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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执教东满

刘建章著

海路迢迢 　　北京3月，春寒料峭，但西郊“香慈”校园内却热气腾腾，因为今天“香慈”首批去东满的师范结业生就要告别母校，走向社会，开始他们灵魂工程师的神圣执教生活。同学们相互祝贺、留言，互赠纪念品，难舍难分。 　　我虽然不是师范毕业生，而且才读完中学三年级(四年制的中学)，但也作为师范毕业生分配了。这不是白色恐怖要追捕我，也不是把我当做骨干充实去东满的教师队伍，而是我的要求，当时我想，南下从戎未成，北上执教一定要争取，在白色恐怖下，再也不能安居学校生活。此外，我在慈幼院是比较活跃分子，有一些活动，院方早有所知，如组织读书会、举办职工夜校、参加北京游行。院教务主任肖汉三曾找我个别谈过话，要我检点自己的言行。他们虽然没有公开点名我是共产党人，但私下也把我当做危险人物。肖主任与熊院长不同，他思想守旧，反对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反对学生过激言行。这次将我提前分配，也是肖主任定的，是怕给学校惹麻烦。 　　到东满去，我早就有所向往，从老师和同学们那里得知，东满延边是祖国东北部一块美丽的土地，隔图们江鸭绿江与朝鲜相邻，那里白山黑水养育着一代又一代汉、朝、满等族的勤劳的人民。班主任郭乃岑老师在课堂上曾给我们讲过，东北是祖国的好地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森林茂密，地广人稀，亟待开发建设，到那里去一定大有用武之地。另外，我从报纸杂志上，从学校师生那里知道，当时东北大好河山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蹂躏，是反帝斗争的前沿阵地，更加激起我去那里的想法。 　　这次去东满执教，是吉林省教育厅正式函聘的，也是原“香慈”老师郭乃岑推荐的。分配方案定下后，学校召开了会议，给每个人做了一套新制服，要求我们要发扬慈幼院的好校风，搞好东满的民众教育，为社会服好务。校方的关心和希望，同学们的祝愿，使离别的气氛更为浓烈，感到要离开养我教我8年之久的母校。远走千里之外，确实有些依依不舍。我是从小就失去母爱的孤苦孩子，远走他乡我是不怕的，但是真的要走，却有些难舍难分，彻夜难眠。一方面是即将步入社会，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憧憬；另一方面，对留在北京的同志又有些担心。当时东北军阀张作霖刚刚杀害了李大钊同志，北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同时对自己生活和学习的母校和谆谆教诲的老师也怀有深厚感情，此时惜别和依恋之情油然而生。此外，现在要去东满，人地生疏，完全要靠我们自己去闯，那里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怎样，如何与那里党组织联系上，革命形势和师生觉悟，跟北京有什么不同，我对这些都一无所知，因此也不免产生一些好奇和神秘之感。 　　3月1日，我们首批去东满的同学，带着简单的行李，满怀希望出发了。我们的行程是：由北京先到天津，从天津乘船经大连绕道朝鲜，经仁川、清津、会宁等地，再乘火车北上去延边。我们“香慈”首批去延边的共28人，其中有共产党员11人。临行前，中共北平西郊区委的同志对我说，你们到达延边，会有人以“奉天朋友”名义写信给你们，由写信人与你们联系组织关系。我们启程后，西郊区委便通过北方局，通知满洲省委，告知我们情况。“奉天朋友”就是我们与延边党组织联系的暗号。 　　天津是我们奔赴东满的第一站，它是一个商埠大城市，九河下梢，市面相当繁华。但是我在天津所见到的，以及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感受，比起北京来，又要触目惊心得多。中国一座好端端的大城市，被帝国主义瓜分得七零八落，到处是列强的租界地，洋人和有钱有势的人在这里寻欢作乐，为所欲为。而劳苦大众则流落街头，少衣无食，挣扎在死亡线上。看到这些，我深感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重大。这种遭受帝国主义欺凌宰割和国内反动派黑暗统治的世道，非要彻底改变不可! 　　我们在天津候船期间，正巧香山慈幼院的熊希龄院长到天津办事，他听说我们要去东北，亲自前来看望。当他看到我们行装简陋，衣衫单薄，便立即叫人在天津市内买了几十床棉毛线毯，每人送了一床，让我们沿途御寒。我们是在市内海河码头上船的，他赶到码头并讲了话，勉励大家要发扬“香慈”的自立精神，要发扬“八字”校训和校风，要跟朝鲜族人民搞好团结，教好他们的子女，贡献于社会和国家。