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堡会议，中共路线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的调整

任学岭

　　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以后，根据几个《决议》，中国共产党明确把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即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以反蒋促进抗日，造成全民族抗日运动的高潮作为自己新的历史任务。在全党实行这一任务的斗争中，西北根据地处于极端重要的地位。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在宣言中，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狂妄野心；揭露了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恶阴谋；号召全国民众，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全体动员起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拥护与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反蒋战争!”“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籍贯、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抗日反蒋是全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①。中共西北中央局还作出了《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的工作的决定》，指出：“全中国人民现在正处于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各级党部必须立即开展反日、反蒋的民族武装自卫运动，并进行下述的具体工作：(一)必须根据党中央的宣言，利用传单标语口号会议等一切方式在党员、红色战士、游击队员及广大的工农群众中进行普遍的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指出陕甘苏区是处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前卫地位。号召他们集中一切力量，彻底消灭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的进攻部队，扩大与巩固陕甘苏区，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抗日反蒋战争的胜利，才能最后地取得中华民族的解放。(二)必须使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同陕甘苏区党面前最迫切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猛烈壮大我们的主力红军，加强红军中政治军事的训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发展与巩固我们的党，是扩大与巩固陕甘苏区，创立西北民族革命战争的巩固阵地与全国苏维埃革命领导中心的必要条件。(三)必须在邻近白区加强对于抗日反蒋运动的领导，将党中央所发表的民族武装自卫的六大纲领((1)全国陆海空军总动员；(2)全国人民总动员；(3)全体人民总武装；(4)没收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财产，作为对日作战的经费；(5)联合日本的一切敌人；(6)建立武装抗日的领导机关，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势，使之具体化与实际化。抗日反蒋的运动应该同白区广大群众的日常斗争密切地配合起来。(四)必须把瓦解白军与争取白军的士兵与下级军官拉到抗日反蒋战线上来，这首先应该是东北军。输送各种宣传品，派遣可靠同志，利用俘虏官兵，到白军里面，散播我们的主张与影响，组织他们哗变与暴动，同时应该利用军阀间的一切冲突与矛盾，推动反蒋军阀爆发反蒋战争，由反蒋战争到抗日战争。同一切抗日反蒋的武装队伍在中央政府与中革军委所提出的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五)加强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人民中的工作，发动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汉人官僚军阀的奴役，同一切的反汉宫军阀的武装队伍订立停战协议。(六)必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强对于武装保卫苏联(世界无产阶级祖国与被压迫民族的最好的朋友)的宣传鼓动与实际的组织工作。”②
　　随着历史任务的变化以及革命阵线的扩大，根据地局势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于是，中共中央从全国性的政治策略上考虑，调整了各项政策。首先对苏维埃土地政策进行大踏步地调整。早在张闻天等到达瓦窑堡不久，就把这件事提上了议事日程。1935年11月13日，张闻天、博古、李维汉、邓发、张浩、贾拓夫、刘道生、刘英、徐特立、王观澜、郭洪涛、马明方、强晓初以及陕北省委常委一起研究讨论了根据地的工作。郭洪涛报告了苏区土地革命的情况。结合郭洪涛对陕北省土地革命工作的汇报，与会人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张闻天指定李维汉、王观澜、郭洪涛等对陕北土地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张闻天在肯定陕北的党过去在创建苏区方面的成绩时指出：“陕北苏区目前是处在抗日最前线的地位，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地位。我们的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这一苏区，使其成为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心，反日反蒋的根据地。”③他还就如何抓住中心推动面上的工作做了具体的指导。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初到瓦窑堡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把中央工作与地方工作有机结合到一起的重要会议。
