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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就读香山慈幼院

刘建章著

离乡入院 　　1920年3月的一天，我们全家像做喜事一样，兴高采烈，给我做好吃的，换了新鞋换了衣，送我进京就读香山慈幼院。哥哥嫂嫂虽然知道这一去也许三五年回不来，兄弟团聚很难了。但是给我找了个饭碗、找了条出路，也算为多灾的家庭减轻了一份负担，还是值得庆幸的。 　　我们老家交通闭塞，贫穷落后，办个小学已不容易了，从来也没听说什么慈幼院。的确，20世纪初叶，兴办慈幼院，在清王朝刚刚被推翻的中国还是件新鲜事，也是封建时代不可想像的。这是一种新型的少儿慈善教育事业。一般国民闻所未闻，也是弄不懂的，我自然更不清楚。只觉得父亲哥哥送我去的地方，一定很好，慈幼院比我们村南九神庙小学一定好玩。至于为什么要去，去了干什么，我就没有多想了。 　　大嫂对我很好，眼看没有母爱的10岁小叔要出外受苦，只身一人远走他乡，有些不忍心，含着眼泪嘱咐我要好好学习，不要打架，不要冻着。还给我补洗了衣服，继母也给我做了一套新衣。一家人送我出村口，我擦了擦泪，头一低就走了。 　　父亲没有送我，大哥在外做生意很忙，也没有送我。而是委托本村一位到东北谋生的、我从未见过面的远房叔伯哥哥顺路送我进京。我跟在他后面，默默地行走着，走了20来里路，到了大运河渡口，那时大运河不像现在这样干涸，而是水深波涌，桨飞鱼跃。我们花了几枚钱过了渡，便赶到津浦线连镇小车站上了去天津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火车，又害怕又高兴，印象十分深，在当时一个孤苦的农村孩子，能见到火车是做梦也想不到的。火车进出站，那汽笛的长鸣，那咕咕咚咚的车轮声，太神奇不过了，太伟大不过了，不知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想不到30年后，我却管起火车来，把发展新中国铁路事业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目标。时势就是这样造就人的命运。我们当晚乘火车赶到天津，跟叔伯哥哥住了一夜客栈。第二天便匆匆地乘火车赶到北京。叔伯哥哥把我交给跟我大哥一起经商的一位姓多的商人，跟他一起住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一家大成客店里，叔伯哥哥拉我到饭馆里吃一顿美味饺子，就分手了。数天后，姓多的商人又带我乘有轨电车到了西直门，再由西直门坐人力车行走四十来里，到了香山一户姓李的家，再由姓李的帮我到慈幼院报了名，入了学。 　　当时，我一个刚刚10岁的幼小的儿童远走他乡，没有一个家里亲人领着，在现在来看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当时饿殍遍野的旧社会里是不足为奇的，有些乞讨卖身的孩子比我更惨。当时我跟着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辗转多次，不觉得害怕，没有流泪，也没有感到被遗弃之苦，这跟我早失母爱，独立生活养成倔犟的性子是有关的。幸运的是，进了慈幼院，不仅条件好，而且老师对新来入学的孤苦儿童非常热情、非常好，问寒问暖，安置我们的住宿，帮助我们检查身体，看病拿药，初入院的灾童和孤贫儿童，差不多都患有蛔虫、疥疮、沙眼等疾病，营养不良，瘦弱不堪。经过约半年时间的治疗，才逐渐恢复健康。那时我的身体较好，没有明显的疾病，不需治疗，整天就同其他健康儿童游玩。老师还领着我们看了新盖的校舍，介绍了建院情况，提出了生活学习要求，发给了合身的新衣服和整洁的被褥，还有漱洗用具，学习用具也是新发的。与我们村自带桌椅板凳的小学大不一样，真是个好地方。我一入院就产生了好感，不再感到孤独。不过我是上半年入学的，慈幼院还没有正式开院，也没有上课。 　　吃罢早饭，我与几个同住同食的小伙伴到一间很大的敞厅去领学习用具，先来的小伙伴们已拥挤半个大厅了，这时只见从老师的办公室里走出来一个身材瘦弱的小姐姐，她比自己个头稍矮，但看上去很懂事、很沉稳，一条不长的乌黑发亮的辫子不断地在背后摆动，两眼很有神，身穿一套“香慈”统一发的蓝色学生装。