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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清清延水

姜永明

延安枣园 同桂荣与谭政夫人给毛泽东拜年：“毛主席过年好!” 　　“刘大嫂，桔子是这样子吃法……”毛泽东笑吟吟地说 　　1946年夏日，毛岸英叩开同桂荣的家门，春风可人地说：“刘妈妈，我爸爸派我来看您。” 　　陕甘的山 　　陕甘的水 　　记着你的情 　　记着你的恩 　　忘不了你的大功， 　　忘不了你的叮咛。 　　看不见你的身子， 　　却能梦见你的笑容 　　——陕甘民歌 　　一 　　1938年5月的一个晚上，清凉山上汽灯通明，印刷厂的工人文艺小组在山上石窟里举行文艺晚会。毛泽东忙里偷闲赶来，坐在观众之中兴致盎然地观看。晚会一直进行到午夜，最后一个节目是柯仲平朗诵歌颂刘志丹的赤卫队员的叙事长诗《边区自卫军》。他捧着一厚摞诗稿，操着浓重的云南腔朗诵着。有的观众感到很新鲜，但也有人对这种新的形式感到陌生而提前退场了。这时柯仲平感到时间已晚，便边擦汗边不安地问坐在前排的毛泽东：“毛主席，时间不早了，还朗诵不朗诵?” 　　毛泽东回过头来，看看会场上听众仍然挤得满满的，聚精会神地在听，便问：“你的诗还有多少?” 　　柯仲平翻翻手中的诗稿，摇摇头说：“不行，还有一大半。” 　　“朗诵下去。”毛泽东和蔼而又肯定地说。 　　柯仲平受到鼓舞，继续绘声绘色，激情澎湃地朗诵着。 　　在毛泽东专注的倾听中，柯仲平激情喷礴，挥动着手掌，完全沉浸在诗境之中…… 　　朗诵完毕，毛泽东站起来，紧紧握住柯仲平的手说：很好!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让我拿回去看完，可以吗? 　　“当然可以，只是太乱了，不好看。要么我抄一下再送来。”柯仲平激动的面庞泛上了一层红晕。 　　“不必了，先睹为快!”毛泽东爽朗地说。 　　几天后，毛泽东把诗稿送了回来，个别地方还做了修改，赫然批着几个大字：“此诗很好，赶快发表。毛泽东” 　　捧着这沓稿子，这位蓄着络腮胡子，已开始谢顶的传奇汉子深深动容，眼中飘雾了。 　　不久，中央机关的理论刊物《解放》破例在第4l、42期上连载了《边区自卫军》，在延安引起轰动。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柯仲平从1938年起就产生了一个心愿，再创作一部史诗性的长篇叙事诗，在《边区自卫军》的基础上，大量收集革命烈士刘志丹的英雄事迹，准备通过刘志丹的高大形象来歌颂陕甘宁边区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创造革命的伟大业绩。 　　从此，他领着民众剧团走遍了陕北的沟沟岔岔，乡野村落，与陕北群众无所不谈，最喜欢打问刘志丹怎样领导陕甘宁人民闹革命的事儿。他只要一听到刘志丹烈士的英雄事迹，就详细地记在笔记本里，他背的黄布挎包里积累了一本又一本写的密密麻麻的笔记本。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他把笔记本和写作素材交给边区文协坚壁起来。 　　全国解放前夕，许多文艺工作者都准备随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的一日，柯仲平在战争间隙叩开毛泽东的办公室去向他辞行，适逢毛泽东正与刘少奇商谈国事。他告诉毛泽东他热爱延安，不日就要归去。他打算重回延安写一部长诗，歌颂刘志丹，歌颂在井冈山影响下创造这个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毛泽东对他寄予了热烈的希望，鼓励他回到刘志丹的故乡去，并且殷切地告诉他：“要了解一个根据地，非有十年八年的时间不可，人的一生，能写一部《红楼梦》那样的作品就很不错了。” 　　同时，刘少奇也支持他回陕北创作《刘志丹》长诗…… 　　二 　　刘志丹的妻女随中央机关移到延安后，1937年贺子珍负气出走，去苏联看病，毛泽东与刘志丹的家人往来渐稀。 　　1943年夏，同桂荣带着贞娃到枣园看望毛泽东。 　　恰巧周恩来也在那里，周恩来一见贞娃特别亲热，感叹她已长得这么大了。 　　周恩来不断询问她的情况，贞娃低着头有点羞怯。 　　周恩来和蔼地说：贞娃呀，你怎么不对周伯伯说话呢?噢，女娃娃家，有点害羞，勇敢点，要有男子汉的气魄! 　　毛泽东也笑着夸奖：“贞娃学习好，在学校里表现也很出色，不愧是刘志丹将军的好后代。”说着拿起桌上的糖块塞到她的手里。 　　1946年正月初三，同桂荣和谭政夫人一块去给毛泽东拜年。 　　她们获悉这天毛泽东要接待延安群众代表，两人相跟着兴冲冲去见毛泽东。 　　“毛主席，过年好!”同桂荣二人一踏进门就一齐向毛泽东鞠了一躬。 　　“你们二位新年好!”毛泽东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满面笑容地回了一个拱手礼。 　　接着毛泽东吩咐警卫员端来醇香的米酒，拿来桔子招待她们。并告诉同桂荣这桔子是他从重庆带回来的，并关切地询问贞娃的学习情况。 　　同桂荣说：“毛主席，您去重庆谈判，牵动着整个边区人民的心，我们都担心蒋介石谋害您哩!” 　　“蒋介石可没有那个胆量!”毛泽东一边与她俩攀谈着，一边将桔子递给她俩。毛泽东见她俩不懂桔子该怎么吃，就亲自动手将桔皮剥掉后递给同桂荣。 　　毛泽东满带感情地说：“我在重庆的日子，也很想念延安，咱们边区是民主的地方，国民党那儿可真黑暗呀。我们和蒋介石谈判的目的，就是要停止内战，和平建国让全中国都好起来。” 　　谭政的妻子也插话说：“蒋介石可不怀好意哟?” 　　毛泽东深深地点点头。 　　“毛主席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深入龙潭虎穴，可真伟大呀!”同桂荣由衷地赞叹。 　　毛泽东听后用手指着自己高挺的鼻子“咯咯”大笑起来。 　　