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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山湾月色

姜永明

下寺湾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拍案而起，杀头可不象割韭菜，韭菜割了可以再长出来，人头落地就再也长不出来了。 　　一杆杆红旗哟空中飘， 　　中央红军上来了。 　　一对对喇叭一对对号， 　　一对对红旗空中飘。 　　长枪短枪马拐枪， 　　一枪打死那些连排长， 　　山羊绵羊五花羊， 　　哥哥随了共产党。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 　　哥哥跟的是刘志丹。 　　大号盒子红绳绳， 　　跟上我的哥哥闹革命。 　　军号吹的滴滴嗒， 　　哥听妹妹一句话。 　　红豆角角熬南瓜； 　　革命成功再回家。 　　——陕北民歌 　　一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多么炽热如火的词句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逶迤起伏的陕北高原，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仿佛谛听到了这个幽灵空灵的脚步声。这声音似乎正挟雷裹电，丝丝缕缕地在陕北大地徘徊，似乎有共产主义的千军万马排山倒海般地向黄土高原冲来…… 　　天津《大公报》的著名记者范长江在毛泽东率陕甘支队以不可遏挡的气势昂然冲进陕北高原的二十天之后，1935年11月9日发表了《刘志丹之鼓动与民心之背向》—— 　　由于交通之隔塞，政治之黑暗，教育之落后，人民生计之困难，陕北﹑甘东接境地区之农民。已养成一种反对政府的心理，平日除有提款委员以鞭笞与他们间或相见外，其他可谓与政府无丝毫关系。狡黠者往往利用此种社会背景，啸集山林，一以抵抗官府之无厌征求，再以图一般有为分子之共同出路。故此地带素为绿林豪杰活动之区，驰名中国各省之樊钟秀，与曾在西北盛极一时的陈国璋，皆发祥于此等地区。即刘志丹亦曾在此一带作团旅长等职。不过在刘志丹以前，所有绿林运动，总不外以个人荣达为目的，以义气为互相结合之“水门町”，尚无大的政治系统为背景，无与社会打成一片之政治组织，无一贯的社会政策，更无所谓政治目标。 　　然而自刘志丹开始活动以后，情势大不相同。刘为保安人，最熟悉地方农民痛苦，他同时受过黄埔时代新的政治训练，并受过共产党组织的熏陶，所以他的活动，有目标，有方法，有组织，把个人主义的绿林运动，变为与社会合同一致的社会运动。他针对着政府的缺点，来宣传组织民众。分大地主的土地与羊子给一般农民，反对捐税，反对派款。因此在消极方面，取消了民众的负担，积极方面增加了民众的所有。以实际利益为前提的民众，当然赞成刘志丹的主张。而愿为之用命。再加以刘志丹之组织，使民众更不得不为之用。更经数年来赤化教育之结果，民众心中，只知有苏维埃、瑞金、莫斯科、列宁、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百里以内之民众。 　　此次毛泽东以不及万人之疲惫的徒步之师，截击与追击之者，不下数万人，如跟踪以入陕北，不但毛泽东一路将散亡大半，即刘志丹之老家，亦将大受影响。然而政府军追过环县以北后，此廖若晨星之民众，皆避不见面，使政府军之饮水粮秣，皆无法解决，道路亦无人引导，陷于进退失据之苦境中。彭德怀于洞悉此种情况后，乃集结其饥疲的红军约五千之众，于陕北边境上作猛烈反攻，追击军乃不得不相继退下，未敢再行深入。此种反攻之动作。或为“老毛不弱”的表示。而其反攻之可能，不能不归功于刘志丹之民众组织基础。 　　目前国民党政府在陇东北庆阳一带，针对着刘志丹的政治工作，做两种政治设施：第一﹑在消极方面，澄清吏治；其次﹑在积极方面，著力于交通﹑保甲﹑道路的举办，这是希望配合军队，对赤色运动加以制裁。 　　在这样闭塞的地方，仍然表示着中国政治的两大分歧：从现状中以求改进与推翻现状以求进展。两种势力，无处不在斗争中。不过，对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终归是最后胜利者。如果说范长江的高论震聋欲聩的话，那么，同时期西安《秦风周报》、《政治旬刊》上刊载的《陕北匪势现状》和《陕北匪祸之再认识》就不仅仅是杞人忧天和追风捕影—— 　　今日陕北之匪，人人都知道情形严重。不仅关系西北，而关系整个国家民族之命运。匪之动向如何，能道其详者甚少，然而报纸上所刊登的是“不日将要消灭”、“当可一鼓歼敌”、“匪首刘子丹重伤毙命”，这虽为国人所希望，但是听的多了，终未见实现，反丧失信念。倒不如说出真象，令国人窥见边际，反于安定人心有利。最近共匪情形，据我所知报告出来。 　　陕北共匪以保安(即今志丹)、安塞、安定(即今子长)为中心。北迄横山，南到淳化、三水(即旬邑)，西到合水，东临黄河，控制数十县。目前从宜川而窥伺澄城、白水。占有县城六座，余县城在我手，乡在彼手。敌人有二股，刘志丹股，主力匪军五六千人，现在洛河川。各县游击队合计五、六千人，配合匪军作战。国军高桂滋、王以哲、孙蔚如部正作防追剿；徐海东股，不久前窜入陕北，正受国军监视。保安一带是产粮区，每户皆有余粮，每个山寨上有三千石粮食，是刘子丹老巢，后勤基地。刘、徐二匪近已合股，发动大小劳山之战，榆林桥之战，国军受挫。我王以哲部何立中师被歼，何师长牺牲殉节，有一团长被俘。刘匪又对高部追攻。晋军军长孙楚已过河到绥德，与井岳秀举行重要会议，布署军务，将有大的军事行动。论者纷纷推测，在四省围剿中，匪将北窜绥远，又谓将倾剿南下，以扰关中。又谓西窜宁夏，入甘肃，以打通国际路线。以愚之见，非国军严重压迫，在实力上以打击，匪军绝不舍弃经数年经营之赤区。刘匪子丹，善于山区作战，不畏重兵，如国军未充分准备，稍有疏失，难免再吃败仗。 　　…… 　　自从四川共匪一部北上，经甘肃窜入陕北，中央才组织剿匪总部，任命蒋中正、张学良二氏为总、副司令，同时派出东北军大部，开入陕甘，参加堵剿。现在总部已成立，蒋氏以中央政务羁身，不能来陕，实际上张氏一人负责；而匪方情况，近来日益严重，徐海东、毛泽东、彭德怀等悍匪，均窜入陕北，与刘子丹所率之共军已合股，凶焰日益剧烈。我军精锐部队，时时败挫，最近王以哲、董英斌部，均有损失，上月下旬(指1935年秋)匪之一部，窜至耀县以西，声东击西，似此情形，令人发生种种疑虑。究竟匪之扩大，能有如何之人?究竟匪之运用，能有如何的妙方?在我大军严密包围之下，竟能频施诡计，挫我军威，飘忽窜扰，扩大贼势，这其中必有内含的原因，值得我们考虑、检讨，明确认识之。 　　现在陕北的共匪，在统屈上，可分三股；一为刘子丹股，人枪约五千，另有赤卫军、游击队五、六千人。一为徐海东股，人枪约三千，一为毛泽东股，人枪亦约三千。此得之逃出匪区之商民陈述，为数当然不能精确。我们为比较方便计，则刘子丹不过一万，徐、毛二股，不过各六千，共计两万余人。我军方面，人枪均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至少超过匪军五倍，然而围剿之结果，匪特肃清渺不可期，而我军之受挫，匪区之扩大，时告惊焉。 　　这是什么缘故，吾人约略举之，不出以下四端： 　　一、计算匪军力量，不能仅注意匪方的正式红军，须知正式红军外，尚有种种组织，如游击队、赤卫队、突击队、特务队、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等等，也均为匪军重要力量。换言之，这才是匪军的力量的基础，匪的各种组织，普遍深入到社会各内层，如贫农会、雇工会、赤色工会、劳动妇女会、儿童会……此外尚有反帝同盟会、互济会、学生会，直接间接都是匪的实力。所以正式红军与国军比较，当然匪少我多，相差好多倍。但以匪的整个组织和匪区的全体民众与国军比较，匪则百万以上，而国军只十万二十万人，反为少数。这是我们应当充分认识的第一点。 　　二、匪组织严密，纵横皆有系统。匪区社会内部，每一层级，都有共党为中心，所以运用非常灵活，全社会成一整体。多年来刘子丹给民众以小恩小惠，给穷苦人分粮分地，组织上学，严治贪污，又有严刑镇压地方恶人及不满者。故无丝毫个人自由，一切整齐划一，有条不紊。而我军方面，纵数十万大军，各军自成系统，且防地辽阔，交通不便，消息动作，不能联贯。甲军有警，乙军不能知悉。乙军受包围，甲军无法营救。