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实施概况

中共盐池县党史办公室

　　(一)1930年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陕北游击战争，先后组织陕甘(包括关中)及陕北(包括神府)两个省苏维埃政权。政治上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经济上实行分配土地和八小时工作制。一切剥削阶级作为革命对象，无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即无公民权。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边区，11月成立苏维埃西北办事处，统一苏维埃政权的领导。部分改变经济政策：赞成抗日的地主土地不没收，富农不任意征发。政治上由于民族危机严重，中共中央早在1933年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1935年“八一”宣言、十二月决议等更明确提出全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全国和平促成后，中共中央复于1937年2月向国民党三中全会主动提出取消两个政权对立，苏区红军改名，实行民主制度，又停止没收土地等原则的电文。为推动全国实行民主改革并巩固长期抗战，随即自动将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并依据1937年5月苏区党代表大会上毛主席关于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必须将政治制度上一党一派，一阶级的独裁专制政体，变为各党、各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的指示，制订《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亲密团结一切爱国党派、爱国人民，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吸取坚决抗日与在群众中最有威望的分子到政府中负责工作。首先通过普遍、直接、平等、不记名选举法，正式进行乡级代表会，及区、县、边区三级议会的选举。这是边区的第一次普选。恢复了地主阶级的公民权，各地逃亡地主陆续回来者不少。但由于历史原因(曾经残酷的阶级斗争)，直至1940年前，政权在形式上仍然全部或大部掌握在工农手里，如志丹等县政府委员，几乎全是共产党员。为适应当时全国争取民主巩固团结坚持抗日的形势，1940年边区进行了三三制选举，在边区二届参议会通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确定“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并约束“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此次选举曾引起农民(尤其是贫农、雇农)和干部(尤其是经历过土地革命的中、下级干部和一般工农党员)的疑虑，但在这个发扬民主的方式下分化了地主阶级及争取了一部分上层分子和公正人士敢于接近和靠近我们。选举的结果，乡级，经过土地革命地区的议员、乡政府委员、乡长、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其他阶层中的进步分子，地主分子很少；未经土地革命地区，特别是米、佳、富等新收复区，曾混进一些不良分子，其中一部分甚至把持乡政权，基本原因是群众尚未发动起来。以后经过减租、生产、防奸等运动，才改造过来。县级，做到了三三制。根据12个县共836个县参议员的统计，共产党员共276人，占33％，根据18个、县共105个县常驻议员的统计，共产党员39人，占37％。边区级，从边区政府委员会及边区常驻会看，共产党员共各占三分之一，做到了三三制。实现了团结各阶级、阶层、党派的民族抗日政策，开始创造了自上而下的民主联合政府，坚定地支持了抗战到胜利。1945年日本投降，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和平、民主和建设。边区本着中共中央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又进行了三级选举。结果乡级选举了从减租及生产运动中产生的大批积极分子参加乡人民代表会。在县和边区参议会里，根据实际情况，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或稍强。如全部170个边区参议员中，共产党员61个，占35.9％，其中阶级情况是：工人6、贫农18、中农69、富农26、商人9、地主34、其他8，有回民3、蒙人3。反映了边区内部的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边区政府委员会，非党委员13人，占三分之二强，曾有20个担任行政专职，3个副主席，2个正副厅长，1个副专员，2个正副县长，2个中、小学校长，1个伊蒙支队司令员等。边区常驻会，非党常驻议员8人，占三分之二，曾有4个担任行政专职：正副县长3，中学校长1。各县也多少吸收了一部分党外参议员和政府委员担任行政或其他职务。
　　1947年3门边区战争爆发，又经过了土地改革，各级非党干部及参议员都经过了一番总考验，部分地主阶级的代表，如边府委员刘X X、毕X X，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杜X X、谷X X等，叛变投敌。业经命令撤职缉办(毕X X已褫夺公权5年)，部分真正爱国民主分子，仍然存在。同时又出现了一批新的人物，需要吸收到政权中来，因此于去冬开始进行了陕北基本区县、乡两级人民代表会选举。晋绥区(包括晋南)及黄龙等半老区(包括大荔、三原两分区之各一部)决定在双减斗争与土改的基础上分别进行县、乡选举(黄龙半老区进行县选)并于今年秋冬两季全部结束，以便在此基础上召开西北人民代表会。
　　(二)以上就是边区民主政治演变的概况，也就是联合政府的发展过程。