她手脚麻利地帮助老师给小伙伴发放衣物和学习用品，我以为她是那位老师的小姐，不觉引起我的好感与惊奇，因为在我们老家农村从未见过女孩子上学，也压根儿不给上学，甭说抛头露面发东西了，一股好奇心和新鲜感使我乘她给我发放学习用具时，我大胆地向她问道： 　　“你是老师的孩子吗?” 　　“不是!”小姐姐摇摇头说。 　　“是孤儿?” 　　“嗯!” 　　“家乡也遭了大灾?” 　　“嗯!” 　　“父母不在了?” 　　“嗯!” 　　想不到这位小姐姐也是孤儿，和自己一样也没有母爱，这多么不公平呀!后来我打听别的小伙伴，才知道她也是穷人家孩子，是从北平慈幼局转来的，名叫程贵珍，比我大两岁。我从小就没有母亲，是姐姐和嫂嫂把我拉扯大的，所以对姐姐感情特别深，也特别敬仰。因此对这位热情大方的小姐姐也很敬仰。不过，香慈男女生是分校上课，分院住宿，我们没有编在一个班。万万没想到8年后我们又一起去东满求职和参加革命活动，一起建立党的机关，甚至成了假夫妻。历史就这样制造奇缘良友。 　　我进院时，香慈首批校舍已经落成，这批新校舍始建于1919年2月17日，当年12月30日即竣工。 　　该院占地面积达200多亩，规模宏大，设计气派，给人以神秘、新奇之感。建筑分男、女两校，男校教室13所，宿舍8所，玩具陈列馆、音乐馆、体育馆、幼稚园、风雨操场各一所，跑冰场一所，球场4所，四股办公室、总管理处、儿童图书馆各1所，教员宿舍2所，浴室、盥洗室、洗衣室、厕所各1所，食堂、厨房各1所等；女校教室8所，宿舍4所，教员室1所，还有浴室、食堂、工场、养蚕室、商场等46所。男、女两校之间的地段，又建有两校共用理化馆、图书馆各一所。男校还设有幼稚园，女校内设有“小家庭”(相当于幼稚园)，学龄前的儿童先安置在这两处养育。每个“小家庭”由专业保姆任家长，每人带领10名至12名10岁以下的入院儿童，同室居住，过家庭生活，儿童称家长为娘，“事以母亲之礼”，体现小家庭的温暖和亲爱。院内还附属有邮电局、银行和商店。办有发电厂，可以自行供电。其规模是可观的，可以说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一所新型慈善教育机构。 　　更为引人注目、令人羡慕的是，慈幼院的校址是建在前清皇室行宫静宜园里，为一处皇室独家的园林。这里背傍青山，怀抱幽谷，松柏苍翠，泉水潺潺，风景十分秀丽，距北京城内只有40里。如今香山红叶中外驰名，当时，贫苦农民家孤儿能到这里来上学，确实是不可多得的。 　　这样一座规模很大，很有特色，坐落京城的慈幼院，并不是当时政府官办的，而是民国初年著名慈善事业家、平民教育家熊希龄先生筹款兴办的，自然很不简单。熊希龄先生(1870年～1937年)，字秉三，湖南省凤凰县人，出生军人门庭，清末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与谭嗣同、梁启超等致力于维新变法。民国初年他出任财政总长、热河都统、国务总理等职。任职一年多就辞官“退隐”，后来又专心社会慈善福利事业，并曾担任顺直水利委员会会长、中华慈善联合会临时正主任、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北京老弱临时救济会名誉会长等职。同时还从事教育事业，早年创办财务学堂，整顿湖南全省书院，先后任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长，并曾赴欧、美、日考察实业及教育，后来又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于1937年病逝，终年67岁。他主张慈善救世，虽在当时很难解救苦难的中国，但他所做的慈善事业却功不可灭。 　　香山慈幼院的前身是北京慈幼局，慈幼局也是熊希龄在京畿两省区赈灾中兴办的。那是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省境内阴雨连绵，河水暴涨，直隶、京畿两省区(现在的河北省和靠近北京的地区)发生了大水灾，受灾面积达103县，村庄19000多个，田地25万多顷被淹没，灾民超过600万人，这样严重的灾情为50年来所未有。