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喻杰

　　一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止发给八路军、新四军粮饷、被服、弹药，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企图将我军困死在军事、经济封锁和日寇夹攻之下。
　　国民党当局制订了许多法令、条例，名义上是加强战时物资管理，实际上是对付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我们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陕甘宁边区群众的负担加重了。边区的十多个县，人口不过一百五十万，公粮增加到二十万大担(一大担三百斤)。每年群众还要义务送运公盐二、三十万驮(每驮二百斤，由盐业公司代为出口，钱交财政)，义务做军鞋十几万双。1941年还发行了五百万元公债。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和经济封锁，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领导全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这是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生息民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批评了那些片面地看着财政，不懂得统筹发展整个经济的重要性的同志。说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这些经费，都要靠人民的赋税及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自己的生产来解决。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就只能束手待毙。“财政的困唯，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毛泽东号召边区军民切实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下，八路军三五九旅由王震将军率领在南泥湾实行屯田政策，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镢，开荒种地，养牛喂羊，自办工厂，如纺织厂、铁工厂、木工厂、农具厂、酱菜厂，真是百行百业，无所不有。他们的“大光纺织厂”出的布匹、毛巾厂织的毛巾、肥皂厂制的肥皂，除了供给自己使用外，还拿到市场销售。荒凉的南泥湾到处种上了庄稼，牛羊成群，肥猪满圈，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三五九旅成了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新四旅、六旅在甘泉、槐树庄等地开垦荒地，以农为主，发展多种经营，农、工、商都搞。其他军队则在较小的范围搞生产；机关、学校、团体等单位进一步扩大生产，增加自给，少要财政拨款。抗日军政大学、女子大学、党校、鲁迅艺术学院等都是自己打窑洞、种粮、种菜、喂猪，搞工副业生产。不少单位做到大部分开支自给，只要财政给一点补助。军队和机关学校团体的几万人员，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当时那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
　　在农业方面，边区政府向群众提出“耕三余一”的号召（即种三亩地，留存一亩地的粮食备战备荒用)，还提倡多种和种好棉花。为解决纺纱力的不足，要求机关干部、学生每年纺两斤纱。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同志都纺。三五九旅后勤部部长何维忠仿造出了平江的纺纱车。这种纺车比陕北的纺车轻，用料也省一些。他把这种纺车给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主要负责同志都送了一架，也送给我一架。这年我抽空纺了四斤纱。我爱人陈希纺不好，她就和我兑工，替我登记文件，抄、摘有关文件内容的提要。我则替她完成了纺两斤纱的任务。除机关纺纱外，农村妇女有义务纺纱的任务。
　　土产公司把纱收起来，送到难民织布厂去织布，以解决军队、机关等必需的被服。军队自己也织布，如三五九旅从敌占区运回二百台手拉铁制织布机，在干谷驿安装织布，这些机子比难民织布厂的机子效率要高些，织出的布质量也好些。在农村由于放手发动群众种棉花，土纺土织，使农村生产的布，不仅够穿，还有余。土产公司便将多余的布收购起来，调剂余缺，或交机关、部队用。土产公司还在蒋管区吸收一些棉花、洋纱、洋布进来，以后进一步采取洋纱做经、土纱做纬，布的质量又提高了一步。
