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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枯木逢春 |
| 姜永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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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窑堡 一次亲切的会见，刘志丹从狱中走出，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哽咽地说:主席，我们很久就盼望你，陕甘革命根据地有救了……
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诙谐地说：对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锻炼。
周恩来也风趣地说：左字号的监狱也厉害得很喽!
一道道的山来一道道水，
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
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
咱们的队伍势力壮。
千家万户把门开，
快把咱亲人迎进来。
热腾腾的油糕摆上桌，
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
围定亲人热炕上座，
知心的话儿飞出心窝窝。
满天的乌云风吹散，
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千里雷声万里闪，
咱们革命的力量大发展。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
——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一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像远方飘来的一团乌云，刹那间遮天蔽日，给陕甘苏区和西北红军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二十世纪末，陕北著名传记文学作家忽培元在他的扛鼎之作《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中对刘志丹和他的战友在1935年初冬，祸起萧墙，历尽劫波的情景进行了生动传神的描述——
身为东地区苏维埃主席的马文瑞，一天接到一份通知要他到洛河川的陕甘特委所在地开会。他跃马远去，行至金盆湾附近，迎面碰见一支穿灰军装的队伍。这支每个人身背一个大斗笠的红军，遇见马文瑞打问姓名，他自报身份后，一位身挂盒子枪的头目，突然态度和缓地说：我们是红二十五军的，我叫朱仰兴，保卫局侦察科长。
马文瑞说：“噢，久仰大名，我是接到特委的通知，前去洛河川开会的。”
朱仰兴神情有些尴尬，支吾地说：“情况有变，你不要去了，回临镇把工作交谈了以后再走……”
马文瑞心里一震，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
果然一到临镇，朱仰兴立即命令开会。东地区各部部长及红泉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刘大才等，和马文瑞一起被强制集中到一间小会议室。朱仰兴宣布所谓中央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朱理治、聂洪均等人关于开展“党内肃反”的指令，同时宣布在场的人被捕受审。
话音一落，早有几名壮汉从腰间掏出麻绳一拥而上。小通讯员见状忙喊：“不许胡来!”结果连自己也被捆了起来。
马文瑞感到手腕犹如刀割般疼痛，但坚毅地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身体单薄的许克昌忍不住失声哭叫起来，顿时招致一阵雨点般的拳打脚踢……马文瑞看到部下遭受不白之冤，心如刀绞厉声说：“你们要抓，就把我抓走得了……”话音未落，就是劈头盖脸的毒打。
身处危境时，马文瑞深深地意识到：刘志丹他们一定再劫难逃……
所有的人都被结结实实地五花大绑起来，头上都戴上一顶事先缝好的黑布套子，整个头部齐脖子都被筒在里面，仅有眼睛处留手指粗细的两个小洞。
保卫局的朱科长又严厉地宣布了纪律：“上了路，谁也不许吭声，不然当心脑袋搬家。”
马文瑞疑惑地问：“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被抓的人们一路押解徒步，傍晚临近甘泉县城附近的稻草铺村夜宿。他们一整天水米没打牙，早已疲惫不堪，被绳索缠绕的身体也渐渐麻木，只是机械地拖着沉重的步履，心里翻腾着无数的疑问和困惑。
黑暗中，马文瑞才被摘去头套，推进没有灯光、充满霉腐味的冷窑里，偶遇同命运的南地区中宜县苏维埃主席张仲良，战友相逢，感慨万端……
第二天一大早，照例戴着黑头套上路，一直山环水绕跋涉两天才到达瓦窑堡。以戴季英为局长的保卫局把抓来的人分别关押在这里，审理处置。
到了瓦窑堡，马文瑞才知道自己是抓进来比较迟的。他一松绑，就被戴上十多斤重的土制脚镣，关入一间较大的平房。这房子原是一家财东开办的“汇川通”店铺。眼下只留门，窗被封死，墙上有一个一尺见方的小口透气。空气污浊的牢房内仅有窄窄的土坑，被砖头隔出许多空格，关押着黑乎乎的几十号人。
他一进门，就有人不约而同地喊道：“马文瑞也来了!”
闻声而至，他认出了红一支队的战友高朗亭、张秀山等人都戴着脚镣，乱蓬蓬的头发，胡子像茅草一样，神色憔悴，衣服又脏又破……
他在脚镣的伴奏下急切地轻声问：“老刘怎么样了?”
“早被抓起来了……”张秀山气恼地说：“咱陕甘边大部分负责人都被抓起来了。刘志丹、习仲勋、刘景范、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
1935年冬某日凌晨，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正凑在昏黄如豆的煤油灯下给红军绵针密线地纳军鞋。徐海东的爱人周东屏急促地敲开门走进窑里，凑在她耳边悄悄地说：“刘嫂子，刘志丹军长被拘捕在瓦窑堡了……。”
她一闻这消息，心急如焚，气愤地无法用语言表达。连夜草草收拾起针线包袱，背着年仅5岁的女儿贞娃(刘力贞)匆匆赶往瓦窑堡。
瓦窑堡里阴霾密布，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老百姓窃窃私语，认为红军不会抓红军，肯定是有坏人啦!说不定是白军的人……只身救夫的同桂荣刚入城就和女儿被管制起来，当成反革命编到劳改队。她白天干活，晚上以泪洗面，不住地长吁短叹：“这事怎么了结?”
一天，同桂荣母女在牢房外听到拷打人的呻吟声，心如刀绞，五内俱焚，不禁仰天长叹：刘志丹究竟有什么罪?闹革命闹得家破人亡。敌人抄了他的家，掘了他的祖坟，焚尸扬骨。他家的两个男孩，一个因躲避敌人没奶吃活活饿死在深山野洼；一个着凉发烧，服了从国民党部队俘来的军医的药死了，那个歹毒的军医也偷偷地溜走了。儿子的厄运传到劳山前线，刘志丹把难过咽在肚里，集中精力指挥战斗，取得歼敌一个师的胜利。
一连数日，同桂荣住在沙家巷大院的家里冰锅冷灶，饮烟断绝，寝食难安。好心房东沙家老婆婆、郝明珠姨姨的母亲都悄悄地送来吃的，细声软语劝慰她：老刘要是反革命，怎么会有陕甘根据地?