熊院长的讲话与关心，反映了他爱生如子的教育风范，在我们去东满的同学中激起了阵阵热浪，感到十分温暖，我心里暗暗想，一定要为母校争光，一定要为朝鲜族老百姓服好务。 　　大连距离天津大约二百多海里，坐海船须航行一天多的时间。我们这些穷学生，只能买四等统舱，阴暗的船舱设置了一些多层的铺位，舱内空气污浊，使人难以忍受，我们只好在甲板上消磨时间。驶出大沽口，海面渐宽，轮船在平静的海面上缓缓行驶。进入渤海，开始起了风浪，船颠簸得很厉害，一会儿爬上浪尖，一会儿又跌入浪谷，海水呼啸着向船体两侧掠过。极目远望，水天一色，使人顿感荒凉寂寞。 　　原香山慈幼院师范班毕业生关贵荣当时在《庸报》做记者。他对我们去东满曾写过一篇报道，标题是“香山慈幼院同学乘风破浪驶出大沽口”，记述了我们从天津乘船去东北的经过。大连位于辽东半岛的南端，东西临海，南面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大连湾港阔水深，冬季不冻，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和渔业基地。由于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掠夺，也是疮痍满目，劳动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我们到大连时，码头上都是日本大兵守着，不让我们乘的海船靠岸，而是被小船一个一个接上岸的，他们强行对我们进行身体检查，看有没有传染病。经过检查，我们才算获准在大连转船。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纷纷议论说：“这是什么世道，自己的国土，却让日本鬼子横行霸道，有国无权，有港无防，何时了!”真是感慨万千。在大连稍稍停留，我们又换乘日本人的轮船来到朝鲜的仁川市。在仁川上岸时，受到占领朝鲜的日本守备队的严格检查。他们打开我们柳条书箱，凡是红皮书都被当着“赤书”被扣留下来，经过反复检查，发现没有问题，才还给我们。我们更觉得日本帝国主义可恶可恨。 　　初到异国他乡，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这里的景色与家乡是那么的相同，又是那么的不同。朝鲜人男女老幼都喜欢穿白色服装，妇女们行路，习惯头上顶着东西，边走边聊。旅居此地的中国同胞不少，他们开设了一些商店、饭店。据说他们都是闯关东后又辗转来到这里的。我们从仁川途经龙山、元山、清津等地，然后从会宁乘坐小火车越过图们江上的开山屯桥，抵达我国和龙县八道河子车站，然后到大拉子等候分配。这是一次为时较短的航行，但又是我们这些学生的首次航行。几天以来，我们感慨万千，同时，又兴奋不已，我们“香慈”同学们都有同感，那就是祖国大好的海港在帝国主义侵略铁蹄蹂躏下，满目疮痍，惨不忍睹，悲愤交加，我们顿时滋生了救国救民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尤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憎恨更进了一步。 　　和龙任教 　　我们在大拉子住了几天，有的人谈感想，有的人写日记，一路上虽然没有见到北平那样的白色恐怖，但我们对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和凶恶面貌都有了深刻的感受，大家决心要在延边搞好抗日宣传。延边，当时称为延吉道，属吉林省管辖，是一个朝鲜族集居的地区，辖有延吉、和龙、汪清、晖春4个县。这里朝鲜族占当时延吉人口的百分之五六十。此地与朝鲜只一江之隔，抬头便可看到国外。朝鲜族人民勇敢、坚强、勤劳、热情，是一个十分可爱的民族。 　　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拯救民族危亡，延边地区4个县大力推行国学的启蒙教育，经当时在吉林省教育厅工作的原“香慈”老师郭乃岑的竭力推荐，“香慈”先后三批40多名师范毕业生来延边各县小学任教，为延边教育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我们到的大拉子，是和龙县的县城所在地。当天县教育局局长关俊彦亲自来迎接我们，他很热情，很谦逊。关局长是县里有进步思想的民主人士，曾任当地进步报纸《民声报》的社长，他十分欢迎我们“香慈”同学的到来，他对熊院长也是很崇敬。几天后，我们28位同学陆续被分配到小学教书，除几名同学分到延吉和珲春县外，大部分留在和龙县。我被分配在名叫稽查处村(今龙井市三合乡)小学教书。学生中大部分是朝鲜族子女，学校有高小两个班，初小两个班。我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还兼全校的体育老师，学校有当地两位朝鲜族老师，开始我们讲北京话，学生听了，似懂非懂，他们就做一些翻译工作。