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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少年入党

刘建章著

接受党的教育 　　香山慈幼院创建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前夜。北京又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五四”运动以后，马列主义逐渐传入中国，宣传进步思想的新书刊陆续出版。1917年李大钊同志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李大钊、鲁迅等成为这份杂志的主要撰稿人。这些宣传进步思想和新文化新知识的书刊，如《新青年》、《响导》、《湘江评论》等，以及有关社会革命、共产主义的言论，在香山一带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香山慈幼院等师生中已大量流传。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4年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革命形势空前高涨，进步书刊的传播，进步言论的流传，更为广泛。我从慈幼院的图书馆和老师同学那里越来越多地接触进步书刊，引起浓厚的兴趣，全院思想很活跃，为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当时，在我们慈幼院师生中宣传科学、民主的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较好群众基础和外部环境。首先慈幼院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贫苦儿童，从小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到剥削压迫，更加憎恨官僚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在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宣传教育影响下，思想也容易觉醒，对于进行社会革命，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等新观念，也容易接受。此外，与慈幼院毗邻的中法大学，东面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政治气氛很浓，共产党和青年团在那里都建立了组织。他们的思想宣传和政治活动，常常传到慈幼院，对慈幼院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还有院长熊希龄的政治态度和社会地位，也有利于慈幼院内宣传新思想，有利于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熊希龄是一个任过政府要职的社会名流，当然他不信仰共产主义，但他思想比较开明，为人也很正派。他晚年脱离官场，从事慈善教育事业后，较少过问政治。他主张学生努力学习，“博闻多识”，不排斥进步书刊在院内传播。在当时国共合作的局面下，他对学生中一些党团活动有所知晓，却采取宽容的态度，“不问党不党，只问才不才。”他并不避讳同前苏联有关方面的接触，曾请当时前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来院讲演，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情况，帮助学生增长见识。他还派慈幼院的学生到莫斯科中国驻苏使馆学习做面食的厨艺。我记得去学习的人一个姓韩，一个姓龙，他们回来对我们讲那里人人讲平等，工人农民受到尊重等情况。熊院长还欢迎有学识的学者来院任教，也不拒绝思想进步、有左倾表现的人士来当教员。他聘请的语文教员郭乃岑是中共党员，经常用有进步思想的文章作为教材给学生授课。英语教员鲁世英、史地教员蔺某某、许爱波，还有晁哲甫、孟夫堂、杜学海等教员都是进步有为的青年。 　　由于以上种种因素，共产党的组织在慈幼院的建立，早在1925年就已开始，并且发展迅速，在一两年内就先后建立了两个系统。一是女校方面的党组织。这是由中共北京区委的郭隆真同志所建立。郭隆真早在1923就由周恩来、尹宽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经中共旅欧总支部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夏回国后，她经党组织分配，到北京做党的地下工作，主要是对各大学进行宣传和联络女学生，并负责在香山慈幼院内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最初经她发展的党员有女校教员李益韬、女校学生乐毅(以后与市委工人部长吴可结婚)、程贵珍、李芙蓉、李乐、刘志毅等。一是男校方面的党组织。开始时，郭隆真也在男校学生中进行了工作，发展了她的外甥中一班学生张百川(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和张德昌为团员。但发展党团组织主要是由中共西郊部委进行(后改为区委)。