刘志丹的战友白如冰也抽空来探望同桂荣，并留给她几块大洋补贴家用，安慰她：把心放的宽宽的，想来他们不会杀害老刘，你要保重，照看好孩子……。
一次，同桂荣带着女儿上街，迎面过来一队被押着的囚犯，人人头上都戴着只露两只眼睛的黑布袋，老百姓看见，都默不作声地瞅着他们，其中有一个囚犯在经过同桂荣母女身边时故意重重地咳嗽了两声，似在向他们打招呼。
有一天，一位姨姨说监狱里站岗的是她的亲戚，她已偷偷说好，让同桂荣带上孩子去看看老刘。
同桂荣听后，立即带上女儿去探监。只见院子的牢房窗子全用青砖密封了，仅留一个气眼。里面不断传出剧烈的咳嗽声，贞娃情不自禁地大声喊叫：“爸爸……爸爸……”
哨兵立即过来阻止，让她们赶快离开，同桂荣母女什么也没有见到，只好悻悻离开监狱。
身陷囹圄的刘志丹和战友们在狱中放风时发现，院子四周挖了许多大土坑，大伙都觉得非常蹊跷，就在心里暗自嘀咕：好端端的院子为什么要费心费力挖这么多的大坑……继尔大家都默不吭声地打量着对方。
有人情急之中，失声叫到：“挖这些坑，看来是要活埋咱们……”
一语道破天机，刘志丹和他们的战友们不禁心里发噤，环顾壁垒禁严的监狱，高大厚重的狱墙，他们深深地预感到：死神正一步步向他们逼来……
二
久旱禾苗盼甘霖，
陕甘人民想亲人。
听说中央红军到，
喜迎救星毛泽东。
直罗镇奠基礼的硝烟刚刚成为时代的回声，毛泽东又策马按辔向陕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瓦窑堡驰去。
古老而美丽的瓦窑堡山城从此失去了往日的静谧，“铿铿锵锵”的锣鼓声隐隐作响，机关、学校、群众团体和工商界的干部、市民都沉浸在期盼以久的喜悦中……连日来，人们忙碌着，欢笑着，迈着轻捷的步子清扫街道，张贴标语，制作彩旗，准备欢迎毛泽东的莅临。
12月13日下午1点左右，在和暖的阳光沐浴下的瓦窑堡的城墙上响起了荡人心魄的钟声，人们立即从四面八方向集合场上汇集。宽大的广场人山人海，歌声嘹亮。
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带领大家步出西门，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焦急等候。路两旁人群密密匝匝排了几里长，所有人都引颈眺望着西方。
忽然，人群中不知谁喊道：“来啦!毛主席来了……”
在万众注目中，省苏维埃主席马明方陪着身材高大、面容清瘦，穿一身青布衣服，头上戴着灰色八角帽，帽子上缀着一颗鲜艳的五角星，迈着矫健的步伐，向欢迎的群众频频招手的毛泽东，紧随其后的是留着长髯的周恩来，精神十分饱满，看上去给人感觉特别威武。顿时，欢呼声，锣鼓声和人们的鼓掌声震动千山万壑。“热烈欢迎毛主席!”“热烈欢迎中央红军”的口号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毛泽东在直罗大捷之后，迅速折返瓦窑堡，全力以赴投入到解决陕甘根据地“肃反”这一敏感而又非常棘手的问题中。
其实早在一月前，王首道、刘向三就受中央指派，提前赶赴瓦窑堡，接管陕甘晋省委保卫局工作。他一到瓦窑堡就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停止捕人和杀人。
当王首道来到陕甘晋省委保卫局的时候，那位以整人著称的局长立即搬出了一大摞一大摞的案卷，对王首道说：“我们捕人和处决人是很慎重的，这些都是确凿的证据。”
他又拣出一大堆材料，用手夸张地拍了拍，对王首道说：“这些都是刘志丹的材料，说他是右倾，一点也没有过分。”
王首道谨记毛泽东“要慎重处理”的叮咛，并不轻信那些案卷，不理睬保卫局长，只是淡淡地对他说：“你现在先把肃反的所有材料交给我，有事需要找你的时候，我们再派人去叫你。”
保卫局长怏怏不乐地走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调查、核实，在掌握了大量确凿事实之后，王首道当面向保卫局长戴季英提出质询：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那么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又怎能建立和巩固下来呢?
对于这一连串的诘问，保卫局长张口结舌都答不上来。
但他仍顽固地坚持和声称，有案卷、有口供为据。
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他们仔仔细细、反反复复地翻阅了那些案卷，发觉其中所列举刘志丹的“罪状”纯属子虚乌有，不能成立，令人难以置信。
——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
——所谓“梢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
——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注意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知明人士等等。
显而易见，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坚持了一条正确的路线。
王首道他们还陆续传讯了几名所谓的在押“犯人”，当这些受难的人知道王首道等人的真实身份后，就敢放胆讲真话了。
王首道他们经过再三审查，证明和发现所谓的“口供”，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的事实、蓄谋离间外，其余都是保卫局长采取高压政策，进行“逼供信”所造成的结果。
王首道认为，同干部本人谈话，是了解于部的重要途径之一。刘志丹被捕时，保卫局长戴季英连一句辩解的话都没有让他说，就将他关押起来。
王首道等人亲自到狱中访问了刘志丹，并进行了长时间的面谈。
谈话时刘志丹仍然带着手铐，钉着脚镣。因为他是“首犯”，所以看管一直比较严密。
刘志丹得知王首道等人的来意后，仍然不卑不亢地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本人是光明磊落的。红军二十五军来到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
刘志丹在“左”倾主义者的残酷迫害下，身陷囹圄，镣铐加身，受尽折磨，仍然不计个人得失、安危，一心想着党的事业。刘志丹狱中的一席话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毛泽东到了瓦窑堡后，就和周恩来听取了王首道等人关于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汇报，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气愤地说：“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
