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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孤苦童年

刘建章著

家境艰难 　　在河北省东南部有一块上千平方公里的平原，绵延于湍流的古运河的西侧，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栖息在这里的庄稼汉，这就是我的故乡景县。 　　这是一座拥有十字长街的老县城，出县城北门向东北方向行40华里处有个小村庄，名叫刘庄，在它的西边有个小镇，叫孙镇。它的南边有条干涸的小河，叫降江河。这里很贫穷，也很富饶，在本县虽无名气，但有着数百年建庄历史。那是中国历史上明朝初年，传说有一户刘氏两兄弟，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此处立村，开荒种地，置家创业。后因其弟迁往镇西边另立一村，取名小刘庄，原刘庄便改名大刘庄。据说历史上这里还是一块吸引外乡人来创业立家的富饶之地，后来人越来越多，地越种越薄，更可怕的是土地渐渐盐碱化，给农民带来了贫困。1910年3月9日(农历庚戌年1月28日)，我就出生在这个贫困村庄的一户农民家庭。 　　我家是刘庄的刘氏后裔，世代务农；祖父早逝，留下的住宅和地产很少，家境贫寒。父亲刘德茂，从小务农，身强力壮，年轻时有一股拼劲，渴望勤劳兴家。虽然拼死拼活种上几亩地，但遇到水涝虫害，仍不能果腹，加之子女多，缺衣少食，生活过得很艰难。因此，父亲除务农外，还外出卖苦力，帮人家推小车，挣点血汗钱，养家糊口。后来又与同乡合伙去获鹿贩运杂货，终年在外劳碌奔波。家里全靠母亲、哥哥、姐姐、嫂嫂干农活辛苦度日。我还有个姑母，嫁给小刘庄一家看坟地的农民，姑父早逝，姑母孤寡一人，苦度日月。她对我很好，小时我到她看的坟地处去玩，她总要给做好的吃，临走还送我几枚零花钱。 　　父亲在外赶大车很辛苦，但有时也得到一些小利，他给县里或镇上的官商拉脚，运送粮盐，遇到荒年欠月，他把车上装的盐袋、粮袋捅个小洞，让盐粒和粮粒漏出来，事后再扫起来带回家度荒补欠。我父亲不仅是个勤劳的庄稼汉，而且也是个很有心计、很有经济头脑的生意人。他知道吃点官商盐包粮包里漏出来的粮盐，是立不了业、兴不了家的，而且也提心吊胆，万一走漏了风声，叫主子得知，就要遭殃，就要断了生活之路，非同小可。于是，他想方设法，自己凑了点小本钱，不再为官商卖苦力，而是自己单独搞经营，远走天津长芦，贩运盐粮，转卖给本县本乡的小商小贩，日夜操劳，省吃俭用，来回奔波，睡野地，吃干粮，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攒钱，购地，盖房子，养家糊口，光宗耀祖。经过几年的艰辛，果然碰上了好运，攒了一笔钱，购了房子，添了地。开始他想盖几间像样的房子，有个好门面，好为儿孙们娶媳妇。但一盘算，觉得花钱太多，没有盖。父亲捏着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叹口气对我母亲说：“这钱还要预备荒年灾月糊口度日呀，该省的还要省呀!”那时我们家乡灾荒不断，轻则吃糠咽菜，重则卖儿卖女，我家也饱受灾荒之苦，母亲自然点头赞同。可是转眼大哥、二哥、三哥都到了说媳妇、完婚的年龄。儿女的大事，母亲自然想得更多，唠叨得更勤。