　　当时陕甘宁边区部队和机关每年需粮(小米)二十六万大担(每担三百斤)，取之于民的占十六万担，自己生产十万担。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军民两方势必有一方要饿饭。
　　边区的机关，除粮食被服两项之外，其他费用，大部可自给，有些单位则能做到全部自给。
　　边区的工业如兵工、纺织、毛织、火柴、造纸、肥皂、石油、印刷等也都具备了一定基础。在近两年内做到了花、纱、布、铁、纸及其他用品完全自给。边区政府、八路军联防司令部、党中央、西北局，对于这些抓得很紧。边区的生产建设，在困难条件下，还是蓬勃发展的。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王云五等十多人曾来边区参观、考察，看后大为震惊，感慨颇深。后来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这些人中除王云五没来，其他人都来了。
　　二
　　1942年11月，贺龙同志找我谈话，要我担任边区政府财经办事处秘书处的工作。财经办事处驻在光华农场附近。那时贺龙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司令员和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地区的军事指挥和财政经济建设。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成员由财政厅长南汉宸、建设厅长高自立、物资局长叶季壮、银行行长黄亚光等同志组成。下设财经办事处，贺龙兼办事处主任。财经办事处除设秘书处外，还设计划研究处，王思华任处长。
　　边区物资局局长是叶季壮，副局长范子文、张永励。物资局下设土产、盐业两总公司(主要负责对蒋管区的进出口贸易工作)及在全边区境内经营一般日用品的光华商店。物资局是当时边区财政经济的主要支柱。土产公司经理李玉昂、副经理李戒迷。盐业公司经理李建新、副经理耿万福。为了开展业务，我们在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的边界上设立了专门的分公司，如进出口贸易公司、土产和盐业两公司在关中、陇东、定边、绥德设立了四个分公司。
　　贺龙在旧社会单独组织过军队，对如何解决军饷问题很有办法和经验。他一手抓军事，一手抓财经，坚决响应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从1941年起，领导晋西北军区的指战员开展大生产运动。他亲自下连队检查生产情况，还亲手种菜，种粮食和棉花。隔不了几天，他总要到财经办事处来了解财经动态，掌握“行情”，研究措施。他说做经济工作好比打仗一样要知已知彼，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他认真贯彻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要求；边区的军队在1943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禾、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自己解决，每个战士一年中只需花三个月工夫从事生产，其余九个月都可以从事训练和作战。边区的军队还种了一些适合边区土地特点的经济作物，搞了一些工副业生产。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更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供给。这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有着很重大的意义。
　　1943年，我在财经办事处秘书处工作期间，除了抓边区大面上的财经情况外，还重点抓了机关学校的自给生产。这一年，机关学校向政府领的款只占开支的一小部分，自己的生产解决了绝大部分经费开支。1942年还只自给蔬菜百分之五十，1943年达到自给百分之一百。喂猪养牛大大增加了肉食，又开设了许多作坊生产日用品。由于部队机关学校自己解决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资问题，用税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给的部分就减少了。老百姓的实际收入增多了。另外，边区当时已经组织了许多农民合作社。除了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对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起了很大作用。
