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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北京重逢

姜永明

北京怀仁堂 一次难忘的重逢，毛泽东与刘志丹的妻子共忆当年的铁血岁月。 　　《刘志丹》一部小说滋生轩然大波，万余人遭受株连…… 　　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 　　刘志丹来到咱们庄。 　　盘起圪膝压住腿， 　　一字一句讲真理。 　　人穷不是命注定， 　　跟上共产党闹革命。 　　一钵钵柳树一钵钵杨， 　　刘志丹的话儿记心上。 　　号子一响兵摆队， 　　镰刀斧头劈天地。 　　老刘打仗咱跟定， 　　闹红边区陕甘宁。 　　一道道水来一道道梁， 　　刘志丹的事迹永传唱。 　　黄河延河常流水， 　　山山水水记着你。 　　如今有了好光景， 　　人民永远怀念你。 　　——陕北民歌 　　一 　　宜川大捷的第二天，中央机关的全体同志聚集在毛泽东驻地下边的院子里，倾听周恩来的动员报告。周恩来回顾了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一年的局势变化。最后，告诉大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毛主席和党中央准备过黄河了!” 　　离开陕北，离开刘志丹创建的陕甘根据地，对毛泽东来说是意料之中又是意料之外。他早就料到胜利一定要到来，中央迟早要离开陕北，但他没想到形势发展得这样快。走出延安时，他曾预言，最少需要三至五年。现在一下子要走，在感情上不太好接受，他舍不得刘志丹家乡的陕北人民，舍不得这块曾战斗、生活了13年的疏疏沃土。 　　周恩来在中央机关排以下干部会上说：“毛主席把中央到华北的事告诉大家，充分讨论，自己做主。愿跟机关走的，我们欢迎，愿意留在陕北的，我们支持。因为陕北也需要干部。”  　　大伙一哇声要到华北去，甚至有人开始整理行装。只有张瑞岐有些犹豫，他是陕北人，不想离开，但又不愿离开毛主席。 　　毛泽东推门而入，询问讨论情况，他面对默不吱声的张瑞岐，非常理解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我对这里很有感情，猛然要离开，心里还很不好过呢!将来，我们也要回来看看的。” 　　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从米脂县杨家沟动身向黄河渡口进发。四邻八村的村民们闻讯毛泽东要过黄河，正在田间耕作的群众把农具往旁边一丢就三五成群，急匆匆地赶到杨家沟相送，崖畔上、窑洞前、土路旁站满了老人小孩、姑娘后生和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毛泽东扬起右臂，向送行的群众挥手告别，怀着无限深情激动地说：“陕北的小米我吃了13年，实在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为了全国解放，我们又不得不离开。”几名农会干部听着毛泽东发自肺腑的感人话语，想着毛泽东在杨家沟战斗的日日夜夜，离别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紧紧拉住毛泽东的手说：“主席呀，你在陕北是为了全国人民，你离开这里，也是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毛主席，你走吧，全国人民需要你……” 　　23日上午，队伍来到了川口村头，这时，毛泽东早已下了马，徒步沿黄河岸边走到元子塔渡口，连续行军，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又累又饿，坐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吃起了干粮，当地区县干部见了，心里过意不去，一再表示歉意。毛泽东对他们说：“我们这么多人，没有准备在螅蜊峪吃饭。我知道这里的老乡生活很苦，所以没打招呼，我们在外打游击吃饭惯了，没什么关系。我明白陕北老乡对我们好，现在要离开还真舍不得。等全国解放了，我们还会来看望大家的，谢谢你们，谢谢陕北的乡亲们。” 　　毛泽东凝视着咆哮奔腾的黄河。一会儿，已准备好的三只木船靠了岸。毛泽东举起一只手，向前来送行的群众摆动着，并和区县干部一一握别。然后迈着稳健的步伐登上木船，他拉着船工的手亲切地说：“老乡，又要辛苦你们了。” 　　船工们高兴地说：“送毛主席过河，是我们的光荣。” 　　毛泽东点点头，迭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毛泽东等人分乘3条木船，他和卫士乘第一条船，周恩来、任弼时坐第二条船，陆定一、胡乔木等人上了第三条船。望着滚滚的激流，毛泽东突然问卫士：“你们谁敢游黄河!” 　　孙勇说：“我在枯水季节游过，还可以试试。”毛泽东说：“那好极了，咱们不要坐船，游过去吧?”孙勇愣住了，忙说：“今天河里有大冰，不能游!”毛泽东笑了起来：“不能游，是不敢游吧?” 　　木船缓缓移动了，几个卫士站在毛泽东左右，劝他坐下，他不肯，站在船尾上，望着西岸上密密的欢送人群，毛泽东眼睛湿润了，胸脯大起大伏，呼吸声渐渐重了，他挥动着双手向岸上送行的陕北老乡致意，船至河心仍不肯坐下。 　　忽然，他推开李银桥扶他的手，对叶子龙说：“脚踏黄河，背靠陕北，给我留一张像吧!” 　　叶子龙忙取出相机，对好镜头，“咔嚓”一声，历史在瞬间成为永恒。 　　毛泽东无限感慨地说：“把陕北的人民，陕北的山水照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纪念。” 　　靠岸后队伍在黄河东岸蜿蜒前进，毛泽东登上高高的石砭，举目遥望着山峦重叠，气势雄壮的陕北高原，1935年初临陕北的日子，与刘志丹的患难与共，往事历历，心绪万端，恋恋不舍深情无限地又一次对周恩来和身边的战友们说：“陕北是个好地方啊!”“陕北人民为革命作出了伟大贡献!” 　　二 　　多少年后，毛泽东一直怀念着刘志丹，记挂着同桂荣。 　　在延安毛泽东就时常打问刘志丹妻女的情况，有一次他问林老(伯渠)：“刘嫂子住在那里了?” 　　林老没听明白。 　　毛泽东又说：“就是刘志丹那个堂客嘛……” 　　1956年，毛泽东请同桂荣到北京怀仁堂看戏，席间还提起做棉鞋的旧事。毛泽东对当时在座的周恩来、朱德说：“刘嫂子在瓦窑堡给我做的那双棉鞋又绵软又结实，穿上可暖和舒服了，可惜后来在保安烤炭火时不小心烧了个洞，亏得刘嫂子又给我做了一双，治好了我的脚丫子冻病，我趁机让她给李德和博古也每人做了一双。” 　　