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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统一战线与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事业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
四、统一战线与边区文艺事业发展
(一)文艺工作的群众路线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他们运用音乐、美术、舞蹈、戏剧、小演唱、活报剧等各种形式，纵情讴歌根据地军民同心努力抗日支前的英雄模范事迹，在实践中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极大地鼓舞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士气，繁荣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文化生活。
但是，在整风运动之前，边区文艺界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是大部分文艺工作者世界观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同革命利益发生矛盾。鼓吹要树立“为艺术的人生观”，要“艺术指导政治”，“艺术至上”，公开宣扬小资产阶级作家始终是中国文学运动的主力等等。其实质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教条主义倾向十分严重，在教育和艺术等文化领域，不适当地强调“正规化”，贪大求洋。1940年1日，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并强调“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革命，语言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①在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文艺工作的两个根本问题即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并鲜明地提出了文艺是为群众服务的，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文化工作为人民服务和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他说：“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这里有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②
通过整风运动，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以及一系列的宣传动员组织工作，广大文化工作者普遍提高了思想觉悟，逐步克服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倾向，而将群众路线，为工农兵大众服务作为文化工作的指导思想，纷纷要求下乡、下厂、下部队，同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到农村、工厂、部队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成为解放区文化工作者的行动口号。特别是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在这方面的成就更为突出。1943年冬，“鲁艺”等5个专业文艺团体分别到陕甘宁边区5个分区为军民慰问演出，并在各分区普及了新秧歌。有的剧团搬到了乡下，在乡下建立农场和生产基地。许多文艺工作者背着背包下乡、下厂、下部队。如：诗人肖三、艾青，剧作家塞克到南泥湾，作家刘白羽、丁玲、陈学昭到农村和部队，柳青、高原到陇东体验生活，进行创作。延安音乐界提出了音乐到街头去、到工厂去的口号。戏剧界经常下乡、下厂为群众演出。画家也背着画版，到工厂、农村、以工农大众为素描对象。
“文艺下乡”不久，在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边区的许多村镇成立了农村俱乐部，组织了业余剧团，街头文艺成了当时最活跃的文艺形式。这种在村镇因地制宜开展起来的各种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普遍受到了群众的赞扬。他们说：“艺术家把艺术从窑洞里搬到了街头来了。”从1943年春节出现新秧歌运动开始，这种群众性文化活动就在全边区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几乎遍布边区的每一个乡镇和山村。新秧歌运动带动了各种民间新艺术活动。诗歌、快板、新说书、民间演唱、自乐班及剪纸等活动都积极开展起来，并涌现出一大批民间艺术人才。如社火头刘志仁、快板专家拓开科、农民诗人孙万富、民歌手汪庭有、李增正，说书艺人韩起祥、秦腔名角李卜等等，在当时都是很有影响的民间艺术家。一大批民间艺人成为活跃在边区上的艺术骨干，促进了群众性文艺活动的广泛开展。
同时戏剧、音乐、歌剧、美术和文学创作也在反映边区人民的新生活，与实际结合，与群众结合方面取得优异的成果。如评剧《上天堂》，秧歌剧《难民曲》、大型活报剧《反扫荡》，歌剧《刘家父子》、《白毛女》，鼓词《刘子丹》，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歌曲《好日子》、《七月的边区》、《绣金匾》、《南泥湾》、《东方红》，还有木刻《运盐》、《割草》、《生产》、《学习》、《送粮》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总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以戏剧为中心的新文艺运动，表现了文艺工作者同人民群众相结合，专业文艺创作同民间文艺相结合的特点。广大文艺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表现形式，歌颂了人民群众在对敌斗争、生产支前等方面的光辉业绩，使文艺成为教育群众，教育干部与活跃人民文化生活的有力工具之一。从而形成了始终坚持文化工作的群众路线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二)统一战线与陕甘宁边区文艺活动及成就