因而父亲不得不下狠心，把自己积蓄多年的舍不得花、舍不得用的血汗钱拿了出来，从本村一处旧翰林院大宅主人那里买了一所杂院，约有十几间住房和杂屋。这座翰林院据说是明代嘉靖年间建的，这时已没落了，房屋年久失修，残垣断壁，买这所宅院比新建房要便宜，加之我家人多，房子盖少了也不够住，所以才买下这座旧宅院。我就出生在这座房子里。我出生前家境贫寒，这时渐渐好起来。父亲靠自己的勤劳和汗水兴家立业，走出了一条贫苦农民争温饱之路，不幸的是与自己同甘共苦的贤内助却与世长辞了。在贫苦的日子，两人一起熬过来了，在家境转好时，却不能一起分享劳动的甘甜。对我父亲来说确实痛苦欲绝。 　　母亲死后，家里失去一根顶梁柱，家境没有多大好转。沉重的家务落到大嫂肩上。她是一个贤惠、能干的庄稼妇女。她对我很好，大有长嫂如母之感。大哥书田，受父亲跑生意思想的影响，较早就在外地经商，在山西太原找到了商机，开了家小杂货店，店号叫“瑞盛祥”。大哥常年在外，往来于上海、北京等地办货，很少回景县老家。他回家总要给父亲送几块大洋，因此受到父亲称赞，说他是刘家好儿男。大哥有个儿子名润芝，由我引导走上了革命路。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在太岳区抗日武装里当连长，因抗击日寇扫荡，英勇牺牲。润芝之死给大哥、大嫂造成很大的打击，不过为国捐躯，他们没有更多地伤心流泪。二哥福田，在家种地，父亲常常骂他、打他，说他笨，是家里的受气囊。但是他却是一个种地好手，是我家的主劳力，他对我很好，支持我出来革命。抗日战争期间，日寇到我们村子扫荡，他被残暴地杀害了。至今我还深深地怀念勤劳、憨厚的二哥。三哥振田比较开朗，由大哥带到太原学徒经商。 　　三个嫂嫂都贤惠勤劳，又能忍辱负重。大哥长期在外经商，每逢过年过节回来一次，住上三五天就走了。大嫂从没提出要跟大哥走，而是在家负担起持家任务。在我的三个嫂子中，她带头做好繁重的家务劳动，带头孝敬公婆。我记得，冬天大嫂总是在我父母屋子里烧炕做饭，把温暖献给公婆；夏天总是在自己屋子里烧炕做饭，把炎热留给自己。这种美德给我幼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大嫂带头忍辱负重，三个嫂子之间非常和睦，三个哥哥之间也十分团结。平时，大哥、三哥不在家嫂嫂们都严守妇道，从不出门。大哥、三哥在外做生意挣回来的钱，大嫂、三嫂从不乱花。我父亲虽然两次续弦，家中先后有两个“后母”，但全家仍然是和睦之家。这与我三个嫂嫂贤淑勤劳是有关的。 　　我出生后，适逢辛亥革命，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清王朝虽然被推翻了，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以大卖国贼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在帝国主义入侵和封建军阀压榨下，中国又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生灵涂炭，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更加贫穷落后。那时农村凋敝不堪，灾害连年，农民完全靠天吃饭，同时不断地受军阀混战、败兵散勇的抢劫掳掠，加之苛捐杂税，真是苦不堪言。我家算是村上的温饱型农户，但遇到灾年还是要挨饿。