　　1935年12月6日，张闻天召集博古、邓发、张浩、刘少奇、李维汉、王观澜、郭洪涛等再次开会。张闻天首先做了《关于富农问题》的报告，指出：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就要把过去实行的取消富农的政策，改变为联合富农的政策，以争取他们参加革命斗争或采取同情或支持的态度。因此，在土改中只没收富农的封建部分，包括出租土地和高利贷在内；至于富农经营的土地、商业及其他财产均不没收。并保障富农扩大再生产(如租土地、开辟荒地、雇佣工人等)与发展工商业等的自由。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关于对改变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指出：过去党在各苏区实行消灭地主，反对富农、联合中农，依靠贫雇农的路线，曾经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目前，民族革命战争紧迫，不但农民、工人可以参加革命，而且广大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群众也卷入革命潮流，甚至有部分商人、资本家、中下级军官及某些军阀，也开始动摇或表示同情于民族革命斗争。在这种形势面前，党的中心任务，是尽量扩大革命的运动范围，吸收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反对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而加紧反对富农的政策，会把富农推进到敌人的怀抱中去的。因此，我们应该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故意排斥富农(甚至一部分地主)参加革命斗争是错误的。决定为了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对于富农只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取消其高利贷，其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不能没收，并与普通农民同样平均分得土地，苏维埃政府应保障其扩大再生产与发展工商业等自由，除统一的累进税，对富农不能征收别的税款，使富农对革命采取中立态度。④
　　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签署命令，宣布改变对富农的政策：(1)出租土地一律没收；(2)牲口不没收；(3)不加税；(4)在不反对苏维埃前提下，保障经济自由；(5)与农民一样分配土地；(6)无权参加革命武装。⑤
　　1936年1月1日，苏维埃中央西北办事处发布命令，公布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对划分阶级的标准，以及如何具体划分农村阶级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并对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在阶级成分的划分与土地财产处置等方面发生的“左”的偏向进行纠正。1月3日，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召集赤源、子长、延川、秀延、安定、瓦窑堡六县(市)贫农团大会，贯彻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新决定和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中央土地部长王观澜作土地问题报告；陕北省政府主席马明方作关于贫农团组织与工作报告。到会160多人。对于贫雇农，政府采用低利或无利放款形式给予额外的帮助，高利贷被完全取消，私人借款年息不超过百分之十仍属许可，政府放款年息一般为年息百分之五。红军也以极大的热情支持这一工作，红军兵工厂制造的好几千套简易农具和上万磅种子供应给了无地农民，鼓励他们开荒耕种。苏维埃政府为适应农业生产高潮的到来，开办了一所进行短期培训的简单的农业学校和一所畜牧学校。
　　1936年1月19日，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第九次会议就苏区农民的土地问题作出了三项决定：(1)在已经分配了土地的地方，如果分配的不是实在不好，应尽量避免再一次两次的重新分配。(2)确定农民对于他分到的土地的所有权，在土地已经一般地分配好了的区域，即进行土地登记，登记后发给农民一种土地证，农民有了这种土地证后，可自由出租，或自己耕种，或出卖给别人。(3)奖励农民的热情，凡农民(就是地主也一样)因自己努力劳动而获得的产品，不论如何的多，苏维埃政府都给保障，不许别人侵犯一升、一斗。同时并登报奖励之。1月25日，西北办事处土地部又发布了颁发土地证的训令，规定：凡已经分配过土地的地区，土地问题一般已经得到了适当解决，而大多数群众满意者得颁发土地证。
　　1936年2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西北办事处颁布贫农团的组织与工作大纲。规定贫农团以乡为单位进行组织，区以上不设立贫农团的领导机构；在解决土地问题以后，贫农团的工作重心应是发动群众发展农村经济，改善群众生活，充实革命战争的物资供应；在苏维埃政权建立起来以后，贫农团再不能成为政权性质的组织而担负政权工作任务。2月10日，陕北省属十县市贫农团大会在瓦窑堡召开，布置春耕生产工作。指导农民从事耕种的通知、文告、宣传材料也从瓦窑堡发到各个基层苏维埃政府，要求工作人员广泛宣传，争取农民自愿参加，不要有任何强迫命令。对于如何在耕种季节完成要求，提出了如下具体的意见：更加充分地利用荒地和扩大红军耕地；增加作物产量；扩大作物品种，特别重视新品种的瓜菜；扩大棉花种植面积等。政府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对于扩大劳动力，争取妇女直接参加劳动生产，动员妇女儿童老人参加春耕春种，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起了很大作用。⑥2月15日，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发出通令，要求后方机关工作人员，都要组织红军家属礼拜六队，帮助红军家属种地、挑水、砍柴，并规定这是机关工作人员的一项重要职责，完不成礼拜六群众工作，当作完不成机关工作一样看待。
