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文献辑录 > 史料汇编 >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五辑
对秧歌形式的一个看法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冯牧
编者按：这一栏所提出的意见，都不是定论，读者如有其他的甚至相反的意见，都可提出商讨。
需要前进
一年来，延安的秧歌运动比过去有着更蓬勃的发展。今年春节的秧歌活动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延安市就有二十几对参加活动；而在这二十几对中，约有十七个队以上是由工人、农民、商人和小学生所组成，他们活动的地区也大都改变了过去的以市区内演出为主，而扩大到了以所在的乡村、工厂内演出为主。
这事实，说明了新秧歌的普及运动正在大大地扩展着它的范围。
但是，我们同时也听到了要求新秧歌在质量上前进一步的呼声。当一个秧歌队在南门外演出时，我曾听到一个老乡不满足地发表着他的感想：演的事满和年时一样样儿的，不红火!
而这也不仅是个别群众的要求，并且这是毋庸讳言的存在着的事实。一年来，我们看过不少的秧歌，它们中间，有很多都不能使我们满足。可以说，在艺术质量上，我们的努力似乎已经稍稍落后于群众的期望。现在是需要加以相当提高的时候了。这提高，自然还是以群众的需要和接受程度作为基础的提高。
当然，这首先要求之于作品的内容。不能否认，在有些秧歌剧里，我们已看到了正在萌芽的公式主义的倾向。这里一个二流子，在乡长的长篇大论的规劝下，转变了，而且很快地成了劳动英雄；那里一个巫神，由于偷偷地给人治病，被捉住了，在长久的规劝下，也转变了；那里有一个农民，他想尽了方法要让帮助他锄草的八路军战士吃饭，但终于还是被他们设计(通常是装病)跑掉了等等。这类的作品，在我们的秧歌剧里是不算少数的。我们要使秧歌提高一步，首先要突破这公式主义的倾向，要让我们的秧歌更深入地从生动而多采的生活出发，而不要让它只成为某些拟定的问题的简单的答案。
但是，形式问题也是极其重要的。在目前，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年来，我们不是时常看到这样的秧歌剧么?他们冗长而散漫，人物出场时扭着秧歌舞步，而五分钟之后则完全变成了话剧；他们有时充满了观众早已听熟的“岗调”，有时则有类似西洋风的歌舞，令人很难捉摸到演员的语句和情感。我们不是许多次看到过这种既不为群众理解、又不为知识分子所接收的纷乱的形式么?
因此，如果要让秧歌提高一步，在形式上也必须突破过去的一套，进而创造更加群众化的、新鲜、完整而单纯的表现手法。
新的趋向
非常可喜地，在今年的秧歌里，我们发现有不少秧歌队已经在做着这样的努力。在其中，鲁艺秧歌队并不算最成功的一个，然而，它是搞得较早，特点也较突出的一个。
和过去的作风不同，他们所演出的节目(这些节目的故事和歌曲很多已为群众所熟悉)，大都很短小，没有太多曲折的情节，而且是带有极浓厚的民间秧歌和地方戏的色彩。在这些节目里，我们很难找出过去常出现在秧歌剧里面的那种变形的话剧手法和西洋音乐的成分。现在已为人所熟知的节目“栽树”，是根据流传在米脂一带的旧秧歌剧“摘南瓜”，写成的；在演出时，民间音乐和舞蹈动作交织在□剧中，歌唱只用小的唢呐伴奏，鲜美有如一首山野农村的牧歌。另一个为人熟悉的节目《夫妻识字》，则吸收了很多秦腔和地方戏的特点：自然的韵、白，有节奏的对话，民间特有的诙谐，以及类似舞蹈的小场子，使它虽然对话多而很少歌唱，却仍然具有那种完全有别于话剧的歌舞剧的特色。另二个戏《地雷阵》是反映敌后民兵的地雷战的，它情节贫泛，但也具有着新的特点：全剧都用了节奏鲜明的打击乐器来烘托人物的动作；显然地，这是适当地吸收了一些平剧中“短打戏”的特点的结果。反对迷信的“拖辫子”，是根据民间故事写成的。充满了那种民间特有的谐谑。
这里也必须淡到他们演出的重要节目之一“四季生产”大秧歌舞。不同于过去大秧歌舞的较简单的格式，它用民间歌舞的动作和场子，表现了在不同季节中的农村劳动生活的愉快，看来非常新鲜、健康。在秧歌中，表现劳动生活的集体舞，本应当是一个重要部份，但是我们过去是忽略了它，这是一个缺憾；因此，虽则这个集体舞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如部份的过于复杂)，却仍然是对于新秧歌的可珍贵的贡献。
所有这些节目中表现出来的特点，都显示出了鲁艺秧歌队正在为新秧歌的形式尝试一条新的道路——一条力促使秧歌恢复和发展它的多少被畸形地改变了的广场歌舞剧的面貌的道路。
无疑地，这道路是正确的。
秧歌，作为艺术部门之一，也是应当具有它独自的特点的，这就是：它应当是一种特殊的形式，一种广场的、群众性的、短小而集中的戏剧和歌舞。它必须区别于舞台话剧，它不应当因为混淆于舞台剧便轻易地抛弃或冷视它的广□歌舞的特质。我甚至不赞成有的同志认为秧歌里可以加入话剧的说法。秧歌剧是以歌舞做基础的，歌舞是整个剧的有机部份，是用以表现剧中人物和生活为主要方式，而不是仅仅为了表明是秧歌而特别加上去的累赘品(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秧歌只不过是加上几个歌曲再加上下场的舞步的话剧)。在秧歌剧里，不断的打击乐器的伴奏，应当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应当首先向民间戏剧学习(从“(摘南瓜”之类的旧秧歌剧到秦腔等地方戏)：学习他们如何把人物的动作和语言美化成歌舞的规律，学习他们如何把音乐(主要是打击乐器)和动作密切结合起来的规律。
而鲁艺秧歌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做的。尽管他们尚未获得大的成绩。尽管他们尚未得到系统的、成熟的经验，但却是朝着正确的方向把秧歌的形式推进了一步。
模拟、吸收、创造
然而，必须指出，和他们的成绩一起，他们还存在着缺点。
这缺点，主要是由于对民间的生活和艺术形式缺乏更深入的理解而来的。在鲁艺春节秧歌演出中，我认为至少还包括两方面的缺点：一方面，因为既要用群众所熟悉和爱好的形式来表现新的生活和主题，遂更多地致力于形式上的雕琢，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内容上的重量；另方面，因为要尽量使形式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遂过多地、无选择地采用了民间形式中的一种较突出(也较易学习)的特点——语言和动作上的诙谐，以致□剧中的过分的趣味(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笑声)或多或少地淹没了剧中的思想性和政治内容。前者的代表是《李七哥搬家》，后者的代表是《拖辫子》。
新秧歌的形式，应当是群众化的形式，但也应当是创造性的形式。对于旧民间形式模拟，只能是一个开端，而且是有限度的开端；模拟的目的，是为了熟悉，为了更好地掌握并吸收其中的规律，以达到创造的目的。因此，鲁艺秧歌队虽然在秧歌的发展上走向了新的方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新的榜样，但还只是走了开始的第一步；更完美的秧歌，还需要有更多的更深的创造，要创造，是由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入理解和对民间艺术的精萃的吸收与溶化所产生的，而不是由于单纯的模拟所产生的。
而这，则只有待之于全体从事秧歌戏剧的同志们的更多的尝试和探讨了。
(民国三十四年三月四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五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