周恩来不顾旅途征战的劳累，亲自带人到阴暗潮湿的监狱中给他打开脚镣，接他出狱。
周恩来在狱中见到刘志丹第一句话就说：“你受苦了，我们感谢你创建了这一块根据地，使中央有了落脚地。‘左倾’分子把全国其它地方的根据地都搞光了，还杀害了许多好同志。现在有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纠正‘左倾’，形势好了。”
刘志丹感喟地说：“中央不来，我们就见不上面了。感谢中央救了我。”
周恩来说：“是互救嘛!”说着他伸手要扶刘志丹挪动。
刘志丹说：“我能走，这不过吃了一点小亏。你在黄埔讲的话，我还记着：革命军人要经得起各种严峻的考验。”
周恩来肯定地说：“你在陕甘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很有创造性。你时常受‘左倾’分子的打击，这次差点被杀头，但你总是忍辱负重，赤心一片，这甚至感动了一些斗过你的人，这一点很了不起……”
1935年的年头岁尾，皑皑大雪覆盖了莽莽黄土高原的千山万壑。
这天，瓦窑堡第二高等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几盆木炭火哔哔剥剥爆响着燃得正旺，党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正在举行。
这是一个党中央为陕北同志，为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专门召开的平反会议。
一排学生课桌拼起来放在屋子的正中，算是主席位，下面坐着一些被释放的人。会议由党的总书记张闻天亲自主持，博古、董必武、邓发、李维汉、张浩、贾拓夫、王首道、朱理治、郭洪涛、王达成、聂洪钧、刘志丹、高岗、杨琪、杨森、戴季英等参加会议。
张闻天首先讲话：“中央召开的这次活动分子会议，主要是解决原陕甘晋省委错误肃反问题。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处理是一个冤案，应该纠正，现在请王首道同志把情况给大家讲一讲”。
张闻天说完，王首道不慌不忙地把手里的几张纸齐了齐，开始介绍错误肃反的经过和处理意见，他讲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大家听得十分认真，连咳嗽声都压得很低，几乎听不到声响。
王首道讲完，张闻天又对陕甘晋保卫局长戴季英说：“请你也谈谈你的意见和对错误的认识。”
保卫局长戴季英开始讲话。他说，他是依据证据办案的，刘志丹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他的材料足以说明问题……
戴季英顽固恶劣的态度，使会场引起不小的骚动，引起被平反人的极大愤慨。杨琪、杨森等纷纷站起来打断了他的话，诉说自己和战友们所受的残酷迫害，说着说着语不成声，身体急剧地抽搐嘤嘤痛哭了起来。于是被平反的同志都流下了悲伤的眼泪，会场一片哭泣之声，气氛十分凝重，会议已经进行不下去了……
这时，刘志丹站起来发言，监狱生活使他更加消瘦清癯，头发很长。
大家见刘志丹要说话，这才停止了哭泣和说话声。
刘志丹说：“同志们，我们虽然受了委屈，但现在党中央到了陕北，正确处理了这件事情，弄清了问题。在今天这个会议上，我们要感谢党中央，我们应该高兴；现在中央到了陕北，要领导全国革命，我们要顾全大局，过去了的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处理决定……。”
刘志丹的话讲完后，会场上的气氛才又安定下来。中央领导也都对刘志丹的觉悟和胸怀表示赞许。
张闻天又让保卫局长戴季英接着讲，如果态度不好，只能讲3分钟。
戴季英仍然坚持他的观点，死不认错。董必武、邓发、李维汉等立即高声叫道：“停止你的发言。”“让别的同志讲。”
会议继续进行。朱理治、郭洪涛等发了言，最后宣布了冤案的处理决定。
为了严明党纪，党中央决定给戴季英警告处分，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
戴季英一再狡辩。
周恩来声色俱厉地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三
那是1935年隆冬的一个黑漆漆的深夜，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搂着年仅5岁的女儿贞娃，孤寂地蜷蛐在瓦窑堡沙家巷一间冰冷的平房里。没有褥子，也没有枕头，母女俩躺在光席子上，盖着一块薄薄的被子。
这已经比前些日子好多了。
她隐隐地听说刘志丹被党中央从狱中救出。她们娘儿俩也离开了管制队，可以自由行走，单另住宿，而且还多了一床薄被……
街上的狗突然狺狺地吠了起来。
女儿贞娃怕得将她娘抱得很紧，同桂荣的心扑扑直跳……
忽然间，手电的光在窗子上闪了几下，接着有人“笃笃”地敲门。
哎，又出了什么事?同桂荣用颤动的手指将灯点亮，下炕去开门。
“啊——”她吃惊地半天合不拢大张着的嘴巴。
敲门人竟然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丈夫。
刘志丹回来了，带着累累狱伤出现在同桂荣母女面前。
女儿看见久别的父亲，一下子扑到刘志丹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泣不成声地说：“爸爸，蛮娃被药毒死了……，我想弟弟呀!”
同桂荣也禁不住内心悲伤，失声痛哭起来。
刘志丹坚毅地站在那里，一手抱着女儿，一手紧抓着炕棱，豆大的泪珠簌簌落下，顺着消瘦的面颊滴落在女儿稚嫩的脸上。
看着他像铁人一般擦干了泪水直直站立在脚地上，她才发现他满身伤痕，青中带紫，紫中泛青，脚腕被沉重的铁镣磨烂，伤至筋骨，两只袜子被磨成四节，手腕也被手镣磨烂，审讯时用细绳把两个大拇指勒得露出骨头……同桂荣再看看病中的爱女，想起自己早夭的两个儿子，不禁嚎啕大哭，两腿发软，一下跌倒在灶火圪*(左土右劳)。
刘志丹不顾狱中伤痛，急忙抢步上前把她扶上炕，并轻轻地给妻子拭泪。
同桂荣带着哭腔咒骂“左倾”分子太惨酷无情。
刘志丹一边耐心地劝慰妻子，一边说夜里哭外面有人听见影响不好。
他宽容地说这毕竟是党内矛盾，是内部问题，不是敌我矛盾。
同桂英忿忿不平地说：“不是敌我矛盾，还把好人朝死处整哩，已经活埋和枪杀了二百多名革命的同志!你有军队有刀有枪，为什么不和他们斗争!”
刘志丹心里倏的一惊，忙伸手按住妻子的嘴，神情严峻地说：“怎么能这样说。这是党内问题。我们红军不能自相残杀，我在劳山战斗中，从俘虏兵手中的敌人报纸上，获悉中央红军已到达甘肃境地。如果干起来，陕北这块革命根据地就完了，中央来了，我怎给中央交待，能说清楚我是革命还是反革命!”