　　同时，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广泛地推动农民群众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战争，使土地改革的实施更具有明显的民族性，1936年3月8日，西北办事处又作出《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指示中规定：“一切汉奸卖国贼的土地财产全部没收”，同时规定对一切小业主的土地，采取不没收的政策，一切抗日军人及献身于抗日事业者的土地，亦不在没收之列。1936年4月，西北中央局及西北办事处又对各级党委和工农民主政府做了具体指示，肯定了执行中央新的政策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必须对执行新政策中出现的问题——豪绅地主及原来没收了土地的富农起来翻案保持警惕，并责成地方各级党政，尤其是基层组织一定要进一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新政策，结合本地情况，说明改变的原因，纠正认为“过去一切都错了”的谣言和错误看法，并再次重申：对富农的政策，现在是对的，过去也是对的，原因是过去与现在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依照过去政策处理了的富农，仍有效，不得翻案；已翻案了的，应该立即退还给群众。要求各级党组织与工农民主政府，坚决继续贯彻党在这方面的各种规定，对一切破坏法令的坏分子，予以坚决斗争。⑦这样，就使得土地政策得以在根据地顺利实现，为生产的发展、政权的巩固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提供了条件。
　　为了促进工商业的发展，1935年11月25日，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颁布了《关于发展苏区工商业的布告》，规定：第一，把一切工商业的捐税完全取消，甚至于连“关税”、营业税等都一概免收。第二，在不违反政府法令的条件下，苏区的大、小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白区”的大、小商人可以自由地到苏区来营业。第三，除了粮食及军用品外，苏区的生产品均可自由输出。第四，允许苏区内外正当的大、小资本家投资各种工业。⑧这些政策的实施，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公营工业生产1935年10月前仅有几十个工人的修械厂，到1937年即有了印刷、造纸、石油等厂，职工已达6700人，如文安驿的纺织厂，就有职工254人，其中女职工100多人，专为红军织布。
　　在农业方面，调整了劳动互助政策。1936年3月28日，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颁布了《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纲要》，指出：“领导的互助社是广大农民群众一种自愿实行互相帮助耕种收获的群众组织”，“凡是农民(富农在内)，只要自己愿意加入互助社，不论男女老少，都可加入为劳动互助社的社员”；“劳动互助社以乡为单位组织之，一村或两三个小村的社员则组织小组”；“互助社每天决定工资的标准，不应比普通的工资高”，“每工工资多少，由大多数社员意见决定”；“互助社还应调剂耕牛、农具。牛工可以抵人工。每个牛工抵2个或3个人工，由牛好坏和当地实际情况决定”；“工资可以每一月结束一次，或农忙将到时或过后结束一次。各社员做的工数或做的牛工，于结束时出入相抵后，依照出入工数决定收入或付出工资”。⑨纠正强迫组织劳动互助社和在社内不执行互利原则的做法。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正确引导下，各地广泛地组织了劳动互助社、妇女生产学习组、义务耕田队等组织。到1936年夏收时，已有34万人组成了5000多个互助社，有2万多妇女参加了生产学习组。这些组织，不仅解决了当时劳动力、生产工具等不足的困难，而且逐步养成了群众集体劳动的习惯。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的萌芽，对当时根据地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和克服粮食困难，1936年春季开展了具有革命意义的春耕运动，组织革命竞赛，大大提高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此外，为了发展经济，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于1935年11月在瓦窑堡制定了《合作社发展规划》，《规划》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制止商人对群众的剥削；克服敌人的封锁；发展苏区国民经济；提高群众经济政治水平；为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内，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创造有利条件，使这一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省、县、乡、村都组织了销售、消费、生产信用合作社。每个农民入社每股低到5角，有时甚至低到2角，但在信用合作社的权利和义务却非常广泛。每一入股者都要参加合作社的经济、政治生活。虽然对个人购买股票没有限制，但入股人不管股票有多少，选举或决定重大事项时只有一票权利。每个合作社都选举了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下设有营业、宣传、组织、调查、统计等工作机构。同时，通过开采石油和煤炭资源以及到陕西与宁夏的交界地带运送食盐等发展经济贸易。所有这些措施，大大地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