当时政府责成熊希龄主持赈灾，办理善后。熊先生看见到处饥饿的灾民，特别那些无家可归、生活无着落被遗弃的儿童，以及头插草签被家人标卖的孩子，便产生了同情。因此，他在北京设立了两所临时性的慈幼局，收养了一千多名男女灾童，准备等水患平息后，再将男女孩子分别招领或遣送。可是到了1918年4月水患平息以后，各地亲属陆续领去的灾童虽有800多名，但最后还剩下200多名无人认领。这样，熊先生设法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机构，继续收养这些孤苦无依的灾童。这个机构设在北京香山静宜园内，取名香山慈幼院。 　　在军阀、官僚、政客你争我夺、祸国害民的黑暗旧社会里，任过政界要职的熊希龄能够跟他们保持距离，同情贫苦人民，为他们办慈善事业，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慈幼院不仅规模和设施整齐，而且领导机构和管理制度也是健全有力的。慈幼院设有董事会、评议会、院务会、校务行政委员会，以及教务处、股等一套完整的组织管理机构。熊希龄被董事会推选为院长。他又聘请了当时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为副院长。 　　1919年末，慈幼院的建院工程基本落成后，便开始收养灾童，招录孤贫儿童。他们首先将原慈幼局留下的200多名灾童转来慈幼院。又于1920年5月1日，向京师、天津、保定、宝坻、涞水等15个县市发出了招收孤贫儿童的布告，并声明：“一经收录，即入正生学籍，学宿费全免，并一切衣食书籍等项，均由本院供给，至毕业出院时止。”随后又陆续收容了各地和北京八旗满族贫苦儿童500多名，共计700多名。 　　1920年10月3日，香山慈幼院举行开院典礼，地址在镇芳楼北侧的大礼堂。这时我已进院几个月，赶上了开院式。和我一起参加仪式的儿童共有700多名，到会的来宾有二三百人，中间有几个外国人，他们有的还在讲坛上讲了话。我那时年幼，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觉得新鲜、热闹。稍大以后，才听人谈起那是一种隆重的开院(相当于开学)仪式。到会和讲话的人有不少是达官名人，其中有慈幼院董事会成员、直隶省省长以及北京各界代表、报纸记者等。院董事长、清末户部尚书、袁世凯设立的清史馆总裁赵尔巽到会致了贺词，院长熊希龄报告了办院经过，其目的是要使孤苦儿童能享受教育幸福，培养孤苦儿童能够自食其力和成为健全的国民。还有荷兰公使也在会上发表演说，称赞慈幼院的建设。可见这所慈幼院在当时是受到社会各界重视的。 　　慈幼院新的学习生活 　　香山慈幼院既不同于一般的孤儿院，也不是普通的学校。它把孤儿养育和学校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把课堂教育与劳动技能实际训练结合起来。从办院宗旨到校舍建设、资金筹集、课程设置都有自己的特点，目的是培养有一定职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可以说，是当时慈善教育的一枝独秀。这一办院特点，也体现在慈幼院的院歌里，歌词是熊院长亲自填的，词句的内容是： 　　好好读书，好好劳动，好好图自立。 　　大哉本院，香山之下，规模真无比。 　　重职业，自食其力，进取莫荒嬉。 　　好兄弟、好姐妹，少年须爱惜。 　　这首歌词不仅道出了办院的宗旨，而且是我们入院孤儿学习和生活的座右铭，也体现了熊院长对孤儿们的深切希望和真挚的爱心。 　　慈幼院办学初期，院内除养育4岁至6岁儿童的幼稚园和养育7岁至8岁儿童的小家庭外，还设有初级和高级小学。规定年满6岁至9岁的儿童入初小；年满10岁的入高小；高小毕业后便入工场、农场实习操作3年，学会劳动技艺。1920年上半年，那时还没有组织儿童上学，除了安排他们的住宿和饮食外，主要是为他们治病，由副院长施今墨负责。到1920年9月，男女各校正式开课，我也入了学。当时院方对刚入院的儿童的文化程度不了解，不好分班授课，所以开始课程内容基本一致，只有国语、算术两门。一个学期以后，通过考试，分出级别。这样，就不能按严格的规定年龄分班，只能根据成绩高低，重新编班分级。 　　