前进之我军，往往被匪方个个击破，守城的我军，往往被围城打援，损失巨大。我数十万大军。一入匪区，即被分裁为无数单位，互不能协力，不能互应。以化零之我军，对整体之匪军，能保全就是万幸，尚何论夫清剿乎。刘子丹的战法，取之于孙子：“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避实击虚”，“以众击寡”，“识众寡之用”，“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能避之”，“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刘为黄埔军校毕业，我军黄埔出身者众矣，为何匪能用之而战，我不能矣!值得深思。 　　三、匪区社会各层级工作分明，互相牵制，一般民众皆纳入其控制范围内，受匪利诱威吓，不敢言反抗，只有接受刘匪指挥。所以内部不用正规红军设防，红军力量可团聚一起，保持精锐，挥之而战。每战能集兵力顾之一方，在此一时一地，力量比我大而有余。我必受重创。匪军出击，攻城略地，皆能全力应付，而不会顾此失彼。国军前进越快，防地越多，兵力愈分，力量愈小，常被匪军分而击之，个个消灭。地方之保甲，仅有名目，不能藉力为助，反须派兵监督，否则不战而败。我转送粮饷、传递消息、侦探匪情……事事都要分兵，是多么涣散。一遇正规匪军，则为其所败。相反匪军事事有民众相助，军民一体，以至不惜性命。这正是共匪之政治利诱，严密纪律所致，若能一时奏效，我何乐而不为呢!这是我们应当认识的第三点。 　　四、军队行动，给养为绝对必需，而我军转粮，往往在千里之外，一入匪区，则四望荒凉，野无人烟，开不了灶，饮水亦不易。因匪放弃一地之先，必迁走民众，带走其物，不能带之者毁之，水井流泉，亦填塞或拥滞之。使我军未战，先吃种种苦头。以疲其神，以劳其力，使国军已无力跟踪追击匪军，而匪军则从容退避或休整，积精力而迎战我军。匪军对我明察秋毫，对地理更是熟知如家珍。某村多少户，有多少粮食，水井在何处，路在何方，因民之食以为我食，因民之居以为我居。行动飘忽。日走百余里，时扰我军后方，不战也牵制我多个部队。有了民心，困难时也能有给养。此实匪致胜的主要原因。这是我们应认识的第四点。 　　以上四点，可以看出，敌我的优劣情势，胜败之由了。可以断言，剿匪当局，如仍执迷不误，不改弦更张，其前途之失败，当无已时。如按以往行事，纵是个人功名富贵、个人利害得失不计，而如此之战，实际上是以精锐之师资敌，为虎谋皮。结果贻害于地方，贻害于国家民族，实无穷期。这是我们不能默尔而息的。 　　我们认为今日陕北之匪，绝不仅为一省一区之利害了。而是我们国家民族百年之大患。我们尤其认为，除军事进剿外，若不动员其他力量，民众的力量，这西北的滔天匪祸，绝无肃清之可望，现言出我们一得之愚，仅供剿匪当局参考，并就正于国人。 　　第一、进剿陕北共匪，决不仅限陕北一地，负责当局，首应与临陕北各省协同，保持非匪区之安宁秩序，确立强固之剿匪阵线。使陕北匪只能日益缩小，而不能有任何扩大。剿匪孤军深入，我们不敢苟同。贪功冒进，阵地不能确立。胜则驱匪于乱窜，使更多地方不能安宁。败则损兵折将，挫我军威，长匪志气，这是我们最失算的地方。今已开入陕北之我军，在肤施(即延安)、鄜县(即富县)的我军，已身受其苦，当能有所悔悟了。现应集中洛川一带，全力扼匪，勿令南窜。 　　当务之急，配备政治工作人员，努力训练民众，使匪孤立。不急于开战，在东去之富平、蒲城、澄城、白水、邰阳(合阳)、韩城，西去之耀县、淳化、三水(即旬邑)、邠县(即彬县)、庆阳、合水、环县，北面的三边、横山、绥德、榆林、神木等县与匪区划出界线，形成一包围圈，步步为营，逐步压追，不使共匪越雷池一步。对上述各县选用精明强干之县长，积极编组保甲，训练民众，加强政治工作。凡军队前进多少里，均保持政治工作、组织工作之完成。一步一步，稳步向前，不出三月，可以收效。不出半年，可望肃清。 　　第二、政治工作人员，可训练本县之正绅，以及青年学生，要能吃苦耐劳，不宜借才外地，如某县人不及额，才可用外地人。强干有为者，使之任保镇长。军队前进后，由此辈维持秩序、筹办粮饷、运输、传递消息、调查户口，严诘奸宄。军队可留一、二官佐，常驻县内，勾通军民关系，以解临时发生的种种困难，使匪不可离间。 　　至于剿匪总部内，应延聘地方热心人士，筹划剿匪事宜，并备高级领袖咨询。地方人士，应念先人庐墓所关，国家兴亡所系，与军人同心一体，共同除患。以求共匪早日肃清，地方常保安定。 　　第三、刘匪子丹，在所谓陕甘边革命区内，十分注意恢复经济，解决穷人吃饭问题。用军保民，用民养军。我们剿共，如忽略了经济，即一切组织，均不能确立。有好的斗士、好的方法，亦不能发挥效力。刘匪能为，我何不能? 　　笔者曾与某剿匪将军晤谈，据其所述，匪区内之民众，十之八九不解共产主义，许多人说，只要国军供其一饱，即愿投入国军。但据我所知，这位将军在前线的士兵，也难一饱。可见哪有余力，以赡顾百姓。剿共当局，应多方筹款，或向中央陈请，或向社会募助，有相当的经济力量，自能收效。当然有了钱，如中饱私囊，那就是坏事了，一定要用到救济上。其它如军队纪律，也要得到百姓好评。只能比匪军好，不能比匪军差。 　　总之，我们无甚高论，想与剿匪不无补益，相信诸公，筹之烂熟。不待我们哓哓了。 　　字里行间人们深嗅到山雨欲来的陕北，已经永远失去千百年来的静谧，充斥着灵魂的喧哗与骚动…… 　　二 　　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千山万水的长征一月之后，徐海东和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的指导员在1934年11月16日浓云四布的夜晚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地洒泪告别了曾经养育过他们的大别山区，开始长征。 　　徐海东这位十代窑工，被蒋介石诬为中国文明社会的祸害的大别山子孙，率部队从何家冲出发，向西挺进。 　　身经百战的他心里明白这次转移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尽管党中央的二月来信，要红二十五军向外发展。最近中央又派程子华来，要他们转移。 　　到什么地方落脚呢？ 　　中央也是心中无数，只是笼统地提出了四条原则： 　　一是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 　　二是群众条件比较好的地区； 　　三是地形有利于作战的地区； 　　四是粮食和物资比较丰富的地区。 　　红二十五军悄然离开大别山，尽管十分注意保密，但不久在越过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时，蒋介石急呼：“我们太大意。”急令豫鄂皖三省追剿队五支队，十六个团和东北军一一五师跟踪追击。 　　12月8日，二千余人的徐海东部辗转豫陕边，攻破铁锁关进入陕南，开始酝酿创建鄂豫陕边区的问题。 　　疲惫不堪的部队在酣睡中遭敌人突袭，庾家河一战红军死亡二百多人，营以上干部大部分负伤，徐海东和程子华均负重伤……特别是一颗子弹从徐海东的左眼底下穿过，又从颈后飞出，失血过多生命垂危…… 　　1935年1月中旬，蒋介石命令杨虎城指挥十一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 　　在茫茫大雪中，徐海东带伤参战，在葛牌镇诱敌深入，击溃敌四十二师刘云龙团，使红二十五军又一次转危为安。 　　4月20日，云集鄂豫陕边区的东北军六十七军三个师，驻郑州的九十五师入陕，会同四十军、四十四师和陕军一部，共三十多个团，由杨虎城统一指挥向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 　　十倍于红军的敌人步步紧逼，红二十五军的生死存亡又悬于一线。 　　5月中旬，省委在郧西地区召开了反“围剿”作战研究会，伤情未愈的徐海东毅然提出了“先疲后打”的作战方针。省委经过热烈讨论，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以游击队就地开展游击战，骚扰敌人，疲惫敌人，然后抓住有利战机，予以歼灭…… 　　徐海东率部在陕南的崇山峻岭中，按照预定路线，先向北，又向东再向南，拖着敌人绕圈子。 　　6月15日晚，冒充敌四十四师的部队，攻占鄂豫陕边界要地——荆紫关，歼敌二百多，缴获大批军需物资。 　　