　　1943年7月，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一度发生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边区土产公司经理李玉昂被康生当作内奸逮捕了(后平反)，剩下副经理李戒迷支撑土产公司，业务开展很困难。贺龙找我谈话，要我去担任经理。他说你去把经理的担子挑起来。当时我看到那里情况有点乱，怕难搞好，所以不想去。他一定要我去，说：“你完全可以搞好。”我见他不松口，便提出要求“三个权”。他问：“哪三个权?”我说：“一是业务自主权，二是人员选拔权，三是人员调动与奖惩权。”贺龙答应了，并向西北局、边区政府讲清楚，取得了他们的同意，这“三权”一直沿用到大区撤销为止。
　　领导同志都非常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经常鼓励我们，要我们大胆地放开手脚干。到后来西北局书记高岗、组织部长马文瑞，只要是我拟的电报即签字照发。
　　朱德经常骑着一匹灰马到我们公司来了解物资购销情况，帮助我们想办法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他对我们说：我军之弹药、被服、医药、粮饷等等，三、四年来不能得到任何方面的补充。这种无弹药、无粮饷、无医药、无被服供给的数十万大军，全靠自己，在最困难的环境中苦战数年，恐怕是全世界空前未有的奇闻，而这确是我们抗战中的事实，自然也应该说是奇迹。他还说：“边区遍地是黄金，边区的土特产品只要想办法搞出去，都可以换回钱和东西来，解决我们的不足。”那时，我们住在窑洞里，朱老总常到我家作客，我留他吃饭，他很随和，边吃边和我谈如何搞活进出口贸易。以后，他还在我们召开的各分公司的经理会上作报告，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我至今还保留着这张合影的照片，年深日久，照片已经发黄了，但朱老总关心财经工作的事，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三
　　1944年1月，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我作了较长的发言。主要是谈经营管理问题，财经制度问题。当时陕甘宁边区银行的边币受法币贬值的影响甚大，财政和银行的关系没有严格的制度约束，他们两家都可以发行货币。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相当混乱，困难很多。物资局成了供给部，各机关单位(特别是大单位和部队)要东西就找叶季壮批，拿走东西不给钱，记笔账就算了。这样。物资出去了而不能回笼货币，财政只得增发边币，造成通货膨胀，币值下降，物价上涨。由于货币贬值，物资局账面上金额数目大，按实物计算却大大亏了本。我接着讲要建立健全财务管理、批准和结算制度。财政不能象银行一样发行钞票，只能由银行一家发行钞票。各部门也不能随便到物资局或土产公司来拿东西，拿东西要经过批准，要办理手续。还要整顿财经纪律，要有一定的制度约束；不然，就会造成财经上的混乱。当时陈云同志参加了会议，他仔细听了我的发言。
　　实际上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同志已在考虑这个问题。当时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很多。有些直属中央的机关单位，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管不了。当时单位之间的一些矛盾，如果不采取一定制度来制约和用经济办法去管理，光靠行政管理，越管则矛盾越多。这次高级干部会议着重研究了方针、政策问题。因贺龙要上前线指挥作战，中央决定由陈云兼任财政经济办事处主任，贾拓夫、白如冰任副主任。贾代表西北边区，白代表晋绥边区。
　　陈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他身体不太好，但每周总要抽一两天时间到财经办事处来主持工作。他找各方面的同志作调查，接触很多具体材料，加以分析研究。他善于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对一些重大问题，他和西北局、晋绥分区、贺龙等同志商量后，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请示汇报，定下了各种制度，如金融管理制度，货币发行制度，财经结算制度，财产保管制度，费用开支制度以及价格政策等；改进了各项业务；对人员也作了调整，撤换了不称职的干部；将发行货币权收回到中央；银行只承担利润交财政的任务。通过税收将企业的利润交财政；财政不许向企业调物资，不许摊派东西或赊欠贷款，要物资必须通过买卖；各机关单位、军队的开支，通过预算审核，除自给任务外，各单位都有一定的财政任务，统一归财政口管理。并针对以前财经上的一些混乱情况，进行清理和整顿。