“那你为甚不跑，偏来瓦窑堡，你坐牢不说，连你骑的马也关在牢院马棚里，我和贞娃夜里溜出管制房，偷偷蹲在牢外墙下，隐约听到你在里面惨受折磨的痛苦呻吟，受了那么大的劫难。”同桂荣流着泪说。
“坐牢毕竟是暂时的，痛苦都已经过去了。你看党中央不是把我救出来了嘛!咱的红军不是还在吗?当时情况复杂，假如我带大队兵马离开，风声一漏，军心就会大乱。如果在军团部逮我，警卫员就会动武。所以我一人骑马离开部队来瓦窑堡与他们进行说理斗争。这就避免了党和军队的分裂，没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
刘志丹表情冷峻地说：“桂荣，你要想开些，干革命要舍得一切，要豁出自己的生命，包括亲人在内。只有站起来英勇奋斗，彻底消灭反动派，才能有我们的自由和幸福……”
刘志丹出狱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专门安排了接见。
那天，当刘志丹得信赶到毛泽东住处时，四周山峁陡洼上正飘着雪花，但周恩来已在大门口等了多时。一见面，周恩来立即大步迎上去，紧紧握住刘志丹的手，长髯飘动，亲切地说：“呵，志丹同志，中央来晚了，陕北同志受苦了。”
刘志丹被周恩来的热情感动得双手颤动，他久久地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您的学生，您还带我们打过仗。”
周恩来眨着湿润的眼睛，说：“我们是战友，你在陕北的情况我知道一些，你们工作的成绩很大，毛主席一到陕北就称赞了你们。”
刘志丹跟着周恩来走进毛泽东住的砖窑院时，并不径直进屋，在门口叫道：“志丹同志来了。”
毛泽东笑咪咪地迈大步从窑里走了出来，身着朴素的灰布军装，睿智的眼睛炯炯有神。周恩来紧走一步上前，指着毛泽东对刘志丹说：“这是毛主席!”
刘志丹向前走了一步，立正给毛泽东敬了军礼，说：“毛主席，您好!”毛泽东一把抓住刘志丹的手说：“我是来投奔你的呀!”
刘志丹忙说：“是你救了我。”毛泽东看着周恩来哈哈大笑着说：“共产党里怪事不少，主人反被客人关起来了，歪人当道，好人受气呀!”
刘志丹看着毛泽东高大英武的身体，坚毅深邃的目光，打心眼里产生了对毛泽东信赖的感情。他激动地说：“主席，我们很久就盼望你，终于在陕北根据地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盼来了主席和党中央。是党中央和主席救了我们，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说：“是你们创造和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才使党中央有了落脚点。不然的话，我们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落脚哩!”
他看着刘志丹瘦削单薄的身体，说：“冷吧?快回窑里坐，里面有火。”
回到窑洞里，毛泽东让刘志丹和周恩来落座后，看着刘志丹诙谐地说：“刘志丹同志，你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是一种考验，是一种锻炼，也是一种休息嘛!”毛泽东用他所独有的思维方式，对问题进行阐发。
刘志丹也笑着说：“主席，我1931年已坐了一回国民党的牢，对我来说，坐牢不算什么。”
周恩来一面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一面风趣地说：“‘左’字号的监狱也厉害得很喽!”三人都会心地笑了。
刘志丹释怀地说：“也没什么，我不是还好好的吗!”
周恩来指着刘志丹脚腕上因长时间戴脚镣而烙下的深深印痕，体贴地说：“还是吃了点亏。”
刘志丹望着毛泽东、周恩来因为经过长途行军跋涉加上工作繁忙，身子骨都很清瘦，十分关心地说：“我挺好的。主席、副主席的身体都吃了很大亏，陕北的条件不好，而且又冷，真担心……”
毛泽东插话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嘛。”他扳起手指说：“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毛泽东说着，顺手去口袋里摸烟。
“这里的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也好，闹革命是个好地方。”周恩来接着说。
刘志丹又说：“我们做的事太少了，开始走了不少弯路，失败了许多次，在有了许多教训的基础上，才做得好一些。”
接着，毛泽东、周恩来又详细询问了陕北工作的情况。刘志丹一一作了细致的汇报。
毛泽东赞许地说：“我正起草一个《告根据地同胞书》，准备用你，我和彭德怀的名义发表。”
刘志丹点点头。毛泽东又说：“你创建陕甘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法子，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刘志丹说：“我们走的是井岗山道路。”
毛泽东深思远虑地说：“陕北穷苦偏僻，敌人看不上，是革命者用武之地；但最关键的是要取得人民的信任，我一到陕北就从群众口中知道你是他们敬爱的领袖。”
志丹忙说：“这我可不敢当，我只是人民的儿子。”
毛泽东还说：“今后的工作我还要多听听你的意见哩。”
刘志丹态度诚肯地说：“中央来了，我们坚决听中央的，以后的事情就更好办了。”
临别时，周恩来对刘志丹说：“中央军委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地方，你搬过来住，还是先休息休息。”
毛泽东也说：“对，你先休息休息。”
刘志丹说：“不用了，我马上要工作。”他依依不舍地再一次握住毛泽东那温暖的大手，向毛泽东告别。临出门时，他才发现毛泽东脚上竟穿着一双单薄的布鞋，心里不禁感叹道：“毛主席啊，你为中国的革命，真是受尽了千辛万苦呀!”
走出毛泽东住的破窑院，刘志丹神情一振，觉得全身充满了神奇的力量，毛泽东、周恩来的音容笑貌在他的心头不断浮现。
四
1935年11月26日，中央作出的《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认为这个错误肃反处理纳论对初到陕北的中央来说，也许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尽管戴季英、聂洪钧等受到处理，本人也勉强作了检查。但对“左”倾错误没有进行清算，陕甘边苏区的一大批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当时，中央决定对释放干部的工作分配办法是：地方干部由陕北省委负责，军队干部由军委负责。
历史老人最清楚地记得，对1935年错误肃反处理结论的争论断断续续，纠纠缠缠了半个多世纪。延安整风运动中曾旧事重提，一直到1983年，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以后，经过由中央指定的五人小组同原陕北有代表性的老干部研究、商讨，取得一致意见，作出中共中央28号文件，才最后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文件再一次褒扬：刘志丹同志是一个一向胸怀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领袖人物。
刘志丹出狱不久，被中央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兼任主席>，中央所在地瓦窑堡的警备司令，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等等，在中央军委工作。毛泽东、彭德怀又和刘志丹联名发布了《告根据地同胞书》——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总不会忘记国民党统治下所受的无比痛苦吧?那时军阀官僚怎样压迫我们，出不尽的捐款，催款的人像毒虫那样咬着我们，一次捐款还没付清，下次捐款又已派到。支付不起时就立即把我们捉去坐牢，或枪杀!——同志们，这些我们不能忘记!