我们与学生之间语言障碍并不大，很快就解决了。这时，我虽然在小学教书，但盼望尽早接上党组织关系，好开展党的活动。开始没有联系上，我心里很是着急。 　　延边党在哪里?什么时候能跟我们接上关系?这是我在稽查处村小学教书时每晚都在想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香慈”来的党员同学共同的心声。 　　延边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历史较久。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延边地区，早在20世纪初，1907年，日本侵略者在龙井村设立侵略机构——统间府间岛派出所。1909年日本强迫清朝政府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并在龙井村设立“间岛日本总领事馆”，在局子街(现在的延吉市)头道沟、百草沟和珲春设立领事分馆。在经济上，日本人开设“东洋拓植会社”、“金融组合”等金融机构和“三菱”、“三井”等日本财团，控制了延边的经济命脉，残酷地剥削广大劳动人民，激起了延边人民的反抗。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抛出《田中奉折》，妄图进一步侵略中国。这时，延边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开始寻求革命真理，接受并传播马列主义，建立党团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反动统治的斗争。 　　同年春，延吉、和龙、汪清、珲春4个县与龙井村的工商、教育界爱国人士联合发起，共同捐款在龙井村办起了《民声报》，宣传进步思想，呼吁被压迫民族团结觉醒，共御外患。 　　转年1月，《民声报》社社长关俊彦(锡泊族，解放后曾任吉林省副省长)和经理方芷涵到沈阳招聘编辑人员，中共满洲省委派共产党员周东郊到延边，要他去到延边后相机建党，并随时将情况报告给省委。周东郊来到延边，任《民声报》文艺版编辑，兼任龙井村大成中学汉语教员，以此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2月，中共龙井村支部在《民声报》报社建立。这是延边境内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 　　龙井属和龙县，是一个小镇，当时它是延边交通要道，有火车通图们江到朝鲜，日本鬼子占领朝鲜后，就把龙井作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在这里设领事馆，开办商行、学校，成为延边和朝鲜物资贸易的集散地，这里有木材公司、发电厂等，经济文化比较繁荣。延边政界、商界名流常在这里活动，这里也是延边党组织活动中心，延边第一个党支部就诞生在这里，第一届区党委机关也是设在这里。后来，我是在这里被捕入狱的。 　　4月下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封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来信，信是从“龙井镇”寄来的，打开一看，真是高兴极了，信中写道：接到奉天朋友的来信，知道你们已经到达延边，请抽空来龙井《民声报》一叙。我知道“奉天朋友”这是当地党组织与我们取得联系的暗号和密语。所以看信后特别高兴，知道联系人在《民声报》工作，又看了信的落款，此人姓周，名东郊。 　　我以看“香慈”校友的名义去龙井找周东郊，不久我就与周接上了关系。从我们小学稽查处村到龙井足有七八十里之遥，需坐一天的大车，才能赶到。因此，我便选过图们江，取道朝鲜，然后再坐火车到龙井。因为我们小学稽查处村就在图们江边，与朝鲜隔江相望，过江后不远就是朝鲜会宁火车站。节假日我们常过江去玩，日本鬼子把朝鲜族人称“小国人”，把汉人称“大国人”，我们过江可以来来往往，而朝鲜族人来往必须向他鞠躬。日本鬼子占领朝鲜后，不仅对朝鲜进行奴化统治，而且一直觊觎我国东北延边地区，他们早就修筑了由会宁到延边龙井的小火车道，还企图修筑会吉铁路，达吉林省省会吉林市，以便侵略我国东北腹地，其侵略行径，遭到延边人民强烈反对。 　　龙井是个小镇，但交通发达，日本兵经常成连成营地在这里出没，扛着机枪、拖着炮，耀武扬威践踏我国的土地，因此龙井又是延边地区爱国斗争的中心。我下火车后，找到了《民声报》的社址，见到了周东郊，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他没有给我介绍延边党组织情况，也没有告诉我上级党组织在哪里，负责人是谁?