最初发展的党员有郭乃岑、夏基鸿、鲍双印、胡荣庆等。郭乃岑是男校党的总负责人，但我不了解他在党内担任的职务。夏基鸿、鲍双印都是我的同班同学，鲍双印还是西郊团区委书记，胡荣庆是师范一班班长。最初发展的团员除张百川、张德昌外，还有我的同班同学李玉振。他们三人组成男校的第一个团小组。从1925年到1927年，在男校的学生中先后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建立起了党支部，夏基鸿、胡荣庆都担任过支部书记，受中共西郊区委的领导。西郊区委以香山卧佛寺为据点，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的党组织都受其领导。 　　当时我在慈幼院经常参加各种文化体育活动，同夏基鸿、鲍双印交往很多，关系密切。他们认为我愿意接受新思想，能联系群众，是个“活跃分子”，可以作为吸收入党的培养对象。他们多次找我谈话，让我阅读《新青年》、《新潮》、《中国青年》和《共产主义ABC》等书刊杂志，使我开始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他们还向我介绍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入党条件和手续等，启发了我的入党要求，我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他们组织的各项活动，争取尽快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在这段时间，发生过几件重大的政治事件，也使我受到深刻教育，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1925年5月，上海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枪杀了中国工人顾正红，英国巡捕殴打和杀死我国的工人学生，造成了“五卅惨案”。为了声援上海受害的工人和学生，北京60多所大中学校，三万多人举行示威游行。熊希龄也发起组织“沪案失业同胞救恤会”，全院师生捐款1000多元救助失业工人。并于6月13日在中山公园开会宣布“救恤会”成立，组织师生在天安门集会，追悼死难者。同时发动学生在香山附近村镇游行示威，我和部分同学参加了赴长辛店和市内前门大街的反帝爱国大游行，受到了教育，激发了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和对受害的工人学生的同情。 　　1925年11月28日，北京爆发了以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国民行政委员会为目的的“首都革命”。当日下午，以工人学生为主的五万多群众齐集故宫神武门举行集会游行，声势浩大的队伍包围了段祺瑞执政府和段宅，捣毁了章士钊、朱深等的住所。游行中纷纷喊出“打倒军阀政府，建立国民政府”、“民众大暴动”等革命口号，散发了《北京共产党宣言》、《告国民军》等多种传单。慈幼院有些师生也去参加了集会游行。事后我听到了同学们述说游行的情景，很激动，并听说这次活动主要是中共北方区委发动组织的，我对共产党又增加了一份向往。 　　12月31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爱国运动大同盟等组织五万多人，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反日进军大会”，反对日本军队的武装侵略。转年1月14日，北京学生总会、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非基督教同盟等团体和学校又在天安门前召开“反日示威运动大会”，责成国民外交团就日本出兵东北一事对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并组成反日讨张(作霖)联盟。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政府”等口号，群众情绪激昂。2月27日，北京总工会等团体4万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英讨吴示威大会”，反对英帝国主义封锁广东海关，打倒卖国军阀吴佩孚等。这些反帝反军阀的爱国气氛影响了我，更加坚定了我的革命意志，激发了我的向党心情。 　　1926年1月21日是列宁逝世两周年的日子(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时，慈幼院还没有党团组织，列宁逝世的消息没有在院内传开，当时我还一无所知)。北京各界600多人在北京大学三院礼堂召开了纪念会。慈幼院的一些党团员和部分学生，在后山上的一座小庙里集会，表示纪念。那时我虽然没有入党，但因夏基鸿等已将我列为入党的培养对象，也邀我去参加了活动，使我对这位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有了较深的了解，产生了敬仰之情。在活动中，我开始学唱《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歌词，又一次激发了我的革命觉悟，使我想起燕子与蝴蝶的故事。语文老师曾给我们讲授过波兰作家密茨凯维支的作品，其中，提到燕子与蝴蝶可以不分国界，在这个国家与那个国家之间自由地飞来飞去。