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

张莘

　　抗敌后援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各地普遍存在的群众性抗战动员组织。除了由爱国人民自动联合组织的各种抗敌后援会外，尚有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官办的抗敌后援会。本文仅就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的组织及活动情况作一介绍。
　　一、产生的背景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本部大举进攻，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纷纷起来开展救亡活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在日寇进攻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压力下，宣布对日作战，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但如何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则存在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战路线和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分歧和斗争。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反对全国人民总动员，而共产党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25日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号召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关于“全国人民的总动员”一条中提出：“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各地的群众抗日组织，不仅在解放区蓬勃兴起，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也迅速组织起来。全国许多地方，特别是武汉、重庆、西安等大城市，各种抗日救亡组织，都自动联合起来，先后成立了各界人民抗敌后援会。有些行业还成立了本系统的抗敌后援会，如中华海员抗敌后援会、陇海铁路抗敌后援会。我党领导国统区的抗日救亡组织，团结广大人民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政策斗争，推动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在解放区，则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模范地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大本营，这里有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又有悠久的革命斗争历史，群众基础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就有工、青、妇各种群众组织。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些组织经过改组，成为便于推行统一战线政策，适应抗战时期斗争任务的群众团体(如由共产主义青年团改组的青救会，由女工、农妇代表会吸收各阶层妇女参加的妇女联合会)。为了便于抗战动员，迫切需要把这些组织纳入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之下。当时全国各地已相继成立了抗敌后援会，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名义，与各地抗敌后援会取得联系，互相支持与帮助，以扩大与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实行全面抗战，争取抗战胜利。边区民众抗敌后援会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产生的。
　　二、成立经过