我进入慈幼院前，虽在家乡大刘庄上了一年多小学，但那时农村小学的文化程度偏低，我离开那个小学时，识字并不多，懂得一点加减法的简单算术。入院后的半年学习，并没有学到多少新的课程，不过是起了复习功课的作用。因此，院方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将我编入初小三年级的上学期，成为慈幼院开办后的第一批学生。当时的学科还只限于国语、算术。从这期开始，我上了三年学，到1925年夏季高小结业，这时慈幼院已办起了普通中学，同年秋季我升入中学，编入中二班。 　　学习期间，除了课堂上的知识课教育外，还经常有劳动课，学习专业技能，我们还上手工课，主要是学编织，学编手工纸。学手工技术这是熊希龄院长办学宗旨之一，他要让入学的贫苦儿童学到一门或两门技能，毕业后好到社会上谋取职业，不再像父母那样受苦。自然他还没有认识到，在黑暗的旧制度下，即使有了专业技能，也很难有发展。这个道理，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后我才懂得。 　　慈幼院对学生施以德、智、体、群全面教育与劳动结合，培育自立精神。熊希龄院长定下的办院宗旨是：“教育孤贫失学之男女儿童，使有适当之智能、道德，俾生于社会”。确定以职业教育为主的指导思想。把办学重点归纳为三条：一是以职业教育为主，特别重视农业教育；二是重视师范教育；三是重视为社会服务的教育。并且推行了一套将学校、家庭、社会连为一体的“三合一”体制。也就是说，入院儿童从婴幼时期开始，除得到家庭式的抚养和生活照顾外，还能受到中小学校的知识教育，以及各种工场的技能劳动实习和部分社会活动的体验，院内的教养方法和各项管理、工作设施，都是按这种教育体制安排的。为了推行“三合一”的新式教育体制，慈幼院还成立了一个评议会，邀请了社会上教育界一些有学识经验的知名人士为会员，用以研究解决这种新式教育中的问题。当时被邀请的有：蒋梦麟、胡适、顾兆熊、沈兼士、黎锦熙、张伯苓、廖名缙、朱经农等。李大钊同志也被邀请为会员。我从1920年入院到1928年离院的8年生活经历，基本上体现了这种办院的宗旨。这对我来说，不仅让我能够在一个较好的环境中获得生存和成长，而且对我今后走上革命道路，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我仍深深怀念着它。 　　学校住宿条件也在不断改善。我初到慈幼院时，开始被安置在一间大宿舍，房内摆着几张上下两层的钢丝床，能容纳20名左右的儿童。不久，宿舍进行了调整，由20人住的大房间搬到四至六人住的小房间。吃饭时排队进入饭厅，按8人一桌固定座位就餐。完全过着集体的生活，改变了我在农村那种懒散顽皮、无人管束的生活方式。尽管开始我觉得颇受拘束，有些不习惯，但比起在乡下住马圈、盖破被时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而且还得到了管理人员的照料，加上又能同许多小伙伴生活玩耍在一起，很快就习惯了这种生活，也感到很愉快。 　　到1921年10月，慈幼院又新建了8栋宿舍，划分为8个村，以熊希龄校长亲自制定的8字校训“勤、谦、俭、恕、仁、义、公、平”分别命名为勤村、谦村、俭村、恕村、仁村、义村、公村、平村。学院男教职工和男生住在勤、谦、俭、恕四村，习惯上称为“兄弟楼”；女教职工和女生住在仁、义、公、平四村，称为“姊妹楼”。各村都有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学生的生活管理和行为约束。 　　进入中学后，我们的学习课程增加了，有国语、数学、英语、历史、地理、博物(包括植物、动物)、物理、化学、工艺等。另外还有修身、公民训练、美术、音乐、体育、武术、童子军等等。各门功课，都有几个教师分科授课。寒暑假时，每周有几天上午还有课程，请北平各院校的教师或大学生来给我们授课，当时我被编入中学二班，班主任郭乃岑，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是河北保定一带的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那时北京教育界知名的语文专家，不仅造诣深，而且思想进步。