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

宋金寿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次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通常被称为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因为这次整风运动从延安开始，又以延安的整风运动最具有代表性。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领导下，延安整风运动分为5个分区进行，即中央直属机关系统、军委系统、陕甘宁边区系统，中央党校和中央文委系统。因此，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一、边区整风运动的组织与领导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之下，陕甘宁边区于1942年4月14日，成立了分区总学习委员会，由任弼时、高岗负责，领导陕甘宁边区系统的整风运动。
　　边区总学习委员会决定，陕甘宁边区系统的整风学习，按政府、军队、党和民众团体三个系统，组织三个学习委员会，领导各该系统的整风运动。
　　边区的党和民众团体学习委员会，由陈正人同志负责，杨清同志任秘书，张邦英、李卓然、贾拓夫、杨清、高长久、高朗山、白茜等同志参加，负责领导西北局各部局和总工会、边区青救会、边区妇联、地区党校、民族学院等机关学校的学习和研究。
　　边区政府系统学习委员会，由林伯渠、谢觉哉二同志负责，高自立同志任秘书，高自立、刘景范、南汉宸、周兴、周文等同志参加。负责领导边区政府所属各厅处局及学校师生的学习和研究。
　　八路军留守部队和保安司令部系统的学习委员会，由肖劲光同志负责，莫文骅同志任秘书，王震、王世泰、莫文骅、曹里怀、吕振球等同志参加，负责领导八路军留守部队和保安司令部所属机关学校的学习和研究。
　　4月下旬，边区总学委会为了了解各单位的学习情况，收集各单位学习中的问题，吸取各单位学习经验，由西北局各部门的7位同志组成巡视团，分别到党政军民各部门去，进行谈话和参加讨论等，加强对于学习的领导。5月初，巡视团进行了第一次巡视。
　　5月下旬，边区总学委会为了加强对于整风学习更实际和具体的领导，在巡视团的基础上，成立了办公室，由包括巡视团成员在内的十五位同志组成，逢飞同志为主任，陈正人、李卓然、杨清3同志专责领导，对边区一级的学习进行具体的指导，并主编边区的《学习》报。
　　8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和边区总学委会共同决定，为便于对整风学习集中统一的领导，边区总学委会办公室并入西北局宣传部，边区各机关的学习统归宣传部，由李卓然同志负总责。
　　在边区总学委会和西北局宣传部的领导下，各机关学校由行政负责人、甲类学习组干部共同组成中心学习组或学习委员会，负责领导本单位的整风运动。
　　在整风运动期间，按西北局规定，整风学习由行政负责人领导，兼任学委会的组长。党的组织，尤其是各个支部，必须切实地保证整风计划的实现。支部的一切活动，必须以整风文件的学习为中心。支部需要及时纠正党员中的不良倾向，养成学习的习惯，造成学习的热潮。支部应与行政负责人、学委会取得密切的联系和互相配合。
　　凡属参加整风学习的机关干部、部队排长以上的干部、学校的师生，根据党龄的长短、实际工作经验的多少，尤其是文化程度的高低，分甲、乙、丙三类，编成整风学习组，每组十人左右。甲类多数是负责干部，并且文化水平较高；乙类主要是文化水平较高的新干部；丙类文化水平较低，有的甚至是文盲，但又应该参加整风学习的同志。甲丙两类干部是少数。
　　陕甘宁边区系统参加整风学习的(边区政府系统的分区、县级、区级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除外)，约有二千余人，组成了二百多个整风学习小组。
　　二、边区的整风文件学习、成绩和偏向
　　边区的整风运动，在毛泽东同志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以后，开始发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四三”决定)以后，4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干部会议，在成立边区系统总学委会的同时，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总学委会《关于执行中央宣传部4月3日决定的计划》，确定从4月20日至7月20日为研究与讨论整风文件的时间，并对整风文件的学习、讨论、总结、考核作了具体的安排。
　　4月21日，陕甘宁边区总学习委员会，召开了整风学习动员大会，边区二千余名干部参加。在动员会上任弼时同志作了报告。报告指出在今后3个月内，第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中宣部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学好，并就整风的目的和具体计划作了说明，号召全体干部，下决心把二十二个文件学好。高岗、谢觉哉等也讲了话。在这次动员大会以后，陕甘宁边区系统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自此，整风文件的学习成了干部学习的中心内容，也是整个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之一。
　　边区整风文件学习，所采取的学习方法和基本步骤与中央直属系统基本一致，并随中央直属系统学习的深入发展和计划的变化而变动。