　　陈云常到土产公司来具体指导我们开展业务。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我们边整顿边改进，对家底进行了一次全面盘查，建立健全了各种财务账目和管理制度。我们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挑选了忠实可靠的知识青年李维新到关中任土产分公司经理，把二十来岁的薛宏福提拔为土产总公司的会计科长，让大学生刘卓甫担任西北贸易公司副经理。他们的积极性很高，又能干，一个月时间就把全部家底盘点清楚了，各项制度也建起来了，以后业务开展得很顺利。
　　为了保持市场稳定，我们加强行政管理，尽量保证供应正常，不使物价波动过大：同时也根据情况进行价格引导和节制。事实上，要保持市场稳定：必须以物资为基础，充分运用价格这一有力武器。没有一定的物质力量，想控制价格，那是一句空话。摸不清市场涨、跌的底细，也是要失败的。我们摸索到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那就是用三个价格(高价、中价、低价)浮动，保持在中价上。我们提高收购价以刺激大量物资进口，大量物资达到时，则降至中价，进行大量收购。达到饱和时，则降至一个低价，这样平均起来就可达到中价。出去的物资也是采取这三个价格浮动，以稳定市场。我们在边区和晋绥边区采取中价稳定政策，也有时没有注意到，价格上涨了，则不采取中价抛售物资硬压，硬压就会消耗力量，再是会给投机商以可乘之机，他们囤积一批物资，等待你的物资消耗完了，他再涨价，赚暴利。抛物资硬压是蠢人的办法。如何办呢?我们准备一定的物资，在价格上跟上去，以稍低于市价的价格抛售物资；等找购劲减弱时，把价格拉到中价的水平上稳定下来。这样既能节省物资，保存实力，又打击了投机商，回笼了货币，还赚了钱，稳定了市场，边币信用提高，可以一举几得。这样搞了几次，投机商不敢轻举妄动了。甚至有些国民党机关、部队请来的投机惯手，大都烧了手，赔了钱，以后就逐渐就范了。
　　边区贸易公平合理地得点利润，将这利润补助机关、部队财政的不足部分。能够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要黄金给黄金，土产公司硬起来了，信用竖起来了。
　　采用经济办法，价格政策引导、节制的手段，不仅内部统一了，还把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封锁、经济封锁也冲破了。“价高招远商，货高招远客”。西安、长武、彬州、平凉、西峰镇、宁夏都成了我们的物资进出的转运站。封锁线上的国民党军队也成了我们过封锁线的运输保护队。国民党军队因法币不断跌价，士兵吃不饱饭。班长便叫战士背东西进边区，搞点钱补充伙食。后来，一些连、排长也背着东西来了。进一步发展到商人给他们点钱，骡马队可以顺利地运盐、冰碱、纯碱、煤油出去。这样，封锁线被冲垮了，我们的业务不断地扩大，扩大到晋察冀、晋东南边区。边区的财经达到物资丰富，仓存充实，金融、市场比较稳定的水平。财政支出减少，利润、税收多，财政收支平衡，而且稍有余，再不需要靠发票子过日子，各单位也有了靠自己生产积累的“小家务”。1944年真正做到了毛泽东主席号召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耕三余一”。在农村、城镇、机关、部队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年，我们完成了中央和西北局下达的向外搞钱搞物资的任务，陈云要银行搞一万两黄金作为发行基金的任务也办到了。这年开支财政没有发行货币，贸易上还是发行了，是因为业务扩大，市场交易增多，筹码不足而发行的，是有黄金作后盾的，所以并不影响市场物价，还起了扩大生产的好作用。
　　四
　　1945年春，法西斯阵线轴心德国日本逐渐垮台，反法西斯阵线的英、美、法、苏联、中国由失败转胜而反攻。日寇在中国已无力进攻。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根据这个形势，决心反攻，准备打仗。提倡群众休养生息，“藏粮于民，藏富于民”，陕甘宁边区公粮减至十四万大担。各地各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回到延安学习、整顿“三风”，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在“七大”路线指引下，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工、学，商一齐行动起来，掀起了支援前线的巨大生产热潮。