我也不便问，因为那时处于建党初期，党的活动是秘密的，并且党组织经常遭到破坏，党的上下级关系是不公开的，只有上级党组织知道下级党组织的情况，下级党组织是不知道上级党组织活动情况的。这是斗争的需要，这样即使下级党组织破坏了，也很少影响上级党组织的活动与安全。一旦上级党组织破坏了，下级党组织活动和安全就可能受到威胁。 　　我是“香慈”来东满的党支部书记，我把赵志刚等10名党员的情况介绍给周东郊。从此，他即以《民声报》编辑的身份与我们保持联系，我们则以向《民声报》接洽稿件的方式，向党支部汇报工作。党的秘密活动顺利地开展起来。 　　经周东郊介绍，我在龙井认识了苏子元同志。当时苏子元在《民声报》以记者身份作掩护，从事共产国际情报工作，后来知道，苏子元一生坎坷，他的经历很有传奇色彩。他1925年入党，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由于蒋介石的背叛而破裂，他去了前苏联学习，从此走上国际情报工作的艰途。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在皇姑屯，苏子元领受任务从前苏联回到东满，在龙井《民声报》做记者，通过采访新闻，获得张学良在中东铁路全线的军队部署情报。转年，苏子元再次获得深造机会，到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1年暑假，他与相恋已久的同窗朱少骅结婚。新学期尚未开始，学校通知苏子元到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接受任务，他们夫妇到了远东伯力。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扩大侵略中国，他在被日寇践踏下的家乡布置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1936年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派他到北京，化名王义之，以东北流亡难民身份，在东北流亡学生中活动，有时他还接近军界要员。曾与国民党二十九军参谋长张克侠接触，张克侠有爱国思想，喜欢和青年人谈论国家大事。后由于苏联肃反扩大化，苏子元被苏联内务部以“日本特务”罪名逮捕，关在死囚牢。1945年又被发遣伊尔库茨克以北的布拉茨克苦役营服苦役。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子元向莫斯科最高法院、苏共中央和我国驻苏使馆发出申诉信，除了提出为他平反昭雪，还要求回归祖国。1955年冬，一位原苏联军官递给他一个通知，上写“撤消原判，恢复自由”。18年的监禁、劳改和流放，使得苏子元除了生存的欲望，和要求弄清问题以外，他的感情世界已变得近乎空虚麻木了。此时，冤情大白，重获自由，内心的快慰和悲哀顿时一起爆发出来，使得他承受不住，几乎瘫倒在椅子上。 　　1956年苏子元夫妇回到祖国，生活重新开始。但是到了1959年反右倾运动，苏子元提出如何进入共产主义的步骤问题，又遭到批判，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孤独和寒冷重新包围了他，使他仿佛又回到了茫茫的西伯利亚……直到1979年，他才平反落实政策。党中央对他的晚年生活十分关心，给予他副部级待遇，他现已去世。 　　延边建党 　　我们“香慈”党员同学分别到延边各县任教，积极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延边区党委的建立和延边党组织的发展。 　　1928年夏，周东郊将龙井村党支部和从北京“香慈”来到延边的党员情况，报告给满洲省临委，并建议以此为基础，建立延边地区党的组织。后来周东郊又派我去延吉、汪清、和龙、珲春等县联系，并将我去各县联系的情况报告满洲省临委。经过省临委研究，同意在延边地区建党。1928年8月，中共延边区委(后改特委)在龙井成立。周东郊同志任区委书记，我任组织委员，赵志刚任宣传委员。区委驻地设在龙井村《民声报》社，隶属满洲省临委。不久，我从和龙稽查处村小学调到三道沟(即现在的和龙市)六校任教。8月我与郝全、贺锡光同志一起，组建了和龙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和龙县三道沟支部，我担任党支部书记。还在学校建立起童子军组织，我担任童子军教练，以合法名义领导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和龙县立六校的童子军从诞生那一天起，即在中共三道沟党支部的影响与带领下，改变学校的旧面貌，向校外宣传革命和反日思想，使童子军活动增加了很多革命成份，逐渐成为一支反帝、反封建的学生骨干组织。 　　“香慈”同学赵启刚分配到延吉县小学任教时间不长，即因急病来不及抢救病逝在那里。回想赵启刚在香山慈幼院读书时，他是一个好党员，为党的工作不辞辛劳。