　　6月2日，边区系统总学委会，召开了各单位的学委及小组长联席会议，总结第一期学习的成绩和偏向。一致认为，全党这样热烈地研究党的文件，行政上这样认真地领导学习，都是空前的。学习已经产生了效果，干部的思想和工作态度已经开始有转变。学习中的缺点是咬文嚼字者多，能发挥中心思想者少。学习中普遍存在的偏向是专讲文件而不反省，或者只讲他人而不反省自己，即使反省也只是约略涉及几句。这种偏向的存在影响学习效果，不利于改变自己的思想和作风。这次会议进一步强调了整风的意义，明确指出整风是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会议还要求学委会和负责同志起模范带头作用，首先自己要反省和自我批评，提倡发扬民主精神，不论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只有这样才利于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次会议以后，边区的整风运动前进了一步。
　　边区的整风学习，在这次会议以后，与中央直属系统取同一步骤，延长了学习时间，分为学风、党风、文风三个阶段进行学习。
　　8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和边区总学委会联合召开会议，对整顿学风的学习作了初步估计，提出了学风学习的总结计划。接着于4日召开了边区各机关、学校学委会负责人会议，传达了西北局和边区总学委会联席会议的精神，由李卓然同志作了边区整风学习的初步总结。总结指出整风学习的成绩是很大的，但是学习得好的仍占少数，平常者居多。所谓学习得好，最主要的是学与用、言与行的一致。这是整风学习中的基本问题。
　　自8月5日以后，以3至5天的时间，各小组，然后各机关单位，对整风学习进行了具体的总结。这次总结，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着重强调提高学习的质量，反对学习中的形式主义，提倡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8月中旬以后，边区的整风学习进入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的阶段。在进入整顿党风阶段以后，西北局召开了边区分委、特委及直属县委的组织部长联席会议，西北局各部委及各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以整顿三风的精神，来提高党员的水平，整顿下层组织，整顿领导机关，整顿边区全党作风，加强各级党的领导作用，求得党的全部政策的正确执行。这次会议对于把整顿党风同边区党的实际密切结合起了推动作用。会议以后，部分县根据会议精神，进行了党员登记。
　　边区系统的整风学习，除了边区一级党政军民机关以外，尚有边区政府所属各分区、县级、区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留守兵团、保安司令部所属的广大的干部和战士的整风学习。
　　边区政府所属的分区、县级、区级干部是一大批人。这些同志在基层，处于各项工作的第一线。整风学习的好坏，成效的大小，对于边区工作的影响极大，因此，搞好分区、县级、区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具有重大的意义。
　　西北局对于分区、县级、区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十分重视。4月下旬，西北局发出《关于准备整顿三风致各地党委的信》。信中指出，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号召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是彻底转变工作作风和团结全党最重要的武器。并指出，为了使各地方的党在时间上有充分的准备，并且随时可以把延安的经验运用到各级党的组织中去，使各地整顿三风获得更大的成效，特决定自6月1日至8月30日为分区、县级组织学习和研究中央决定所规定的二十二个整风文件的学习时间。紧接着又于5月30日发出《关于在各分区及各县学习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等二十二个文件的指示》，规定各级党委必须将领导学习整风文件作为1942年下半年最中心的任务。指示号召各地区党、政、军各方面的主要负责干部，要以身作则地积极地参加整风学习；同时，应以领导学习文件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并经常亲自检查、指导、帮助所属机关干部的学习。考虑到县、区干部的实际困难，整风学习的时间延长为6个月。指示规定，县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从7月1日开始，区级干部从7月20日开始。
　　县、区级干部在整风学习中碰到的最普遍的困难，就是“无人学”和“学不懂”。所谓“无人学”，就是指县级、区级干部的流动性大，许多干部经常因各种工作下乡，留在县上或区上机关的干部很少。所谓“学不懂”，就是指文化水平不高，能看懂文件的人很少。例如延川县，留在机关的经常只有10多人，四分之三的同志下乡去做各种动员工作。全县只有10个中学程度以上的干部，包括学委会的委员在内，只有10个同志能较好地看懂学习文件，大多数同志文化水平很低，甚至是文盲。针对这种情况，在整风学习中，各县采取了许多具体办法，如每月集中5天或10天进行整风学习；或者规定具体任务，走到那里学到那里；或者办整风训练班，抽调干部脱离工作进行学习。文件学不懂，则采取教员上课的办法，发动能读文件的同志，当老师给大家上课、讲文件等。其中以办整风学习训练班最普遍，也最有效。
