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文献辑录 > 史料汇编 >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五辑
关于识字课本的编法问题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辛安亭
一九三九年，我们边区用的冬学识字课本是新千字文。新千字文的编法，现在从第一册中举出如下几课，然后分析说明：
第一课
一二三四，四三二一
三四五六，四五六七
七八九十，十九八七
第二课
一石十斗，一斗十升
一升十合，千合一石
第三十三课
小妹妹纺纱，大姐姐织布，
妹妹快纺纱，姐姐快织布。
纺纱纺纱快纺纱，织布织布快织布。
四〇年春教育厅开社教指导员会议时，许多同志反映意见，说群众不喜欢这一类课文。理由是太罗嗦，没有意思，不如旧杂字中把“石斗升合”缩成一句，来的直接了当。
这个批评对不对呢?我想是对的。因为学习识字课本的人，一般都是成、青年，而成、青年在生活上知识上都有很大的特点，与儿童绝不相同。儿童对这类课文，也许能感到兴趣，因为他们识字少而知识也少，学习“一石十斗”时，一方面认了石字斗字，同时也学得石斗关系的知识。而成、青年生活经验相当丰富，“一石十斗”的知识，他们早已知道了，所以感到勉强凑成四句是多余的，不如直接了当的缩成“石斗升合”一句。
生活经验丰富而文字知识贫乏，这一特点，对编写识字课本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应该一方面依照旧杂字的编法，把许多日用字排列在一起，只要声韵调谐，便于阅读，同类相聚，便于翻查就行，不必勉强凑成内容空虚的课文。同时采用经典式、格言式、谚语式的编法，以简练精粹的词句，表达丰富而深刻的内容，使所学者，既无生字太多的困难，也不感到内容的浅薄。
但是当时编写新千字文的同志，没有注意到成、青年的特点，因而也就不会去想如何编写课本，以适应这个特点，而是机械的采用了小学课本的编法，把字句的多次重复当作天经地义的教条，于是，结果不得不失败。
接受了这个教训，四〇年的冬学识字课本是利用了三字经杂字等旧形式编成的。书名叫“边区民众读本”，内分“抗日三字经”、“实用四言常识”、“新五言杂字”三部分，并附有一些散文译述与日常应用文。四三年再版时删掉译述散文，改“民众课本”第一册。五年来这课本广泛的流传于边区，为一般群众所欢迎，为县、区、乡许多干部所称赞。其中“新五言杂字”，今年晋西北的冬学课本中还附印进去。这都证明了这种编法对成、青年是适宜的。
今年我们新编的冬学课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用简炼精粹的长短句编成的“识字课本”，另一种是利用旧形式编成的“日用杂字”，与“庄稼杂字”。两种都是打破小学课本的编法，根据成、青年的特点编成的。这次课本一印出来之后，延市群众纷纷自动去书店购买，这固然与内容之适合于群众生活有关，但同时也证明这种形式适合于群众的需要的。
但是不同的意见还是有的，余志平同志写的“关于编识字课本的意见”(见十一月二日解放日报)，这是一例。
余同志的文章说：“辛亥革命以后，小学课本抛弃了那些三字一句的“人之初”，四字一句的“天地炫黄”，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识字教育的方法上，在语文解放上，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是对的。但由此就肯定说利用旧形式编的日用杂志或千字文之类的书籍，不可做“主要的识字课本”；而主张识字课本的编法，“最好是一天一课，一课三个生字”“尽可能使学过的生字能够在课本中反复出现”。这就又犯了把小学课本的编法当作天经地义，不顾成青年经验丰富特点的毛病，硬要他们跟着无知的小孩子，学习“一斗十升”编法的错误。
其实小学课本应不应机械的每课只限用三个四个生字，每天教学的生字都要认会写会，也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陶行知先生说：“说话(指小学一册国语)一门，也不必太拘于生字之多少。只要是小孩子爱说的话，便多几个字也不要紧。若是头一课只限于四五个字，编不成好听的话，那未，比十几个字还难认。认字与写字也不必同时兼顾，若认的字一定要写，那末，又只好限于几个字，而流于枯燥了。”对小学课本的编法已有这样主张，我们对成壮年的识字课本，反而那样的提出意见，未免太保守了。
余志平同志对于编识字课本时生字排列的先后次序，主“由浅入深”，“先易后难”，把笔画稀少的“形旁”字如(木、言)与“声旁”(如包)列在前边，把由它们做基础造成的字(如桃、李，说、话、袍、跑等)放在后边。这主张对不对呢?我认为也不全对，因为他固然看到一半，但也丢掉了一半。原来排列教材顺序的原则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先易后难”，另一个是“由近及远”。难易指事物本身的繁简，远近指事物与学习者关系的亲疏。就事物本身的繁简说，先学所谓“形旁”的字，然后用之构造成的复杂字，这是对的，但就事物与人的关系亲疏说，笔画的多少不但不是决定学习难易的唯一标准，而且不一定是主要的标准。因为成青年学习的能力比儿童较强，求用的观念比儿童更切。一个字如果与他的关系密切，对他有用，他学习的情绪就高，即使笔画稍多(太多了当然不行)也不难学会。一个姓王的人对“王”字比“土”字更感兴趣，一个伙伕认“油”字比认“由”字还要容易。许多成人识字组教学时，先从姓名、村名、村长、乡长、食物用具等名开始，得到群众欢迎，收效很大，这绝不是偶然的。
对“形旁”“声旁”字的研究，如果是作为识字教学过程中比较研究的方法之一，如一教过榆、槐、松、柏、桌椅等字，指示学生注意：凡是“形旁”相同的字，含义同类或有关，或教过抱、炮、袍、砲、跑等字，指示学生在意：凡是“声旁”相同的字，读音相同或相近。这样利用适当机会，随时指点学生了解许多字相互间的关系，是很好的；但如果一定要把“形旁”“声旁”的字编排上放在前边，不管这些字与读者的关系是否密切，那就犯了只知其一(先易后难)，不知其二“由近及远”的错误了。
(民国三十四年二月九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五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