋求和平的，是真正地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毛泽东等到达重庆，受到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亲临重庆的行动是“弥天大勇”。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抗战胜利后，“我们再能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在此期间，毛泽东直接同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多次商谈。有关国内和平问题的具体谈判，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的。
9月3日，中共代表将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十一项提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提要的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9月8日，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4日蒋介石亲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对中共的十一项提要提出书面答复，表示接受中共代表提出的和平建国、承认党派合法平等、结束党治等项主张，对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也表示基本同意，但对于解放区政权作为合法地方政府却坚决不同意，对于军队编组问题也要作种种限制。这些问题成为谈判中争论的中心问题。对此，周恩来表示：其已获得双方同意者，即可以认为解决，其未一致者，再继续商谈。
为了使谈判能够获得进展，中共代表就解放区政权和军队问题先后作过多次让步。比如，在承认解放区人民政权合法地位的前提下，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可重新举行人民普选，选出的各级政府由国民政府加委；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原则下，中共愿将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按照与国民党军队1：6的比例，缩编为24个师或至少20个师，并且可以把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解放区的部队撤退到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但国民党方面执意不作任何松动，致使谈判陷于僵局。
国民党政府代表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在“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一再要共产党“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声称“一党的武力政权”与现代民主统一的国家不相容。周恩来、王若飞根据事实给予有力的驳斥，指出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它完全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而且两党拥有武装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必须正视现实。周恩来指出：“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党治时期，我们如何能将军队、政权交与一党之政府?!”
在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进行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毛泽东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等，还会见了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以及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等。为了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对中共政治主张的理解，减少谈判阻力，毛泽东分别会晤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陈立夫、戴季陶等。当时与毛泽东会面谈话的各界知名人士共几十人，政治上左、中、右都有。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拜客，什么人那里我都去。”比如国民党CC派头目陈立夫在抗战胜利后，曾力主乘势消灭共产党。毛泽东专门登门与陈立夫交谈，回忆当年国共合作的往事，批评时下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并风趣地说：共产党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称齐天大圣。可你们连弼马温都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在这样轻松的谈话气氛中，最终使陈立夫动摇了坚决反共的立场，表示愿意为此次国共合谈“尽心效力”。我党的这些工作，令蒋介石大为恐慌，惊呼“毛泽东把统战工作做到我家里来了”。同时，毛泽东还会晤了苏联大使彼得罗夫、美国大使赫尔利以及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驻华使节，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周恩来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会见工商、文化、妇女、新闻等各界代表，听取并交流对谈判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等的这些活动，以及中共代表在谈判中多次作出让步，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国共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重庆谈判期间，军事斗争紧密地配合了谈判桌上的斗争。蒋介石为了以军事行动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代表在谈判桌上屈服，除加速向前线调运兵力外，还下令粤、苏、浙、皖、鲁、晋、绥、察等省的国民党军队向人民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9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全军：“重庆谈判，蒋介石毫无诚意”，“为着促进谈判，推迟蒋军深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察热，争取东北优势，我必须布置几个有力战役，打退顽军气势”。依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军队站在自卫立场上奋起抗击，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进犯。尤其是晋冀鲁豫军区集中主力3万余人，于9月10日至10月12日在山西长治地区(古称上党郡)实施的上党战役，一举歼灭入侵的阎锡山所部3万余人，击毙国民党军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生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使阎锡山损失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上党战役给国民党统治集团以很大震动，加强了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直接配合了谈判斗争。
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这是国共会谈取得的主要成果。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也是会谈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会谈达成协议的还有：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承认人民享有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应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党派平等合法；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自治，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等等。谈判中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是解放区政权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军队整编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对于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会谈纪要》载明，双方将“继续协商”或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会谈纪要》的发表，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②同时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③
《会谈纪要》签订后，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等留在重庆就悬而未决的问题继续同国民党方面商谈。由于仍无结果，周恩来于11月25日暂返延安。
①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8—9页。
②周恩来：《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1946年12月1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253页。
③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9页。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