记得我5岁那年，河北省尤其是景县闹蝗灾，进入炎热的6月，村子里到处爬满了小蚂蚱，天上飞满了大蚂蚱，黑鸦鸦地遮天盖地，一眨眼就把庄稼叶子和野草吃光。老农老妇坐在地头哭喊呼号，烧香祷告都没有用。蝗灾后，庄稼颗粒无收，家家缺烧断粮，有的只好外出乞讨，甚至卖儿鬻女。我家靠父亲、哥哥在外挣点钱糊口，但因人口多，仍吃了上顿缺下顿，我也饿得面黄肌瘦。1918年，我8岁时，7月间阴雨连绵，村上的洼地遭了涝灾，又是颗粒无收。9月间又发生瘟疫，十家九户都受到了传染，我虽然幸免瘟疫，身体也是瘦弱不堪。天灾兵祸连年，压得村上贫苦农民喘不过气，活不成，年年岁岁在死亡线上挣扎。 　　我们大刘庄位于景县平原的东北部，多盐碱洼涝地，土地贫瘠，种植的小麦、玉米、棉花，产量均低，解放前粮食亩产仅100斤左右，是个穷村子。外村闺女都不愿嫁到刘庄。跟我小时一起玩耍的男孩子，很多娶不上媳妇，孤鳏一人。解放后我回老家见到他们，已成孤鳏老头，不禁使我想起童年饥荒、瘟疫之苦。 　　早失母爱 　　我出生还未到人生第一个喜日——满月之喜，母亲就不幸地离开了人世，命运使我在孩提时代就过着缺少母爱的孤苦生活。 　　母亲姓王，是朱同庄一个农家女，嫁到我们刘家生了四男三女。听姐姐说，她是一位勤劳贤惠的庄稼妇女，下地劳动是一把好手，持家理财是一位贤内助。父亲常常在外跑脚，有时几个月不回家门。是她用自己的脊梁和爱，支撑着九口之家，养儿育女，教子成人，屋里屋外，春种秋收，样样都要操劳，既当母亲，又当父亲，毫无怨言，为丈夫、为子女、为家耗尽了毕生心血，最终积劳成疾，连看病都舍不得花钱，不幸在四十开头就与世长辞了。 　　母亲死后几天，我也染上了重病，开始哭声不止，很快便奄奄一息，断了气，父亲忍痛地叫人把我送到野坟地里埋掉，送我去鬼门关。自然埋我的场景是很凄凉的。3月，华北平原上仍然是冬意森森，寒风瑟瑟，黄沙飞扬。村外的野坟地里，更加寒气袭人，散落的老槐树紧缩着越冬的枯枝，远处野狗的嚎叫声、刨坑掩尸的咚咚声、亲人的抽泣声，更显得阴森悲凉，似乎在宣布一个小生命的完结。 　　也难怪父亲狠心，一个不满月的婴儿，一无奶水，二无人照料，怎么养呀?这时，他的心最苦，妻子入土尸骨未寒，又要去埋自己的小骨肉，真是撕碎了心，伤透了肺。可是，我的命大，埋婴的土坑还没有挖好，我突然奇迹般地苏醒过来，有人摸了摸我瘦小的鼻孔，惊喜地叫喊道： 　　“活过来了，活过来了!” 　　“嘻，还有气!”又有人惊喜地说。 　　“快抱回去!”又一个说。 　　于是，我又被从野坟堆中抱回家。一家人聚在堂屋里，没有半点喜色，屋子里死一样寂静。父亲看着没娘的孩子，心如刀绞，胸前像压了一块岩石那样难受，懂事的哥哥姐姐瞅着病弱的弟弟，泣不成声。我的苏醒和从鬼门关里复生，不仅没有增加父亲、哥哥、姐姐喜悦之感，而且他们更加紧锁眉头，忧心忡忡，叹息不止。面对不满月的婴儿的病体瘦容，叫人心碎，叫人愁。俗话说：人生有三大苦事：一是幼年丧母，二是中年丧妻，三是老来丧子。此时，我们家就摊到了两大苦事。父亲饱尝中年丧妻之痛，我遭受了幼年丧母之苦，两苦交加，降到我们穷苦农家，真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不满月的婴儿，既不能喂饭，也不能喂粥，当时农村自然也没有牛奶之说，怎么喂养呢?怎么拉扯大呢?怎不叫父亲心碎，叫哥哥姐姐伤心流泪! 　　可是，我的死后复生，顿时在刘家大庄的亲族邻里传开了，大家交耳叫奇。这时好心的邻里们都拥到我家道喜。