从这里我联想到如果革命成功，实现世界大同，没有国家界限，人类不是也可以像燕子和蝴蝶那样，自由地来来往往了吗! 　　从这以后，慈幼院内举行的一些活动，以及某些院外的活动，夏基鸿等也都吸收我参加，不断使我受到革命教育，其中对我影响较大较深的一次是1926年的“3·18惨案”。这年春天在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作战期间，正当北京数万群众集会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派两艘军舰进驻大沽口，掩护奉军作战，并炮轰大沽口要塞，国民军奋起反击，将日舰击退。日本纠集英、美、法、意等国，于3月16日以维护《辛丑条约》为由，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的防御设备，北京至海口的交通不得发生任何障碍，国民军完全撤除海上水雷等蛮横无理要求，限48小时内答复。3月18日，北大、师大、清华、师大附中等80多所大中学校和北京总工会、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等140多个团体5000多人，在李大钊等同志的领导下，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游行队伍走到府右街段政府门前，竟遭军阀卫队开枪镇压，当场死亡40多人，击伤150多人，很多人被捕，造成了震惊全国的“3·18惨案”。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士兵，应集体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 　　紧接着，3月23日，北京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等团体及各学校学生一万多人，在北大三院沙滩红楼举行“3·18”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当时担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代表陈毅同志，被公推为大会的主席。他在大会上谴责段政府的罪行，讲述了这次惨案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重大意义，并提出我们应该怎样纪念先烈的意见。“3·18惨案”发生期间的各项集会、游行活动，也有慈幼院部分年龄较大的学生参加。消息传到院内，大家义愤填膺，纷纷举行小的集会，散发传单，声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这时我也十分气愤，积极参加了院内的活动，并使我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坚定了革命信念。 　　在这个时候，慈幼院发生了一起损失重大的事故。3月14日，男校中二班学生翁少勤在室内做物理试验，不慎引起一场大火，将“勤”、“谦”两村大楼的房屋200多间全部烧毁，大批设备、书籍、文卷、学生的衣服用品化为灰烬，损失惨重，学校只得将男校迁到香山来青轩避暑房屋临时居住。这样在一段时间内，虽然使我的学习受到影响，但是更加方便了我们的社会活动。 　　“3·18惨案”以后，北京形势有了变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奉直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和镇压北方人民的革命运动。4月15日，奉直联军直入北京，国民军退守南口一线，奉直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疯狂进行“讨赤”、“驱赤”的反革命活动，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一时空气紧张。但是，北方和北京的革命力量并没有退缩，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发展革命势力，党团组织都有较大发展，工作也有大的进展。而南方国民政府正在积极准备北伐，革命形势仍在高涨。这时，慈幼院的党团组织，在中共西郊区委的领导下，仍然在继续活动，进行革命宣传，积极发展党团组织。那时我们班已建立了学生党支部，支部书记为夏基鸿，党组织活动频繁，党组织团结班上的积极分子，加强发展工作，扩大党的队伍。因我在各项活动中表现积极，有一定组织宣传能力，也在这一年夏秋之交被吸收入了党，这时我来慈幼院学习已第六个年头，是党教育的结果。也是受当时北京西郊浓厚的马克思主义氛围熏陶的结果。 　　“香慈”党支部活动 　　1926年8月的一天，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天高气爽，阳光灿烂，慈幼院师范中二班教员预备室内寂静而庄严，在支部书记夏基鸿和党员鲍双印参加下，我举手向党宣誓：自愿加入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个入党仪式是秘密进行的，也是很简单的，但是它是我政治生命的开始，是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革命事业献身的出发点，是我几十年革命生涯的源头。 　　介绍我入党的是我们班学生党支部书记夏基鸿和党员鲍双印。