　　1938年1月11日，由边区总工会等团体发起成立了边区各界抗敌后援会筹备委员会。经半个月筹备，1938年1月29日，边区各界抗敌后援会举行成立大会。会上，由筹备委员会主任毛齐华报告成立抗敌后援会的意义及筹备经过。他指出：“我们为了要使边区人民与全国群众一致团结起来，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共同进行抗战工作，而发起组织边区抗敌后援会。”“今后我们的工作有以下几点：1.进行政治动员工作，加紧民众教育。2．武装动员民众，发展自卫军与少先队。3．锄奸。4.帮助政府建设国防工业。5．进行卫生工作，实行新生活。6．慰劳抗战将士家属。”边区党委代表郭洪涛、国民党肤施县党部代表及各界代表讲了话。接着通过了章程、成立宣言，选举了执行委员21人与候补执行委员2人。边区抗敌后援会正式成立。不久，召集了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推选艾思奇、毛齐华、史秀芸、崔田夫、马豫章、谭希林、周子和、沙可夫、高朗山、管瑞才、周兴等11人为常务委员，李凡夫、张光远为候补常务委员。由常务委员推选毛齐华为主任，马豫章为副主任，沙可夫为秘书长，艾思奇为宣传部长，崔田夫为组织部长兼农民部长，李凡夫为组织部副部长，管瑞才为职工部长，高朗山为青年部长，史秀芸为妇女部长，谭希林为武装动员部长，周兴为锄奸部长，周子和为商民部长。先后加入边区抗敌后援会的有边区总工会、边区青年救国会、边区妇女联合会、边区农民会、延安市商会、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边区民众抗敌互济会等25个群众团体。
　　三、性质
　　边区抗敌后援会章程第二条规定该会“以促进边区各界民众更进一步的团结，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拥护中央政府与蒋委员长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抗日民族自卫战争的最后胜利为宗旨。”它是一个群众性的抗战动员组织，也是战时最广泛最普遍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它不分性别、年龄、阶级、民族、党派、信仰，吸收了工、农、商、学、兵一切抗日的群众，只要志愿参加抗战，都可加入。对全国来说，以各界抗敌后援会名义与边区外群众团体取得联系，采取一致行动，有利于推动和影响全国群众运动的开展。对边区来说，它是各抗日群众团体的联合组织，起着政府与各群众团体间的桥梁作用，各项群众性的支援抗战的动员工作，由它统一领导与部署，更为有力。所以它是最适合于统一战线，最适合于战时动员的一种群众组织。
　　四、组织
　　1、边区抗敌后援会：
　　边区抗战后援会由党政军各机关、各群众团体各派遣代表3人组成，选举21人组织执委会，由执委会推选1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由常务委员会推选正、副主任各一人，总揽和处理一切会务。
　　常务委员会之下分设：
　　①秘书处：设秘书长(常委中产生)、秘书若干人，辖总务科(管理购买、保管杂务及款项出纳)、文书科(管理印章，收发函件)、募捐救济科，招待所。
　　②组织部：辖组织指导科、调查统计科。
　　③宣传部：辖宣传指导科、编辑科(负责各种宣传品、报纸、杂志的编辑和出版)、教育科(管理群众干部教育)、文化娱乐科。
　　④职工部：负责职工运动。
　　⑤农民部：负责农民运动。
　　⑥青年部：负责青年及学生运动。
　　⑦商民部：负责商民运动。
　　⑧妇女部：负责妇女运动。
　　⑨武装动员部：辖军事动员科(协助政府及军事机关动员新兵及征集车辆，运输伤兵粮秣)、救护科(办理收容及救护伤病员和难民)、地方武装科(管理自卫军、少先队教育及训练等)、公共卫生科(管理公共卫生及群众生活改善等)、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科。
　　⑩锄奸部：辖情报科(管理侦察汉奸及敌探活动，分发情报等)、侦缉科(协助政府缉捕)、审讯科(协助政府审讯及处理汉奸敌探等)。
　　2、下属抗敌后援会：
　　在边区抗敌后援会领导下，各级抗敌后援会之组织系统为：
　　分区抗敌后援会——县抗敌后援会——区抗敌后援会——乡抗敌后援会——抗敌小组。
　　分区、县、区、乡各级抗敌后援会由各级党政军机关及各级群众团体代表联合组成。
　　一般情况下，分区抗敌后援会常务委员会由7至9人组成，县抗敌后援会常务委员会由5至7人组成，区、乡抗敌后援会常务委员会由3至5人组成，各级抗敌后援会所设工作部门与边区抗敌后援会大体相同。
　　五、活动
　　边区抗敌后援会一成立，在抗战动员方面，代表各群众团体出面进行统一的组织领导，开展活动。如1938年2月20日由边区抗敌后援会等群众团体发起举行反托匪群众大会，并发表为肃清汉奸托派的宣言。以后逢“一·二八”、“五·一”、“七·一”、“七·七”、“九·一八”等重要纪念日，经常组织大会，发动群众。该会还派出代表参加边区参观团，赴晋西北和晋察冀边区实地考察。平时参加政府一些会议，反映群众意见和要求，协助政府制定一些法令条例，向政府选送干部，起到助手与桥梁的作用。
　　在对各群众团体工作具体帮助与指导方面，尽量保持各团体的特点，使之仍按照各自的系统独立进行工作，发挥其特殊的作用。协助召开边区工会代表大会、边区青救会代表大会，帮助改组互济会。并协助各团体进行了民主选举，加强了领导机关与整顿了组织，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与边区外群众运动取得联系方面，也有一些收获。在通信及交换出版物方面，遍及各省以至海外。边区外的一些群众团体，也有前来接洽交流群众运动经验的。
　　具体活动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1、抗战动员工作
　　①动员群众参加自卫军与少年先锋队。1938年统计，参加自卫军的人数共有224325人。少年先锋队在1939年6月发展到60000余人。自卫军是半军事性质不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经过军事训练，可以补充到八路军中去，甚至可整营整连加入正规军。遇有战事，可配合正规军作战，平时则站岗放哨，维持治安。如1938年春敌人进犯神府，八路军留守部队和保安队都开赴前线作战，当地自卫军组织了游击小组配合军队作战，同时担任警戒维持地方治安，军民齐心协力，击退了日寇的进攻。