一见我家鸦雀无声，父亲、哥哥、姐姐正在发愁，不免发出阵阵叹息声，同时为了救我这条小生命，邻里亲族们也都慷慨地伸出援助之手，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之心，他们毫不迟疑地说： 　　“放心，四爷爷我们包喂!” 　　“你侄孙有奶吃，四爷爷就饿不着!” 　　“嘿，小祖宗，绝不能叫饿着!” 　　“咱奶孩子的晚辈尽点孝，一人喂一天，就够四爷爷饱肚子了，有啥愁的。” 　　话越说越温暖着我父亲和哥哥姐姐冰冷的心。我同胞兄弟四人，我为老小，排行第四，又因我在家族中辈分很高，同族邻里都叫我“四爷爷”。家族奶孩子的晚辈不嫌我瘦弱，不嫌我小，愿意把我抱回去喂养，这既是对我的怜悯，也是对我父亲的尊敬，显示了一人有难、亲里相助的浓厚的乡情村俗。 　　经过邻里的劝解和安慰，使陷入苦境的父亲和哥哥姐姐看到了希望，绷得很紧的眉头也开始松开了，增强了把我拉扯大的信心。在同族邻里的关照和喂养下，我不仅活过来，而且瘦弱的病体也开始壮实起来，起初村上奶孩子的晚辈轮流将我接去喂养，饥一顿饱一顿地苦度襁褓时光，后来父亲又将我送往邻近的罗村一户贫农家奶养，虽然多一些抚养费，但可以免受饥一顿饱一顿之苦。就这样寄人篱下，吃“百家奶”、喝“百家糊”度过了我的襁褓岁月。不久，父亲续弦，又生了个妹妹，在继母的眼中自然没有我的位置。那时我虽年幼，却没有与父亲和继母同住，而是随着二哥、三哥同住在马圈里，晚上睡在柴禾垛上，共盖一床破被，相依为命。父亲虽然疼我，但他常年在外跑脚经商，爱莫能及，继母视我如“路人”，幸好我的大嫂心地好，为人慈祥，对我也很疼爱，在生活上得到她的照料，才使我少受饥挨冻，少受一些生活折磨和歧视。 　　我5岁那年，继母因病去世，我家又遭到一次不幸。家里没有女人，总是不成个家。不久，我又有了第二个继母。这个继母是黄昏日落时用车接过来的。因为那时农村封建习俗很浓，对妇女十分歧视。我第一个继母过门时，由于她是黄花闺女，是用花轿抬过来的，而第二个继母是寡妇再嫁，当时是不允许坐花轿的，只能在黄昏日落后，用大车接到我家。她来后，并未改变我孤苦的处境，对我她也是很冷漠。 　　母爱是童心的滋补剂，是梦中的蜜，但是没有母爱的孩子往往能锻炼独立生活的毅力和结交朋友的能力。我虽然缺少亲人的温暖，却很少受到大人的严厉管束。任由我随意活动，终日同邻里儿童交往，结伴列队，做各种村俗游戏，如“耍狮子”、“打陀螺”、“丢铜钱”、“挑机灵鬼”、“踢鞋底窝”、“跳节节高”等等。这些游戏虽然简单幼稚，但都具有体育比赛的因素，游戏中我常能获胜。这就培养了我争强好胜的性格和对体育的浓厚兴趣。那时正值清末民初，不论男女儿童，还有蓄留辫子的风俗，但我总是光头或短发，没留辫子。我同邻居儿童打闹时，就能抓住他们的小辫，掀翻在地，我却没有辫子可抓，能够不被打败。有时，我还和同伴爬墙上树，摘果抓雀捅老鸹窝，或者秋后到地里偷着掰玉米棒子烧着吃，甚至蹲在树杈上大小便，表现出村童的顽皮淘气。我们村里儿童一般家境都很贫困，除了打闹嬉戏外，还要放牛牧羊，拾粪割草。干这些活时，常常要跑到较远的野外草地。这样又同邻村的儿童有了接触，游伴遍及四村。由于童年的这种生活，使我从小就开始有了一点爱好交朋结友、容易与人亲近的性格。 　　童年的孤苦、童年的磨练，在我的一生中是很难忘的，也为我幼年远走他乡、独立自理生活，经受艰苦考验，打下了必要根基。 　　村小启蒙 　　村南高坡上九神庙里每天都传出朗朗的读书声，声音那样动听，那样富有生气，这就是我们村学制仅四年的小学。 　　来这里念书的大都是穷人家孩子，虽然学费不多，但能上起学的有条件上学的孩子也不多，而且上学的都是男孩子，女孩子在旧农村是不给上学的。