夏基鸿是来自湖南的一个孤儿，在我班成绩很好，善于演讲，在同学中有威信。后来听说他离开慈幼院，在南京参加地下活动，不幸被捕，不知下落。鲍双印就是慈幼院附近碧云寺下面的北辛村人，他与胞妹鲍淑华都是慈幼院的学生。1927年鲍双印在北京牺牲。对这两位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同志，我至今铭记在心。 　　我入党之前，慈幼院已经有了一些党团员，男校单另建立了一个党支部，胡荣庆和夏基鸿都担任过支部书记。鲍双印是西郊团委书记，负责院内的工作。那时党团员的界限不是划分得很明显，大家经常在一起学习、开会。我入党后不久，夏基鸿离开了慈幼院，由我接替他担任了党支部书记，这时我刚满16岁。除我外，还有支委二人，一是宣传委员贺成章，他是中级五班的学生；一是组织委员梁一鸣，原名梁伯勋(建国后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他是中级四班的学生，1926年4月清明节时入党，中学时他的数学成绩不好，上课时表面上很用功，在课本上认真列算式，记了不少数学符号，实际是用数学符号代表支部各个党员的名字、分组等情况，因他是组织委员，管理党员名单。他记录的这些内容，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看不懂，连我也不明白。有一次因闹学潮，警察到慈幼院来搜查，在梁一鸣的作业本上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符号加以追查，他以作算题草稿为由来应付，警察看不出问题，只得作罢。1928年12月，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第二集团军(驻河南洛阳)曾派人来慈幼院聘请学生去当助教和练习军医，梁一鸣也是应聘学生之一。 　　我们党支部主要是受中共西郊区委的领导，区委书记姓陈，名字已忘记(1927年牺牲)。但中共北京地委有时也派人和我们直接联系，当时地委委员、工人部部长吴可同志就是与我联系的一个，我也常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他除了慈幼院外，还常去清华、燕大、碧云寺、香山一带活动。他和地委、区委的其他同志来西郊时，常以养病为由，在碧云寺的偏殿内居住，以掩护身份。吴可和我们接头开会时，常在碧云寺偏殿内，或在慈幼院的图书馆等地。语文老师郭乃岑也是我们支部的一个成员，但他不常同我们一起开会，也很少参加我们的活动，似乎另有其他的任务。同学中间对他有一种神秘的感觉，觉得这位老师为人很机警。他平常一个人单独居住在院内一所楼房下面的房间内，房子在楼房的犄角，房门在楼房走廊的一端，窗户向着楼房的后院山坡，窗门却是常常关闭着的。但他又对打扫房屋的青年校役关照说，不要把窗子关严，关严了开起来不便。我们猜测他这样做是有用意的；常常关着窗子是为了避免旁人窥视他在房内的活动；不把窗子关严则是一旦发生意外，他可以迅速从窗口出走。他与学生接触时，还常常装着听觉不灵敏，有时同学向他提出有关时事之类的问题，向他请教时，他只“嗯”一声，好像不曾听清，不予答理。我们想他一定是与上级党组织是单线联系，怕暴露自己，才十分谨慎。1927年4月，李大钊同志牺牲之前，北京曾有一段时间发生白色恐怖，那时就见不到郭老师的踪迹，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以后才知道去了东北，在吉林市毓文中学任教，曾以“郭桐轩”的名字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 　　我担任党支部书记后，活动比以前有较多增加，主要是根据中共西郊区委的指示和布置，结合北京的形势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开展各种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各项政治性活动，进行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提高党团员和群众的政治觉悟，并在活动中发展和壮大党团组织，扩大进步学生队伍。工作的内容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项是培养新的党员，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支部要经常传达文件，组织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书刊。如《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就是有关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容的文件，我虽然早在1925年上半年就曾见到过，但那时知识少，觉悟低，对宣言的意义，印象很浅。这次又在支部内作了传达和学习，认识就深入了一层，懂得孙中山在我们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将他所倡导的旧三民主义，改变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我们党的政策是要联合国民党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他使我了解到当前的任务是要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使国家得到统一。