敌闻讯后，六十七军三个师、四十四师，警备一旅等部，气势汹汹地朝荆紫关包围过来……徐海东牵着敌人鼻子在大山里绕来绕去二十多天，待敌疲劳时，在地势险要的桃花岭布下一个口袋阵。7月2日拂晓敌军大部进入口袋中，红军突攻，伏兵四起，弹雨如注，使敌大乱，黄埔军校毕业生旅长唐嗣桐被活捉，一千八百多人被全歼。顿时，陕南震动，东北军和西北军尽悉震惊。 　　为继续调动敌人，把敌人从陕南游击根据地拖出来，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于7月初，北出终南山，前锋直逼西安。 　　7月中旬的一天，徐海东兵进距西安八公里的引架回。在这里的区公所读到了一张《大公报》。报上赫然登载的一条红军主力的消息，紧紧地拽住他的视线—— 　　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共军一、四方面军正向松潘方向流窜…… 　　闻得此，徐海东和战友高兴得几天都难已入寐。中央红军的音讯已经中断两年多，红二十五军一直是孤军奋战。半年前，在陕南华阳，曾闻张国焘、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部队已经越过了大巴山。徐海东曾率先头团远赴城固小河附近接头，但知晓红四方面军早已折返川北，杳无音讯。没想到它却与中央红军在草地会师了。 　　7月15日省委代书记吴焕先在长安丰裕口主持召开省委紧急会议。 　　这时，交通员又从上海送来中央文件，《大公报》上的消息被证实——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准备北上。 　　徐海东、吴焕先、程子华等一个个红二十五军的将领潸然泪下。 　　会上，徐海东朗然说到： 　　“我们立即西征北上，迎接党中央，迎接红一、四方面军，就是我们三千多人全部牺牲，也要到党中央的身旁去!” 　　最后，省委会议决定，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合并，继续领导陕南地区的游击战争。红二十五军立即进入甘肃境内，直捣敌人后方，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 　　第二天，即7月16日，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又踏上了迢遥征途。 　　部队路经雩县、周至骆驼口，遇上连日的飘泼大雨和敌骑兵的尾追也全然不顾，一直沿着秦岭北麓急行军，不停地向西挺进。 　　7月21日，他们抵达甘肃和陕西交界的双石铺附近，切断敌人宝鸡至汉中的公路要道，一举歼灭了胡宗南别动队四个连，并活捉一名何姓的少将参议。 　　徐海东亲自审问，从俘虏口供中再次证实：中央红军一、四方面军正越过草地北上。 　　据此，红二十五军当即决定加快行动，西出甘肃，袭击天水县城，威胁敌人后方，牵制敌人兵力，打破堵截中央红军北上的企图，迎接党中央。 　　不久，战士又在7月16和22日的《大公报》上发现： 　　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共匪主力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郎山，向北迅行……似进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固等处…… 　　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迭声叫好，陷入持久的激动之中。 　　7月31日，打下双石铺，进行粮食弹药补充，做好出击甘肃的准备。 　　8月2日，部队经杨店，抵两当县灵宫殿后，兵分南、北、中三路行军，进至两当县城附近祖师山、七里坪、西山堡一带，包围县城。 　　两当县城位于甘陕两省交界处，是由陕南进入甘肃的咽喉要道。当时城内驻有敌保安队等近百人，把守县城东、西山的四个碉堡，阻挡红军。 　　3日拂晓，红二十五军开始攻城，一时杀声震天，枪声大作，城里守敌慑于军威，尽皆弃堡而逃。 　　当晚8时，红军离开两当城，向天水进发。次日拂晓抵太阳寺、前川一带。 　　8月9日晚，红二十五军沿利桥、党川、麦积、甘泉、马跑泉一带，进逼陇南重镇——天水。 　　天水乃甘、陕、川的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也是陇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周代称戎邑，秦王朝置上封县，之后曾设秦州、天水、清水、成纪等郡县，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 　　红二十五军包围天水城后，发起攻城战斗。一举攻克北关，歼灭敌百余人。城内守敌一面报警告急，一面凭借牢固的工事负隅顽抗。红军几经突击，终未克城，遂退至城西十里铺小憩，准备再战。 　　这时，驻守甘谷、武山一带的敌第三军第十二师补充团闻讯后火速回援，驻守在清水的第五十一军一一四师也星夜向天水进发。 　　红二十五军面对两面夹击的危险放弃攻天水，挥师渡过渭河，袭占秦安。 　　8月11日攻破仅有140多人驻守的秦安县城，处决一批地方恶霸，打开监狱释放百姓一百多人，并向参加群众大会的乡民散发饷洋。 　　此时，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已转战十天，但仍未探知中央红军的确切位置。省委负责人根据当时所处的情况，初步决定，如果联系不上中央红军，就进军陕北，同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 　　8月12日晨，红二十五军继续北上，经通渭新景乡到达静宁王家堡一带，切断陕甘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公路。 　　8月15日，进驻隆德县的回民区兴隆镇、单家集一带，休整三日。 　　四处侦察仍无中央红军的消息，回返太难，省委研究决定到陕北与刘志丹会合。 　　8月17日下午，仅用一小时就攻占隆德县城，消灭第十一旅二团一营和保安团，活捉伪保安团长。 　　傍晚，毛炳文部第六师十七旅由兰州分乘七十余辆汽车，沿西兰公路赶赴隆德增援。 　　红二十五军与该敌激战数小时后主动撤出。敌人紧追不舍，红军边走边打，连夜翻越六盘山，甩掉追击的敌人。 　　18日，红二十五军进至瓦亭附近，与由固原赶来的堵击红军的第三十五师一〇五旅一部遭遇，遂被红军一举击溃，狼狈逃窜。战后，红军沿西兰公路东近，逼近平凉县城。 　　盘踞平凉的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四处调兵增防，企图将红二十五军逐出陇东地区。 　　红军假意攻城，骚扰牵制敌人。待大军压境时，迅速消失，分两路会集湫坪沟门，渡泾河进入平凉四十里铺。 　　敌尾追而至，红军在平凉白水公路西面三公里的打虎沟，南面的漳沟河峡谷的大堡山设伏。在倾盆大雨中，将马鸿宾一〇二师的三个营全部歼灭。 　　夜幕笼罩大地，红军带着刺鼻的硝烟进入白水镇从容宿营。 　　8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在大堡山击溃马应图三个营后，驻军白水镇。这时，敌三十五师的骑兵团及二〇八团数千人，突然从西峰方向猛扑过来，企图在泾河北岸歼灭红军。 　　于是，徐海东决定南渡汭河，佯作夺路入陕之状，把敌人从汭河沿岸调开，再乘机转向，渡汭河，挥戈北上。 　　渡汭河时，由于山洪暴发把部队一切两半，又遭敌二〇八团千余敌军的围攻。 　　政委吴焕先不幸饮弹身亡。 　　徐海东和战友们含泪埋葬烈士后，继续西进、南下，在梁原镇、赤城镇一带游击。 　　中央红军依然音讯全无，敌军第六师十七旅又从兰州乘车到泾川，敌三十五师正向泾川一带调动，陕甘边的敌第五十一军十一师由凤翔、清水向北进至陇县，敌第三军十二师也由武山、甘谷朝华亭方向追来，对红军隐隐形成合围之势。 　　军情十万火急。 　　徐海东主持召开省委会，讨论今后的行动方向。 　　参会者一致同意：既然中央红军无法联系，敌人又大军合围，大雨滂沱难已长途跋涉，伤病员也难已安置，应该立即到陕北去，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会合。 　　