1961年国庆节过后，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从延安来的边区老劳动模范杨步浩。老友重逢，分外亲切，毛泽东深情地说：“谢谢延安人民，问候延安的人民!延安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8年抗战，3年解放战争，支援了全国人民。我们能有今天，都凭延安人民。”接着他又细细地打问了延安的生活、建设情况。 　　杨步浩说：“主席呀!延安人民很想念您老人家!请您老人家回来一回!”毛泽东高兴地连连回答：“一定回来。1948年离开延安，很想回一次……你回去告诉大家，就说我也很想延安人民。” 　　重回延安这个夙愿一直萦绕在毛泽东的心头。1962年4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调离北京回陕西工作前去见毛泽东，毛泽东用一种伤感的语调说：“不管你到哪里，你都要为我做一点事情。转战陕北时，你不是经常打前站为我号房子吗?这次还是你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对黄河是有感情的……” 　　1965年高智出差经过北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不无遗憾地说：“我想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工作忙，脱不开，计划没完成。”还说：“我对延安有感情。我在江西呆的时间短，在延安呆的时间长。我还要回延安看看，我还是想骑马沿黄河走一趟……” 　　1970年3月26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延安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的代表时说：“刘志丹像赣东北的方志敏，海陆丰的彭湃，广西的韦拔群一样是值得纪念的。” 　　“……我从1935年冬到1936年春，和他一起打过仗，时间很短，接触却很多。他很谦逊，是一个非常守纪律的党员。他和方志敏、彭湃、韦拔群一样，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出身虽不能选择，但革命的道路可以选择。他是投降了无产阶级来搞农民运动的啊! 　　在延安值得我们纪念的人不知有多少，我只举刘志丹这一个例子。” 　　此后，周恩来还多次说道“刘志丹对毛主席忠贞不二”，“陕北必须树立刘志丹”。 　　三 　　1956年，工人出版社拟定了一个出版革命烈士传记和回忆录的选题计划。在此之前，他们陆陆续续看到过刘景范和李建彤撰写的一些回忆刘志丹的短文，知道刘景范是刘志丹的胞弟，李建彤是刘志丹的弟媳妇，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早在延安时期就收集过许多关于刘志丹的一些材料。于是出版社就再三约请李建彤创作小说《刘志丹》。起初，李建彤由于各种原因坚辞不肯，直到出版社再三真诚邀约，并答应派人予以协助后才接受了约稿。 　　李建彤经过长期细致地准备，于1958年初动笔，同年冬写出初稿，次年春写出第二稿，夏天改完第三稿。作者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审阅小说稿。1960年春，习仲勋两次约请作者谈了自己对书稿的意见。根据习仲勋的意见，作者于1961年春写出第四稿，1962年春写出第五稿，又印出样书征求意见。原陕北老干部、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贾拓夫、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也对作品提了一些改进意见。 　　1962年4、5月间，在地质部工作的刘志丹胞弟刘景范之妻李建彤，送给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周扬一册《刘志丹》的铅印书稿。没过几天，李建彤打电话催问周扬看了没有，她希望早点听到周扬的意见。过了不久，周扬从西郊十八所回部里(他那时在写文章，为了免除干扰，住在十八所)，秘书露非将《刘志丹》稿呈送周扬。这次他看得很快，有一天周扬告诉露非，《刘志丹》写得很好。他赞赏地说：“一个女同志写出这么一本书来很不容易。”他还说，这是个革命历史的大题材。李建彤是延安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没想到写出了这样一部长篇，而且文笔很好。 　　周扬立即让露非给文艺处的副处长苏一平拨通了电话(当时的处也就是现在的局)。因为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人创建的。如写刘志丹，不可避免地就得有高岗的影子。当他们谈到这个问题时，周扬说：“这是历史嘛!可以写，从前高岗他还是好的嘛!不然解放后也不会给他那么高的职位(国家副主席)。” 　　事后苏一平告诉露非，他认为周扬的意见很正确，很重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是符合马列主义历史观点的。他很快将周扬的这个意见转告了李建彤。不久，李建彤又将修改过的《刘志丹》的小说稿送来了。 　　周扬约李建彤谈话，以示对她的鼓励。这年6月1日，他还约了作者和北影的著名导演水华一起见面，商谈是否可以将《刘志丹》改编拍摄成电影。 　　当时，《工人日报》、《中国青年》、《人民文学》等几家报刊的编辑，听说小说《刘志丹》即将出版，都准备选择一些章节刊登出来，使广大读者先睹为快。 　　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报》率先刊登了小说部分内容，还加了编者按：《刘志丹》是一部以真实事件为基础进行艺术概括的长篇传记小说。书中生动地记述了刘志丹光辉的一生。同时也反映了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创建的过程。 　　《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作品的部分章节，反映甚好。这已是作者历时五年多潜心创作的第六稿。然而就在此时，一场让人料想不到的政治灾难在暗地里悄然而至。 　　