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冒险错误在陕西的贯彻—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贯彻与克服

任学岭

　　(一)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贯彻
　　1930年6月上旬，陕西省委在西安疙瘩寺召开会议，研究召开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的各项事宜。会后不久，接到中共中央于1930年2月26日发出的第七十号通告。于是，1930年7月1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在蓝田巩村小学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杜衡、王芾南、薛永寿、赵伯平、焦维炽、吉国桢、张文华等。会议主要讨论贯彻立三路线。讨论通过了政治、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兵运、组织宣传及共青团等7项决议。提出陕西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和发动群众斗争，集中人力准备武装暴动，创建西北苏维埃政权并把陕北划为重要区域。总的策略是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组织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创建并扩大红军。以西安、榆林、三原为中心，延安、绥德、潼关为次，建立全省的中心工作。会议决定改临时省委为正式省委，常委杜衡(书记)、王芾南、吉国桢。同月9日，中共陕西省委提出“争取全省总胜利”的口号，通过了《对陕北工作决议案》，全面分析了陕北政治、军事、农民工人等斗争形势，号召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发动秋收斗争，粉碎敌人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封锁。派赵伯平为中共陕北特委书记，高仰成为团陕北特委书记(因病未到职)。吉国祯、张文华调回省委工作。同时认为陕北党的工作有基础，可以做全省工作的中心区域，以绥德、米脂为中心，配合横山，葭县灾民斗争，并以延安、榆林的军事工作相配合，发动陕北游击战争。另外还讨论和布置了其他各项工作，决定由吉国桢、张国藩组成西安市委。①
　　7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第一号通告，指出，陕西革命的客观条件更比全国成熟，党的任务是在全党政治路线和任务之下，努力地加强主观力量，准备总的革命斗争，争取全省总暴动的胜利，建立局部的以至全省的苏维埃政权。目前陕西党内最严重的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及富农路线。反右倾的政治斗争与加强政治指导和中心工作的建立，是省委今后工作的主要方针。②这也是对第五次扩大会议精神向各级组织的传达。
　　1930年6月11日在上海，中央政治局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决议案》。8月1日，《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等文件，由中央交通员黄平带到陕西。黄平并向陕西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布置汉南、渭华工作，以配合武汉的取得”的口头指示。
　　9月14日，省委推翻了第五次扩大会议决议，通过了杜衡起草的《陕西省委政治任务决议草案》，并报中央。决议认为“陕西新的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是完全成熟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总方针是坚决组织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士兵暴动，创建与发展红军，汇合各种势力的武装暴动，推翻军阀统治，建立陕西苏维埃政权。确定在陕北、西安、渭南、华县、蓝田、陕南组织武装暴动以配合武汉的夺取，特别要以陕北为首先胜利之区，以促进全陕的革命高潮。并指出，妇女在生产与革命斗争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青年与妇女在目前政治经济高度恐慌中痛苦更是加重，因此他们的斗争勇气与决心也特别坚强，党必须打破过去轻视妇女的观念，以为陕西没有女工，所以妇女运动在陕西不重要，这完全是没有了解妇女在生产上的地位。现在即应唤起全党的注意，坚决地开始领导妇女特殊利益斗争，领导妇女参加农民暴动、城市斗争，吸收大批的妇女参加农协、农委，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加强妇女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③批评第五次扩大会议是右倾，要“坚决的与党的严重右倾危机拼命斗争”，因而对形势的估计和任务的提出，比第五次扩大会议更“左”。特别强调夺取城市，反对“农村包围城市”，认为“农村包围城市”是逃避式的游击，不能进攻敌人的要害，完全接受了立三的“左”倾错误。后果首先是使省委机关遭到破坏。10月10日，省委在西安组织示威游行。由于叛徒告密，党团省委均遭破坏。吉国桢、贾拓夫等20多人相继被捕。杜衡、李凌云逃至渭南。随即于10月中旬在渭南东滩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杜衡、李凌云、焦维炽、张文华及渭南、蒲城的代表。在这种形势下，会议仍然要求各地加紧全省暴动，这种不切实际的发号施令，各地党组织并未也不可能实行。
　　（二)第三次省委全体会议，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克服
　　1930年10月国民党新军阀大战结束，冯玉祥中原战争失败后，退出陕西。11月，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入陕，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党团省委被捕的同志趁机越狱，其中有潘自力、贾拓夫、吉国祯、蒲克敏、徐梦周、刘继曾、景瑞卿、李畅英等。党团省委和西安市委工作恢复，继续开展发动工农群众的斗争。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地位，并调整了一些省市党组织的隶属关系，决定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均直属北方局，省委只管关中和陕南。10月17日，北方局来函，省委归北方局领导。并指出，陕西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工人政治与经济斗争；领导农民开展反捐税、抗租、抗债斗争，开辟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组织兵变，领导群众为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而斗争。指示陕西党积极吸收工人中的勇敢分子入党。并通知杜衡、王芾南、陈云樵(后由杨珊接替)到北方局参加扩大会议。④
　　10月29日，中共中央给中共陕西省委发出指示信，对9月14日《陕西省委政治任务决议草案》提出严厉批评，要求根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迅速纠正认识上的“左”倾错误。指出陕西党目前主要的任务是领导城市和乡村中自发的群众斗争，鼓动与争取公开的群众运动，并纠正第五次扩大会议以来的错误。⑤
　　11月，杜衡、王芾南、杨珊前往天津，出席中共中央北方局扩大会议。在杜衡等离陕期间，由吉国桢、张文华、张国藩组成省委临时常委会负责工作。当以杜衡为代表的陕西代表团到达天津时，北方局会议已经结束。北方局会议负责人向杜衡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解决陕西问题的指示。12月，中共北方局派特派员王芾南(王林)到陕北传达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北方局指示，宣布停止执行立三路线。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撤销，党、团陕北特委和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恢复活动，并决定赵伯平继续担任特委书记。同时宣布陕北特委划归中共河北省委领导。12月中旬，中共中央北方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北方局派高维翰同杜衡回陕西工作。高、杜回陕后立即召开省委第三次全会，传达了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及北方局扩大会议精神。吉国桢汇报了临时常委会一月来的工作。会议通过年关斗争计划，并调整了省委成员分工：常委杜衡(书记兼党报编辑)、高维翰(军委书记)、吉国桢(组织)。张质平为省委委员兼西安市委书记，省委委员张文华、李艮去渭南开展工作。12月21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出通告，宣布中共中央北方局改为中共河北省委，辖顺直、晋、陕、甘及河南北部党的组织，陕西省委改为陕西特委。
　　①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1931)，1992年内部刊印，第149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党史资料从书之十八)，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325页。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党史资料从书之十八)，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2页。
　　④ 参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党史资料从书之十八)，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368页。
　　⑤ 参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之十八)，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9—372页。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