后来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还是男校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为人正直，对班里学生很关心，从生活和政治上爱护我们。他知识渊博，讲课时很灵活，不一定照课本讲授，没有一定之规，往往随意发挥，似乎他想怎么教就怎么讲。看来他是有意识地把一些爱国的进步的思想，暗寓在讲课之中，使学生潜移默化，受到他的影响。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正大肆侵入我国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在东北割据。郭乃岑在授课时就讲东北地广人稀，物产富饶，如何被外人蚕蚀侵吞；又写文章贴在院内墙上，大讲开发东北的道理，鼓励同学们毕业后要去开发东北，报效国家，给我们灌输爱国思想。 　　我还记得老师给我们讲授的法国小说家都德的作品《最后一课》。课文是讲1870年到1871年普法战争的事。当法兰西的阿尔萨斯和劳林地区被普鲁士占领的那天，一个学校的老师韩麦尔先生在给学生讲课时说：“今天是最后一次用祖国的语言——法兰西语言讲课了。从明天起就要被迫使用普鲁士语言讲课了。这意味着我们地区的全面沦丧。但你们绝对不能忘记祖国，更要珍惜祖国的语言、文化”。老师平和自如、从容不迫地讲完了最后的一课，高呼“法兰西永生”、“法兰西万岁”，……这些沉痛的话语，生动地表达出对“就要失去的国土”的热爱。老师讲授时，语调悲愤，心情沉重。我和一些同学也都受到感染，甚至默默流泪。这篇课文和课文中韩麦尔先生的言语，以及当时上课的情景，虽然事隔70多年，但至今还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这是我少年时受到的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此外，中一班的一位贾老师，曾写过《中国妇女缠足考》的文章，具有反封建的意义。中二班一位蔺老师教过我们历史。他们对我们都灌输了反封建的启蒙思想。 　　儿童时期我就喜爱游戏活动，进入慈幼院上学后，有了学校的倡导和较好的设备，又有众多的伙伴，我的喜爱更多了。田径运动和各种球类的体育项目我都积极参加，同学中间足球我踢得较好，比赛时，同学们看到足球场上有我参加，就认为有了赢球的把握。我还喜爱武术，由武术教师赵国祥(著名“大刀李”李存义的徒弟)，教我们打拳、耍刀、弄剑。我特别喜欢习练大刀，被同学称为“春秋刀”。那时学校还搞过一项“军事操”，由一个当过连长的军事教员，按步兵操典教学生操练，我也参加。在慈幼院那几年养成的体育锻炼的习惯，至今70余年始终不曾改变。 　　在学校我还喜爱各种文艺活动，能演话剧、跳舞、表演双簧等。学校每逢节假日的恳亲会，一般都举办同乐会，演出各种文艺节目，我班同学最活跃，参加演出最多。我记得我参加演出的节目有黎锦晖编写的小歌剧《葡萄仙子》、《月明之夜》等，其中我在《葡萄仙子》剧中男扮女装，扮演了“雨点仙姑”，博得了观众的掌声。 　　由于我爱好多，参加的活动广泛，对功课不免有所放松。因此，我在班上的功课成绩就较差，一般在中下之间。但我却成了学校里较有影响的活跃分子，能够广泛地结交同学、联系群众，为我以后参加共产党，开展政治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救扶军阀混战伤兵的慈善活动 　　从来慈幼院上学起，我开始接触外界、接触社会，听到见到的各方面发生的事物，逐渐对我的心灵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军阀混战的惨景和恶果，对我触动更大，教育很深，是课堂上学不到的。1920年7月，那时我刚入院，正逢直皖战争。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对皖系军阀段祺瑞作战。距香山最近的战区就在长辛店一带。慈幼院受女红十字会委托，曾组织师生救护队赴前线救死扶伤。那时我因年幼，对这件事印象淡薄。女红十字会的负责人朱其慧，是熊院长的夫人。她是一位具有卓识远见、品德高尚、贤淑温良的知识女性。