记得豪绅地主怎样凶恶地天天上门来催我们的租，逼白(迫)我们的债，缴不出租债时，我们的牛羊牲口家里器具都被牵去拿去。甚至我们的儿女都被抢去卖掉。同志们，这些我们怎能忘记!
更伤心的是，白军来时把我们的粮食、牛羊、鸡子、猪子一起吃完。把我们的牲口赶走抢去，把我们的房屋拆净烧毁，将我们的壮丁，拉去当兵，将我们的妇女轮奸致死!同志们，这些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国民党军阀官僚豪绅地主是要使我们死亡!
我们忍受不了这样残酷的痛苦，我们勇敢地起来革命，推翻反革命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现在再没有人催我们捐款，迫我们租债了，我们分得土地房屋，我们获得了自由解放，现在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要以一切的牺牲，用一切的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土地和自由，来保卫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同志们，现在国民党军阀和豪绅地主，受着帝国主义指挥，向我们苏区残酷的进攻。国民党匪军到处乱抢乱捉，大烧大杀，豪绅地主要回我们所得土地，要我们加倍缴租还债，要剥夺我们一切革命利益。国民党匪军非但要恢复地主资本家统治，而且还引帝国主义进来屠杀我们。蒋介石正在把我们陕甘的土地人民，卖给日本帝国主义。要使我们做亡国奴，使我们受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宰割摧残，使我们灭族灭种。
同志们，我们难道能让国民党匪军和日本强盗来屠杀宰割我们吗?我们难道能受亡国灭种的痛苦吗?万万不能!
同志们，现在斗争是万分紧张了!我们前方英雄红军最近打了大胜仗，消灭敌人四个团。我们红军需要更加扩大，来消灭更大批的敌人。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土地、财产、父母、妻子，我们一定要牺牲一切，消灭敌人进攻，来保卫我们神圣的苏区!我们不甘落后不该贪恋家产快乐，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当红军，到前方来和恶敌人血战!
同志们，我们或是胜利，或是灭族灭种，我们要彻底解放，唯一的出路纸(只)有当红军!
亲爱的工农们，大家当红军，到前方来呵!
中央在为陕北苏区干部平反的同时，还为红二十五军中的300多名在鄂豫皖苏区肃反中被打成“改组派”，“第三党”，“AB团”，“反革命嫌疑犯”平了反。这300多名跟着红军一路长征的“反革命”，听到中央给他们平反的消息，都感动得手舞足蹈，放声嚎啕，涕泗横流。党中央初到陕北，在几支红军实现统一上获得了十分完满的解决，取得了政治方面的成功，树立了英明无比的形象。
这时，刘志丹狱伤还没有痊愈，但感到全身仍有使不完的劲，废寝忘食地工作，忙着组建红二十八军，准备东征抗日，他非常感激毛泽东的知遇之恩。
陕北的父老乡亲听说毛泽东对刘志丹非常器重，也都万分高兴，他们心如明镜，知道是毛泽东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许多老百姓把鸡蛋﹑大红枣纷纷托人送给毛泽东，四面八方的乡亲们也拿着大南瓜﹑小米﹑荞面从很远的地方赶到瓦窑堡来看望刘志丹。都说老刘的身子太虚了，让那些狠心的人给糟蹋得不成样子了，一定要好好补补才是啊，有的人边说边抹眼泪。
刘志丹是一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革命者。经他多年苦心经营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全部编入徐海东领导的红十五军团。在组编红二十八军时，有些人建议，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里抽调一些干部过来，他们对刘志丹说：“只要你提出来，毛泽东一定会同意的。”
刘志丹决不依从，他认为：“我们不能拆徐海东同志的台，更不能去干扰毛泽东的工作。”
有一日，许多走出监狱的人都涌向刘志丹的窑门，院里站了一大群，杨森、杨琪、张秀山、高锦纯、贺晋年、黄罗斌、任浪花、郭宝山、习仲勋、黄子文、汪峰、张策、高岗……还有伤口未愈的王世泰，大家嫌窑小太挤，都嘻嘻哈哈站在院子里说笑。
说笑了一阵，话又扯到正题上。大家七嘴八舌地说道：“要不是毛主席来，或是迟来一步，说不定我们这些人的脑瓜子早就搬了家!”
有几个人免不了发一些牢骚，高岗禁不住破口大骂道：“他妈的!说老子是反革命?中国多有几个象我这样的反革命，那就好了!”
志丹觉得这话有些刺耳，便用既是劝解又是批评的口吻说：“你们不要在这里乱说，影响不好，也不利于团结。党内斗争嘛，常常是人死了以后才能做出结论。现在党中央﹑毛主席来了，把我们已经放出来了，还有什么牢骚可发?对犯错误的同志要给人家改正的机会，欢迎人家改正错误，和我们一道工作!党内的事情，中央会给我们作结论的，你们把心胸放开阔些，解开心里挽下的疙瘩，跟着毛主席，好好干!”
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亲自登门找刘志丹谈话，让他将西北革命情况和狱中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但是刘志丹因为备受折磨，手指头有几处裸露出骨头，弯不回去，同桂荣只好烧开水晾温，让刘志丹把手指浸在温热的水中等到泡软弯曲后，才在昏黄暗淡的油灯下伏案疾书。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使许多人深受感动，同时也对他的身体健康深深担忧。周恩来知道后，曾多次指示，让同桂荣到部队去照顾刘志丹。
同桂荣带着5岁的女儿从沙家巷平房搬到一孔窑洞里，附近的乡亲们借给她几件简单的锅碗瓢盆，刘志丹又在外面拣来了高粱杆，制了几双筷子。
在这样几近原始人的艰苦生活环境里，刘志丹没有想到自己，他想到了那次毛泽东接见他的时候还穿着一双单薄的布鞋，而1935年陕北的隆冬，天气又特别寒冷，气温总在零下三十度左右，主席穿这样的一双鞋怎么能过冬呢?一天深夜，刘志丹冒着雪回到家里，同桂荣望着丈夫清瘦的面容说：“这么晚才回来，都冻成这个样子，快到炕上来暖和暖和。”紧接着又问：“老刘，最近一阵子你身子亏得厉害，能不能休息几天……”
刘志丹说：“毛主席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奔波，到陕北根据地后，日夜为中国革命操劳着，咱们这算个啥呢?”一说到主席，刘志丹的眼里就流露出无比钦佩和关切的样子，他对妻子说：“我想请你做一双棉窝窝鞋!”