这时国民政府已经开始进行北伐战争。7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通告》第一号，要求“在北方各地应当号召民众积极的起来，响应北伐”。不久，我在支部内传达了通告的内容和中共北京地委的指示，使大家懂得当前北京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拥护北伐。同时发动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在院内外张贴和散发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拥护北伐之类的标语传单，推荐阅读报纸上揭露军阀张作霖罪行和英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章。通过这些宣传学习，我和支部的同志大体了解了一些当前的斗争形势，懂得了一些党的政策，政治觉悟都得到了提高。当时为了保密，我们把一批学习和宣传的资料，包括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藏在了风雨操场的房梁上。 　　除随时传达和学习党的文件外，还有日常的读书学习，主要是组织党员阅读和学习《共产主义ABC》等比较浅显的马列主义启蒙读物。有时组织少数同志阅读和学习《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等较深一点的马列主义书籍。许多人都很用功，梁一鸣学习就比我好，他还在他的班上作过讲解。此外，通过学生会在图书馆内成立读书会，派党员负责组织。除党团员外，还吸收一些积极分子参加，组织阅读《新青年》、《中国青年》、《响导》和“创造社”、“南国社”的刊物，鲁迅的作品，郭沫若、茅盾的作品，蒋光慈的小说等进步书刊，增进大家的知识，启发进步思想，提高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我们还利用学生自治会，组织工人夜校，地点在镇芳楼上，每班约10多名校工参加学习，给他们讲工人农民受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的原因和反抗的道理。 　　我们党支部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配合革命形势和斗争需要，开展对外宣传。慈幼院的图书馆成了我们党支部的活动阵地。同志们在这里抄写稿件，写标语，印传单，内容是结合当时北京发生的重大事件，抗议军阀政府镇压人民的暴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军阀混战等等。慈幼院的四周建有较高的围墙，要把这些传单标语拿到围墙外面，到街道村镇上张贴散发是不容易的。我们想了一个办法，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派身体强壮又胆量较大的同志从围墙下面的流水沟里钻出去，将传单标语贴在院外附近的街道和较远的小镇上，有些还塞进居民住房的门缝里。第二天天亮时，如听到外面人声嘈杂，议论纷纷，我们就知道发生了作用。当时我们这些党团员不过是些10多岁到20来岁的青少年，缺乏斗争经验，没有把标语传单上的笔体字迹仿造改写。警察局发现标语传单后，很快就认出是出自青少年学生之手，便派人到慈幼院来追查，并且根据各人的笔迹查出了书写者姓名，准备加以拘捕。幸得院长熊希龄出面交涉，说这些学生还是小孩子，不懂事，以后我们严加管束就行了。警察局慑于熊希龄的名望地位，也不便过分与我们为难，只得作罢。 　　当时我们党支部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广泛联系和团结群众。进行这项工作时主要是利用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和体育活动，在我们的周围能够团结一批同学，从中发现和培养思想进步有革命要求的积极分子，不断发展和扩大党团员队伍。进行活动时完全是通过公开合法的团体或由行政方面出面，我们党团员只在其中起骨干作用。那时院里成立有学生自治会，各班有班会。我们有意识地选派在学生中有较好影响的党团员去担任学生会委员和各班的学委，如党员于志厚就担任过学生会的主席。这样既便于把党的意图贯彻到群众中去，能够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又有利于隐蔽党团员的身份。如在学生会中就由分管学习的委员(党员)去管理图书馆，使他能利用工作的方便，采购和引进一些进步书刊。由于管理图书馆的是我们的党员，在图书馆内集会和开展活动也有了便利条件。各班的学委也常常举行有倾向性的讲演会、辩论会，用进步思想影响群众。至于学生会的主席、委员活动的规模就更大、影响更广。他们时常向熊希龄等院方的领导提出建议，邀请外界名流学者到院内演说，讲述时事问题或学术问题。 　　分管体育的委员协助体育老师，动员同学踊跃参加课外的体育活动，举行各种球类和田径比赛。如班级的足球比赛，除动员同学参加外，我也上场担任二门守门员(即后卫)。有时还派出以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为骨干的篮球代表队到北京市参加中学生篮球比赛。