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冒险错误在陕西的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陕西的贯彻

任学岭

　　(一)第四次省委全体会议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教条主义又统治了全党，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更“左”的错误观点。四中全会后，以罗章龙为代表的分裂主义者，于1月17日召集会议，反对六届四中全会，要求撤换共产国际代表，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月中旬，杨珊由天津回到陕西，带回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的《紧急通知》(即中央九十六号通告)、《反立三路线讨论大纲》、《告全体同志书》。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指出罗章龙等企图改变国际路线，分裂中央、分裂党，号召全党加以坚决反对。1月29日，中共陕西省委在渭南辛市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会前，“非常委员会”派人到陕西游说，省委常委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会议通过了按受共产国际来信、反对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决议案；陕西工作决议案；建议共产国际远东局召开紧急会议成立新中央的决议案；选举高维翰为参加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的代表。在讨论上述决议案中，特别是对陕西革命形势的认识时发生争论。杜衡、高维翰认为陕西的革命形势是高涨的；张文华、李艮认为是低落的或者是活跃的，同时反对省委参加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因张文华坚持己见，被取消委员职务，由黄平递补。派吉国桢到中央汇报，调张国藩代理常委。
　　2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12日收到中央机关刊物《实话》五、六、七期后，开始看到其中刊载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遂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认为“在国际路线之下召开的四中全会及其产生的新中央政治局是正确的”，省委四次全会建议共产国际远东局成立新中央的决议是错误的。决定做出补充决议，接受四中全会决议。常委会的补充决议尚未发出，罗章龙等领导的“非常委员会”与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又送来文件且派人游说。省委看到这些文件后，又决定反对四中全会，同意参加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省委处于分歧彷徨状态。
　　(二)第五次省委全体会议
　　为了解决省委的不同意见及对六届四中全会的彷徨态度，省委又召开了全委第五次会议。1931年3月6日，第五次省委全委会议在西安宋家花园召开。杜衡、高维翰、焦维炽、黄平、张质平、刘映胜、李艮、贾拓夫、杨荫川等出席会议。杜衡和李艮在会上分别作报告，阐述各自的观点。在讨论陕西革命形势时，再次发生争论，赞成李艮意见的占多数。杜衡认为李艮的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必须给以打击。为解决省委在中央和罗章龙领导的“非常委员会”之间的依存问题，会议决定派代表同双方接触以后再做决定，并准备两月内召开全省代表大会，解决政治、组织上的问题。在问题未解决前，省委四次全会决议仍然有效。但省委内部的分歧仍然无法解决。
　　第五次省委全委会结束后，罗章龙等“非常委员会”和河北省委召集会议筹备处派黄子文、马志敏、王鸿俊等先后来到陕西。陕西省委原对王明等人有看法，认为他们不是从实际工作中成长锻炼起来的干部，党内没有多少群众威信，对他们担任政治局工作持否定态度。因此，在黄、马、王等影响下，省委常委又通过一项决议，参加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正在这时，中央派刘宫廷给陕西省送来中央政治局的各种文件。省委于是决定召开第六次省委全委会议。
　　(三)第六次省委全委会议
　　1931年3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在渭南辛市田家村召开，认为中央四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领导是正确的，并认为省委在四中全会和罗章龙非法组织之间摇摆，犯了严重的错误。号召全省党员行动起来，深入反对立三路线和罗章龙的右倾分裂主义。经过激烈争论，修改通过了省委四次全会起草的《陕西党的目前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拥护四中全会反对右派分裂党的决议案》，批评了李艮等人的“右倾观点”。会议撤销了杜衡的书记职务和张国藩代理常委职务。选举高维翰任书记兼党报委员会主席，杜衡任常委兼组织、职运、党报编辑，焦维炽任秘书主任负责西安市委工作。这次会议的讨论结果表明，陕西省委完全接受了王明“左”倾路线，并在陕西开始贯彻执行。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