　　少年先锋队是在边区青年救国会直接领导下的边区青年群众带有半军事性质的武装力量，年龄一般在14岁——18岁，他们在放哨、侦察、送信、查路条等工作方面，更为活跃。
　　②帮助组织救护队、担架队、运输队、看护队、慰劳队、缝衣队、洗衣队、宣传队、通讯队、侦察队、破坏队、防空队、代耕队、妇女生产组、儿童杂务队、劳动互助社、战地服务团等战时组织，在锄奸剿匪、保证生产、动员给养、慰劳前线等各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③动员缴纳救国公粮。边区人民生活并不富裕，但因党在群众中有威信，各群众团体关于抗战动员的宣传工作深入，群众觉悟高，普遍懂得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宁愿自己节衣缩食，绝不让前方将士挨饿。每次动员征收救国公粮，都超额完成任务。边区人民不但为八路军募集粮食，在支援过往友军粮草方面，也作了不少贡献。
　　④募捐慰劳前方将士。1938年，工、青、妇等团体协力募集袜子、手套80000双慰劳前线。边区妇女们还在妇联会领导之下给战士做了10000双鞋子。群众捐献的热情感人至深，如延安南区有1名14岁的少年，以自己砍柴所得收入买了1双毛袜捐献，带动他所在的乡10天超额完成1个月的捐献计划。由边区总工会发起的1分钱募捐活动，得到全边区人民热烈拥护，踊跃参加，共募得500多元慰劳八路军前方将士。
　　1940年10月13日，边区抗敌后援会与边区党政军共同发起为八路军募捐40万寒衣代金，也取得很大成绩。
　　⑤拥军优属。组织群众为抗属代耕，帮助抗属挑水砍柴。经常动员青年及妇女慰劳伤员，给伤员送去白面、鸡蛋、蔬菜等慰劳品，妇女们组织洗衣队、缝衣队替战士洗补衣服。神府几个乡的洗衣队，曾于1周之内替过往战士洗了1000多套衣服。群众的慰劳热情，大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抗敌情绪。
　　2、宣传教育工作
　　抗敌后援会一成立，便十分重视宣传工作，边区抗敌后援会宣传部连续向各级抗敌后援会发出指示，要求普遍组织宣传队，奔赴各村镇深入宣传，指出宣传工作的中心是提高群众对抗战的认识，积极参加各种动员工作，并指出每次宣传应与当前中心工作结合，还要注意发挥不同群众组织的特点，向不同对象(如青年、妇女、商人等)作具体宣传。边区抗敌后援会工作人员宣传队，曾在延安市进行工人宣传周突击活动。边区抗敌后援会领导下的各群众团体，成立经常宣传队，赴街头、乡村、工厂、炭窑，向群众讲演、教歌和化装宣传，并利用各种香会、庙会、赛会宣传抗日救亡。每逢各种纪念日，进行大规模宣传活动，如“五·一”宣传3天，“七·一”——“七·七”举行宣传周，“九·一八”化装宣传3天。逢有纪念日和重大活动，还召开各种大会，大张旗鼓宣传和动员，扩大影响。
　　在经常活动中，抗敌后援会领导各群众团体，向群众进行文化、政治教育，如创办识字组，举办夜校、半日学校、补习学校等。如合水县抗敌后援会除在各乡村设立夜校外，还在县城成立个对象为青年店员的工余夜校，除教识字外，并进行抗战时事教育，教救亡歌曲，提高青年店员的觉悟。
　　建立各种俱乐部。俱乐部之下组织政治讨论会、读书会、歌咏队、剧团、宣传队、读报组、时事研究组；讨论政治、研究时事。
　　组织职业性的民众剧团，利用民间艺术形式，配合新内容，深入乡村巡回演出，每到一地，协助开展各项抗战动员工作，深得当地干部欢迎。当地干部说：“你们演戏一天，胜于我们工作一月。”群众纷纷赠送各种慰问品，支持剧团的活动。
　　还编辑出版抗敌小丛书，出版抗敌画报。
　　3、推动战时经济建设
　　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政府关于战时发展生产的各项号召。在农村，动员群众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加春耕、夏耘、秋收等运动，组织开荒、代耕、劳动互助等工作。还通过义务劳动队、妇女学习生产组、老汉儿童杂务班等各种形式的组织，发动群众参加劳动，取得很大成绩。在工厂中组织工人开展劳动竞赛，提高生产效率，以完成边区经济建设与军需供给任务。1941年发起迎接“五·一”生产大竞赛，取得了显著成绩。1942年又开展了“赵占魁运动”，使职工劳动竞赛更深入更广泛地开展，带动了其他抗日根据地，各自树立典型，普遍开展劳动英雄运动。商会组织商人改善经营，繁荣经济，积极缴纳商业税，购买公债，并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各条战线都动员起来，积极参加战时经济建设，保证了前方部队及后方机关的物资供给。
　　4、改善人民生活，保护群众利益
　　边区各地普遍建立有“互济会”的组织，经常进行劝募活动，救济贫苦抗工属，对由沦陷区逃来的难民，还由“互济会”借给农具、籽种、安插其开荒生产。已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有的豪绅地主向农民索还土地、房屋，群众团体便发动群众斗争。对于劳资间发生的纠纷，则予以调解，求得合理和平解决，如有的老板不让店员参加抗战救亡活动，经调处得到适当解决。
　　六、发展演变
　　边区抗敌后援会，在抗日战争的不同时期，起了不同的作用，其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变化。