9月7日，红二十五军抵达庆阳县豹子川。鄂豫陕省委召开扩大会，参加会议者有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郭述申、赵凌波、张明先、田守尧、张希等。会议决定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代理省委书记，戴季英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 　　此后沿豹子川向陕北阔步挺进。 　　9月初，走出豹子川，翻越永宁山，终于进入陕北苏区。饱经战争忧患的红二十五军的战士们抚摸着苏区的一草一木都觉得分外亲切。 　　9月9日，徐海东他们在保安县永宁瓦子川见到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和陕甘边军委主席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 　　徐海东见到习仲勋时，第一句话就说：“可找到你们了!” 　　他也终于从陕北红军中得知：中央红军正向陕北这边开来。 　　为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到来，刘志丹在玉家湾一带休整时亲自起草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并召开西北红军干部会议，讨论欢迎的有关事宜。他说：“红二十五军到陕甘根据地是一件大喜事，革命的力量更加强大……” 　　比中央红军早一个多月的红二十五军在永宁山稍稍歇息之后，在陕北地方组织、红军和老百姓的欢迎声中，向延川县永坪镇进发。 　　山环水绕的几日行军，9月15日，他们终于在永坪镇与刘志丹见面了。 　　亲人见了亲人的面，欢喜的眼泪眶眶里转。 　　“我们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今天总算聚会了!”徐海东紧紧地拉着刘志丹的手。 　　“我也早就听说过你和红二十五军，你们在陕南打得好啊!”刘志丹高兴地说。 　　9月18日，在永坪镇油矿广场举行了盛大的联欢大会，庆祝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的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 　　会上刘志丹、徐海东、郭述申、聂洪钧、朱理治分别代表陕甘根据地人民和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五军、西北军委、中共西北工委先后进行讲话，祝贺两军胜利会师，号召全体军民互相学习，加强团结，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坚决粉碎国民党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而努力奋斗。 　　会后，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陕甘晋省委的主持下，合编为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原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依次编为红十五军团，辖第七十五、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全军共约七千余人。 　　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和中共西北工委、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人，都满面春风，依次坐在大会主席台上。 　　在热烈的掌声、欢呼声中，刘志丹、徐海东先后讲话，并表示两路红军，一定要打一个漂亮仗。 　　三 　　永坪联席会议，在朱理治、聂洪钧等组成的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共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共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中央驻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兼任省委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王大成任组织部长，郭述申任宣传部长，戴季英任政治保卫局长；改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聂洪钧任主席，戴季英兼任参谋长，张秀山任供给部长。 　　在这次会议中，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几个人，采取了组织上的变动，不公正地将刘志丹排斥在新的省委和军委领导之外，同时安插执行“左”倾路线的人担任要职。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没有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一如既往全力和徐海东、程子华等一起筹谋对敌人第三次“围剿”的反击。 　　这时，东北军的七个师，分两路向陕北进攻。一一〇师已进犯到了延安，其余几个师也进犯到了洛川、富县、庆阳一带。经过红十五军团分析研究，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于9月29日派出红八十一师的一个团佯攻甘泉城一一〇师的一个营，诱延安的一一〇师出动来援；其余大军蛰伏甘泉城北15公里的劳山地区隐蔽集结，等待歼灭来援之敌。 　　徐海东、刘志丹率红十五军团绕过延安南下，经过3天急行军，到达甘泉以西王家坪一带，徐海东和刘志丹带领团以上干部到劳山附近观察地形。 　　这里地形特殊，一条公路直通甘泉和延安，相距80华里。公路两边是起伏绵延的山峦，森林密布，便于设伏。红军佯攻甘泉，在劳山布下口袋阵，驻扎延安的一一〇师，果然中计，在师长何立中的率领下，钻进伏击圈。徐海东、刘志丹亲临前线指挥，激战6小时，全歼一一〇师，击毙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以下千余人，俘敌3000，缴获长、短枪50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山炮、迫击炮28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劳山大捷。 　　战役结束后，红十五军团在劳山休整，杨森率红七十八师(即原红二十六军)一支侦察部队，在阳泉塬又歼灭东北军一〇七师一个营。迫使敌人改变战术，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推进”政策。 　　红军声威所及，井岳秀部驻守瓦窑堡的一个团立即弃城夜逃，安定县境内的敌军据点至此全部扫除。 　　10月5日，中央驻西北代表团，中共陕甘晋省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等领导机关，从永坪镇移驻瓦窑堡。 　　此后，徐海东又于10月12日在榆林桥向东北军一〇七师一个团发起强攻，歼敌四个精锐营，生擒团长高福源，俘敌1400余人。至此，东北军精锐部队六十七军将近一半被歼，西北战场局势开始扭转。 　　在劳山战役紧张进行、红军浴血奋战的时候，那几个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却对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进行了错误的肃反。 　　