　　其次，是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干部的整风学习。留守兵团、保安部队、负有保卫边区的重大责任；同时，又有艰巨的生产任务；并且驻地分散不宜领导。因此，除留守兵团和保安队机关以外，部队的整风学习，以贯彻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为中心，重点在克服军队内部存在的军阀主义作风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早在1942年1月23日，毛泽东同志写信给谭政、莫文骅同志，号召部队学习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信中指出，“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①4月6日，留守部队和保安部队肖劲光、莫文骅两主任发出训令。训令指出，“今后的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要把这个决议当作今后改进我们工作的指南，不论上自高级指挥员和政治人员，下至科员、干事、排长，都要熟读与灵活的应用这个决议到我们工作中去，读这个决议的时候，应该把它的条文作为检查我们过去与现在工作中优缺点的提纲和指南。”并规定，自4月15日至7月1日，为学习四军九次大会决议案的时间。在整风学习正式开始以后，中共中央规定学习二十二个整风文件，留守部队和保安队的学习，仍以四军九次大会决议为主要内容。但是，由于留守部队本身的繁重任务和保安部队因突击夏收，整风学习分别延期至6月1月和8月1日开始。
　　这样陕甘宁边区的整风学习，边区一级与中央系统一致从4月20日开始，留守部队从6月1日开始，县级从7月1日开始，区级从7月20日开始，保安部队从8月1日开始，先后进行整风学习，并分别于1962年冬和1943年春基本结束。
　　边区系统整风学习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领会二十二个整风文件的精神与实质，掌握武器，联系实际，反省思想，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认识，以达到改造思想，转变作风，改进工作的目的。这一阶段的整风学习是有很大的成绩的。最主要的收获是大多数干部由不爱学习，“躲”整风，逃避整风，到逐渐养成了学习的习惯，积极参加整风学习；许多干部通过整风学习，提高了认识，纠正了许多糊涂观念，开始树立正确的学风、党风和文风；各级干部对本身从事的工作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和提高，等等。总之，这一阶段的学习，为整风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干部当中对于整风文件的精神、实质领会还不深，理论联系实际做得很差，还存在着一种夸夸其谈，脱离实际的偏向。最主要的是对于边区的历史和现状缺乏调查研究，更不会运用整风精神加以符合实际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整风运动还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
　　注释：
　　①《给谭政、莫文骅同志的信》载1942年4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
　　三、西北局高干会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在整风期间召开过多次，其中以1942年10月10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高干会最为重要。这次会议在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一件大事。
　　这次西北局高干会是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毛泽东同志不但出席了开幕和闭幕会议，而且在会议期间作了重要的报告。任弼时同志自始至终参加并领导了这次会议。朱德、刘少奇、陈云、彭真、叶剑英、吴玉章、徐特立等同志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参加这次高干会的，有陕甘宁边区党政民县级和部队团级以上的党内负责干部3百多人。(杨家岭)中央高级干部学习组的同志和中央党校的大部分重要负责干部到会旁听。
　　历时3个月的高干会，解决了边区党的三个重大问题，即边区党的历史经验问题、统一党的领导问题和当前任务问题。
　　在10月21日高干会的全体会议上，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同志作了关于整党整风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整顿边区党的组织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①组织整顿的基础是思想整顿。由于陕北党内历史上的问题，使党内在思想上的分歧与隔阂仍然存在。因此，关于整党问题的讨论，到了11月2日，以全体会议的形式讨论了陕北党内的历史经验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党内历史上的争论和斗争，于是参加大会的许多同志，无论是亲身参加过，还是没有参加过争论的同志，都想从历史上的争论和斗争中吸取教训。陕北革命根据地，在1935年2月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以前，有两支红军、两个苏区，分属两个党的特委领导，即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在陕北党内曾经出现了重大的争论和斗争，有关于革命形势的估计，土地革命问题，军事问题等，尤其是1935年9月、10月间，党内搞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把原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张秀山等抓了起来，造成了陕北危机。在党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张秀山等人，挽救了陕北的党。但是，这一历史的经验教训，当时，还来不及也不可能总结，只有经过普遍的整风运动，才有条件来总结这些历史经验。高干会就党内的这些历史问题进行了十分热烈的讨论，开展了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整风的精神，采取研究历史文献的办法，弄清主观主义的、宗派主义、党八股对党的危害。