首先起来反对的是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阎红彦早年曾在刘志丹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1955年荣获上将军衔，是西北红军中军衔最高的将领，1956年，李建彤向他采访时，他们就西北革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当面发生过争执。李建彤把书稿先后送给习仲勋、周扬等人审阅时，自然也将小说《刘志丹》第五稿样书寄给了西北出身的老干部阎红彦。他粗粗地看过稿子后便摊开纸笔，给李建彤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对创作小说《刘志丹》提了一些否定意见，他说：“写一些合乎实际、有教育意义的文章回忆刘志丹或其他同志，这是好的。你写的《刘志丹》，我抽看了几篇，这事实上是用小说形式总结了西北的革命斗争历史，这就不能不涉及许多原则问题，有些问题是需要由中央做结论的，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你的文章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史不符，因此不宜发表。” 　　然而，当他在赴北戴河海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却意外地听说《刘志丹》已经开始在《工人日报》上连载了。这使他很震惊。 　　阎红彦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负责人提出停止发表的意见。 　　8月5日，《工人日报》停止连载。8月17日，阎红彦给杨尚昆写了一封信。9月3日，又致信中央书记处。 　　阎红彦在信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觉得《刘志丹》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利用宣传刘志丹的名义，把高岗在边区高干会及“七大”前后的西北历史座谈会上，为了把自己说成是西北革命领袖所篡改的边区历史结论重新加以宣传和肯定。 　　在信中，阎红彦还根据自己的理解，利用索引式阅读法，列出了一张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的对照表，还有一些人物的背景、简历。同时，他还列举材料，证明小说中的许钟就是习仲勋，罗炎就是高岗。 　　此后，阎红彦将军不知何故，又将此事和他的意见写信向康生做了汇报。一贯以整人为能事的康生好象注入了一支兴奋剂，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发小说《刘志丹》。1962年8月24日，康生又写信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小说《刘志丹》“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的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并要中央书记处处理此事。康生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看过小说稿，但他却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知道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 　　同年8月26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9月6、7日会议转入批判彭德怀的所谓“翻案风”。9月8日，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再次提出小说《刘志丹》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政治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则不失时机地说出了点睛之语：“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 　　为了扩大事态，康生竟不择手段：作品已出第六稿，他却下令工人出版社将第五稿印六百本、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阴谋家的险恶，善意的人们是难以想象的。 　　康生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还先知”。“把陕甘写成井岗山甚至高于井岗山”。他诬蔑：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组成了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篡党篡国的纲领。在康生的煽动下，会议在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也展开了批判。在批判中，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了“反党集团”，而且还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说小说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 　　当阎红彦的信转到李建彤手里后，她十分恼火。李建彤在写这部小说时，采访了几百人，开过无数次的座谈会，研究了许多当时的斗争材料，才写出了这部反映陕北革命时期的巨著。眼看几年心血要变成泡影，自然心里十分焦急生气，因此在信上批了一些反驳的话。 　　当时苏一平得知此事后，劝李建彤不要生气，并说“周扬同志会秉公处理。”苏一平所以关心这部小说的命运，一是与作者熟悉，二是他也是老延安，又曾是西北局文工团的团长。苏一平为人慈善，对人热情，是一位被人们称道的厚道长者。他当时在文艺处副处长的位子上，关心这事是理所当然的，应该说也是他工作范围的事。 　　李建彤给周扬、林默涵写信，坚持出版小说，并将阎红彦的信也附上，李建彤亲自将信送至中宣部收发室。内容类似的信还有两封，周扬看过后均转林默涵阅。 　　在北戴河会议的小组会上，康生向习仲勋发难，说：“你是反党集团的挂帅人物，你们这个反党集团，不仅有刘景范，还有贾拓夫。