有的男孩常因家境恶化，上了这学期，下学期就辍学。他们的父母送孩子来上学，为的是让老师管管性子，能认识自己和父母的名字，能在过年过节写幅吉利的对联，能看个信。他们不敢想叫孩子念书，去应考举人秀才，也不敢想为了将来做大官谋大位，更想不到念了书去拯救苦难的中华。这是后来“五四”运动先进分子才有的思想。7岁时(1917年)，我的父亲也抱着同样的目的，送我到村南九神庙里来上学，开始认字记数。我三个哥哥也在这里上过学，他们读过的课本，用剩下的铅笔头，就由我接着使用。大哥就是我的榜样，他会记账，写一手好毛笔字，至于我能不能达到，那还是个未知数。 　　九神庙又称土地庙，全庙有房屋五间，北面两间供奉“土地爷”，西边三间作为教室，是个学制为四年的初级小学。也是周围几个村子唯一的一所学校。不过景县的教育在历史上还比较发达，不仅县城设有学堂，各乡镇和部分村也设有私塾，光绪32年(1906年)以后，私塾才逐步改为学堂。我们村的小学，就是由私塾改的，课程主要是国语、算术、习字，还有百家姓、千字文，老师还要求背书，背不出要挨板子。贫苦农民对老师尊敬，过年过节，还要领着上学的孩子去拜孔夫子。我村的这所小学虽然简陋，除了供本村男童上学外，附近樊家桥、周庄、辛庄、张庄、小王庄、小张庄能够有条件念书的男童也在这里上学，同学约有数十人，其中有两个同学叫刘印廷、高书升，解放后一直在村里当农民，活到80多岁，当时和我一起读书游戏，比较亲近。小学里设备简陋，课桌坐凳都由学生自备，笔墨纸张短缺，学生连一口水也喝不到，儿童玩具更谈不上。我儿时好玩喜动，放学后就同刘印廷、高书升等同学在野地游荡，有时光着屁股到学堂附近的小池塘里摸小鱼捉泥鳅，有时挖掘些烂泥，捏成泥人泥马为乐。那时我们这些儿童虽能上学念书，但是还要像入学前一样干些杂活，如放牛牧羊，砍柴割草等。记得有一次放学后，我和刘印廷拿着小筐割了满筐的野草，到集镇上叫卖，无人理睬，只得垂头丧气地背回家。我在九神庙小学只学习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离开了我启蒙的地方。事隔80多年，当时情景能记起来的就是这些。从我记得的这点情况来看，也可说明像我所处的那个时代农村儿童的学习环境是多么穷困落后。如今这所小学已不复存在。现在村子的北面，由各村庄联合设立了一所规模较大、设备较全、包括中小学各年级都有的学校。 　　九神庙小学是个四年制小学，四年后我是否继续升学，又到何处去升学?加之第二个继母对我的冷淡和歧视，我能否在家里继续呆下去，这些问题都是我父亲和大哥一直揪心的事。他们想给我找条出路，找个饭碗，碰巧，我10岁的时候(1920年)，有一次我大哥听说北京有名的香山慈幼院招收孤贫儿童的消息，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恰巧他的一个朋友，那时住在北京花市大成客店，认识慈幼院的职员，我大哥便对这个朋友说：“我有个弟弟，从小丧母，后妈待他不好，家乡又连年遭灾，生活很苦，能不能来慈幼院?”朋友听了很同情，热心地说：“可以!”于是便辗转请托为我申请报名，经过审查合格，获得收录。从此，我就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大刘庄。 　　 我的九十年/刘建章著.—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