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讨论，最后由高岗在会上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结论。任弼时同志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演说，总结了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从陕北党的历史检讨中证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对革命的成败是起决定作用的。正如高干会上有同志说的，“过去毛主席的报告讲到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如果发展到极点的时候，可以闹到亡国、亡党、亡头的地步，总是不能深刻地理解，想着也许是过分的夸张之词吧!但是，参加了这次高干会之后，才了解了毛主席这些话的真实内容。”
　　11月21、22日，毛泽东同志在全体会上作了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讲演。这个讲演一方面为讨论边区党的历史问题作了总结，另一方面提出了边区党内当前存在的偏向，特别是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承上启下，为解决边区党的领导问题指明了方向。
　　从11月24日起，高干会全体会议开始讨论边区党内实际存在的偏向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比历史问题的讨论更艰巨。因为讨论历史问题清算过去的错误，其受批评的同志已经不负重要的政治责任，而关于当前问题的讨论，就涉及许多负责同志本身，所以更需要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和毫不掩饰自己错误的精神。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高岗作了关于统一党的领导问题的报告，林伯渠同志作了关于整顿边区政府问题的报告，贺龙同志作了关于整军问题的报告，并结合讨论了陈正人同志在会议开始时作的关于整党整顿民众团体的报告。在大会发言中，揭露了边区当前存在的主要偏向。这些偏向，主要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残余，政策上的糊涂观念，和组织上的闹独立性、自由主义等。例如，在实际工作中缺乏调查研究，处理问题时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或者只讲联合不注意斗争，或者只讲斗争不讲联合；实行“三三制”政策中的关门主义残余；对宽大政策的错误解释；在组织上，党的某些下级组织对上级组织的指示不够尊重，甚至不贯彻、不执行，军队中某些干部欺上瞒下，政府的系统林立、各自为政，以及民众团体领导机关的脱离下级组织和群众等。经过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边区党在思想上、路线上、政策上和组织上得到了统一，造成了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的巩固团结。
　　12月下旬，毛泽东同志在高干会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讲革命，除了经济与教育(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业务教育、国民教育均在内)两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心工作，或所谓第一位工作的呢?究竟还有什么工作是更革命的呢?不错，其他工作是有的，而且还有许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我们如果认真地做好了这两项工作，我们就算很好地援助了前方的战争，我们也就算很好地协助了大后方的人民。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②西北局高干会完全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认为任务主要就是生产和教育，而在这两者中间，生产更有决定意义。这就为陕甘宁边区今后的任务指明了方向。会议在讨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时，表彰了先进，批评了坏人坏事。表扬了三五九旅旅长王震、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专员马锡五、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关中地委书记兼专员习仲勋、三边专员罗成德、三边司令员贺晋年、保安司令部司令员王世泰等二十二位生产运动中的模范。同时，对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分子进行审查和处分。赏罚分明，有力地推动了干部作风的转变和生产运动的发展。
　　这次高干会为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以至全党的整风运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
