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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被捕前后

刘建章著

假配夫妻 　　在三道沟小学教书，工作比较顺利，心情也很舒畅，特别是校长周玑璋和我的关系很好。同时周东郊又经常来小学演讲，我们及时得到区党委的指示，有利于在三道沟小学开展党的工作。 　　周东郊是很有斗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一次他来到三道沟小学演讲，当天住在我们学校，晚上他约我到校外松树林里散步，突然提出要我和程贵珍同志建立假夫妻。我忙问道： 　　“为什么?” 　　“为了党的工作!”他不假思索地说，接着他又向我解释说：“现在延边反动当局和日本鬼子特务机关都把《民声报》和你们‘香慈’来的同学当做两大‘魔影’，随时随地都在监视你们的行动，你来回到龙井镇活动，危险性很大，必须要想法掩护。区党委了解，你和程贵珍同志在‘香慈’就建立了革命友谊，如今可以先结为假夫妻，作为地下党的机关，可一起到张捷三的成城学校当教员，这便于掩护你和贵珍开展党的活动。” 　　听周东郊这么一说，我觉得也有道理。程贵珍在铜佛寺任教，离龙井镇不远，我去她那里必须经过龙井镇，她到我这里来也要经过龙井镇。如果结为假夫妻，以谈情说爱作掩护，到龙井活动就方便多了，这样减少了不必要的怀疑。而且我和贵珍姐同学八载，可算青梅竹马，我们都有一个孤苦的童年，在学校党组织活动中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过我一直把贵珍同学当做大姐姐，只有敬仰之感，却没有产生爱慕之情。经周东郊这么一点破，我的脸刹时一红，半天从嘴里挤出一句： 　　“不知贵珍同意否?” 　　“这——我去做红娘，我相信贵珍同志不会有意见的。先做假夫妻，日后合得来，就结下百年之好，合不来，还是同志，先服从当前革命的需要!”周东郊严肃地说。 　　“行，我服从组织决定!”我口头虽然答应了，但心里却很矛盾、很为难，怕在学校影响不好，怕“香慈”来的女生有看法，但又不能不这么做。因为这是组织决定，是革命的需要。 　　临行前，周东郊还一再叮咛我说：“建章，你再想想，没意见，就这么定了!” 　　“没意见!”我坚定地答道。因为这是组织上根据斗争形势而采取的策略，个人只能服从组织，不能再有其他的想法了。 　　周东郊做完我的工作，又去铜佛寺小学找程贵珍，把组织决定和我的态度告诉了她，她满口答应说：“行，我同意，建章是我的老同学，好弟弟，我了解他!” 　　我和程贵珍关系确定之后，周东郊给我们在《民声报》编辑中广为宣传，我们以假戏真做。经常借给《民声报》送稿之机，给编辑们送喜糖，表明我们的关系，扩大影响。龙井镇成城中学校长张捷三在当地很有名望，和我的关系很好，我特意领着程贵珍去中学看他，给他送喜糖，表明我们的关系，我们还经常住在他家，打听各方面消息。他称赞我们是天生一对。还经常开玩笑说，要我们早结婚、早生贵子，要吃我们的喜酒。他还主动建议要我和程贵珍一起调到他们学校，在一起更方便。后因我被捕，未能办成。我们打出夫妻牌后，来往更频繁了，以谈情说爱为名，积极研究和开展党的活动，为当时设在龙井镇的延边区委通风报信，向各支部传达区委的指示。 　　但是，不幸的是在我们建立夫妻关系不久，正当我党在延边深入开展革命活动之际，区委书记周东郊同志却不幸被捕，区委也遭到破坏。那是1929年1月，正当我党在东满深入开展革命活动之际，1月18日凌晨，由于国民党员刘不同的告密，延边区委遭到破坏，区委书记周东郊被捕。据苏子元回忆，延边区委遭受破坏的经过是：1928年冬《民声报》第一任总编安怀音辞职从延边回到奉天，国民党员刘不同问安怀音，你离开龙井有谁留在那里，安怀音说有苏子元和周东郊在。刘不同听了拍桌子呵斥安怀音糊涂，不该把报纸交到共产党人手里，他立即写信密告军阀张作相。张作相命令延吉镇守使署前去抓人。镇守使署接到命令，拍电报给龙井警察局，恰巧译电员是苏子元的老师，他故意将苏子元改译“霍子元”，结果把周东郊和一个姓霍的工友抓去了，并报告了奉天国民党当局。奉天听说抓了两名共产党，认为是一大胜利，在奉天各报登出“端了共产党的老窝，共产党员周东郊和苏子元被捕”的消息。事实上苏子元当时已离开龙井。这样一来，苏子元的身份暴露了，不能再回延边地区工作，只好转移北满密山、齐齐哈尔一带活动。 　　当时，陈涛得知周东郊被捕，立即在和龙县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迫害共产党的阴谋，宣传革命真理。和龙县县长听说陈涛有斗争活动，气急败坏地找到教育局长关俊彦说：“陈涛是个危险分子，暗中搞群众运动，反对国民政府，决不能宽容!”为此陈涛被迫紧急离开东满，经朋友介绍到了大连，任《泰东报》编辑。以此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陈涛同志是一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又精通日语的我党早期革命者，他曾留学日本(原名陈日新、别名陈达民)，1928年10月来到东满，任和龙县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以此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群众对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一时还认识不清。