综上所述，陕甘宁边区文化活动的繁荣与成就，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文艺方针和文艺政策，取决于文艺工作的群众路线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但从陕甘宁边区文艺活动的历史过程和巨大成就来看，也与统一战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统一战线是陕甘宁边区文艺事业发展与繁荣的基础条件。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后，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文化运动，中共中央制定了文化统一策略，即建立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团结了更多的文化阶层，壮大了文艺队伍的力量，有力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文艺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前，陕甘宁边区只有1936年从国统区秘密转辗而来的丁玲等极少数文艺界知名人士，文艺团体也只有丁玲到根据地后创办的中国文艺协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后，周扬、艾青、肖三、萧军、何其芳、周文、周立波、陈荒煤、袁文殊、吴伯箫、陈学昭、刘白羽、塞克、柯仲平、徐懋庸、高长虹、白浪、罗峰、马建翎、冼星海、吕骥、贺渌汀、马可、严文井、崔嵬、田方、曹葆华、沃渣、张水华、袁文殊、张仃、王朝闻、力群、王式廓、吴奚如、沙汀、沙可夫、高士奇等等文艺界知名人士，艾思奇、范文澜、何思敬、何干之等等文化名人汇集延安，形成了强大的文艺发展与繁荣的人才团队。1940年1月，边区文协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文学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木刻漫画家、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中西医生、新闻记者等文化人达到123名。文化团体、新闻报刊、文艺杂志、学校、机关俱乐部、文艺分会、文艺小组等107个单位的代表就有274名。1942年，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出席这次座谈会的延安文艺界知名人士多达90余人。这一大批从全国各地及海外汇集延安的文艺界知名人士，是陕甘宁边区文艺事业的骨干力量，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新的文艺政策和新文艺事业的宣传教育、组织领导和实施者。
首先，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高质量的文艺作品。戏剧方面，秧歌剧《兄妹开荒》将小秧歌剧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贺敬之、丁毅等的新歌剧《白毛女》把我国的歌剧艺术带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四川方言喜剧《抓壮丁》的演出，在延安和整个边区获得了很大地反响。这一时期边区的音乐运动蓬勃发展，成为当时全国进步音乐活动的中心，出现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冼星海、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马可、贺敬之的《南泥湾》，郑律成、莫耶的《延安颂》，郑律成、公木的《八路军进行曲》，冼星海、塞克的《生产大合唱》等，推动了中华民族的音乐发展。延安和边区的文学创作中也涌现出了相当多佳作，如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艾青的《吴满有》，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欧阳山的《高干大》、《黑女儿和他的牛》，孔劂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秦兆阳的《俺们的毛主席有办法》、孙犁的《荷花淀》等；报告文学《记“鲁迅艺术文学院”》；说唱文学《刘巧儿团圆》等。美术作品代表性的如古元的《减租会》、《区政府办公室》，彦涵的《等敌人搜山的时候》、罗工柳的《学文化》、夏风的《从敌人运来的战利品》、力群的《丰衣足食》等。电影在推进文艺工作发展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延安的电影工作者相继拍摄了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南泥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用电影这种方式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此外边区160多位画家，创作了众多反映人民生产、生活、战斗的作品，塑造了人民群众的光辉形象，用画笔记录了坚苦卓绝的抗战精神。各类文艺作品在推动文化建设，鼓舞人民士气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其次，由这一大批文艺界知名人士组织和推动的边区文艺团体的迅速发展，文艺队伍的逐渐扩大，造就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直接推动了陕甘宁边区文艺事业的繁荣。同时也为新中国文艺事业做了组织上和人才上的准备。
1937年11月24日，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它含有社会科学研究会、国防教育研究会、国防科学社、战歌社、海燕社、音乐界救亡协会、世界语协会、新文学研究会、民众娱乐促进会、抗战文艺工作团、文艺界抗战联合会、诗歌总会、戏剧界抗战联合会等众多文化和文艺团体。由艾思奇任主任、柯仲平任副主任。