同桂荣一听高兴地说：“这几天，我正思谋着给你做一双棉鞋穿，可就是没有东西，棉花、布什么也没有。”
刘志丹说：“没有东西不要紧，不过这鞋不是给我做的。”
同桂荣迷惑地瞪眼问：“不是给你做的，是给谁做的呢?”
刘志丹说：“给毛主席。”
同桂荣一下子惊喜而又紧张起来：“给毛主席做，那可就真害怕我做不好，毛主席会嫌弃吗?”
刘志丹笑着说：“不要怕，我给你当参谋。”
同桂荣高兴得连夜动手。她把全部家当都翻遍了，挑来挑去，只选出来几块能作鞋里子的白布。她想了一会，为难地说：“鞋面和棉花哪里去找呢?”
刘志丹想了一下，说：“明天我设法买鞋面，称几两棉花。”
第二天，院子里的老乡，听说刘志丹要给毛主席做棉鞋，就是没有鞋面和棉花，便你送来鞋面，她送来棉花，有的送来羊毛擀成的毡垫，大家都非常关心给毛主席做鞋!都说：“毛主席是南方人，咱北方天气寒冷，要把棉鞋做厚点，不要使他冻着啊。”
同桂荣经过忙碌，把做棉鞋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她要剪鞋样，但不知道毛主席脚的大小、肥瘦。这天晚上她一直等到半夜，刘志丹才从军委回来。他回到热乎乎的土窑洞里，看见女儿已经熟睡，同桂荣还在等着他，就笑着说：“你还没睡?”
“我等你回来，问毛主席的脚大小、肥瘦，好剪鞋样呀!”
“那天毛主席接见我的时候，也穿着单鞋，我心里就思谋着给他做一双棉鞋穿，当时我就记下了他的脚大小、肥瘦，你照我的鞋样剪，大上一寸，宽上五分!”
一会儿，同桂荣把鞋样剪出来了。刘志丹看了后，说：“这里还有点直，一定要把式样做得好看。”
在刘志丹指点下，同桂荣反复剪了几遍，终于把鞋样剪出来了。刘志丹看了又看，满意地说：“照这个样子，一定能做好，这是我交给你的重要任务!”
同桂荣笑道：“哎，做双棉鞋还能算啥重要任务?”
刘志丹严肃地说：“那当然。这是给我们党的领袖做的棉鞋呀!”
同桂荣像一个战士接受任务似的问道：“完成这项任务有什么要求吗?”
刘志丹认真地说：“第一式样要好看，第二里子要软，帮子要深、鼻梁要高，底子要厚；第三要结实耐穿。”他看着同桂荣十分认真的态度，又说道：“你知道，毛主席走遍万水千山，要踢倒三大敌人，在冰雪风寒里指挥千军万马，创建一个新中国啊!”
两天后的晚上，一双按刘志丹的要求、式样美观大方，带有陕北特色的棉窝窝鞋做好了。
刘志丹从军委回来，高兴地拿着棉鞋看了又看，伸手到鞋里感到又软又暖，便乐呵呵地说：“这项任务你完成得好，我表扬你!”
同桂荣不好意思地说：“就怕毛主席嫌弃，没做好!”
刘志丹满意地说：“你放心，毛主席保证不嫌弃!”
第二天，同桂荣带着女儿亲自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穿上棉鞋激动地说：“合适，很合适。”
毛泽东又说：“陕北的地方好，人也好。你的手巧得很，这双棉鞋穿上好暖和。你要关心志丹的身体。让他养好伤再工作。”
毛泽东还笑着对贞娃说：“和志丹像极了，真漂亮，也是一表人才。来，来，来，让伯伯抱抱。”
最后又对同桂荣说：“你回去给志丹说一下，我给德怀、林老(林伯渠)、罗迈、首道等几位同志说了，他们会去看他的……”
五
在土著者的记忆中，那年的陕北似乎比往年格外的冷。十一月间，已断断续续地下过好几场纷纷扬扬的大雪。
这些天，在保安北部邻近安定一带的村子里，总能碰见一位商人走村串户。
这位商人穿长袍大褂，操着外路口音，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
在陕北偏僻的乡野村落，商人经常饶有兴致地停下来同蹲在窑洞口抽烟晒太阳取暖的老乡天南地北地闲*(左口右扁）。除谈些陕北的风俗人情年成丰歉之外，有时也说说别的趣事轶闻，比如装着无意问问新来的队伍是从什么地方来，领头的叫甚名谁等等……
张闻天这天去瓦窑堡，看看天快黑下来了，便临时决定在这个无名的村子投宿一夜，明天再继续赶路，张闻天刚刚住下，听到门外有吆喝买卖的声音。中央最近颁布了商业政策，张闻天对此颇为关心，便出门来看，在一家灰暗的窑洞门前，一位商人正同老乡讨价还价收羊皮。
“奇怪，怎么这个商人的声音听起来这么耳熟?”张闻天暗想，便朝商人走去，警卫员急忙跟上去。
因为天冷，商人头戴一顶大皮帽子，张闻天看不全他的脸。这时，商人帽檐下的两只眼睛正圆溜溜地瞅着张闻天……
“先生这货可是贩到北边去？”张闻天说。
商人看着他，突然说：“先生是从南来！说话间一把摘掉头上的帽子几步走向张闻天。”
“啊哟，育英，是你！”张闻天惊喜异常，扑上去紧紧地抱住林育英。
“终于找到你们了！”林育英更是欣喜万分。
原来遵义会议后，陈云受中央派遣秘密赴上海，旋即远去莫斯科，与隔绝一年的共产国际接上关系。
共产国际听了陈云的汇报后，即派遣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林育英(即张浩)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八一宣言”，以及携带回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电码。
张浩为了安全起见，由苏共用飞机空投到中蒙边境，然后扮成商人辗转进入陕北，已经打听中央的行踪有好多时日了。没想到在这山野陡洼却与张闻天不期而遇……
当天夜里，张闻天与张浩拥被而坐，张浩向张闻天详谈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以自己的理解加以解释和说明。
不久，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终于同革命伙伴小个子刘英喜结连理。
刘英，原名郑杰，1905年10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金井镇。1924年入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大革命高潮。1927年“马日事变”后从事地下斗争。1929年赴苏联莫斯科学习，进入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期间与张闻天以师生相识。1932年回国后不久到中央苏区工作，曾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长征中被调任中央队秘书长后，工作中同张闻天感情渐深，到陕北终于结为伉俪。当时他俩的婚礼很简单，形式上就是把两床棉被抱到一起。但这简单的婚礼，实际上使中国共产党人真正有了“家”的开始。
毛泽东从直罗镇赶回瓦窑堡时，婚礼早已完毕。但毛泽东还是要找到刘英讨糖吃。刘英不仅同毛泽东是同乡，刘英的老师周以粟是毛的同学。出于对老乡的关照，加之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曾充当了张闻天和刘英爱情的“促进者”。如今两人大礼已毕，毛泽东自然按湖南乡俗，吃了“媒糖”。毛泽东吃着喜糖，笑嘻嘻地对小个子刘英说：“闻天民主作风好，是位明君。你如今已是明君皇娘娘了，可要照顾好君主呀!”