　　首先，整风运动必须与实际结合。所谓整风与实际结合，决不是随便抓住实际生活中任何现象，更不是把枝枝节节的事情当成中心，而必须抓住历史和现实斗争中带有关键性、全局性的事实，并且加以正确地符合实际地解决。高干会最主要的经验，是把整顿三风与边区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高干会抓住了边区历史上和当前工作中带有关键性和全局性的问题，从而既纠正了边区干部中存在的三风不正的问题，又确定了边区今后的实际工作方向的问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事实证明整风一旦脱离了实际，就成为无的放矢，就会收效甚少。高干会以前边区的整风运动之所以不能很好地深入下去，其根本原因也就在于没有把整风与边区的实际问题(包括历史的、现实斗争中的问题)更好地结合起来。高干会纠正了以前的偏向，以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精神，奠定了边区党在整风运动中的坚实基础。这是整风运动在边区的具体化和深入发展，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其次，高干会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党内历史上的分歧和斗争，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着重于思想上的检讨。高干会在讨论和纠正边区当前实际存在的偏向问题时，是做得很好的。指出了党内闹独立性、自由主义现象的原因，分析了产生这些现象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思想上的根源，从而提高了觉悟，分清了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有效地克服了党内存在的闹独立性、自由主义的现象。同样，在讨论陕北党内的历史问题时，也作了很好的分析，但在处理历史上的错误问题又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把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恶果，说成是“个人野心”“品质恶劣”等，并且又不恰当地抬高了某些个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形成了一种新的“个人突出”，产生了另一种不正确的偏向，造成了不良的后果。这是高干会的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
　　第三，高干会的经验告诉我们，整风必须正确地发扬党内的民主，充分使用自我批评的武器。高干会所以能比较深刻地检讨边区党的历史和现存的偏向，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采取有效的措施，并且使许多干部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和别人，了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之所在，实行思想上和作风上的转变，是同党内的民主精神的发扬和自我批评武器的运用是分不开的。党内民主精神的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的运用，增强了党内的团结，这是高干会的主要的一方面。另一面，对于犯错误的同志缺乏耐心的教育精神，在允许申辩、反批评上做得不够，其结果导致对某些问题，或者某些个别同志的不正确结论，或者不恰当的处理，带来不好的后果。这也是高干会的教训之一。
　　总的说来，西北局高干会对于边区前一阶段的整风学习是一个极好的总结，并且为尔后的整风运动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西北局高干会对整个延安整风运动，尤其对边区的整风运动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同时，带动了边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注释：
　　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直排本，第876—877页。
　　②《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单行本)，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版第147页。
　　四、边区整风运动的深入和发展
　　西北局高干会以后，边区的整风运动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与发展，其主要特点是把整风与边区的实际、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党政军民财的各项工作具体地紧密地结合起来了。这一时期的整风，不但转变了干部的思想和作风，而且有力地推进了边区的各项工作。
　　西北局高干会以后，边区的整风运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整风的主要任务是贯彻高干会的精神，着重改造干部个人的思想与作风，贯彻领导一元思想，巩固和加强党对边区各项工作的一元化领导。
　　高干会以后，从边区一级到分区，以及各县先后开始传达高干会的精神。这种广泛深入的传达，不仅在党内进行，而且也在党外人士中进行。1月29日，西北局邀请在政府和参议会中的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由贾拓夫同志传达高干会的精神。党外民主人士在听了高干会精神的传达以后，一致赞誉高干会的成功。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说，“我对高干会这些决定，很觉得满意。这次会议是思想上与制度上的转变，将来贯彻下去，见诸实行，才是我们的收获。”“去年共产党提出整风运动，秋后又开高干会，是把思想问题见诸实行，是一贯的精神。而这究竟是为的什么呢?据我看是为了与全国人民携手。以伟大的党与全国人民携起手来，才是伟大的作风。”①