　　在政权建设方面，为了争取团结各阶层力量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于1936年1月15日颁布了《西北苏维埃选举法》。这个选举法，同1933年中央苏区颁布的选举法以及1935年10月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筹委会颁布的选举法有了重大的改变。新的选举法有如下规定：第一，一切脑力劳动者(医生、著作家、教员)都有选举权；第二，雇佣工人在10人以下、资本在5000元以下之工商主也有选举权；第三，在苏维埃政府及各革命团体的工作人员，不论出身如何，均可获得选举权。《选举法》适应了形势的需要，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分。
　　在发展文化教育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也作出了许多努力。 1937年春，西北办事处颁发了《关于群众文化教育建设的方案(草案)》，对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做了长远的规划。指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全国一致的抗日战争和全国一致的民主政治，首先在自己直接领导的陕甘宁特区建立民主抗日的模范，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把广大的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地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扫除一切教育上的垄断和畸形发展。普及教育是目前的中心口号之一，实施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为民众教育的中心内容。并规定了补习教育实施的方案。⑩
　　在学校教育方面，苏维埃办了约200所小学，实行了儿童免费教育，并在瓦窑堡为培养小学教师办了一所师范学校。同时，中共中央还办了农业学校、纺织学校、工会学校、党校等。在陕北和陕甘省苏区还开展了新文字运动。省教育部为推广新文字工作，特组织了新文字促进会，创办了新文字训练班、工会等各种群众团体，积极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拼音。
　　成人教育方面，组建了夜校、识字班等，开展冬学运动，解决成年人文化学习问题。瓦窑堡发行的《红色中华》《党的工作》《斗争》等成为识字班学习的主要报纸杂志。当然这种识字的初步教育是与政治紧密相连的，党和政府利用一切机会对老百姓进行革命教育。
　　根据地的军事教育方面，办起了红军大学、骑兵学校、步兵学校、工程学校等，加强军事基础理论学习和训练，将各级指挥员送到后方学校学习提高。对新入伍的战士进行形势教育等。
　　文艺工作方面，1935年春，由蔡子伟负责成立了列宁剧团、抗日剧社等。1936年11月，在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指导下，由一些爱好文艺者发起，组织了“中华文艺协会”，推定丁玲为干事会主任。22日召开了成立大会。毛泽东、洛甫、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这个中华文艺协会的成立，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要文武双全”。强调我们要抗日，就要停止内战，要停止内战，就要文武都来。指出“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是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任务。(11)1936年12月，陕甘省群众发起成立了“鲁迅剧社”，决定每10天在下寺湾为群众表演新剧一次。通过这些措施和活动，使得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通过上述土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政策调整，有效地巩固和扩大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① 《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88页。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22—723页。
　　③ 《张闻天文集》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④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6—40页。
　　⑤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375页。
　　⑥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147页。
　　⑦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153页。
　　⑧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⑨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⑩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168页。
　　(11) 《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12页。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