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栗洪武

　　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干部教育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历史时期，而且两个时期的教育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开展的干部教育以延安干部教育为代表，形成了“延安干部教育模式”。这个模式有它产生的历史条件与理论渊源，也有自身的支撑结构、内容要素、基本特点和本质属性。“延安干部教育模式”产生的历史条件是抗日战争的政治形势和陕甘宁边区特殊的社会环境。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方面，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组成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另一方面，党中央机关设在陕甘宁边区，延安就成为中国革命特别是抗日战争的一个指导中心，而且从1937年开始边区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这种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客观上要求，也有可能使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大力举办各种类型的干部学校与多种形式的在职干部教育，大量地培养各方面急需的革命干部。“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的理论渊源有中国古代书院教育传统的影响、西方教育流派的影响、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和以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为指导等。这些是该模式的理论基础，使其有生长的土壤和活动的血液。“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的支撑结构由抗大式学校类型、延大式学校类型、党群式学校类型、专门学院式学校类型以及在职干部教育形式等组成。它是该模式的框架与载体，使其教育活动以前述的五种类型和形式运行。“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的内容要素是学校的办学理念、课程内容、办学方式、管理体制以及在职干部教育的方针、内容和类型等，它既是对延安干部教育实践的抽象概括，又是对其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的具体反映，使“延安干部教育模式”成为活生生的教育范式。“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的基本特点是教育干部第一、办学形式多样、为战争服务与建设服务并重、教学原则和方法灵活以及重视民主与效益管理等。这些特点不仅是对该模式的许多方面从不同层面所做的概括性总结，而且是对延安干部教育实践个性化的反映。“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的本质属性是干部教育。所有这些方面，反映了“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的形成过程和历史特征，体现了该模式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延安干部教育模式”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型，由一个存在实体变成一种影响力，它影响着新中国高等教育的许多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开始。面对高等教育的三个系统，即老解放区系统、国统区公立系统和私立系统，党中央提出“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的经验，借鉴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工作方针①，着手对其进行改造，以建设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当然，就教育本身来说，三个系统的教育各有优点。但从政治任务与政治需要来看，老解放区系统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延安干部教育模式”当然居于主导地位，从而影响着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主要表现在：(1)对高等教育的宗旨和任务的影响：继续以培养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干部为基本宗旨与主要任务。(2)对学制和课程改革的影响：工农教育被纳入学制中，政治学校被重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的内容被列入课程之中，被称之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灵魂”部分②。(3)对学校管理体制和校风建设的影响：继续沿用延安时期实行过的部门办学的管理体制和学校内部的一些管理方式；以政治思想教育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教育加强新的校风建设。(4)对部分高校建设的直接影响：新中国的部分高校是由延安干部学校演变而来的，直接继承了延安干部教育的一些传统；仿照“延安干部教育模式”，创办了一批人民革命大学，专门为国家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急需之干部。(5)一批从延安走向全国各地的教育家借鉴自己原来的办学经验管理新中国的高等学校，影响着这些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如果说学习苏联的高等教育经验，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化；那么学习“延安干部教育模式”及其经验，则促使其在这一时期主要发生了内在的实质性变化。所以，“延安干部教育模式”对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深层次方面，这些影响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初期，曾经起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人们认识上出现偏差，某些负面影响也日显突出。
　　这种模式及其经验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将“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绝对化，不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该模式及其一些经验只能适应这种条件和环境的事实，而是理解偏差、盲目照搬。最突出的表现是在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时期：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干部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但是，在学习“传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上，不考虑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如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教学方针，社会上的政治运动与学校中的政治思想教育紧密结合，实施脱离知识教学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培养政治人才为主流宗旨等。“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老解放区特别是“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的基本经验的认识与继承产生了严重的极端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当时受“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思潮的影响，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代替一切；“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被简单地理解为教育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学校成了阶级斗争的主阵地。第二，对培养目的“劳动者”的理解有偏差，强调了体力劳动者，而把脑力劳动者排斥在外，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第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被歪曲为劳动可以代替教育，高等学校用“产品设计”代替教学，并大批“智育第一”，严重地影响了科学文化知识的教学质量。可见，“建国后，一段时间，把延安时期的高等教育经验淡忘了；一段时间，又把延安时期的高等教育经验绝对化了”③。
　　所以，“延安干部教育模式”对新中国高等教育建设的影响，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识活动，它要求我们不仅要考虑这种模式及其经验本身的内容，更要分析产生这种模式及其经验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以及运用它时的社会背景和条件。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增强正面的影响，而消解负面的影响。
　　① 张健：《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684页。
　　② [日]大塚丰：《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③ 强海燕、田建荣：“延安时期的高等教育及其影响”，《高等教育研究》1994年第3期。

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研究/栗洪武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