“不是我毛泽东伟大，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伟大，中国人民伟大。所以，我在重庆蒋介石不敢动我的一根毫毛!” 　　同桂荣她们向毛泽东道别时，毛泽东出门相送，并再三叮嘱同桂荣：“希望贞娃学习好，你们身体好。”同时也向谭政一家问好。 　　三 　　西北局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延安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高干会议”，这是中共党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会议之一。会议所制定的群众路线先是在陕甘宁边区实施，1942年后在全国范围推广，开头三个月，来自各个单位的267名主要领导干部集中学习文件，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并检查党的纲领在边区实施的情况。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两篇很长的报告。第一篇是分析斯大林的《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第二篇是讨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刘少奇和任弼时各作了三天报告，林伯渠、贺龙、朱德、康生、吴玉章、徐特立、陈云和叶剑英也分别作了重要讲话。实际上，除了留苏派外，所有主要领导干部都发表了重要讲话。不过在会议上居支配地位的人物，除了毛泽东便要数高岗。高岗过去和当前在发展边区方面所推行的政策都受到赞扬，他在党中央的地位在这一时期也明显地上升。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回顾历史、分析边区的现实问题并为制定新政策解决方向问题。西北局在1942年间在边区各地大兴实地调查，这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具有典型意义。那些调查报告涉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的问题，成为会议讨论的材料。会议的重点是对党、政府、军队、民众、组织关系、财政和教育进行整顿。在全体会议之后安排分组讨论，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认清工作中的种种问题。批评有时也在大会上进行，至少有70名干部在全体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与会者都要写日记或笔记，记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在小组会上进一步讨论。1943年1月31日，《解放日报》用整个第一版来报道刚刚结束的高干会议所采取的方法及其成就。报道认为会议解决了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边区党史问题，统一领导问题和边区当前的任务。 　　会议对边区早期的党史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显示了在路线和人事这两个紧密相关问题上的激烈斗争，也使会议解决了历史遗留的一些主要问题找到了焦点。先是由陈正人在关于整党的报告中提出了党史中的问题，接着是围绕对党的忠诚和正确路线等问题进行了几周的讨论，暴露出边区党内由于过去的历史上的争论和斗争，使党内在思想上仍然存在分歧和隔阂，妨碍着干部之间的团结。因此，会议从11月5日至18日，以大会讨论的形式，集中对边区党的历史问题进行检讨，与会者中，不论是从过去历史上过来的干部，还是没有参加这段历史斗争的同志，都以极高的热情和责任感，积极投身于历史问题的检讨，以便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大革命失败以后，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陕甘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经过顽强的斗争，先后创建了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建立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但却分属于陕西省委和北方局领导。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统一了两支红军和两块根据地的领导。在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斗争过程中，由于受统治党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西北根据地党内在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土地政策的制定、军事战略的执行等许多问题上，出现重大的争论和斗争。特别是1935年9﹑10月间，党内搞错误的肃反，逮捕了原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张秀山等领导干部，并有200多名干部被杀害，造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立即停止了错误的肃反，派人释放了所有被捕的人员，才使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但是，当时还来不及、也没有条件弄清这段历史中的争论和斗争，只有在普遍的整风运动中，才有条件与可能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边区高干会就党内这些历史问题进行了12天的热烈讨论，采取对照研究历史文献的办法，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开展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思想上分清了路线是非，既解决了历史争论问题，又团结了同志。