　　抗战初期，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全国各地各界都纷纷成立各种抗日的群众团体；在此形势下，为了便于和全国各抗日团体互相呼应，互相支持，广泛发动人民投入抗日斗争，初成立的边区抗敌后援会显得非常活跃，在对外联络及做好边区抗战动员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由于国民党坚持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害怕人民群众的觉醒和革命力量的壮大，对共产党不断制造磨擦，并千方百计压制群众运动。1938年2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接连解散了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安民族解放先锋队分队等13个救亡团体。是年8月20日，正当日寇进攻武汉的紧急关头，武汉卫戍总部竟悍然解散了青年救国团、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蚁社三个抗日团体。国民党还在各省、市、县成立官办的“抗敌后援总会”企图将群众运动纳入其“一党专政”的控制之下。国民党于1939年1月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随后发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秘密文件。从1939年5月起，国民党就调兵遣将，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蒋介石并令胡宗南向边区发动进攻。国内的形势，不利于边区抗敌后援会与外界的联系。此后，边区抗敌后援会一般号召及动员逐渐减少，而加强了对边区群众实际组织工作，注重发挥所属各群众团体的作用。1940年1日14日，边区党委决定乡一级建立工、青、妇组织，各以3——5人组成，抗后会只保存名义。然而抗敌后援会在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仍然有它独特的作用。例如1940年初，边区的富县尚未成立县级政权机关，大部分的区为统战区，并存在着国民党政府委派的县长。我们通过抗敌后援会的名义，进行大量的群众工作及统战工作。后因该县县长专事制造磨擦，纵兵为匪，贪污枉法，民怨沸腾，抗敌后援会团结各阶层人士，选派代表调查其罪恶事实，揭发斗争，在成立我方县政府之前，起了过渡政权的作用。当日寇加紧对边区进攻时，边区党委组织部于1940年3月29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分区、各县务须将各级抗敌后援会成立起来，以便团结广大群众英勇抗战，把边区建成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进地区。
　　1942年，当边区普遍开展整风运动及实行精兵简政时，中共西北中央局本着精简精神，提议边区总工会、边区青救会、边区妇联会三团体合并，组成一个办事机构，在联合会中设部或委员会，分管工、青、妇工作。由于整风运动的深入，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9月1日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要求正确解决党政军民各系统之间关系，加强一元化领导，对如何开展群众团体的工作作了原则规定。接着，边区召开了各分委、县委及群众团体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会议专门研究了整顿群众团体问题，本着整顿三风、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抗日民主政权下群众团体的性质和任务、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决定区级以上工、青、妇团体，应将工作领导机构统一起来；在乡村，各种群众团体仍可保存独立的组织形式。还指出群众工作的方针是克服组织上的形式主义，给群众团体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此后，各级群众团体纷纷合并，名称或叫抗敌后援会，或叫抗敌救国联合会，本着精简原则，将原来各团体都设脱产主任改为只设抗救会主任，由抗救会各部工作人员兼管工、青、妇工作。从1943年以后，边区抗敌后援会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抗敌救国联合会。这时的边区抗敌救国联合会和抗战初期的抗敌后援会不同之处，是成了工、青、妇三个团体的联合办事机构。从实际来看，工、青、妇群众团体，仍旧存在。1943年4月，边区群众团体进行登记时，对工、青、妇三个群众团体，边区政府都给予了独立登记。
　　边区抗敌后援会在抗日战争的各个阶段，协助党和政府组织群众，支援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陕甘宁边区概述/中共盐池县党史办公室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