　　这时，毛泽东主席、党中央高瞻远鹏，为保存实力，准备反攻，撤回几个主力旅，以保卫延安。边区一下子增加了几万人。要不是边区财政、经济调整制度的建立，贸易业务的开展，市场的稳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耕三余一”的大生产运动都实现了的话，那困难是不可设想的。政府没有再增派公粮，只从关中、洛川、陇东产麦区吸收了一些小麦进来，一则补充不足，二则改善生活。小米配小麦，均按人口配给。军队每人每天一斤半，机关一斤，加上自己生产的超产粮，足够吃了。每星期会一次餐，搞得好每天还有点猪、羊、牛肉。粗布衣可以满足需要，纸张和办公用具也有，只需从外面采购些军用原料。
　　一天，朱德总司令高兴地来到我们公司，对我说：“要把边区的土特产多搞些到外面去，把钱和需要的物资换进来。加强军事生产，保证对于前线的充分供给。”为了解决武器装备，朱德总司令还号召各地建立“军火田”。“军火田”是专为解决民兵军火经费而开垦耕种的公共田地。一般由民兵和群众以变工互助的方式耕种，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制造弹药、地雷等。
　　延安当时只有两个较大的骡子运输队，一是粮食局的运输队，二是土产公司运输队，各有三百多头牲口，都分为三个队，每队下设三个排，每排分为三个班。在当时可谓强大的运输力量。每个分公司也有百把几十头牲口的运输力量。我们组织这些运输力量，日夜不停地将收购到的粮、盐、医药等物资运回延安，将边区的土产运出去。
　　经过一年多努力，土产公司把原来所亏空的挣回来了。为准备打仗，把各单位投入的股金折算成实物，一一退还了。应交财政的税收和利润如数交清，一个不欠，没超支银行分文：还剩下十万两黄金的家底，物资仓存充实，周转也更加灵活。
　　1945年上半年，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广大区域内，我军对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摧毁日、伪据点，解放了许多县城和集镇，大大缩小了敌占区。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9日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等七道命令，8月15日朱德总司令命令日本侵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投降，要日军就地不动，准备缴械，待命接收。
　　这时候，国民党抢先接收，美国派飞机帮国民党往东北等地运军队、人员。我们当然不能坐视，中央派各地方军队的领导人先赶赴岗位，组织部队、人员准备做接收工作。这就要并机构、抽人员、备钱、备骡马。骡马得从关中平原、陇东平原、晋南等地购买，由部队押运来。分配的原则是有随军家属的给一匹或两匹，单身汉四人共一匹。中央负责同志给两匹或三匹。这样多的骡马，需要很多钱去买，光靠财政上出钱有困难，也迟缓。这时各单位搞生产积累的小家务起了很大作用，解决也快。只有学校和小家务不大的单位，则由财政上拿钱解决。中央只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和一些办公人员、生活管理人员、警卫团(小团)，其他部队都上前线去了。彭德怀、陈云、叶季壮等也都亲赴前线。西北局、边区政府机构没有动，但也抽调了一些干部上前线去。财经办事处亦缩小了，中央从此不直接管。办事处正副主任由贾拓夫、白如冰担任，并搬到陕甘宁边区银行办公。贸易总公司撤销，盐业公司和土产公司并为西北贸易总公司，下设关中分公司、定边分公司、陇中分公司、绥德分公司。分公司以下设支公司，下面设购销站。总公司经理由范子文担任，我和余建新担任副经理。余建新在旧社会学过商业，业务很熟悉，做工作也很熟练，很细致，又耐烦。陕北同志称我为“长江鱼”，称他为“黄河鱼”。
　　这次合并机构的变动中，人员减少很多，我们公司的业务还是照常进行，进出物资比较顺利。工作虽然紧张，但账目、物资一清二楚。
　　当时国民党中央银行抛出黄金量比过去多。蒋管区的商人以为法币①从此可以稳定了，不知道一展开接收工作，开支就要增大，国民党一定又要发钞票。不少商人认为法币看涨，物价看跌价，因此，当时跌价的物资多，黄金亦运进来多。我们的措施是：边区的边币②不动，物价不动。因为当时我们的物资库存充足，品种比较齐全，加上大批人员调出边区，消费减少，这些因素都大有利于我们开展业务，不怕物价波动。商人要出售的物资我们予以收购，人民需要的物资我们尽量供应。把库存的法币运到关中，陇东、定边一带，到蒋管区按涨价的法币价格购进跌价的黄金和物资，为打仗准备财力和重要物资。
　　这段近两个月时间，工作特别紧张，各个分公司的任务都完成得比较好，收到的黄金十多万两，超过过去两年的总和。细布(雁塔、龙头布)两万多匹，棉花十万多斤。至此，法币价值又开始下跌，黄金价格又开始上涨，物价也开始上涨。而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物资雄厚，边区的金融、市场也很稳定。
　　注释：
　　①②边币是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钞票，简称边币；法币是国民党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钞票。