194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支持下，重庆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也随即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文抗相继组织过文学顾问委员会和文艺小组工作委员会，创办过文艺学园，出版过《谷雨》和《文艺月报》，还成立了文化俱乐部。在学术研究方面，成立了鲁迅研究会、青年文艺习作会。“文抗”在领导延安文艺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陕甘宁边区其他专业性的协会，虽属边区文协领导，但拥有很大的独立性。这些协会有：1938年1月9日成立的“陕甘宁边区音乐界协会”(简称“边区音协”)，1939年2月10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简称“边区剧协”)，“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简称“边区美协”)等等。这些协会活动内容甚多，如组织创作、观察演出、举办展览、创办期刊、开办讲座、进行辅导、评奖等等。
文艺期刊多达24种。有周扬主编的《文艺战线》和《中国文艺》，萧三主编、方纪编辑的《大众文艺》，艾青主编的《诗刊》，萧三、高敏夫先后主编的《新诗歌》，奚定怀、徐明等编辑的《山脉诗歌》，刘白羽主编的《文艺突出》，艾思奇主编、林默涵编辑的《中国文化》，丁玲、艾青、舒群、萧军合编的《谷雨》，萧军、舒群、刘雪苇合编的《文艺月报》，周立波、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合编的《草叶》，周文、胡采主编的《大众习作》和《群众文艺》，公木主编的《部队文艺》。另外还有《歌曲月刊》、《歌曲半月刊》、《歌曲旬刊》、《民族音乐》、《部队歌曲》、《音乐工作》、《边区戏剧》、《戏剧工作》、《前线画报》、《美术工作》等。
众多边区文艺单位的建立，和文艺刊物的创办，直接推动了边区文艺事业的发展。文艺单位是活跃于文艺演出一线的单位，这时期所成立的音乐美术类文艺单位包括：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中央管弦乐团、鲁艺美术工作团等；电影美术类单位包括延安电影团、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大众美术研究社等。这些单位在发展党的文艺事业方面都发挥了凝聚，组织提高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作用。
培养艺术工作者是促进文化艺术事业长远发展的重要工程。在这些文艺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推动和组织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专门建立了三所艺术院校，即鲁迅艺术文学院、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延安部队艺术学校。这些学校先后培养出了数以千计的文艺工作者。这支在延安文艺运动中教育和培育中成长起来的文艺大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相继开赴东北、华北，扩展辐射向全中国，投身于文化建设的主战场，为繁荣党的文化事业提供了人员保障，成为社会主义人民文艺的强大主力。
在陕甘宁边区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在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召唤下奔赴延安的广大知识分子，也投身到陕甘宁边区的新闻出版事业，成为党和边区政府这一事业的中坚力量，有力地推动了边区新闻出版社事的繁荣昌盛。
广大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新闻、出版事业的建设。陕甘宁边区先后出版的报纸和期刊多达百余种，其中主要有《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周刊、《文艺战线》和《中国文化》等60余种。这些报刊对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和激励群众抗战、传播新文化、新知识，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作好马列著作的编译和党报、党刊的出版发行工作，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广大知识分子编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列宁选集》以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事业的发展，对广大人民接受马列主义，宣传、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美国记者斯诺写到：“新的印刷所替前线和后方出版了各种书籍、杂志和报纸。许多外国的著作被译了过来，刊行标准本，并且有中国自己的历史和革命理论的教本……毛泽东、朱德以及其他军政领袖的选集都印成了普及本。有小说、报告文学、论文和关于战争的军政书籍，也有自然科学、艺术和文学的译文。”③记述了当时陕甘宁边区新闻出版的繁荣景象。
随着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红色中华通讯社于1937年1月改名为新华通讯社。其报道范围由开始仅限于陕甘宁边区，继而发展到全国各地。新华社还在敌后根据地设立了分社。1940年底建成的新华广播电台，宣传党关于抗日斗争的方针政策，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群众英勇杀敌、支援前线的事迹，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行径，在各地方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及其它文化事业是广大知识分子的主战场，延安时期这些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也是广大知识分子艰辛努力的结果。这一切更离不开党的统一战线，离不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历史经验和历史成就，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统一战线与传统艺术形式和旧艺人的改造利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中，一个重大的成就和特点就是对边区传统艺术形式和旧艺人的改造利用。毛泽东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演讲中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④这种利用和改造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是比较成功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内容。