她曾协助熊院长举办各项教育慈善事业，积极支持熊院长的一切爱国活动。她同陶行知、晏阳初等一起，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全国许多省市推行了平民教育。她还同康有为的女儿康同壁等发起成立中国妇女协会，对提高女权，提倡妇女参政议政，推动妇女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女红十字会在熊夫人的主持下，积极开展了救死扶伤、赈济灾民难民等活动。熊夫人热爱孤贫儿童，在慈幼院创办时期，她主持过蒙养部(幼儿部)的工作，她十分关心儿童的身体健康，受到全院师生的爱戴。1931年8月，熊夫人在北平去世。听说葬礼很隆重，全院师生十分悲痛。我那时已离开慈幼院，未能参与其事。后来，我听说，熊院长于1935年2月又与毛彦文女士结婚。毛女士是一位秀外慧中、才华出众、品貌俱佳、有强烈事业心的现代女教育家。熊院长与毛彦文女士的结合，是爱情与事业的结合。婚后毛即协助熊院长办理慈幼院教育事业，开始担任香山慈幼院董事会驻沪事务所主任。1937年2月25日熊院长在香港逝世，毛彦文继任香山慈幼院院长，立志继承熊院长事业。抗战期间，她在后方先后办起“香慈”四个分校。抗日胜利后，她返回北平，竭尽全力奔走，积极从事“香慈”的恢复工作。1948年离开北平，后住台北市内湖私寓，仍对“香慈”校友会的工作给予积极支持。到90年代，还同我有书信往来。1999年在台去世，享年102岁。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在北京西南郊长辛店一带爆发。那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亲日派政客梁土诒组织内阁，这样就与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及其后台英美帝国主义之间发生利害冲突，双方发生了一场混战。战场距香山较近，慈幼院的师生听到了隆隆炮声，都有些惊慌失措。我比较胆大，但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有点惊恐不安。这时院长熊希龄为了使大家安静，就召集全院开会。他在会上讲话，首先讲述一些打仗的来由和情况，然后说，我们慈幼院的孩子，是被人救济到这里来的，遇到这等机会，我们不但不要害怕，还要牺牲性命去救人，才算得是慈幼院的真精神。我听到他的讲话，虽然不很了解，但“牺牲救人”这种思想却从这次开始，给了我一个较深的印象。可是怎样去救人，怎样叫做牺牲，什么人该救，什么人不该救，我当时还是一片朦胧。接着熊院长又与女红十字会配合，指派部分师生组织救护队，奔赴长辛店前线救护伤兵，我和低年级的学生因年龄幼小，都没有参加救护队，对于“牺牲救人”的行为和精神还没有真体会。 　　1924年，又发生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慈幼院与女红十字会合作，再次组成救护队往来于北京、天津之间，救出国民军伤兵一百多人。 　　1925年12月，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在天津到北京之间激烈交战，士兵伤亡很多。冯玉祥同熊希龄本来就认识，有过交往。他曾来过慈幼院，我还见过他，是个大高个儿，圆胖的脸型，穿着朴素，待人和蔼，我对他印象比较好，因此我就认为国民军好，憎恨奉军。慈幼院又一次与女红十字会合作去救护伤兵。这时我已经高小毕业进入初中一年级，也参加了救护工作，我因憎恨奉军，就认为只能救护国民军的伤兵。但是，熊希龄是讲人道主义的，要我们不论国民军或奉军的伤兵，应该一视同仁，都要救护。我们慈幼院派出了几百名师生组成救护队，去杨村一带战场抢救伤兵，乘坐火车往返护送。我当时只是去国民军南苑临时“救伤医院”看护伤兵，和同学们一道为他们包扎伤口，更换药布，送水喂饭，照料便溺，替他们写信读报。伤兵们挤在一屋，有的受不了疼痛的煎熬，呼爹叫娘；有的耳目伤残，断腿缺臂，身上血迹斑斑；有的默默流泪，病房里凄凄惨惨，真是惨不忍睹。