陈涛同志一方面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引导大家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一方面在教育界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杀戳共产党人的滔天罪行，号召人们起来闹革命，跟共产党走。他受东满区委委托，对和龙县教育局长关俊彦、督学董昆一、三道沟小学校长周玑璋等思想上接近党，或一些中间偏左的人士，做团结教育工作，争取他们参加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关、董、周三人参加了共产党)。在此期间，我认识了陈涛。他长我10岁，是一位可尊敬的革命先辈。1921年～1925年间，他东渡日本求学，在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是东京中国国民党支部书记。1926年回国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在李大钊和陈毅同志的领导下，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在“三·一八”反帝反军阀斗争中，陈涛担任了“三·一八”游行示威的副总指挥。“三·一八”以后，经舒传贤和盖仲仁介绍，陈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月，陈毅派他去广州省立一中任教务长。1926年冬，党调他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并任第一学生队的政治指导员，与肖楚女、韩麟符、张秋人、安体诚等同时任教。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陈涛离开黄埔前往武汉。中共五大以后，陈涛出席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的东北工作会议。党决定他去大连接替邓鹤皋(即邓洁，解放后任二轻工业部副部长)任南满地委书记。会后，中央又令他暂留武汉。7月中旬，陈涛奉命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以东北代表的名义出席革命委员会，并当选为主席团委员。8月2日，他和韩麟符一起，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代表主席团在南昌东校场向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同志授印。8月4日，前委书记周恩来同志令陈涛赴大连，接替南满地委工作，组织“联络局”，以准备在南下大军夺取广州根据地之后，担负东北党与中央的联系工作。陈涛于9月到达大连，由于南满党的组织遭到破坏，他又去哈尔滨与北满地委书记吴立石和胡谦之(即胡步三，解放后曾任铁道部副局长)研究善后工作。并通过北满党组织向满洲省委作了汇报，征得省委同意，派陈涛来到东满协助工作。此间，因周东郊被捕事件，陈涛不得不紧急离开延边，在大连一家《泰东报》当编辑开展新的斗争。后来周东郊出狱后也到《泰东报》当了编辑。 　　《泰东报》虽是由华商出资，由日本人经营的一家报纸。但陈涛到《泰东报》工作后，介绍党员吴小天(曾任满洲省委青年团书记)、盖仲仁(曾在前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周东郊和左倾知识分子周玑璋等到《泰东报》任编辑。由于共产党员和进步力量所起的作用，逐渐改变了这家报纸的面貌。 　　后来我从东满逃出敌人的追捕，第一站就是到《泰东报》找陈涛和周东郊，不过当时他们与党组织已经失去联系。我便匆匆地离开了《泰东报》，转回北平。后来陈涛在大连被捕入狱，遭受日伪残酷迫害，出狱后转到北平工作，也很巧合，我们又在一起共事一段时间。虽然共事不长，但友情很深。 　　龙井被捕 　　区委书记周东郊被捕后，延边区党委遭到破坏，斗争一时受挫，暴露身份的党员不得不紧急转移，革命活动遭到反动当局严厉的监视和镇压、宣传品受到严格搜查。我就是从身上搜出宣传品而被抓入狱的。不过我们“香慈”来的党员并没有停止斗争，也没有暴露身份，在各自的党支部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散发讨蒋檄文。在被捕前，我和程贵珍仍然维持假夫妻关系，加强与各支部的联络活动。我还主动担当了区委书记的职务。 　　周东郊被捕，不仅对我在工作上和感情上是一次重大的打击，而且对“香慈”来的党员也是一次严峻考验，当时孙绂生和李别天先后转移离开龙井，延边区委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我们虽然知道中共满洲省委在奉天(沈阳)，但我们不了解上级党委的具体情况，也不了解其详细驻地及负责人，无法联系上。为了不使党的工作受到影响，在党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我们将斗争继续下去。我主动接替周东郊继任中共延边区委书记，发动群众继续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开展斗争。同年2月我在龙井车站被捕，赵志刚同志又主动接替我担任中共延边区委书记。六七月间，中共满洲省委派金卧龙(朝鲜族，原名张光全)到延边想恢复延边区委的工作，但因困难重重，工作未能开展起来，金卧龙离开延边又回省委去了。东满区委的工作实际处于停顿状态。 　　