要利用和改造旧的艺术形式，首先要对其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1938年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在总结自己的文化工作时，对此做了反思，指出：“各地的旧戏剧、旧歌曲，为各地民间所熟习，所最高兴和嗜好的东西，而我们文化运动中的新戏剧、新歌曲，却还很少能那样地打进最广大的落后的人民的心坎”，“文艺以及其他的一般艺术，是人民大众日常最接近的文化食粮，二十余年来，中国新文艺新艺术没有对这种旧文艺旧艺术的传统接受和利用”，“文化的新内容和旧的民族形式结合起，这是目前文化运动所最需要强调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新启蒙运动和过去启蒙运动不同的主要特点之一”。1941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各抗日根据地群众鼓动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各种民间的公众的文艺形式，特别是地方性的歌谣、戏剧、图画、说书等，对于鼓动工作作用更大，应尽量利用之”⑤。由于有这样的认识，所以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特别注重对旧艺术形式和旧艺人的利用和改造。对旧艺术形式和旧艺人的改造是重点，因此，边区政府特别注重用新文化替代和改造旧文化。艺术领域在利用旧艺术旧艺人的过程中，通过规划与指导力求用新艺术改造旧艺术，使旧艺术形式有新的生活内容，使其在边区建设中发挥作用。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批准的《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中指出：“凡能正确表现新生活(与新观点的历史)的艺术，都应得到发展，反之都应受到改造；同样，凡能正确表现新内容的形式，也都应得到发展，反之也都应得到改造。”决议还指出：“虽然边区群众及其艺术工作者，已经为了教育自己的队伍在斗争中创造了自己的艺术，但由于过去一个时期的被重视不够，新艺术至今在群众中仍未得到充分发展，宣传封建迷信的旧艺术在群众(主要是农民)中仍占有相当的优势，所以迫切需要用大力在群众中发展新艺术和改造旧艺术”。边区政府在决议中清楚地指明了区别新旧艺术的标准在于是否能够为群众的利益服务，这说明边区政府推广新艺术改造旧艺术的指导方针，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利用和改造旧艺术形式，使其为现实的边区建设服务，必须了解群众的意愿，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中指出：“一切艺术工作者，均应深入群众，他们对于群众的了解愈深刻，则他们对于群众和干部可能做的贡献才愈大”，“要在群众中发展新艺术和改造旧世术，不是简单地依靠输入活动外力和行政的权利所可奏效的，主要的必须在群众中扶助新力量的生长和诱导旧力量的转变，群众是欢迎并能创造新艺术的”，“发展边区群众艺术运动，基本上就是发展和改造农民艺术。”
在动员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边区政府注意正确处理尊重群众意愿和领导、组织、鼓励群众参加艺术运动关系问题，努力通过引导来最大程度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边区《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指出：“对一切旧艺术、旧艺人，一般都必须采取改造的方针，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打倒的办法。改造应从思想上入手。此外，在分散的农村条件下，发展群众艺术应特别注意不误生产与群众自愿的原则。艺术上的民主必须在组织与创作各方面充分发扬出来。”《决议》强调对群众艺术运动应多帮助，指导促进群众艺术创新，指出：“各级领导和文艺团体应该密切合作，根据各地情况，在群众中布置工作，培养典型，组织竞赛，推动全局。政治上与技术的指导帮助尤为重要。应该供给和教给各群众艺术团体与民间艺人以新的或改编过的唱词和剧本，发动和帮助群众自己动手创作，提高和奖励他们多演新剧，教育他们去改进他们艺术组织内部的生活和废除不良习惯。这一切对发展群众艺术运动有决定的作用。”用进步的政治思想和新的艺术理念很好地处理了文艺普及与提高的问题。
在众多的文艺形式中，戏剧、秧歌等是民众最为喜闻乐见的形式，因而颇受重视。“戏剧为进行社教的有力工具，社教而无娱乐，它的工作是不易进行的。而且社教不单是识字，戏剧、歌咏、图画，都是社教的良好工具，我们都应当运用，而尤以戏剧的宣传效果为最大。所以戏剧是社教的最好工具，不论抗战动员、改良社会风俗、提倡教育，它都是有力的宣传武器”。⑥于是，各地都成立了剧团、秧歌队、社火队等，用传统的形式进行民众动员。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各分区和部队建立的剧团，有较大影响的有民众剧团、抗战剧团、关中剧团、七七剧团和庆环农村剧校、光明剧团等。地方文艺团体长期坚持在边区农村巡回演出，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它们的演出内容都和当时当地的政治动员紧密配合。文艺工作者根据每一时期的中心工作，把识字、征粮、征兵、民主选举、大生产运动、妇女放足、减租减息、反摩擦斗争、运输、募捐等各种社会动员编入戏剧、秧歌等民间艺术之中，借助群众喜愿接受的传统形式，如秦腔、陕北道情、眉户剧等。群众业余剧团、秧歌队、社火队演出的剧目中，反映抗日的有《满天飞》(宣传东北义勇军抗日)、《岢岚县》和《张风桥》(反映沦陷区人民抗日)《上前线》(反映民众积极参加抗日军队)、《新三娘教子》(反映母亲教育儿子重上抗日战场)，秧歌剧有《归队》、《不当亡国奴》、《九一八》等；反映大生产运动的有《订生产计划》、《合作社人员》、《兄妹开荒》、《夫妻开荒》、《王麻子变工》、《十二把镰刀》等；反映减租减息的有《减租》、《二五减租》等；反映识字的有《不识字害处多》、《妇女识字组》、《夫妻识字》筹；反映军民关系的有《游击队的干妈》、《拥军花鼓》等；反映改造二流子的有《二流子转变》、《李财东》、《动员起来》等；反映新婚姻法的有《刘巧儿团圆》等。