1935年9月朱理治在中共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上做了长篇报告，并形成《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执行扩大会议决议案》，认为“陕甘党过去没有充分的执行中代(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正确指示，妨害了工作的进展”。并号召展开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说：“暗藏在党内以蔡子伟为代表的右倾取消主义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的主张实际是对党的路线的消极怠工，轻视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不信任群众的创造性，降低了党的政治任务。”“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使陕甘党完全站在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上。”这个决议成为错误肃反的动员令。 　　劳山战役前夕(9月下旬)陕甘晋省委在永坪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会议提出开展反对右派反革命和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确定实行肃反；肃清西安、太原等地来路不明的右派反革命分子，以及地主、富农中的反革命分子。同时决定逮捕右派李西萍(谓该系从太原派来的张慕陶的交通员)，以便追踪其他右派反革命。 　　肃反行动由中央代表团直接领导，执行机关是陕甘晋省委保卫局。后方由保卫局长戴季英负责，前方由军委主席聂洪钧负责，朱理治全盘总负责。 　　9月末，在陕甘边就逮捕了黄子文、姜旭等人；在后方逮捕了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等人。戴季英完全照抄照搬张国焘、陈昌浩的《肃反》手册，采用他曾在鄂豫皖搞肃反的“逼供信”手段。 　　审者一逼，甚至实行肉刑；被审查者在无法忍受的痛苦中一供；而审者则有供必信。仅凭口供，不问事实，有供就抓。这样愈搞愈乱，越捕越多。 　　10月初，张秀山、张庆孚被抓。稍后刘志丹、高岗、杨森、杨琪、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等全部身陷囹圄。至10月中旬，后方关押了三、四十人，主要是高级干部。前方不仅抓人，而且杀人，甘泉下寺湾先后被活埋者达200多人。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地方县以上干部几乎全部难逃厄运…… 　　逮捕刘志丹的经过就更富有戏剧性。 　　其时，刘志丹从敌人电文中得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已抵达甘宁。立即建议徐海东向庆阳、环县一带出击，迎接中央红军。徐海东将这一行动报告省委后，省委紧急来信。严令停止西行，并要前方立即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人。大家感到事关重大，未敢马上执行，以防肘变。后来，执“左”路线的人，又采取将刘、高分而治之的办法，急调刘志丹回后方主持军事工作，将刘、高分开，在前方逮捕高岗，后方逮捕刘志丹。 　　陕北10月的一天，刘志丹正和前线将士研究作战行动，突然接到要他去瓦窑堡的通知。他将战事逐一安排完毕后，就带着通讯员飞身上马，直奔瓦窑堡而来。 　　金秋季节，秋风徐徐，糜谷飘香，刘志丹纵马急驰。 　　当行至安塞县高桥川时，突然迎面一匹战马飞奔而来，打断了他的沉思。 　　马到跟前，来人翻身下马，向刘志丹敬过礼，便拿出一封信递上去，说：“这是给军团部的急件。” 　　刘志丹拆开一看，原来是保卫局决定逮捕他的命令，和一张名单，第一名就是他。刘志丹倏然一惊，思忖道：“怎么?他们要对我下手了?” 　　随即又冷静下来，将信塞进信封，封好，用手压了压，递给送信的同志，勉强的笑着说：“这是给军团部的，你送到军团部吧，就说我到瓦窑堡去了。” 　　等送信人策马远去后，刘志丹勒着马缰缓行了几步，转过头对通信员说：“我看你也回前线去吧，不必跟我去了!” 　　通信员看着刘志丹紧锁的眉头和深邃的目光，知道情况有变化，就说：“那你一个人怎么去呢?” 　　刘志丹说：“多少次走南闯北，都是我一个人，怎么去不成?”说到这里，他又勉强一笑说：“你放心回去吧，跟上我没有什么好处。你回去后，告诉大家，一定要搞好和二十五军的团结，坚决服从徐海东军团长的领导，全力粉碎敌人的“围剿”，千万要顾全大局，不能闹分裂。” 　　通信员望着神色凝重的刘志丹，预感到要发生什么大事，不禁流下了眼泪，哽咽地说：“首长，你……不能一个人去!” 　　“要我开会，不去怎么行?” 　　“那我也跟你去!” 　　“不用去了，回去吧!回去狠狠打击进犯的敌人，保卫根据地。中央红军快上来了，我已派人到甘肃一带去接头，中央红军一来，形势就会好转。”刘志丹远眺西天无限深情地说。 　　通信员带着哭腔道：“不管有什么情况，回去跟同志们商量一下再去吧!” 　　“不用商量，你快回部队去。”刘志丹态度果敢地说，飞身跃马，向瓦窑堡疾驰而去。 　　通信员哭着追上去，“说什么我也得跟着你去……” 　　左倾分子原打算以调刘志丹回瓦窑堡主持后方军事为名，逮捕刘志丹，后又觉得在瓦窑堡逮捕影响太大，怕引起民愤，就下令给红十五军团保卫处让他们在前线把刘志丹逮捕起来。可是，送信的同志却不知道是逮捕刘志丹的命令，就把信送给了刘志丹。 　　刘志丹的心里如同大海的怒涛，在翻滚激荡。此时，如果能像通信员说的那样，回去商量一下，形势一定会起变化，自己完全可以避免被捕。但是，他考虑到党的利益，考虑到红军的团结，考虑到根据地军民反“围剿”的胜败和根据地存亡的大事，更不能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便不顾个人的安危，只带着一个通信员到了瓦窑堡。表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不二，对党的赤胆忠心。 　　刘志丹一到瓦窑堡，使推行“左”倾路线的那几个人十分惊慌，他们立即布置，四下出动，严密封锁刘志丹到瓦窑堡的消息。 　　刘志丹到了瓦窑堡后，面对随时会被捕的危险，镇定自若，与“左”倾错误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要那几个推行“左”倾路线的人立即改变他们的错误决定，停止肃反运动，并要求在击溃南线的敌军之后，西出环庆，打开通路，迎接中央红军。 　　后在“左”倾路线统治下，刘志丹被逮捕，备受折磨，撤销了刘志丹的一切职务，将刘志丹押进监狱，准备杀害。他们还怕刘志丹在瓦窑堡被捕的消息被群众知道，将刘志丹的战马也关了起来。 　　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无视刘志丹的赤胆忠心和大义凛然的行为，竟然信口雌黄地说：“刘志丹明知要被逮捕，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此使党对其信任。”并进一步错误地断定刘志丹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诬陷刘志丹率领红军打开县城消灭白军，纯系反革命欺骗群众的“花招”。 　　陕北的这次“肃反”，制造了大量冤案，造成了革命根据地人人自危的恐怖混乱局面。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伺机捣乱，根据地一些地区发生了“反水”现象…… 　　陕北苏区一时乌云满天，黑云渐渐地蔓延，像一块其厚无比的铁板，沉沉地向地面上压来，似乎已经盖到了屋脊上。再过一段时间不驱散它的话，就会把一切毁灭。在人们心中，也是觉得时时被乌云笼罩着，压得喘不过气来。 　　人们啊，不在沉默中死去，就会在沉默中爆发……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刘志丹被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陕甘革命根据地，人们无不震惊，都纷纷要求去找“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当面讲理，要求去看望刘志丹。