开始同学们都有点害怕，心情也很激动，后来在接触中渐渐平静下来，而且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心，那些被学生护理过的伤兵对我们非常感激，像见到亲人一样，拉着我们的手，再三道谢。在我少年时代，就能有机会亲眼见到那些在残酷流血的战争中，经受死亡威胁的伤兵，见到他们的悲惨境遇，不仅锻炼了我的胆量，也使我开始了解了社会、了解了国家。对熊希龄所谓的为社会“牺牲”有了一点实际体验。这件事使慈幼院和冯玉祥国民军之间建立了浓厚的感情，后来当慈幼院经济困难时，冯玉祥将军也给予慈幼院及时的帮助。当然，那时我还不懂得什么是有价值的牺牲，什么是无意义的流血。至于这些军阀为什么年年混战，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我还不完全懂得，只知道战争就有流血，就有死亡，战争应该平息。自然还没有想到要用人民战争去消灭封建军阀。不过，经过救护伤兵的实践，也开始培育了我一点为别人、为社会服务的思想。 　　过去，在学校上课时，老师也常常讲起各派军阀你争我夺，危害国家人民的一些情况，知道军阀一定不是好人，应该打倒。经过这次在军阀混战中士兵死伤流血残酷场景的实际接触，使我对军阀的危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是我在参加救护伤兵活动中最重要的收获，从那时起，我的思想也开始飞出课堂，想中国苦难和外面世界的事了。 　　中山灵前童子军 　　这是1925年4月，北京西郊，柳树已经吐绿，桃花盛放，春回大地，慈幼院的同学们正是喜谈春游之时。早操集合后，院领导突然向我们宣布一条令人悲痛的新闻，说明天要迎接革命先驱孙中山的灵柩，它要放在我们香山碧云寺，并要举行追悼仪式。院长熊希龄还亲自点名要我们童子军列队参加追悼仪式，维护会场内外秩序。这是令人悲痛而又光荣神圣的任务，这天晚上我一夜没有睡好觉，心思着明天如何为深深敬仰的孙中山先生护好灵。 　　当时，我们院的童子军组织有二三百人，分为大队、中队和小队，熊院长对童子军组织要求很严，专挑身体强健、守纪爱院的同学参加，以“智、仁、勇”三个字规范童子军的行动，选配了童子军教练，还专门练了“童子军追踪术”，并常常进行军事训练。我是童子军的中队长，学校有什么大的活动，我总是要把全队组织好、带领好。现在听说要为孙中山护灵，参加追悼仪式，心里十分激动，又是惊喜又是悲痛。悲痛的是国家失去一位救国为民、振兴中华的伟人；喜的是这位伟人的灵柩就在我们身边，往后好带领队员去瞻仰，继承他的遗志。 　　我从小就很崇敬孙中山先生，老师在讲课时，除讲述早年秋瑾、徐锡麟等革命先烈的事迹外，还多次介绍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革命事迹，尤其是熊院长在每周朝会上经常宣讲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提倡敬仰中山先生。这时这位伟大人物在我心目中就有了良好的印象。1911年3月底黄花岗72位烈士的壮烈牺牲，在武昌爆发的辛亥革命，1915年蔡锷等发动的打倒袁世凯的护国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新思想的产生和传播，1924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正是在我出生到少年时期内发生的政治大事，这些大事无不与孙中山相联系的。老师授课经常讲到，也是同学间时常谈论的话题。耳濡目染，逐渐引起我对这些反封、反帝、革命、爱国的新思想的兴趣和关心。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战败。到10月下旬，冯玉祥乘机率领部队占领北京，发动政变，并邀请当时在广东韶关督师北伐的孙中山先生开联合大会，热烈欢迎中山先生北上，积极拥护他的《北上宣言》。《北上宣言》宣布对内打倒军阀，对外“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等。随后孙中山应邀北上。