秧歌原是陕北地区农村流行的一种戏剧形式，是农民创造的艺术。具有又说又唱，载歌载舞，生动活泼，短小精悍，富于表现力等特点，因而格外受到农民的欢迎。当然，由于它是封建宗法的农村社会的产物，也带有许多消极落后庸俗和迷信的东西。抗战爆发以后，延安的戏剧工作者已经开始注意运用秧歌这种民间形式来表现新生活。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秧歌这种民族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和利用。从1943年春节出现新秧歌运动开始，这种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就在全边区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几乎遍布边区的每一个乡镇。1944年春节，出现了新秧歌演出的高潮。特别是1944年和1945年春节的新秧歌活动，工人、农民、士兵、店员、学生都广泛地参加了。据当时的资料记载，秧歌队的足迹几乎遍及每一个乡镇和山村，平均每1500人中就有一个秧歌队。同时，还有自乐班124个，皮影班62班，观众达800万人次以上。
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成为延安时期改造旧的艺术形式，反映新生活的典型代表，开创了人民大众文学艺术的新阶段，带出群众文艺繁荣多姿的可喜景象。这些新的秧歌剧作既有专业文艺工作者写的，也有工农兵群众自己编的，总数在数百种以上。群众创作的秧歌剧，大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为新秧歌运动差不多和边区广大农村的生产自救、变工互助、改造“二流子”、识字扫盲、减租减息、锄奸反霸、反对封建迷信等活动同时兴起，各地政府部门都把新秧歌活动直接纳入了宣传教育工作的范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提倡面向工农兵的同时，也提倡工农兵自己写自己，自己演自己。因此，各村的秧歌队都根据本村本地活的事实材料创作新秧歌剧，做为自我教育的教材，进一步促进了新秧歌活动的开展。
陕北农村，特别是陇东分区和关中分区的农村，社火是比较广泛的传统文艺形式。社火的旧形式很多，有“狮子”、“龙灯”、“竹马”、“小车”、“花鼓”、“彩船”、“马故事”、“柳木腿”(高跷)、“地故事”、“车亭”、“抬亭”、“背亭”等。延安时期利用社火的旧形式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了改造和发展新社火活动。当时，在整个陇东分区，社火活动形成了一种高潮，全分区有群众社火131处，农村中到处可听到锣鼓声，甚至停了几十年的老社火都恢复了活动，这些现象说明，群众性的艺术活动获得了蓬勃的发展。
新秧歌活动和社火活动带动了各种民间新艺术活动。诗歌、快板、新说书、民间演唱，以及窗花剪纸等都活跃起来了。曲子县的老农民诗人孙万福创作的诗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民间艺人韩起祥组织的陕北“说书组”所创作的新说书《刘巧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四岔捎书》、《张家庄祈雨》、《反巫神》、《掏谷搓》等都备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它们在宣传民主生活、提倡生产自救、破除封建迷信、歌颂新人新事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些民间艺人的自发艺术活动不仅活跃了山村的文化生活，也为普及通俗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长期以来，陕甘宁边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都是中国相对落后的地区。农村文化生活极端贫乏，赌博、吸毒、迷信之风盛行，封建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延安时期，改造农村旧文化，创新农村文化内容成为中共文化建设的重点。这一时期，我党在农村开展了宣传科学、反对迷信的文化运动，利用各种途径和方法，不断地改造旧的艺术形式和旧艺人。利用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旧的艺术形式，注入民主科学的新内容，揭露封建会道门，巫婆、神汉等欺骗人民，愚弄人民的唯心主义谬论。逐步改变了农民听天由命的传统思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使新文化之风吹到了广大基层农村。王春在《继续向封建文化夺取阵地》一文中对运动前后的变化作了详细的描述：“我们有了由巫神转过来的劳动英雄。有了主动上门替人治病的农村医生。签筒不见了，泥老爷不见了。因为蝗神可以打绝，所以蝗神庙没香火，因为旱灾真能渡过，所以再不见祈雨的行列，人们参加的是农会、工会，没了枪会、佛会的阵地。要学的是时事政治，所以《推背图》、《东方朔》再不上场……家里的《诸神同堂图》撕了，换了毛主席；灶王牌揭了，换上了农家历。《名贤集》开始被《古话正误》、《识字课本》所代替，每一县差不多都有五六十个剧团，多的则在一百以上”。农村和广大农民的文化艺术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翻身解放，在中国现代文化艺术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3页。
③ 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第三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⑤ 《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5页。
⑥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3页。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