根据地的军民，对于那几个人混淆是非，倒行逆施，颠倒敌我，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人们都说：“老刘自参加革命以来，东杀西战，领着大家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苦人民谋利益，国民党和地主老财恨透了他，抄了他的家，挖了他的祖坟，并且到处悬赏捉拿他……这样的人怎么是‘反革命’呢?不行，我们得找那些扣押老刘的人去讲理，看到底谁是反革命!”人们不顾“左”倾错误执行者的多次禁令，纷纷来到瓦窑堡，要求看望自己的亲人刘志丹。人们都担心刘志丹的安全啊! 　　许多和刘志丹一起南征北战的红军干部，各县的军事部长，他们想念着刘志丹，担心着老刘的安全。他们不顾那几个人的禁令，赶到瓦窑堡，要求看望刘志丹。但是，那几个人不允许。见不到刘志丹，这些干部就不回去。不几天工夫，在瓦窑堡就聚集了几百名红军干部和各县的军事部长，他们开会联名上书，要求见刘志丹。那几个人看着愤怒的人们，很是害怕，怕闹出乱子来，只得从牢房里放出刘志丹接见他们。 　　一天早饭后，300多名红军干部排着队来到瓦窑堡城内的米粮山下，静静地等待着。不一会儿，刘志丹从山坡上的一孔土窑洞里出来了，他走到硷畔上，向山坡下的人群亲切地招着手，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一切都好，你们一定要顾全大局，坚守自己的战斗岗位，加强红军内部的团结，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用战斗的胜利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我们内部的事情，不要着急，中央来了就会得到解决的……” 　　大家听着刘志丹的话，都激动地流下热泪，都为刘志丹坚强的党性和无限忠诚革命的坚定信念所感动。人们都说：“老刘的党性坚如钢，度量大如海。他站得高看得远，处处想的是党的事业啊!” 　　四 　　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同志： 　　你们辛苦啦!感谢你们的帮助和支持。我们久日听到二十六军同志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二十五军同志在鄂豫皖英勇斗争的历史，和在河南、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了群众对你们的优良纪律和英勇战斗的称赞。最近又听到你们会合后不断取得消灭白军、地主武装的胜利，这使我们非常喜欢。 　　现在中央红军，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这三支部队会合了。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的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此致 　　敬礼!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 　　司令员 彭德怀 　　政治委员 毛泽东 　　徐海东、程子华和十五军团的将士，传看着这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心头涌起一股暖流。 　　“毛主席来了!” 　　“打胜仗迎接中央!” 　　“打胜仗庆祝会师!” 　　…… 　　10月28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率陕甘支队经保安到达甘泉县的下寺湾。 　　下寺湾是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 　　那天天气比较冷，刚下过一场雪，毛泽东和陕甘支队从洛河川辗转而至，受到苏区群众倾村而出，夹道欢迎。毛泽东徒步走过欢迎的人群，向群众频频招手，点头致意，健步走上戏台，向云集在戏台前的男女老幼讲话。当时毛泽东身体显得很瘦弱，但眼睛特别有神，讲话声音宏亮有力，还不停地打手势。 　　毛泽东在台上讲“打倒土豪劣绅，土豪就是地主；劣绅就是在国民党里做官的，他们不劳动，剥削穷人……”彭德怀在戏台左侧来来回回踱步后进行了长时间的讲话。 　　毛泽东住进了村民白云德的前窑，在这里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等会面，双方都感到非常高兴。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主席聂洪钧关于陕甘根据地和红军情况的汇报。党中央分析了陕北根据地的政治军事形势。 　　毛泽东说：“我们到陕北，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件紧迫的事。一件是要尽快打退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另一件就是要处理好陕甘晋省委的‘肃反’扩大化问题。”周恩来接上去说：“这两件事都很重要。一件是政治的，一件是军事的，哪一件处理不好，都会影响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落脚点站住脚!” 　　博古说：“肃反扩大化的事，情况恐怕比较复杂。要认真调查研究。”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不多，但我看这里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高，懂很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很有战斗力，我相信建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 　　周恩来也说：“这块根据地能够坚持下来，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嘛。” 　　毛泽东又说：“当然处理这个问题要谨慎，要调查研究。杀人更要慎重。”他停了停，略显沉思，徐徐地吐出一口烟，不知是感慨，还是教训，说：“杀头可不象割韭菜，韭菜割了可以再长起来，人头落地就再也长不出来了。” 　　张闻天提议道：“现在情况紧急，中央是否可以分作两路行动，由主席和恩来各带一路?” 　　大家不吱声，把目光投向毛泽东。 　　毛泽东略作思考，说：“分两路行动好。恩来、德怀还是和我一起去对付国民党的‘围剿’；洛甫、博古、少奇同志率中央机关直接去瓦窑堡。” 　　大家表示同意。最后决定成立五人“党务委员会”，具体负责审查陕甘晋省委的肃反问题。董必武任党务委员会主任，成员有王首道、李维汉、张云逸、郭洪涛，博古代表中央随同前往，会议同时决定王首道和刘向三立即去瓦窑堡，接受陕甘晋省委保卫局的工作。 　　11月3日，毛泽东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目前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苏维埃西北办事处的名义，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提出的名称问题，此时得到解决。 　　会议进行人员的分工：决定毛泽东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负责组织局和后方的军事工作，目前先到前方工作。 　　陕甘支队至此，兵分两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军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合；洛甫、博古等人率中央机关继续辗转北上进入陕甘晋省委驻地。 　　