语毕，洞房窑里传出三个人发出的爽朗笑声。
张闻天便将从莫斯科归来的张浩介绍给毛泽东。此前，毛泽东并不认识林彪的这位堂兄，但张浩却与张国焘相识甚早，1922年就在一起参加工会工作，个人私交也很好。
张浩回国路途艰险而迢遥，无法携带文件，只好将从莫斯科出发前强行背熟的《八一宣言》，到瓦窑堡后便凭记忆向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要求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共中央随即发出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宣言》以毛泽东和朱德的名义致电国民党，提出组成全民族抗日国防政府的主张，宣称：“无论国防政府在任何方式下组成，我们决定首先加入。”《宣言》发出后，国民党置之不理，未作任何表示。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下河滩田家院张闻天的居室举行，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罗迈、郭洪涛等参加，欧阳钦作会议记录。
会议围绕抗日的主题讨论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及军事战略问题。
此时的陕北，已是天地寒彻，滴水成冰的寒冬。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召开的那天，虽然阳光洒满千山万壑，但户外仍然寒气袭人。张闻天新婚不久的石窑洞内，新糊的窗纸透进明亮的阳光，再加上一盆闪动着琥珀色光焰的木炭火，窑洞温煦融融。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谈笑风生，喜气洋洋。
在莅临陕北的这些日子，喜讯接二连三地传来。直罗镇一战举行了一个漂亮的“奠基礼”；陕甘根据地的错误肃反的正确解决，赢得全陕甘军民的衷心拥护；张浩共产国际特使的万里归来，隔绝一年多的联系重新链接；北京学生一二九反日游行，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难怪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一扫万里长征的困顿、疲惫，一个个神采飞扬，情绪高涨……
张闻天首先在会上作了政治与策略的报告，指出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中央对华北事变以来的政治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同时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方针。
接着毛泽东重点发言。他全面系统地讲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借用人民熟知的战国时期六国采用苏秦的“合纵”策略，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对抗秦国的历史典故，作了生动的比喻，深入浅出，鞭辟入里，与会人员颌首称是。
然而，博古发表了不同意见，引用斯大林曾经说过的“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话语，怀疑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和大资产阶级营垒分化的可能性。
毛泽东再次发言，作了更加入情合理的阐发。他说，由于民族矛盾上升，迫使一切不愿做汉奸、亡国奴的中国人团结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斗争；随着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不但提醒了中国工人阶级与贫苦农民，使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而且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也将转入革命；反革命营垒中产生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使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目前开始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是可能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张闻天在会议总结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受政治局委托，张闻天综合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和与会同志的意见，起草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将苏维埃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将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战争相结合的方针，主张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并决定红军东征山西，巩固扩大根据地，打通抗日路线，以便对日直接作战。23日至25日，会议分别通过了这两个决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军事战略方针。
12月27日，中共中央在龙虎山麓的基督教堂——时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礼堂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中央机关干部、中共陕北、陕甘省委各部部长，党校学员，各县县委书记400多人参加了会议。
这是陕北隆冬的清晨，一场瑞雪把天际映衬得更加碧蓝，山麓的教堂在朝阳的照映下，显得有些庄严。早饭后，干部们纷纷赶赴会场。
9时许，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鱼贯步入会场。干部就地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毛泽东面容矍烁，长发乌黑，手里拿着讲稿。
他头戴八角五星帽，身着深蓝色制服军衣，灰色的棉裤显得肥大，走路时身板挺得很直，步态轻盈，颇有精气神。他笑吟吟地走到讲桌旁，把讲稿放在桌上，目光和悦地环顾会场，然后挥手示意请人们坐下。会场安静后，他拿起讲稿，操着浓重湘音，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
毛泽东声音宏亮，习惯站立讲话并以手势增强感召力。也许是由于怕西北干部听湖南话吃力的缘故，他讲的很慢。首先向大家宣讲了国际和国内形势。接着严肃地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倾向，纠正党内很长一个时期内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错误。他说：“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随着毛泽东有力的手势，场内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香烟和火柴，点燃后狠吸几口，接着论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怕大家不理解，又数典般地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革命发展不平衡讲起，阐述了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的区别，引导干部们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长期性。在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时，他说：“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打垮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
毛泽东呷了口茶水，清了清嗓子，接着强调党在抗日中的领导权问题。他针对党内有的同志信心不足，顾虑重重的思想，应用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醒全党要从历史的教训中总结经验。他欣慰地说：“共产党和红军不但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
会议整整开了一上午。毛泽东的报告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了。这个报告是毛泽东自《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进一步正确分析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重要文献。它为我党实现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理论基础。
六
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设立了白区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确定争取与杨虎城、张学良的合作。
早在1935年初冬，中共北方局在天津工作的南汉宸委托杨虎城驻北平的代表申伯纯，于11月到南京面见杨虎城，告知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的内容，建议双方合作，杨赞同宣言内容，希望提出双方合作的具体办法。
直罗镇战役捷报飞传后，毛泽东便在鄜县套洞原找来熟悉杨虎城与十七路军情况的陕西省军委负责人汪锋面谈，细细询问了十七路军的情况。12月5日这天，毛泽东挥毫疾草两封书信，派汪锋前往西安分别面呈杨虎城和他的高级参议杜斌丞。临行前，毛泽东一再叮嘱汪锋，对杨虎城要多鼓抗日士气，少谈以往不愉快的事情，我们的口号是“西北大联合”。
毛泽东在信中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对杨、杜两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给杨虎城信中说：“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备，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救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讨蒋大计。”信至末尾，毛泽东的情真意切更是跃然纸上：“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冰霜匝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汪锋的此行，是中共中央与杨虎城的第一次直接联系。杨虎城以往和共产党的接触，仅限于地区组织或个人，此次毛泽东派专使与他接触，阅信后深为毛泽东以国事为重的大义及坦诚的态度所感动，遂委托机要秘书王菊人和十七路军军法处长张依中与汪锋两次具体蹉商。