12月13日，孙中山一行经天津乘专车抵达北京，前往欢迎的群众队伍从前门车站一直排到天安门，多达10余万人，许多进步团体和工人学生到处张贴“欢迎孙文北来”、“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事”、“取消不平等条约”、“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标语，北京城内和郊区都引起了轰动。当时我的年龄虽然还小，没有参加迎接的队列，对当时发生的事件也似懂非懂，但在这种热烈的革命气氛影响下，心情也很激动，加深了对孙中山这位伟人的敬仰，同时也幼稚地认为，由于他的到来，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就会转变，中国就能统一了。 　　不料，没有多久，到了1925年1月，早已患有肝癌的孙中山，病情突然急剧加重，竟于3月12日逝世。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吃一惊，认为中国的统一就完了。3月19日，孙中山灵柩自协和医院移到中央公园(即以后的中山公园)社稷坛大殿内，李大钊、林伯渠、汪精卫等共分为三组抬棺，举行了有30万人参加的吊唁活动。 　　4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将孙中山的灵柩由中央公园移到香山碧云寺，并举行追悼仪式。今天我有幸参加追悼仪式，虽然很痛苦、很悲伤，但是也非常荣幸，是终身难忘的事。追悼仪式庄严肃穆，很多人胸戴白花，许多国民党的要人，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也去了。她人品端丽，体态大方，年轻美貌，白润的脸上带着深情悲哀，很多人向她招手，向她致意，以表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与哀思。我们院长熊希龄组织全院师生参加了这项追悼活动，我们学生童子军和学生组织的军乐队，列队整齐地参加追悼仪式。我们童子军沿着碧云寺台阶向前一字排开，一个个穿着整齐威严的童子军服，手中握着红光透亮的木军棍，腰间别着一卷救护用的粗绳索，威风凛凛地站在碧云寺外。我是站在碧云寺台阶上看到孙夫人的。追悼会的细节我已记得不够清楚了，如今还记得我穿着童子军的服装站在学生行列，瞻仰了孙先生的灵柩，看到了孙夫人端丽哀戚的容貌。在会场上，我第一次读到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追悼会后，老师还向我们学生讲了话，推崇孙中山创建民国的丰功伟绩，教育我们继承他的遗志，努力学习，热爱祖国。使我很受感动，这是一堂最实际、最生动的爱国教育课。 　　孙中山初到北京时，我听说召开什么北方和会，原以为从此和平有望，国家将会统一，革命即可成功。但是孙中山一死，军阀混战加剧，国家更加四分五裂。到这年冬天又爆发了国奉战争，战场就在天津和北京之间。到1926年，国民军与直、鲁、奉联军又在北京附近作战，双方相持不下，城郊居民遭受炮火的伤害，妇女儿童流离失所，这是我近在咫尺的见闻。这时，每当走过孙中山灵柩安放处，心情就十分沉重。我幼稚的想法也随之破灭了，直觉地认为，由少数大人物举行和平谈判来统一国家是不可能的，孙中山革命未成，北伐战争又失败，往后中国怎么办，想来想去，产生了一种“武力统一中国”的想法，加上我原有崇拜英雄的思想，以为不如由掌握兵权的吴佩孚来统一国家。当然我那时并不了解吴佩孚的反动面目，只认为他能打仗，“血战七日，打败奉军”，其实他也不可能统一中国。 　　中山灵前的这段回忆，是我政治思想上的萌芽，只是说明那时候我对政治问题已开始有了兴趣，懂得了关心国家大事，思想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从离乡找饭碗，到现在对国家兴亡有了一点责任感，开始把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命运联系起来，可以说是一次思想跨越。这一跨越自然归于慈幼院的教育，而更多的收益是课堂外的教育。但那时的思想还很幼稚，谈不上对中国革命现状有什么认识，有的是空悲切，有的想法并不正确。 　　 我的九十年/刘建章著.—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