我院球队打得顽强活泼，成绩出色，颇受赞扬，扩大了慈幼院在市里面的影响，与此同时也使我们同其他学校的学生有了接触的机会，加强了联系。那时国术(武术)很盛行，我们也提倡练习武术。学生会和班会便协助武术教练赵国祥动员同学练武，由教练上武术课，练形意拳、太极拳，练习剑枪棍等。并让武术成绩出色的同学在运动会上表演技艺。当时我也喜爱武术，能打拳，会耍春秋大刀，在会上表演时常常得到师生的称赞，也扩大了我在群众中的影响。 　　我们还组织了一些业余的文化戏曲团体，参加院内的各种集会。如话剧团演出的同学自编自排的活报剧《爆炸》，用爆竹作道具，表示出枪击敌人消灭反动派的剧情。每当运动会结束后，还照例表演文艺节目，作为余兴。我们剧团通过演双簧，讽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言行，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这样引起同学的浓厚兴趣，也启发了他们的政治觉悟。我们的歌咏队、音乐队除在会场演唱外，还在同学中教唱革命歌曲。“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经常响遍校园。在高年级学生中的党团员中，还教唱了《国际歌》，有些非党学生也偷偷地学会了这首歌曲。1927年“4·12”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我们修改了国民党党歌的歌词，把原来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利民国，……”改为“杀民主义，狗党所宗，以害民国，以祸吾民”。通过歌唱改动后的新词来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罪行。 　　我们除在院内开展文艺活动外，有时还去院外演出。有一次北京各界人士在北海公园举行长江水灾救济会的义演募捐，搭戏棚舞台演出各种戏曲文艺节目。梅兰芳与杨小楼在北海的五龙亭上演京剧《霸王别姬》。这是名角名剧，自然吸引了众多喜爱京剧的观众，场内外人山人海，十分热闹。我们慈幼院的业余文艺武术组织，也参加了那次义演。在北海琼岛的北侧偏院，面对五龙亭同梅兰芳等唱“对台戏”，演出汪(笑侬)派名剧《马前泼水》，饰演朱买臣、崔氏的同学，演得有声有色。还有一些舞刀弄剑的同学，表演了几套武术，也很精彩。这些青少年学生的业余技艺，竟然也有上百人来观看，搏得了阵阵掌声。 　　在这些活动中，我们的党团员多数都成了骨干力量，在我们的周围团结了一批活动分子，他们经过一定的教育培养，政治觉悟有了明显提高，其中不少人成了我们发展的对象，参加了党或团的组织。在我1926年冬到1928年初的一年多党支部书记任期内，支部的党员由原来的30多名发展到70多名、其中有些同志以后还成了我党的中高级干部。在党团员中，除汉族外，还有金析润、刘光志、李炳国等朝鲜族学生 　　相识成知己 　　我担任党支部书记后，慈幼院的党组织活动更加深入了。在西郊区委的指导下，不仅读进步书籍，演进步戏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而且男女两校的党组织也开始加强接触，互相支持，互相配合。这段时间，女校的党团组织也有了新的发展，但因为男女学生分校学习，分地居住，加之当时封建礼教尚重，学校当局对男女生的交往管束很严，平时不准随便接触，两校党团组织联系受到一定限制。可是男女两校党团组织的活动，在中共西郊区委的指导下，不断冲破阻力，加强沟通联系，互相配合。 　　一天，中共西郊区委派人把我找去，指示我要加强与女校党组织联系。平时我很少到女校去，女生我也一个不认识，怎么去法，去找谁呢?这确实是个难题。我向区委领导人问道： 　　“去找谁接头?” 　　“程贵珍，师范班的!” 　　“哦!”这名字似乎早就听过，而且一直在我的记忆中。我愣了一会，突然想起来，6年前，我入院时，那个给我们小伙伴发学习和生活用品的热情美丽的小姐姐，不是叫程贵珍嘛，我还要求老师让我跟她编在一个班呢。她也入党了，不简单。不过，也许不是她，而是与她同名同姓的女生。 　　“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区委领导同志问话打断了我的回忆。 　　“没——没有!”我兴奋地说。 　　第二天，我通过班主任郭乃岑老师与女校程贵珍联系上，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女校外一片松树林里，她从女校门口向树林走，我也从男校门口向树林里走，在一棵古松下我们都停下来了。我定神瞅了瞅她，不觉一愣，从眼神和脸庞以及那乌黑的辫子，我一眼就认出是当年进慈幼院时给我们小伙伴们发放生活和学习用具的小姐姐，时间已过去6年了，她长得更漂亮、更白皙、更丰满了，由小姐姐变成大姑娘、大姐姐了。我兴奋地向她问道： 　　“您就是程贵珍同志?” 　　“对!你是——” 　　“我叫刘建章，男校中二班的!认识不?” 　　“看过你演戏，但——” 　　“不认识，但我认识你，6年前刚进慈幼院时，你还给我发过学习用具呢!后来我还去找老师要跟你编在一个班呢!” 　　“哦，有那回事!”程贵珍咯咯一笑说。 　　也难怪，6年前她给那么多小伙伴发东西，也是一眼而过，怎么能一一记住呢，但我却一直记在心里，没有忘怀，她无意，我有心，这她是不知道的。不过我也不好再追述往事了，而是把话题岔开。给她传达了中共西郊区委对慈幼院男女两校党支部配合活动的指示和要求，还向她介绍了我们男校党支部组织进步同学读进步书籍、演进步戏的情况和经验，她也介绍了女校党支部活动的情况，我们商定以后见面的时间、地点和互相配合的方法内容等。 　　