　　在传达高干会精神的基础上，整风学习根据高干会的决议和二十二个整风文件的精神，首先着重地反对了干部中存在的自由主义、教条主义倾向。所谓“自由主义”就是有不少干部对于自己的错误，只反省不改正；对于别人的错误，则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所谓“教条主义”是指在整风学习中没有把文件的精神、实质，同自身的思想、工作作风相联系，与边区的实际相结合。因此，自由主义、教条主义是进一步深入整风的主要障碍。不彻底克服干部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和教条主义，整风运动就很难深入。所以，在第一阶段的整风学习中首先是扫清思想障碍。
　　在扫清思想障碍的基础上，整风学习以贯彻领导一元化为主。把中央文件和高干会的决议精神，与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联系起来，清算自身在贯彻领导一元化问题上的错误思想，纠正和克服对党的政策和上级组织闹独立性的现象，以期从思想上贯彻领导一元化，改造干部的工作作风。
　　第二阶段，整风学习的主要任务是根据高干会提出整党、整民、整军、整政、整财等的内容，具体地改造各部门的工作。
　　整党。整党主要是整顿基层，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同时灌刷极少数坏分子。在整顿基层的过程中，还调整了党的组织与政权工作的关系，纠正了党政混淆不清、以党代政、党对各项工作“一把抓”的现象，确立了党政工作的正常关系，一方面加强了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又建立了各级政权组织的独立工作，尤其是乡一级政府的独立工作。
　　整民。整民的根本任务，是纠正民众团体领导机关脱离下层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打破形式主义的组织工作方法。边区的民众团体，在动员群众参加抗战，支援抗日前线，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毛病。主观主义的毛病，表现在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中，脱离边区的实际，空喊抗战的口号多，组织群众做实际工作少，尤其是忽视或者根本不把组织群众参加生产运动作为自己的任务。因此，脱离边区的群众。形式主义的毛病，表现在民众团体本身的组织机构庞大，系统多，摆空架子，缺乏深入实际的作风，以及干部本身缺乏群众观点，缺乏深入下层、埋头苦干、与群众打成一片的精神。高干会要求边区的民众团体着手克服工作中的这些问题，首先使干部对群众的态度来一个根本的转变；同时，把群众工作的中心转到生产和教育上来，把组织生产和增强教育作为群众工作的中心任务，把组织合作社、扎工队、变工队、纺织组等作为群众工作中一个很好的组织方法，通过组织群众参加生产，把群众切实地组织起来，从而更好地教育群众。经过整民，不但使民众团体的干部对待群众的态度在思想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而且群众团体的实际工作也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
　　整军。整军是贺龙同志在高干会上提出来的。1942年11月4日，贺龙同志作了《关于整军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对整军的目的、任务和方法作了全面的论述。报告指出，整军首先是为了执行中央关于整风的号召，克服部队中三风不正的残余，达到改进工作，团结全党的目的；其次是为了贯彻中央的精兵简政政策，使部队达到精兵的目的；第三根据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一元化思想，调整军队与党的领导的关系。简单地说，整军就是为了使我们的部队进一步正规化、党军化。整军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存在于军队内部的一种军阀主义倾向。这种军阀主义倾向，表现在政策思想方面，就是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根据地建设认识不足产生的“耐不过艰苦坚持的局面，缺乏长期保卫边区的决心”和不从军队生产来解决困难着眼，而埋怨党和政府、责备老百姓的倾向。在组织原则方面，对于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和一元化思想，不懂得甚至不去了解，以致产生军队与党政关系、军民关系上的不协调，同党和政府相隔离、闹独立性，甚至以为“军权高于一切”的错误。在领导作风方面，在上下关系中对上拖延、对下马虎，以及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作风。整军的主要方法，首先是从思想上整顿，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进行拥护党中央、拥护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教育，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其次，实行精兵政策，整编部队，充实主力，统一领导。第三，进行整训，集中进行半年到八个月的训练，按照部队的实际情况进行政策教育、军事教育和技术训练。第四，响应毛主席、朱总司令积极参加生产运动的号召，实行“南泥湾政策”等。高干会以后，边区留守兵团和保安司令部，依据高干会的精神，开展了整军运动。