最后，由高岗在1942年11月17和18日作了两场带总结性的报告《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结论，任弼时在《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演说中，总结了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大量的事实说明，过去边区党的历史问题争论，是一场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争论。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执行的是正确路线，他们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革命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从中国和西北地区的实际出发，开创了依靠革命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的革命道路，并奠定了党的团结的巩固基础。而“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不懂得中国和西北的实际情况，违背马列主义的实事求是这个根本原则，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和危害。这对于我们是最大的经验教训，也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 　　透过岁月的浓重封尘，根据整党进程中的会议记录，边区党“最老资格，最忠诚的干部”要求犯有错误的干部作检讨并改正错误。“忠诚分子”指的是1935年前团结在刘志丹周围从事游击战争的核心领导层，包括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邦英、王世泰和刘景范。 　　在检讨历史问题、分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中共中央重新审查了陕北的肃反问题。1942年12月12日作出了《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1935年9、10月间的陕北肃反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肃反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恶果，而造成这种错误肃反的原因，是以朱理治(原中央代表团书记兼陕甘晋省委书记)为代表执行并发展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登峰造极的结果。中央认为，1935年11月间中央党务委员会的决议中，对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者作了不正确的估计，“这些估计现在证明都是错误的”。因此，除了对戴季英、聂洪均两位的处分仍保留外，原决议其余部分全部撤销。这样就正确地解决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争议。 　　会议期间关于边区早期党史所作的结论正是肯定刘志丹、高岗等本地干部的领导与战略。但是，受到攻击的是哪些人和政策呢?高岗的报告严厉指责党中央的代表郭洪涛和朱理治的左倾错误。1935年曾发生逮捕当地干部的事件，此事在1942年受到责难。虽然毛泽东等人到了陕北之后就迅速对在1935年被捕的本地干部进行平反，但郭洪涛和朱理治等人则仍身居高位。只是在7年之后的整风运动中，高岗等人才得到完全的肯定，原来压制他们的那些领导人受到了批判。不过，这两个被批判的领导人当时都没有被免去职务。 　　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提高了高岗的地位，使他成为地方问题方面公认的权威。 　　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第六届扩大的第七次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正式彻底为刘志丹平了反。 　　6月17日，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主祭，并献挽词“死难烈士万岁”。毛泽东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一个追悼大会，追悼几十年来中国革命队伍在各条战线上所牺牲的人……” 　　四 　　1946年3月8日，同桂荣应邀去延安边区大礼堂出席“三·八节”纪念大会。 　　会散归去时在大礼堂门口碰见毛泽东的长子、从莫斯科归来的毛岸英。 　　一位同伴热情地告诉岸英：“认识一下，这是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 　　毛岸英看着眼前这位普通的陕北妇女，一听名字后，恭恭敬敬地说：“刘妈妈，你好!” 　　同桂荣初次遇见毛岸英心里非常高兴，仔细地打量着眼前这位身材挺拔，敦厚壮实，充满青春活力的青年，觉得他不论是长相，还是言行举止都非常酷似毛泽东。 　　