　　五
　　1947年3月，国民党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的重点进攻。胡宗南率领几十万国民党军向延安猛扑过来。我们忙着疏散物资，汽车、驮骡队日夜不停。可是没有一定的后方，四处都是物资，也无法尽快取得通讯联络，物资疏散工作一时有些忙乱。敌军进了边区，步步逼近延安，我们把财贸机关、银行等撤退到安塞。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在靖边县和安塞之间一直住了两月之久。敌人找我主力决战，用大兵力向清涧、绥德前进。我们的重要物资二百多驮(其中包括黄金十万多两，是用木箱盛的。)放在清涧靠黄河边上的一个村子里，由郭林森带一个警卫班看守。好险呀，敌人到了离这个村子五里路的地方。由于当地群众的掩护，没有走漏一点风声，敌人没进这个村子，在前面那个村子宿了一夜营，第二天便收缩到蟠龙做工事。彭德怀同志知道这批重要物资，特地派保管科长谢扶琴带一排驮骡，准备将物资运到清涧转移。谢扶琴到达时，郭林森已在晋绥边区后勤部和贸易公司的大力帮助下，将大部分物资和黄金渡过黄河，放置在柳林和军渡之间。郭林森和谢扶琴又把这批东西转移到临县之间的一个村子里，就更为安全了。如今想起这件事，我心里还异常激动。多亏人民啊!要不是他们帮助掩护，我们搞了两年的钱和物资，就会丧失殆尽。另一方面也得了教训，这就是无后方作战有着很大的危险性。这次若是遭受损失，则军队的供给、金融市场都要成大问题。
　　此后，我军转向西面，在陇东地区寻找敌人弱点打击敌人。
　　我当时任贸易公司总经理。彭德怀想到军队棉衣问题，要我随军贸易，收购物资，解决棉衣问题。我到指挥部后，在后勤部住着。胡宗南部队受打击后，调青海马步芳骑兵来参战。骑兵在当时是很机动的，你走一夜，他只用一个早晨就赶上了。这时部队的采购工作困难极大，若不是群众条件和“藏粮于民，藏富于民”的政策，军粮都要成问题。好在我们实行了这个政策，群众坚壁清野，把粮食深藏起来(包括公粮)。我们的军队到哪里，群众都把自己的粮食和油拿出来供我军吃。敌人来了，则找不到人和粮食。
　　我随军了解到一些情况后，与刘景范商量，我先回去，到其他地区去采购。刘同意我的主张。我请他转告彭德怀保证部队有棉衣穿。
　　我们的布匹、物资都寄放在平桥一带群众家里，我问到平桥时，机关已移往绥德的义和去了。运输队在转运布匹。清点后，少了十一匹，不知错在哪里。棉花没藏好，大部分被敌人烧了。我到义合后，立即给晋绥后勤部长陈希云去电话，要晋绥贸易公司向太原、北平、天津吸收布匹，在平原收购棉花，拨黄金三万两。并要后勤被服厂增加力量，赶制棉衣和棉被。这任务陈希云完成得很好，天寒时部队都穿上了棉衣。
　　这时，敌人用更大兵力从陇东、关中、延安向我军出击，企图压我军过黄河，或在黄河边消灭之。这时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同志亦撤到黄河边。我后方人员和物资全部东渡黄河，在临县、兴县驻扎。在渡黄河时，没有经过战争锻炼的银行副行长听谣传说敌人来了，怕“资敌”，赶紧把三百多两黄金和一些重要物资投入黄河，结果敌人并没有来，过河后被逮捕。后查明他确是一个书生，没打过仗，便释放了。
　　敌人占领清涧、绥德后，即向我军进攻。我军在沙家店大胜胡宗南主力军，使之失去进攻的力量。马家骑兵也不敢深入边区。这时延安、关中、陇东、定边的贸易公司，又回到当地开展贸易工作了。
　　六
　　1948年春节快到了，部队在绥德一带休整过春节。贸易工作就紧张起来了，要筹备吃的、用的。猪肉无法解决，只有羊肉还可解决，牛肉也不多。预定供应总数二万五千只，分派各贸易分公司以公平合理的价格购买，并要如期送到绥德交贸易总公司，分发给军队及中央、西北局和区边政府各机关。当时天气不好，下了一尺多深的大雪。在党政支持下，共买进三万头牛、羊，超额完成任务，而且如期送到了。在敌人进攻，破坏严重的情况下，部队没想到能过这样丰盛的春节。那是由于我党在边区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群众有了一些家底，又打了胜仗，群众很拥护。
　　这时，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已迁到米脂县杨家沟，召集会议，研究下一步作战方针，并讨论了财政、经济方针及如何接收敌人的政权和经济机构，决定保留保甲制度。这一策略是非常正确的，对我军筹集粮草起了很大作用。部队到一地，就地有人筹集粮食，有饭吃，这就解决大问题了。