上有头目，下有手脚。你们活动能量可谓大矣!有在后台摇雕翎扇的，有在前台冲锋陷阵的，你们是想翻天哩!” 　　贾拓夫也出身于西北，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1959年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正下放到基层工作，任抚顺发电厂厂长。 　　时为副总理的习仲勋，是陕西省富平县人，早年曾与刘志丹一起在西北战斗，曾参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933年和1934年，当陕甘党内关于红军的统一与分散问题、创造根据地问题、土地政策问题、肃反问题，有着政策路线上的原则争论时，他和刘志丹一起，立场坚定，态度明确，始终坚持着党的正确路线，粉碎了蒋介石调集10万军队的“大围剿”，终于保住了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然而，正在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竟诬蔑刘志丹为“右倾”、“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的白军军官”，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还使用欺骗手段把刘志丹以及陕甘边区地、县级以上干部和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300多人抓起来，形势空前危机。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了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发现了这一严重形势，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且立即释放了刘志丹和所有被捕的同志，恢复了大家的工作。正如后来习仲勋所说的：“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我们这批人就被他们活埋了!” 　　习仲勋对毛泽东是存有深厚感情的，他对历史的功过也是看得相当淡的。1942年底为讨论西北党史而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泽东嘉奖习仲勋，为其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习仲勋对《刘志丹》的创作也多次提出了意见。在李建彤写小说《刘志丹》之初，习仲勋就对其进行过劝阻。习仲勋深知西北根据地党的历史问题十分复杂，即使1942年底在延安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专门召开过高级干部会议，对过去的历史问题进行了讨论，做了决议，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现在要给刘志丹写传记小说，势必涉及当时各个方面有关人士和那些复杂的历史问题，写不好就会重新引起纠葛。李建彤本人不熟悉当时党内斗争的具体情况，何况她当时还缺乏一定的文学修养和艺术功底，要写一部长篇小说谈何容易。于是习仲勋劝阻她，还通过刘景范对李建彤进行劝说，无奈此时李建彤决心已定，劝阻无效。 　　1961年春夏之交，小说的第4稿清样又送到习仲勋手里。 　　据当事人田方回忆，小说就内容上看，是非常感人的。小说的上半部，主要描写了刘志丹童年及青少年时期在陕北保安县(后称志丹县)永宁山农村的生活，从接受革命教育及参加革命活动开始，到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过程。特别着重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既顶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又要和党内左倾盲动路线进行斗争，真是千辛万苦、坚忍不拔地沿着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革命道路前进。小说描述刘志丹对毛泽东发动群众组织红军在井冈山开展游击战十分敬仰，再三强调要学习毛泽东发动群众组织红军、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精神。 　　习仲勋先后两次召集李建彤、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两位编辑进行座谈。马锡五也是保安(即志丹)县人，曾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马老也是陕北革命早期领导人之一，熟悉当年实际情况。习仲勋请马老参加，除了核实小说中某些史实，还要和马老这位前辈来共同劝说李建彤。习仲勋特别强调了写这本小说的目的，主要在于“教育青年的一代”、“写毛泽东思想”，“把刘志丹经历的时期写成全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 　　康生在向习仲勋发难的同时，又于8月24日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要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 　　同时，他还通知工人出版社，把第5稿印出600本，第3稿印出300本，送中央会议审查。这时，小说的作者李建彤才知道，她的小说惹了麻烦，甚至给别人惹了泼天大祸。于是，她急忙为自己和他人申辩。 　　然而，这个时候，小说《刘志丹》和它的作者以及一些无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中。受《刘志丹》的影响，中央决定习仲勋、贾拓夫不得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他们的命运与《刘志丹》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铁血岁月 毛泽东与刘志丹/姜永明.—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