同桂荣便高兴地与他聊了一会儿。 　　又过了一个多月。一天毛岸英来到边区政府安排给同桂荣的窑洞里，高兴地大声说：“刘妈妈，我爸爸派我来看您。” 　　“感谢毛主席的关怀!”同桂荣十分感激地说，并安顿岸英回去告诉他爸爸，她们母女俩都很好，让主席不要多挂心。 　　英气勃勃的毛岸英坐在炕上与同桂荣进行愉快地交谈。问长问短、温言软语、语调轻轻，一副文文雅雅的样子，有时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半句俄语，但*(左目右夹)*(左目右夹)眼睛，又很快地收了回去。他在苏联住得太久了，所以用汉语表达有时觉得不太顺畅。 　　同桂荣喜孜孜地问他苏联学习和开慧妈妈牺牲后的情况。 　　毛岸英情绪沉重地说：妈妈牺牲时，他才八岁，后来为了逃出危险就改名换姓了。在上海曾和岸青、岸龙流落街头，乞讨度日…… 　　“你回国后安排在哪里工作?”同桂荣关切地问。 　　“听爸爸的话，先到农村“上劳动大学”，劳动锻炼。” 　　“在哪里锻炼?” 　　“模范村吴家枣园。” 　　“你穿的这套补补丁的衣服是谁给的?同桂荣疼爱地用手捻了捻衣袖。” 　　“这套衣服是爸爸从身上脱下来送给我的。”毛岸英随意地回答着。 　　“你这些天在吴家枣园里干些甚?” 　　“和农民伯伯一起挑大粪、开荒、砍柴”。 　　“干农活是很累的，你能受得了吗?” 　　“是很累，挑大粪压肿压烂肩膀，掏地手上打起一串明泡流血。这些我都能吃得消，世上的事，没有苦就没有甜，不参加劳动锻炼，就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我爸爸说，人生一定要学这一课。”毛岸英坚韧地说。 　　同桂荣发现岸英穿的有补丁的袄上又绽开一个小洞，忙寻针认线，快手快脚地给他缝好。毛岸英有些难为情，脸庞泛红，站起来感激地说：“太麻烦刘妈妈了，我在乡下的时候衣服被子都是自己补。明天回村上山砍柴还会挂破的，本打算再几天砍完柴自己补，谁想今天让刘妈妈给补好了。”接着他又从门圪*(左土右劳)里拿起扁担要去给她挑水。同桂荣一把抓住扁担钩，顺手揭开水瓮说，水满满的，不用再挑了…… 　　第二天，毛岸英又出现在吴家枣园的山间肋谷。 　　五 　　1947年春，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在被解放区的军民打破后，转向了对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3月初，国民党集结34个旅25万人的兵力，准备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进攻，其主要目标是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3月8日下午，延安各界万余人同仇敌忾举行保卫延安动员大会，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伯渠等出席大会并讲了话，号召边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把来犯之敌打出去。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决定，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带领中央机关部分人员到瓦窑堡办公，毛泽东由枣园后沟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和周恩来，彭德怀住在一起，指挥前线战争。12日，彭德怀经鄜县、南泥湾等地检查设防情形后回到延安，向毛泽东报告了前线的布防情况。毛泽东说，告诉前线的同志们，要尽可能地进行阻击，给敌人以杀伤，但不死守，只要能阻击7天，就给中央和边区机关撤出延安以充裕的时间，这就是重大的胜利。 　　3月13日，胡宗南部以15个旅14万兵力为主攻，从洛川、宜川一线分两路向延安进犯；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部12个师及榆林第二十二军2个师为策应，相继由北面和西面出动；国民党军统帅部又先后抽调百架左右的飞机，对延安及其附近大肆轰炸。狂妄地叫嚣要在“三日之内占领延安。” 　　当时在陕甘宁边区的人民解放军只有6个旅2万多人，为国民党军的1/10。在装备上也处于绝对劣势。审时度势，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最后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中央率领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转战陕北，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寻机歼敌，并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为副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所有部队的作战。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陕北已生活战斗了十三个春秋，延安已成为中国革命的心脏，而现在主动或暂时放弃，就连一些高级干部感情上也一时很难接受。一天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急急匆匆从枣园到王家坪找毛泽东。已是夜阑人静，毛泽东仍在忙碌着。师哲忧心忡忡地说： 　　“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例如我们集中一部分兵力，部署在大道两侧，待敌人进入边区到鄜县、甘泉一线时，予以迎头痛击，消灭他部分力量，让敌人知难而退，这样延安不就保住了吗?” 　　