他刻钢板，搞宣传，积极主动。对他过早地去世，我们大家都很悲痛与惋惜。 　　这段时间，周东郊到三道沟来巡视工作，常给学生们演讲，传播革命真理。校长周玑璋当时虽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思想进步，常去听周东郊演讲，还随学生一起上街游行。周玑璋校长是个瘸子，是山东闯关东来的，他爱听我的课，常叫我“光蛋”，因为我只有一床被子和一个书箱，别无他物，他送我的外号叫“刘光蛋”，就是穷的意思。他常一拐一瘸地说，“光公”又讲课了，我去听一听。我在课堂上给学生讲反动统治阶级如何压榨、剥削贫苦农民，欺负朝鲜族劳苦大众，称朝鲜族为“小国人”等情况。周玑璋听了，说我讲得有道理(“九一八”后周玑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上海戏校校长)。 　　延边区委建立后，为加强党的工作力量，我们请省委派党员到东满工作。很快部分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海陆丰革命斗争的朝鲜族中共党员被派回延边。同年9月，延边先后建立起10个党支部，共有党员22名：八道河子党支部书记赵志刚，局子街党支部书记李德保，铜佛寺党支部书记程贵珍(女)，老头沟党支部书记伊福海，光霁峪党支部书记贺锡光，瓮声拉子党支部书记姚茂才，三道沟党支部书记由我兼任，和龙党支部书记谢采屏，珲春党支部书记曹振家，龙井党支部书记由周东郊兼任。 　　从“香慈”来的10名党员分别担任了10个党支部的书记。在延边区委领导下，利用合法身份，在师生中传播马列主义，开办群众夜校，走街串巷，深入农村和工厂演讲，散发传单，举行秘密集会，唤起群众觉醒。同时利用《民声报》进行宣传鼓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和国民党政府及军阀的黑暗与腐败。 　　《民声报》是20年代后期延边地区惟一的一份进步报纸。它以代表民意，为民喉舌为己任，并成为后来建立龙井村党支部的摇篮。《民声报》第一任总编安怀音，是国民党中间派人物，在龙井工作了不长时间，便辞职回了奉天。龙井村党支部书记周东郊抓住这个时机，请满洲省委派人来龙井。9月，省委派党员孙绂生(又名孙佐民，解放后曾任大连市民政局长)，和李别天到龙井，担任《民声报》的编辑和校对工作。又经周东郊举荐，党员苏子元接任《民声报》第二任总编辑。 　　由于我和赵志刚同志不在龙井工作，不能经常参加区委活动，在孙绂生和李别天到来之后，延边区委作了调整，由孙绂生同志担任区委组织委员，李别天同志担任宣传委员，我和赵志刚则专职做党支部书记工作，不再担任区委委员。 　　由于《民声报》从总编辑到各版编辑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因此报纸也就真正成为民众的喉舌和党的喉舌了。 　　后来，延边区委创办了党内秘密刊物——《东满通讯》，专门刊登党的工作指示，转载省委有关文件和学习材料。对加强延边地区党的思想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龙井村党支部之所以能够利用《民声报》开展工作，一方面是由于报社内党员同志的作用，另一方面则由于这张报纸是当地工商界、教育界的爱国人士创办和领导的。这些人有反日爱国思想，有的人思想上接近共产党。因此，《民声报》诞生不久，即以大量篇幅刊登社论、社会调查、通讯、杂文等，号召群众行动起来，向压迫者和侵略者展开斗争。报纸还开辟了“文艺”、“工人园地”、“妇女”、“儿童”等栏目，用格调清新的白话文介绍新俄农村，转载前苏联革命文学《铁流》等作品。提倡新文化，传播妇女解放的新思想，主张男女同校，妇女剪发，婚姻自由。 　　在党的影响下，当地知识分子在龙井建立起党的外围群众组织——荒原学会。以联络、团结知识界为宗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参加“荒原学会”的除了党员苏子元、赵志刚、谢采屏、李别天和我以外，许多当地党外的知名人士，如成城中学校长张捷三、三道沟小学校长周玑璋、《民声报》朝鲜文翻译郑快儿以及爱国知识分子周东阳、周晨光、王丕成等，也都参加了荒原学会。 　　龙井村党支部控制的《民声报》在这段时间里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它犹如一把尖刀，插在敌人的心脏。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对此又怕又恨。当时日本人创办的《间岛新报》曾惊呼《民声报》和由北京来的教师(指“香慈”到延边来的学生)是延边地区的两大“魔影”。 　　 我的九十年/刘建章著.—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