　　整政。整政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执行“三三制”政策和贯彻精兵简政政策。“三三制”政策，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政权组织中的根本原则，党中央早在1940年3月，提出了“三三制”政策，但是由于党内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残余的存在，这一政策未能全面地贯彻落实。因此，贯彻“三三制”政策的重点，是进一步克服党内的关门主义残余，做到与党外人士真诚合作，使他们在工作中有职有权，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在这方面，西北局高干会作出了榜样。高干会十分重视党外人士的作用，在讨论边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时，邀请了在边区参议会和政府中的党外民主人士参加，对于调动和发挥党外人士在政权组织中的作用和积极性，起了很好的作用。简政。按照毛泽东同志在高干会上意见，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这样五项目的，以利于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精简”，就是要调动更多的人力物力于生产建设，减少消费性的开支，增加收入，以减轻人民的负担。“统一”就是克服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中的不协调、闹独立性、各自为政等的恶劣现象，建立起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党的政策和政府的工作制度能够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这种工作系统建立以后，工作的效能就会提高。因此，“效能”就是要求我们的工作有切实的工作效果。“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与浪费性的开支，可以办更多的事，还可以减少人民的负担。“官僚主义”就是实际工作中还严重存在的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这是必须克服的。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西北局高干会决议的精神，边区政府于1942年12月通过了边区政府的《简政实施纲要》，并于1943年3月正式公布。这个“纲要”从实际出发，明确地规定了“生产第一、教育第二”的方针，把政府工作的力量集中于急需的和首要的生产和教育两大任务中来。为了实现上述两大任务，“纲要”规定了各级政权的职责和业务范围；加强基层政权组织——乡政府；精简机构、精简人员；坚持民主集中制，统一领导，整饬政纪；改善领导作风；统一干部管理，调整和提高干部；巩固“三三制”和厉行节约等的具体措施。接着边区政府又公布了专署、县、区、乡政府组织条例，干部管理通则、政纪总则、政务人员规约、奖惩条例、简编方案等，为贯彻精兵简政政策，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做了许多工作。
　　整财。整财的主要任务，是在经济财政部门进一步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实行公私兼顾的原则，发展生产，首先是发展农业生产，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在西北局高干会以前，许多同志，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没有深刻地了解经济建设工作乃是边区和平条件下的唯一的中心工作。有些同志甚至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持消极怀疑的态度，使工作受到了不少损失。直到毛泽东同志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才使边区的党对于这个大问题有了一致的和自觉的认识。高干会要求边区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转变到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方向上来。号召干部和党员大量地转入生产，普遍地参加生产运动，扫除那种轻视经济工作的极端错误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边区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颁布租佃条例、贯彻减租减息、坚持农贷政策、优待移民难民、改造“二流子”、提倡劳动合作政策、奖励劳动英雄等，来贯彻执行高干会的决议，推动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发展。发展生产的基本方针是公私兼顾，或者叫做军民兼顾。只有这样才能保障财政供给；同时，也能减轻民负，借以休养民力。我们发展生产的目的，首先是用以改善农民和工人的生活，这是最根本的。如果不从这点出发，广大的农民和工人的积极性就无法调动起来，边区的工作以生产为中心也将成为一句空话。其次，用以支持抗战的政府和军队，这是必须的。如果没有人民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实行有力地保障，不但生产不能正常地进行，而且人民的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保证。再次，用来交给未经分配土地地区的地主和工厂的资本家。这在当时也是合理的。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无法团结他们共同抗战，因而也就不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只有坚持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方针，才能把边区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整顿好。