　　这一联合政府，在往后实践中获得了巨大的成绩：甲，团结了边区各个阶层，并从政权上巩固了起来。在此以前，曾在一部分地区(如绥、米地区)和一部分阶层中是存在着疑惧心理的。这样就打破了各个阶层曾存在的疑惧心理，就使内部有可能同心协力从事生产建设以加强抗战物资基础，就大大影响和推动了全国民主运动。1945年李鼎铭对中外记者团的谈话和安文钦对福尔曼的谈话等对我党政治影响的扩大是起了相当作用的。乙，对参加政权的非党人士，基本上实行了有团结有斗争的策略。1943年的反奸、减租运动及历年的负担等政策(也有缺点)，一般的打垮了地主阶级的政治气焰，同时大大的削弱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1944年又曾有计划地加以照顾，个别的给以必要的让步(如负担上)。各届参议会及政府委员会中，曾不断有过关于土地、婚姻、干部等问题上的争执，我们原则上抓得很紧，但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也曾有过让步。1945年改选中，更注意提高各级参议会的质量问题，有计划的清洗了不好的，绝大部分选上了好的。所有上述措施说明了一点，即有团结有斗争，因此获得了真正的团结。丙，争取和培养了一部分非党人士，确实为人民为新民主主义服务，不仅相当增强了他们的能力，而且初步改造了他们的思想。在边区非党常驻议员，政府委员及分区、县知名非党人士共54人中(简历前已填送中央)，已有6人成为党员(霍祝三、马济川、马润芝，田绍锡、惠光第、房文礼)，一人将成党员(乔松山)，17人为中间分子之左翼，政治态度明确，工作表现积极(霍仲年、王悦峰、李仲仁、张彦儒、张哲卿、白云亭、刘璞臣、高敦泉、薛怀让、赵怀德、李贵峰、黄鼎铭、任学彦、蔺士耀；另李鼎铭，蔡丰2人已属此类(已去世)。9人为中间分子之中层，或在政治上有动摇转而认识必须向我，或在工作中已有“吃闲饭”转而开始过问工作(贺连成、霍子乐、高愉庭，刘培基，蔡登霄、曹雨山、曹从周、田宝霖、惠思渊)。6人为中间分子之右翼(安文钦、郝显德、白宜彩、李世发、王复成、杜嗣尧)。有的表面上赞成我们，实际上是不满的，如(安X X)有的公然表示对我不满，拒绝接受工作(如杜X X因去年土改中分了他的粮食，气愤回家不再出来)。他们也都认识到，蒋必败、我必胜；新社会必须参加劳动，劳动是好的。根据数年经验，凡参加实际行政工作者进步快些，但关键在对于他们的思想教育，这方面过去毛主席对李鼎铭的帮助和提高至今经常启示着我们。
　　这就是说，我们执行三三制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和成功的，这主要是由于中央和毛主席的就近亲自指导。
　　在执行政策和实际工作过程中也有偏向和缺点：甲，在执行政策中主要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左右摇摆状态。1943年前，由于许多干部对三三制有错误认识，因之在组织上机械实行三份平均办法。也企图在乡上实行，没有(在老区也不可能)做到，或在政治上不加区别，一切上层分子和所谓有社会威望者一律被认为是：“三三制人物”，胡乱凑数(主要表现在县、边区两级)；或在思想上敌我不分，失去立场，如减租中偏向地主压制农民，农民反映，“政府怕地主”。1943年反奸、减租运动后，一个时期内不表现对党外人士畏惧，一般的采取冷淡态度，引起他们不安，特别是去年土改中，“左”的情绪，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严重，倘不是迅速纠正，势必搞得很乱。1945年的选举较以往有很大进步，但仍然混进个别投机分子，如边区政府委员刘X X(投敌)、延安县参议员曹X X(投敌)、横山县长李X X等。特别是我们的干部尚不善于和非党人士合作，对于非党人士的使用、教育、提高等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差。有些党外人士在我方从政七、八年，政治思想上仍很少提高。乙，在干部思想方面，部分干部，甚至少数较高级干部，受地主影响，迷失方向。如1945年米脂县为地主冯尔英自杀，审判共产党员和干部案，被地主利用，失掉立场。但在土改偏向中，则一般又表现盲目“左”倾。由于避免“往来皆地富”的批评，对非党人士又有拒不见，不理态度，放弃争取和教育责任的。
　　上述不论执行政策的偏向或实际工作的缺点产生的基本原因在于我们一般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不足，对于统一战线的政策的认识不明确，民主作风不足，对于和党外人士实行正常的合作与适当使用提高他们的问题重视研究不够，因此经验也很少。
　　(三)由此可见，我们在执行三三制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中，收获是工作的主要方面，偏向和缺点是次要方面，根据这些情况和经验，今后应该加强党员干部教育，使同志们了解在全国胜利形势迅速开展下，更加强了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性。目前边区政权是党的力量和党员数量占绝对优势，将来开始至少在数量上会完全相反。一方面(基本方面)须防止失掉立场和原则。另方面，又须防止一手包办，一意孤行，这样就需要一整套领导艺术和团结(斗争包括在内)方法，就需要有坚强党性和民主作风，就需要加强学习。在老区目前对参加政权的非党人士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教育，对已成或将成地党员者，更是加强党的教育，提高其政治觉悟。对中间分子则贯彻中共中央二全决议方针，积极教育以提高其政治觉悟，鼓励其工作信心，并进行必要的批评，纠正其缺点。对中间分子之左、中、右三类分别采取鼓励、争取、进行适当斗争等不同方针，达到与党外民主人士的长期合作。对于新区更加注意，争取与团结广大群众有联系的非党人士工作，以加强我在新区的工作，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
　　(1949年9月《民政报告》之四)
　　

陕甘宁边区概述/中共盐池县党史办公室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