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属红一军团(原第一、三军合编为第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彭德怀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命令，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建制。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第十五军团；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第十五军团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约有1.5万人左右。 　　五 　　11月4日，毛泽东随中央直属队路经王坪过洛河从雷花峪翻山在桥庄夜宿。6日陕北大雪，下午2时许，毛泽东率军委直属纵队300余人抵达甘泉县南三十五华里的象鼻子湾。在村前一块川台地上，毛泽东披着一身鹅毛大雪向军委直属纵队作了著名的“雪地讲话”，全面总结了长征，强调团结的重要性，鼓舞了士气，并用“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来说明开辟根据地发展红军的密切关系。 　　随后，毛泽东驻宿史家湾，并在道佐铺十五军团司令部会见了徐海东、程子华。徐、程二人分别向毛泽东汇报了红十五军团的建制和劳山、榆林桥战役等情况。 　　9日，毛泽东重返象鼻子湾在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包括十军团干部)上，对长征的意义第三次进行回顾总结，同时具体研究和部署了直罗战役。毛泽东在象鼻子湾的讲话内容是： 　　同志们，辛苦了!我们长征胜利结束了，敌人围追堵截的计划破产了!我们从江西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它将载入史册。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克服了种种困难，冲破重重险阻，历尽千辛万苦，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任务。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过的。这是举世无双，史无前例的创举与奇迹。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完全是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中国工农红军胜利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从江西、福建出发，一路行军，一路宣传，走到那里，就宣传到那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求解放。工农要翻身，要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人民革命政权，不因此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么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条大道路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出发时我们有八万多人，现在只剩下七千多人，十多个换一个，我们的许多同志在长征途中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留下来的同志是国家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和考验的。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当万。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将来你们要走遍大西北，踏遍全中国。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是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胜利，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其一，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殖民地。 　　大家知道，差不多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斗争，中国还保存了一半独立的地位。现在，他们要占领全中国，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是游移于两者之间呢?其二，中国革命正在向高潮发展。第一、中国工农红军本身力量是强大的，我们的队伍更加纯洁。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在贵州和湖南边界继续和敌人做斗争，他们也要北上和四方面军汇合；红四方面军将来也要北上和我们团结在一起，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陕北已经建立了根据地，有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有在广大敌后坚持斗争的游击队等等。这几支部队互相支援、互相鼓励、遥相呼应，形成在中华大地上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正在恢复生长和发展。第二方面，是国民党军队中一些有民族感、爱国心的军事将领如冯玉祥、吕正操等，他们在热河、察哈尔、绥远一带率兵抗日，反对汉奸；张学良被日本鬼子搞了以后从东北退到关内，后又被蒋介石搞到甘肃和陕西，他坚决要求抗日。第三方面，是各界都掀起了抗日热潮。知识界动起来了，他们不畏强敌要求抗日。可以史良、李公朴、王逸时、沈钧儒、沙千里、邹韬奋、章乃器等“七君子”的救国领导人为代表，还有宋庆龄、鲁迅等都是抗日的领导力量；学生都站起来了。学生运动已有极大地发展，将来一定还要有更大的发展。但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要冲破卖国贼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的破坏和屠杀政策，只有和工人、农民、士兵的斗争配合起来，才有可能。各地已掀起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风起云涌。 　　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的斗争正在从厂内向着厂外，从经济斗争向着政治斗争。工人阶级的反日反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现在是在深刻的酝酿着，看样子时候已不远了。 　　农民的斗争没有停止过，在外祸、内难、再加天灾的压迫之下，农民广泛地发动了游击战争、民变、闹荒等等形态的斗争。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和小地主们的动摇以至也有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的西北活动，汇合在一起。 　　所有这些都指明，革命的形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反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总而言之，归根到底，结论只有一个：革命正处于高潮，而不是低潮。 　　观察了革命和反革命两方面的形势以后，我们就容易说明党的策略任务了。 　　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我们要接受过去的严重教训，讲求团结。