　　在进行这5个方面整顿的同时，还进行了“整顿关系”。所谓“整顿关系”，就是协调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党同军政民之间的关系和军队同政府及人民的关系。前一种关系根据党中央和高干会决议的精神，已经在贯彻领导一元化的过程中得到了解决。为了解决军队同政府及人民之间的关系，分别开展了军队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拥政爱民运动，和政府及人民拥护军队的拥军运动。边区政府为增进军民团结，于1943年1月15日公布了《拥护军队的决定》，新订了《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并决定于1943年1月25日至2月25日开展“拥军运动月”。与此同时，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及政治部于1月25日作出了《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并定于2月5日至3月5日为军队“拥政爱民运动月”。军队和政府及人民分别在拥政爱民运动和拥军运动中，以整风的精神，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克服各自存在的军阀主义偏向和官僚主义倾向，以及本位主义等，加强军政民之间的团结。
　　总之，西北局高干会以后，整风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与发展。这种深入和发展最主要的特点，是把整风与边区的党政军民财的实际工作紧密结合，与边区的中心工作——生产和教育相联系，改造了边区的各项工作，推动了边区的生产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注释：
　　①见1943年2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第2版
　　五、边区整风运动的成就
　　边区的整风运动同全党的整风运动一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的各项工作。
　　第一，经过整风运动，对边区的干部和党员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尤其是西北局高干会和会后的整风运动，从边区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决边区实际斗争和工作问题，更有利于边区的广大干部和党员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一个根本方向。经过整风运动，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不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有很大的提高，而且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有很大的转变；树立了理论联席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作风。经过整风运动，加强了边区党在党中央和西北局领导之下的团结。
　　第二。整风运动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的各项工作。经过整风运动，促进了边区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首先，边区的政权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三三制”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党内外更加团结一致，简政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仅边区一级政府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人员精简了百分之四十，加强了基层政权的建设。其次，促进了大生产运动。经过边区党和群众的共同努力，边区的生产在1943年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1943年边区产粮一百八十四万石(每石三百斤)，比1942年增加十六万石，除去总消费量，可以有余粮二十二万石。植棉超过十五万亩，可收棉花一百七十万斤到二百万斤，能够满足边区需要的一半，产盐六十万驮。全边区成立合作社二百六十个。军队的生产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绝大多数的部队实现了部分自给。三五九旅开荒十万亩，收细粮二万石，做到自给有余，并向国家交公粮。机关、学校的生产，单以延安一个地区的统计，种地三万五千余亩，收粮六千多石，收蔬菜一千四百八十四万多斤，自给比例达到百分之二十六到百分之七十六不等。①全边区基本上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这些成绩的取得，一方面是整风运动搞通了思想，同时，也是抓住了中心——发展生产的结果。
　　第三，军政民之间的团结更加巩固。经过整风，尤其是拥政爱民运动和拥军运动，进行清理旧案与赔偿还物运动，消除了军政民之间的隔阂，加深了军队同政府及人民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团结。
　　总之，边区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为把边区建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物资基础。
　　注释：
　　①上述数字统计参见林伯渠同志在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载1944年2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
　　

陕甘宁边区概述/中共盐池县党史办公室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