程贵珍大我两岁，说话爽直，对人热情，我们很谈得来。我们见面的地点，一般是利用图书馆的阅览室，因为只有那里男女学生去借阅图书时才能有机会接触。有一次程贵珍来“小家庭”找我时，我们故意让“小家庭”的几个小同学吵闹，发出噪声作为掩护，她从山坡上打开窗子进来。另一次我和程贵珍在图书馆碰头时，忽然进来一个生人，我们立时躲进馆内的一间小房。如果这人跟踪进来，我们就准备装作谈情说爱的模样，来掩盖我们的秘密活动。有时也请程贵珍参加我们的支委会，一起研究工作，商量男女两校如何配合行动。在开展活动中，我们相识相知，互相关照，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一年后，我们又一起报名去东北任教，开展新的革命斗争。她成了我志同道合的第一位女友。 　　寻找人生路 　　20年代，是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的年代，也是瞬息万变的年代，人生的道路亦是变化难测。我入党后的两年间，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国共合作破裂，北伐战争受挫，蒋介石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北京暴动也宣告失败，李大钊等众多革命志士惨遭杀害。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对我影响很大，教育很深，使我逐渐成熟起来，也逼着我去想如何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和生活道路。 　　1926年北伐战争出师告捷，我们慈幼院高年级的学生，欣喜雀跃，激情满怀，纷纷想上前线。这时，我想去前线的心情更为迫切。九十月间，国民革命军打到长江，占领了武汉，在武昌办了一所“军政学校”，郭沫若担任校长，派人来北京秘密招生，我听到消息后，十分高兴，多方打听去武昌“军政学校”学习的渠道和手续，因为那时参加北伐的共产党员很多，加之我还抱有“武力统一中国”的思想，此外我在慈幼院也受过军事训练，练过营连指挥战术。所以我行动很积极，先去找了西郊区委，陈述了我报考“军政学校”的目的和条件，很快得到党组织的批准，真是喜出望外，经地委吴可同志的同意后，便又去找师范大学的同学、党员胡健(又名胡玉升)，请他为我办理报名手续。那时我去找他时，也是很秘密的，在学校的会客室里悄悄地与他见面，说明我的来意。他沉思了一会说，“你的条件可以，不过，要去武昌‘军政学校’学习，还必须具有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听了他的话，我毫不迟疑地说：“可以加入呀!”，因为那时国民党分左右两派，左派是共产党的同盟军，有不少共产党员跨党加入了国民党。我考虑了这种情况，便请胡健替我介绍入国民党。但实际上他只是为我填了一张入“军政学校”的报名表格，表上替我写上了“国民党党员”字样。令人惋惜是，我突然在这节骨眼上，患上了严重的痢疾，一病数日，不能如期去武汉，错过了报考时间，这事只得作罢，所谓参加国民党的事也未成为事实。使我从戎习武的梦想没有实现。 　　一个在校的学生加入了共产党，只是个人信仰的确定，人生奋斗目标的定位，但是如何实现目标，走什么样的生活之路，还要自己到社会实践中去闯，去上下求索。武汉军校没上成，我并没有灰心，而是更加执着地追求走上一条革命之路，去创造自己的灿烂人生，去报效国家，解救人民的苦难。这也是当时每一个进步青年的理想。 　　在这段时间，我还经历了一件极为震撼人心的大事，就是李大钊同志惨遭军阀的杀害。更叫我义愤填膺，我恨不得马上投入杀敌战场。 　　1927年初，北伐战争正节节胜利，北伐军占领了南面大半个中国，引起了敌人恐惧，盘踞在北京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加紧了对革命的镇压，他们勾结帝国主义，策划反对共产党与国民革命的阴谋。对革命志士进行血腥屠杀。北京军警机关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特别是变本加厉地对李大钊同志进行迫害。早在1926年3月末，为了防备敌人的迫害，李大钊同志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第二年4月6日张作霖的奉军及京师警察竟出动数百名军警包围和搜查了苏联使馆的兵营，将大钊同志强行逮捕。还将他的各项革命活动，作为“罪状”在报纸上刊布，敌人愚蠢地以为这样就能消除李大钊同志的影响，相反地客观上却替他作了宣传，使得广大群众对他更加敬仰，对军阀反动派更加愤恨。4月28日，李大钊同志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壮烈牺牲。大钊同志的被捕和牺牲，当时在北京成为家喻户晓、引起各界震惊的大事，在慈幼院师生中引起无比悲愤，久久难以平息。我和党支部的同志们虽然还不了解这次事件的经过。但大钊同志的文章早就阅读学习过，他的革命言行、人品道德也早就听说过，有的师生还听过他的讲课。他的伟大形象在我们心中已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次从报纸上又知道了他的许多革命事迹，接着听说他惨遭杀害和英勇就义，引起了我们极大悲痛和愤慨，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更加仇恨。