毛泽东听到这里，转过身去点了一支烟，又转过身来微笑着说：“师哲同志啊，你的想法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阻挡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介石自己的想法，并非公论。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他一概不管。实际上蒋介石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失掉了一切。首先是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另外还须知道，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蒋介石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是说回来，他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们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毛泽东停了停又说：“你懂得拳击吗?收回拳头，是为了打出去更有力。陕北群众基础好，周旋余地大。” 　　毛泽东在继续做思想工作，向干部解释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的深远意义和中央的战略方针。3月14日傍晚，毛泽东在王家坪接见刚由陇东回延安的新四旅的团以上干部。他说：“从陕北目前的情况来看，敌人来势很猛，兵力集中，我们一下子还把它消灭不了，因此中央才决定暂时把延安让给它。但是，这只是暂时的，人们很快就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他的胜利。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换一个全中国。延安永远是我们的，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来的……” 　　毛泽东说到这里，十六团的团长袁学凯回了一句： 　　“一枪不放就把延安让给敌人，真有些不甘心。”毛泽东望了一眼袁学凯，接着说：“同志，你完全可以放几枪嘛，我们的运输大队来了，总要放几枪欢迎他嘛，我们的彭老总已到前线布置了这件事。”  　　毛泽东笑着继续说：“几个窑洞你们都舍不得，将来人家把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广州都给你们，就会舍得嘛!同志们要上前线去了，我们下一次在哪里见面呢?可能不在延安了，也许是南京，上海或北平吧!” 　　3月18日清晨，成群的敌机再次轰炸延安。午后，敌军过了劳山到三十里铺，太阳偏西时，敌军已过了二十里铺、十里铺，接近七里钢、宝塔山了。这时，毛泽东还在王家坪接见将返回南线敌后作战的甘泉武工队。 　　他说：听说你们在鄜县、甘泉的阻击打得很好，拖住了敌人前进的步子，使我们有充分的时间按计划撤退了。现在我们主动把延安让出去，让敌人高兴高兴吧。延安终了还是我们的。现在我和周副主席也要打游击去了，希望同志们回南线后还要出些力气，以便早些时候把进来的敌人打出去。 　　天快黄昏了。延安最后一批撤退的机关干部和群众已经转移了，已完成阻击任务的西北野战兵团部队也迅速向北撤退。警卫战士几次请毛泽东动身撤离，但他不出办公室，毫不在意地说：“不要紧，来的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上这个山头，我上那个山头。怕什么!” 　　毛泽东又和刚从山西率军回来的王震亲切地交谈起来，好象根本不知道敌军已兵临城下了。天已黄昏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彭德怀的陪同下离开了王家坪。绕过清凉山麓到飞机场时，毛泽东再一次问及各机关撤退时清洁卫生搞得怎样。原来在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之后毛泽东就多次说过。这次是我们主动撤离，各机关走前要把办公室打扫干净，家俱摆好，一点也不要破坏。 　　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说：“在毛主席离开王家坪后，我即到西北局、联防司令部、杨家岭等地检查，房屋都按照主席吩咐打扫得很干净，家俱也摆好……” 　　3月19日，胡宗南部队进入延安。胡宗南原以为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一定会拼命保卫，他们只要拿下延安，就能将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一举摧毁，他万万没想到，他们得到的仅是一座空城。 　　“毛泽东哪里去了?”胡宗南满眼迷惑地派飞机四处寻找。 　　3月下旬，胡宗南部寻找中共中央作战，蜿蜒北上窜入刘志丹的故乡——保安县。对志丹陵园建筑物进行洗劫。由于志丹地方政府已将灵柩秘密转移，因此，胡宗南士兵焚毁棺木，砸坏石碑三十余通、石桌五个、石凳十二个、旗杆两根、门窗及大门9合、志丹像2尊、纪念塔一座、箭头碑4座、木匾、栏杆、花木全部毁坏殆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近百名中共中央党政军领导人的题词，被胡宗南部用锐器悉数剜掉、刮坏，志丹陵园一片狼藉…… 　　1952年夏，中央人民政府西北军政委员会、陕西省人民政府又拨款重建志丹陵园。 　　 铁血岁月 毛泽东与刘志丹/姜永明.—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