毛泽东给杜斌丞的信，也是倾吐肺腑，热情洋溢，开头一句便是“先生不忘情于革命，甚感人事也”。信中称杜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鼓励其为促进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反蒋联袂而起，挺身而干。与此同时，中共北方局也派王世英到西安同杨联系，经过协商，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互派代表，建立联络等口头协议。汪锋与王世英相偕回到瓦窑堡汇报，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
不久，毛泽东又派王世英和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负责人孙作宾持其给杨虎城、杜斌丞、孙蔚如的信件到西安面谈，毛泽东在信中盛赞杨、孙同意联合阵线，愿赋同仇的进步思想，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随后毛泽东派张文彬作为中共代表常驻十七路军。1936年2月，毛泽东复派王世英到韩城与杨虎城会谈，经过双方努力，达成互不侵犯，联合抗日等四项决议。在瓦窑堡会议前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借助信件传递与东北军张学良建立联系，并通过教育被俘东北军官兵开展统战工作。红军还举办了“解放军官学习班”，时称“白军军官连”，毛泽东及中央领导人亲自授课，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毛泽东说：“拿着枪是敌人，放下枪就是朋友。”并用古今中外民族英雄的故事教育东北军官兵，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抗日信心。经过教育，不少军官纷纷加入“抗日同盟会”，个别人还加入了共产党。
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采取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前方与后方、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等多形式多渠道开展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杨尚昆、聂荣臻、刘志丹等25位将领联名在瓦窑堡发表《红军愿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声明与在陕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战议和，共同抗日。
在前线，红军加强政治宣传，到处书写“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等标语口号；在阵地上，红军对东北军开展火线喊话活动；在后方红军对俘虏实行优待政策。
原东北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在榆林桥战斗中被红军生俘后带至瓦窑堡。参加了“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在被俘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他学习了中共抗日救国纲领等材料，耳闻目睹了红军官兵之间团结友爱，亲身感受到了红军对他的宽大待遇和照顾，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彭德怀曾和他长谈几次。高福源表示：抗日救亡大事要依靠共产党和红军，他完全拥护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说：“张学良、王以哲等都要求抗日，东北军要求打回东北去是普遍的，关键在张学良。如张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彭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高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1936年1月初，高福源离开瓦窑堡，到洛川见张学良。张听高的劝说后，立即指定高回苏区，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1月16日高福源回到瓦窑堡，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去洛川同张学良谈判。李克农于1月19日同张学良谈判，张表示愿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2月初，中共中央决定再次派李克农前往谈判。10日周恩来找李布置去洛川的任务，说：“这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不成功的可能性小，但有一定的危险，你要有思想准备。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无论如何不能谈崩，一定要谈好。”25日，李克农抵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驻地洛川。张学良因事赴南京，指定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及参谋长赵镇藩先谈六十七军与红军的合作问题。28日，双方达成五项口头协定，并决定于3月5日下达执行。3月4日，张学良由南京返西安，又飞抵洛川与李克农会谈。张表示赞同双方的口头协定，期望全面合作，接着他要李克农谈谈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李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作了说明。最后张提出，请共产党在毛泽东或周恩来中选派一位来与他共商抗日大计，时间由中共决定，会谈地点在肤施城(今延安)。
会谈于3月5日结束，李克农即将会谈结果电告中央。6月，中央复电嘉勉，着李克农即日赴山西前线汇报。
3月16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楼召开会议。听取了李克农的汇报，决定派在瓦窑堡的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和张学良会谈。
4月6日，由毛泽东、彭德怀密电张学良、王以哲：“甲，敝代表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于7日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20里之川口，以待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7日，周恩来、李克农携带电台从瓦窑堡动身向肤施行进。8日抵川口，因风雷交加，电讯中断，张学良于9日上午驾飞机带王以哲、刘鼎飞到肤施。黄昏时分，高福源带周恩来、李克农进入谈判地点——桥儿沟天主教堂，双方进行了彻夜长谈。
参加会谈的共有五人：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王以哲、刘鼎会谈后达成六项协议：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②双方互派常驻代表；③互相通商。普通购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由张代办，子弹由张供给；④中共赴莫斯科的代表由张负责保护，取道新疆赴苏，东北军代表由欧洲赴苏；⑤在张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令进占苏区。为此，六十七军拟进驻延安以北；⑥张认为红军去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亦恐不利，不如出绥远。但如果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东北军万福麟部不加阻挠。
10日清晨会谈结束。周恩来回瓦窑堡，与在家的其他领导交换了意见，便亲赴东征前线向毛泽东汇报会谈情况。
6月20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发出《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提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
1935年底，宋子文与宋庆龄商量。请她设法与中共取得联系，传达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宋庆龄将此任务交给以牧师身份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的董健吾(周继吾)，要他携带一封重要信件到陕北面呈毛泽东、周恩来。临行前，宋庆龄交给董一张委任状，由财政部长签名委任董为“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以便通行畅达。董经西安由张学良安排于1936年2月27日抵达瓦窑堡，受到博古等人的热情接待。博古随即电告正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等人。3月4日，毛泽东等回电表示愿与南京当局谈判，并提出五项条件：①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②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③允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④释放政治犯，允许人民政治自由；⑤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3月5日，董健吾携此条件返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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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血岁月 毛泽东与刘志丹/姜永明.—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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