那时在白色恐怖下，我们还不能公开举行祭悼，但一些党团员还是三五成群地分散在院后的山上暗暗悼念大钊同志。事后听说熊希龄在大钊同志被捕时，毅然用自己的汽车将李夫人赵纫兰和他的孩子营救出险，接到香山，躲避在红山头南麓正黄旗对面的“姑娘场”，即慈幼院的女学生实习工场。后来李夫人逝世后，大钊同志的儿子李光华、李欣华兄弟得到熊院长、慈幼院的培养教育。熊希龄的这一义举，也加深了我对他的崇敬。 　　在大钊同志被捕后牺牲之前，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叛变，并密电张作霖，“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这时北京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等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遭到逮捕和屠杀。北京市的党组织大部分也已经转移。慈幼院也受到警察的搜查，说我们院里藏有共产党，幸得熊院长出面交涉，才使警察一无所获而去。 　　1927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共北方局积极贯彻“八七”会议的精神，并决定土地革命的大暴动，是北方工作的总方针。9月间爆发了蒋、冯、阎、桂新军阀和奉系旧军阀之间的晋奉战争。新旧军阀的混战，到10月初奉军战败，政治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中共北方局和中共顺直省委过高地估计了形势变化的有利因素，将原决定大暴动的总方针立即着手付诸实施。顺直省委也通过了“北方暴动计划”。北方局并决定当奉军败退芦沟桥时，即举行武装起义。组织人拆断铁路，抢夺奉军枪械、军装、粮食，没收资本家财产，建立北京苏维埃政府，阻止晋军入京。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北方局派人联系制造炸弹，购买枪支弹药。中共北京市委(此时中共北京地委已改组，为市委)将北方局这一精神向全市党团员作了传达，并进行了军事训练，任命前一段时间同我有过联系的领导人、市委工人部部长吴可为总司令，下设大队、中队和小队，进行军事训练。北京市总工会组织了交通、纠察、破坏、特务、侦察、宣传等6个队，发出紧急通知，要各队分别联系群众，为武装起义做好准备。中共西郊区委书记朱理治根据市委的指示，也在海淀召集清华、燕京、西山中学(中法大学附中)和香山慈幼院等院校的党组织负责人开会，进行具体布置。会上布置设立行动委员会和“侦缉队”(“侦缉队”是敌人的组织名称，当时借用这个名称，以便掩人耳目)，下设大队、中队和小队，由朱理治任大队长，西山中学的党支部书记王冶秋(建国后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任我们这个中队的队长，将西山中学和香山慈幼院的党团员组织起来，分散进行军事训练，如操练夜行军和射击等。我也参加训练，心情很激动，感到就要在北京建立苏维埃，建立人民政权，真是梦寐以求的开心事。市委方面还派交通员带支手枪来教大家打枪的方法。当时慈幼院内就有警卫队，配备有枪支。仓库内还储存了一批枪支，是熊希龄在热河当都统时带过来的。行动时西郊区委准备组织党团员夺取这批枪支武装“侦缉队”。 　　10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首先发动了小的斗争。当晚许多学校和单位中的党团员纷纷出动，一夜之间传单标语遍及全城，名之为“广告暴动”。10月18日，在中共顺直省委的领导下，又暴发了北京东面的玉田县农民大暴动，亦叫“玉田暴动”。 　　由于北京“广告暴动”和“玉田暴动”的发动，暴露了党的力量和意图，惊动了敌人。北京反动当局迅速采取镇压行动，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肆搜查捕杀，先后发现和破坏了中共北方局、北京市委、团市委、总工会等机关。北方局书记王荷波、军委书记段百川、北京市委书记王尽臣、工人部长吴可等同志被捕牺牲。西郊区委书记朱理治被特务发现追捕，幸得逃脱。不少党团组织遭到破坏，党团员被拘捕或遭杀害，党的力量受到很大损失。仅半个月左右时间，北京市委布置的武装暴动计划和安排，无法实施，就这样宣告破产。这件事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党团员来说，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和血的教训。现在想起来，这种想法和行动，真是一种不顾敌我力量极端悬殊的客观形势，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幼稚想法和“左”倾盲动行为，是一种革命急性病和复仇心理。不过，这在革命初期是很难避免的，后来我在东北延边开展革命宣传工作时，仍出现过“左”倾盲动现象。 　　上面回忆的史实，有些并不是当时我就知道，而是我以后才逐渐了解到的。 　　正在白色恐怖严重，我们党的组织处境极端危险的时候，正在我彷徨不定、寻找人生路时，吉林省教育厅派人前来我院，招聘一批学生前往吉林担任小学教员，我也在被聘之列。从此我就结束了香山慈幼院8年的学习和战斗生活，开始踏上了新的征途。 　　 我的九十年/刘建章著.—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