我们中央红军要做出团结的模范行动。只有加强了团结，才能有力量，才能完成党的任务。否则，就会给党和革命带来损失。现在，红二十五军和陕北军闹磨擦，并逮捕了刘志丹等革命领导人。我们要多做工作，要团结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要做团结的模范，团结的核心；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遵守群众纪律。我们要给陕北人民、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送点礼物，打好直罗镇这一仗。我们一定能够取胜。 　　一月之后，毛泽东来到瓦窑堡，在妻子贺子珍工作的中央苏区银行的一个旧马圈里，将上述内容写进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留传后世。 　　六 　　毛泽东率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同红十五军团会合，给敌人造成巨大威胁。“西北剿总”决定，以五个师的兵力，首先构成沿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并打通洛川、鄜县与延安之间的联系，构成沿洛河的南北封锁线；尔后采取南进北堵，逐渐向北压缩的方针，妄图消灭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 　　毛泽东伫足黄土高坡，根据敌人的方针和部署，准备放手打一场漂亮仗，为红军立足西北打下基础。 　　毛泽东在行军布阵中，最爱强调“知己知彼”是常胜不败的法宝。他于11月中旬电告徐海东，要他们调查直罗镇以北地区及以南地区之道路、地形、“人家”等情况，如葫芦河能否徒涉，消灭地方团匪，游击队进驻直罗镇，游击黑水寺等情况……同时，电告林彪、聂荣臻对直罗镇以北及以南地区的地形、道路、“人家”进行详查，派人看地形、绘图，还分析军情。认为南线之敌第六十七军一一七师已由洛川北进鄜县，有逐步推进之势。 　　要求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注意发动黑水、直罗镇、桃花砭、张村、金村、东村、田儿、套洞及其南北一带地区的群众斗争，分配土地建立政权，以利将来作战。 　　还通知后方办事处10日内须有棉衣两千件，棉裤一千条，鞋袜各1500双送往前方。 　　11月5日，应战争之需，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周恩来任主任(兼)，聂洪钧任副主任，张云逸任参谋长，后方办事处辖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动员部、武装部、政治部及红军学校等。三天后，毛泽东又发布西北军委第二号命令，委任西北军委各部门负责人。叶剑英为参谋部参谋长，张云逸为副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戴季英为动员部长；杨立三为兵站部部长；黄克诚为卫生部部长；叶季壮为供给部部长；一局局长张云逸(兼)；二局局长曾希圣；三局局长王诤；四局局长宋裕和。 　　11月18日，军委会在直罗镇以东的东村召开战略讨论会，毛泽东作了战略方针报告。他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根据上述任务，红军的战略方针应是攻势防御，将红军主力集中南线，出中部、洛川，切断西安至延安的交通，相机夺取中部县城，争取夺占甘泉、延安。 　　毛泽东又通知团以上干部到张家驿集合，亲自带干部到直罗镇西南面的小山头上察看地形。大家一致认为直罗镇像个口袋，是歼灭敌人的好地方。发现镇东土寨可能被敌人利用，彭德怀便命令徐海东派一个营兵力连夜拆除。 　　红一军团11月上旬由甘泉以西定边渠、下寺湾先后进至鄜县西北的老人仓、秋林子地区，红十五军团攻占直罗镇以西的张村驿、东村等敌据点，并以一部分兵力加强围攻甘泉以调动敌人东进。当时战役的打法是，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两个师，尔后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打破敌人之“围剿”，并向洛川、中部、宜君、宜川、韩城以及关中、陇东一带发展。 　　11月19日，敌五十七军一个师留守太白镇，主力沿葫芦河向直罗镇、鄜县前进，其先头一〇九师进至黑水寺、安家川地区，军部及另两个师进至张家湾东西地区。 　　毛泽东决定，乘敌先头一〇九师突进的有利时机，首歼该敌于直罗镇。 　　直罗镇位于葫芦河南岸，南北群山绵延，是甘肃合水通向陕西鄜县大道上一个较大的集镇。中间是一条狭长的谷地，三面环山，仅有一条曲曲小路穿镇而过，地形犹如一个口袋，是打伏击的理想战场。 　　毛泽东身穿两件旧单衣，在寒风凛冽中进至张村驿西端的川口子指挥作战。突然从抓捕的俘虏口中获悉，11月20日清早，东北军五十七军的前锋一〇九师已从黑水寺出发，直扑直罗镇。毛泽东迅速捕捉战机，当日10时许，急令红一军团由北，红十五军团由南迅速进入预定阵地，隐蔽待命，执行“21日消灭直罗镇一带之敌一师至两师之任务”。 　　毛泽东作好部署后，从东村下塬到葫芦河川，沿河右岸北上，从北家砭上山，提前进入镇东北吴家台高地一棵粗壮的杜梨树下的指挥所。 　　果然，飞机声、枪炮声由远而近，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指挥六二七、六二六、六二五团于11月20日闯进直罗镇。 　　次日拂晓，直罗镇南北山头上，枪炮声如雷贯耳，喊杀声震天动地，红军总攻开始了。 　　激战三昼夜，打死打伤敌军官兵千余名，生俘5300余名，师长牛元峰被击毙，缴获长短枪3500多支，轻机枪170多挺，取得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重大胜利。 　　张学良从南京返回西安，听说一〇九师被歼，牛元峰丧命，雷霆大怒。他的一些幕僚安慰张学良说，牛元峰逃到老牛湾，这是犯了姓，天意难违。张学良只好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气。 　　毛泽东则在繁忙的战争间隙，仍十分关心陕甘根据地的肃反情况。13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联名致电洛甫、博古，指出：陕北肃反中“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应予以平反”。18日又给洛甫、博古去电，提出纠正错误肃反中应注意的问题。一方面要纠正错捕，另一方面平反过去错误，要注意影响。 　　毛泽东时刻牵挂着刘志丹的命运、安危…… 　　在直罗镇战役的祝捷声中，11月30日，毛泽东在东村的天主教堂里，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这次胜利的原因是：“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抓住了战略与战役的枢纽(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分；四、群众与我们一致。”对于当前形势，毛泽东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我们的华北和全中国；我们的胜利也告诉国民党，我们不允许你们卖国。红军要同全国人民携手，用我们的枪炮与热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他说：“如果没有直罗镇胜利，则我们向南发展就被限制了，已有的苏区也不能得到完全的巩固。”“这次胜利，算是举行了奠基礼。”“中央领导我们，要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这次胜利，算是举行了奠基礼……” 　　 铁血岁月 毛泽东与刘志丹/姜永明.—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