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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火的旧形式和新活动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记庆阳社火头会议
舒非
在去年的春节前后，陇东的社火活动形成了一种高潮。据统计，全分区的群众社火竟有一百三十一处之多；农村中到处可听到锣鼓声，甚至停了几十年的老社火都恢复了活动。这说明了在新社会里，群众的艺术活动获得了怎样蓬勃的发展。但是，由于习惯，也由于力量的限制，这些社火中只有极少数是新的和半新的，大部分都是沿用旧的一套。因此改造旧社火，使之能反映新的生活，成为今年陇东文艺活动中最主要的工作。
为了了解陇东社火的旧有形式，并借以发动和组织群众对旧社火的改造和发展新社火活动，地委宣传部的艺术组在庆阳召集了一个县社火头大会，准备取得典型经验，并以之推动各县工作。
在这会上，全县六个区和一个市，都派了最好的社火头出席，每区一人至三人不等。如曾出席边区文教会的群众秧歌英雄黄润所领导的社火会便特别热心，一共来了三个代表，还带来了今年的活动计划。会议共开了三天，他们的情绪始终热烈而兴奋，发言非常积极，一致表现出他们对新社火活动的信心。
在会上，首先初步解决了对于旧有形式的改造问题。社火的旧形式是很多的，老社火头们对它们有着很深的爱好和熟悉，但他们还是很冷静的批评了某些旧形式，而且一致确定了如下的形式是可用的，可以改造的：
一、“狮子”、“龙灯”和“竹马”(是用纸扎的马头绑在人的前身，马尾绑在后身，前后有灯)人数四人或八人，进了场子之后便在场上穿花，快步疾驰，多数不唱，据说这全靠跑得快，所以很难唱。但由于跑得太猛，所以常有跑下来吐血的。因此，有人提出，今后还是否应该跑得那样快，可否象“霸王鞭”一样跑得慢些，到一定时候停下来加进唱词?当时大家都觉得可以。虽少积极意义，却红火，群众爱看，可以继续耍。
二、“小车”、“花鼓”(即陕北的梅花鼓舞)，和“彩船”都可以唱新内容的曲子，不过“彩船”上的小脚必须放大，尽量减少封建的装饰。赶船和推车的人过去都是丑脚的打扮，现在改成正派的老百姓装束。
三、“马故事”(用古装扮成一出旧戏的角色骑在马上，到处游行，不唱不说，只给人看的)。这种形式，目前群众还爱看，且是有些社火的主要形式，故仍可耍，但必须拌演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故事(如“徐州革命”等)，封建思想浓厚的戏就不扮了。
四、“柳木腿”(即一般的“高跷”，也是扮旧戏如“八仙过海”等)，可以捞新的，如自卫军等，并可加上唱新曲子。
五、“地故事”(也叫“地溜子”或“跑红灯”，身下挂一纸扎的花盘，上有四个灯，用碎步上场，穿花而走)也可以唱新曲子。
六、“车亭”、“抬亭”和“背亭”(大体上和延安的“高抬”相同)过去是扮旧故事的，现在要扮演新的故事。
除了这些节目以外，旧社火里还有一种叫做“春官”的角色，“春官”走在社火的最前头，丑角打扮，到一家说一家，如：这个院子方又方，生个娃娃是状元郎等。大家决定了“春官”可以存在，但必须正派人打扮，说新年的吉利话。另外还有一种叫“天官”的角色，打扮略同“春官”，手中拿一个“天官赐福”的牌子，到处给人敬神。讨论这角色时，有人主张取消，说是“反对这号迷信东西”；但立刻有人起来反对，说在他们那里“天官”取消不得，如果“天官赐福”取消了，群众就不爱看耍社火了，因为群众希望社火到自己家里来耍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在过年时让“天官”来赐一下福。为这，争论得非常热烈，两方面都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时忽然有人提出：群众希望的“福”，不过有吃穿，人口兴旺；若是把“天官赐福”换成“人财两旺”可不可以呢?这一下子启示了大家，双方都说：“呵，这能成，这能成”!
上面说到的节目都没有什么情节，大都是白天耍的；另外还有一类节目是在夜间演的，有情节的故事短剧，群众称之“小故事”、“地台子”或“转折”，旧的节目有“顶灯”、“相命”、“算卦”、“钉缸”、“逛窑子”、“秃子尿床”等，大多为一地低级趣味和骚情淫荡的小戏，但有些节目是可以改造的，比如黄润便把“顶灯”这个旧男人怕老婆的戏改成了一个能干妇女改造二流子丈夫的内容，不但内容充满积极意义，而且形式上也保留了群众欢迎的东西。根据这，会上便决定了各个社火今年闹时都要改编旧的“转折”，象黄润那样，尽量把内容不好的，改造成有新内容的。改编的办法，是由三五个闹社火的积极分子集体创作，并联合区乡知识分子干部或冬学教员共同写作。
如何改造并利用旧社火节目问题，在两天的热烈讨论下大体上解决了，接着，便讨论了社火的发动和组织问题。当然，每个社火头必须积极发动群众来积极参加，但也必须坚持由群众自愿出发的原则——这一条原则，首先便是一致通过了。其次，大家热烈地讨论了民主作风、反对敬神、经费、演出等问题，讨论的结果，规定了下面四条，作为各社火出演公约，也作为今年春节将举行的“社火比赛”的竞赛条件：
一、组织领导要做到内部民主，外部团结，和群众关系良好。
二、内容要切合政府政策法令，反映边区实际，并能对群众起教育作用。
三、演出时技术要熟练。
四、经济要公开。
当社火头们开会的时候，正是庆阳市各机关学校闹新年秧歌最热闹的时候。他们对陕北传来的大秧歌和晋察冀传来的“霸王鞭”很感兴趣，都觉得红火，自己也想回去学着耍；对许多秧歌剧(如“夫妻识字”、“货郎担”、“两姊妹”等)也很欢迎，曾一再要求赶快将那些剧本印出来发给他们。
社火头们带着丰富的收获回去了，临行时，都一再声言今年一定要把社火闹好，不但红火，还要新；都说：在过年的“比赛会”，看谁能当模范“社火”。
社火头会议不但解决了今年如何闹新社火问题，而且还提出如下的、可供我们今后改造旧秧歌社火参考的经验来：
一、旧社火的改造只能逐步进行，不能用速决的方式来解决。
二、要想淘汰掉某一种旧形式时，必须有适当的、为群众所爱好的新东西来代替，干脆取消的办法是不成的。
三、不论改造旧社火，发展新社火，示范工作很重要。
四、群众对旧形式虽然喜爱，但由于内容和当前的生活隔离太远，且是老一套，所以目前也有着大的变化。
从组织方面说，不管改造组织社火会，抓紧新的积极分子，团结有威信和有技术的人士，一切用民主方式解决，同时，由上面给以实际的帮助(物质的、思想领导上的、技术上的)，是最中心的工作。
(民国三十四年二月十八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五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