　　春节过后，贺龙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代表西北局召集晋绥和陕甘宁两个边区的财经人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晋绥边区陈希云和负责财贸工作的主要干部；西北局陕甘宁边区的贾拓夫、白如冰和我。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传达毛泽东主席在杨家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如何在晋绥、陕甘宁边区具体实施，即集中人力、财力，“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准备反攻，接收城市的政权和经济等。与会者一致认为要抽出人力，必须合并机构，精兵简政，才能集中力量，支持打仗。决定晋绥贸易公司和陕甘宁贸易总公司合并为西北贸易总公司，出我任经理。晋绥派刘卓甫、余建新为副经理。晋绥农民银行和陕甘宁边区银行合并，改为西北农民银行；为了集中使用力量，归贸易公司领导，由我兼任行长，乔培新、张定为副行长。晋绥银行改为分行。货币统一发行，收回原两行发行的旧币。
　　我军攻克宜川后，延安敌军连夜逃走。各边区机关随即搬回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适应反攻和接收工作的需要，进行了整编，机构改为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农林厅、工商厅。工商厅由我任厅长，刘卓甫、余建新任副厅长，主管工业、商业、银行、工商行政工作。这精干的小机构，工作效率特别高，扯皮的事情大大减少，边区财政经济工作恢复特别快，市场很快繁荣起来。这时西安一些大、中专院校学生在地下党支持下进边区参加革命工作，我们吸收了一些加以培养，对发展边区财政经济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七
　　1949年3月5日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随后成立华北政府。贺龙率陈希云、王磊和我一同去开会，经晋东南的壶关、长冶到邯郸。我们乘的是一辆中型吉普，要连夜赶到石家庄去。在石家庄休息两天后，中央派车来接我们。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央领导参加了华北政府成立的庆祝会，并研究华北、西北的财经统一，以增强财经力量。当时参加研究的人员是：姚依林、林海云，西北方面是陈希云、王磊和我。研究后决定西北统一于华北。后因形势发展比预料的要快，要好，难于执行，此议作罢了。
　　我们回来时是从阳泉到同浦路，在汾阳下车，当天回到军渡的。贺龙、陈希云、王磊回兴县了，我回到延安。
　　这时，西北野战军主力在休整后，转向郃阳、浦城、韩城一带，威胁西安。我贸易系统即派梁受民以郃阳为中心，开展贸易和银行工作。
　　我们在晋绥边区的物资已大都撤回延安，小部分给晋绥了，黄金亦拨给两万两。有往来部队亦给一部分黄金，带回延安的只余三万多两，向西安商人陆续抛售一点，只收边币，不收法币。这样一来，边币的信用大大提高，流通到西安城内去了。其时国民党已经没有黄金抛售了。
　　为了紧密配合军事行动，搞好接收工作，我们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如将银行的工作独立进行，增加干部和培训干部。银行作为常设机构准备接收工作，拟定各省负责接收的领导人和干部班子。进军哪一省时，即由预定的领导人带一批人马和一定的物资及资金，随军去开展贸易，支持货币。货币一流通有信用，军队的供给就地即可解决了。这些准备工作，在1948年冬就准备好了。
　　当时陕甘宁边区各地还存放着不少的物资，必须充分发挥它的作用。经研究决定留马师冉在延安负责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工商业和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这年冬太原解放，除阎锡山带少数人坐飞机逃跑外，其他无一漏网，缴获甚大。至此，晋绥和陕甘宁边区就更巩固了。
　　1949年4月初，我军占领潼关、渭南一线，我接收人员从延安赶到西安做接收准备工作。我组织随军贸易机构，一面开展随军贸易，稳定市场物价，一面接收敌人的机构。史唯然带领贸易干部随总部行动。确定李维新负责接收陕西省的贸易工作；余建新负责接收甘肃省的贸易工作；郝怀仁负责接收宁夏省的贸易工作，干部由定边分公司抽调，今后仍归陕西省领导，还派薛宏福负责接收青海省的贸易工作；高燕先负责接收新疆省的贸易工作。新疆和平解放，从关中分公司调去干部。
　　我军攻打宝鸡、天水后，直捣兰州，宁夏亦很快解放。晋绥、陕甘宁边区准备配合二野进攻四川，由贺龙同志领导组织入川的准备工作，刘卓甫负责入川后的贸易工作。
　　至此，西北五省都解放了，原陕甘宁边区积下来的钱用完了，物资也不多了。各地新的贸易机构建立起来，新的艰巨任务又摆在面前，那就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稳定市场。我们一股作气，担负起新的使命，投入了新的战斗。
　　(凌辉整理)
　　

陕甘宁边区概述/中共盐池县党史办公室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