1929年2月的寒假期间，形势非常紧张，这年是我们“香慈”同学来东满任教后的第一个寒假。延边区委建立后不久，区委书记周东郊不幸被捕，区委工作受到严重挫折。寒假中，我们要联络各支部，研究斗争形势，继续开展区委工作。此外，周东郊的家眷还留在龙井，人身安全难保，他们必须迅速转移。寒假后，各支部负责人首先在铜佛寺小学秘密集合，研究对策并派我去龙井帮助周东郊家眷转移。我在龙井给她们筹集路费，买了去奉天的汽车票，秘密、安全地把她们送出了龙井。送走她们后，我便赶到东盛涌小学跟同学聚会。因这里有小车站，交通比较方便，同学们都在我之先便赶到了。 　　我们研究了周东郊被捕和苏子元离开后延边区委斗争形势与方法，2月9日我们便各自离开了东盛涌小学，回去过春节。我和程贵珍等几位同学乘上去龙井方向的火车，带上宣传品，准备回各校继续开展斗争，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下去。不过，敌人也在加紧反革命活动。此时，张学良刚刚易帜，所谓“易帜”，就是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领导，改旗易帜，将旧五色旗改换为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这时，东满的局势异常紧张。日本帝国主义对张学良突然倒向蒋介石感到意外，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变化；而张学良对日本人早有防范，调集了大量军队驻扎在延边一线，以防日本侵略者挑衅滋事。同时追捕共产党的嫌疑犯。我和程贵珍商议本来准备一起在龙井下车，到成城学校张捷三校长那里住一宿，收集一点敌伪动向，第二天再各自回校，可是来到龙井，站台上军警林立，戒备森严。我们心里嘀咕起来，预感可能要出事，我提醒另外几位同学，要他们注意安全，又与程贵珍道了别，独自在龙井车站下车，准备再乘大车回三道沟小学。不料这一别，我们就再也没有在一起共事了，而是在监狱里相见。当时一下车，只见车站上军警对上下火车的旅客实行严格搜查与盘问。通过检票口处，我携带的宣传品从棉袍兜里被搜查出来，因宣传品是宣传抗日救国和讨蒋檄文之类，敌人二话没说，就气汹汹把我反手捆绑起来。此时程贵珍焦急万分，多次从窗口探出身来张望，苦于没有办法相救，她只好回铜佛寺向党组织汇报。 　　程贵珍长我两岁，平常对我无微不至地关心，使我深受感动。稍后，党为了便于我们隐蔽，我与程贵珍扮作假夫妻，也征求过双方的意见，我们俩都同意了。如果不是这次我在龙井车站被捕入狱，说不定我和程贵珍真的会成为一家人。后来延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程贵珍处境也很危险，她和另一位“香慈”同学转移到北满，在那里开展斗争，并结了婚。解放后，我在北京工作，她和丈夫一起从东北来北京看我，到我家聚会。在饭桌上，她爽朗地对我爱人说：“要不是当年建章龙井被捕，我们可能是一家人了!”说得我们俩口子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被捕后，从思想上做好了对付敌人的一切准备。开始我被押至龙井商埠局(公安局)，由一名中年警官对我审讯。他问我是不是共产党?传单哪儿来的?我回答说，我是和龙县的小学教员，有爱国思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不是共产党。所带传单，是外地同学寄给我的。这位中年警官听了之后，没有深究，命令看守将我带回看守所。这一天正是农历除夕，回到看守所不久，看守给我送来一件旧棉大衣和一碗饺子，说是他们的黄科长让送来的。对此我困惑不解。后来知道，审问我的那位中年警官叫黄泽孚，是商埠局的司法科长。他与和龙县教育局长关俊彦是朋友，都是龙井《民声报》的报务委员。关俊彦知道我在龙井被捕关押在商埠局，即与黄泽孚通了电话，证明我是和龙县小学教员，并请黄泽孚予以关照。 　　转天，我从龙井商埠局被解到延吉镇守使署。这是东北军阀设在东满的最高官署。在这里，我没有被单独关押，他们让我和士兵们住在一起。审问我的是镇守使署姓王的一位军法处长。审讯中所问内容与商埠局大同小异。我仍然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人。敌人抓不到其他证据，只好说：“小小年纪懂得什么，中国有一个革命党(指国民党)就行了，还闹什么共产党!”最后以“共党嫌疑”罪，判处我一年监禁，我被押送到延吉监狱关押。 　　那时军阀手下的小官吏，对于政治问题不很清楚，张学良受蒋介石招抚不久，国民党在东满的势力还不大，一时还不像江浙一带对共产党实行“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杀戮政策，加上有当地名流关俊彦的疏通奔走，故两处审讯均未对我施行严刑逼供，减少了皮肉之苦。 　　狱中活动 　　延吉监狱即吉林省第四监狱，原址在现在的延吉市延边艺术剧院，原有建筑已大部分拆除。这所监狱是当时延边地区最大的监狱，也是关人最多的监狱。我在这里整整关了一年。后来，有一次敌人追捕我，我又跑到这所监狱住了一宿，躲过了敌人的追捕，所以印象比较深。 　　当年这所监狱建筑规模不小，占地百米见方。四周青砖高墙，大门设在南墙中央，东侧北头凸出50米见方，西侧是门卫室，东侧是看守宿舍。大门西侧是办公室，东头有一堵墙把大院隔成前小后大的两个院落。后院十字形交叉点上矗立一个瞭望台，直径大约四五米，当中是一个大圆柱体，呈八角形，通体玻璃。从瞭望台向四周伸展的牢房各有名称。向南的叫“元”字号牢房，向东的叫“亨”字号牢房，向西的叫“贞”字号牢房，向北的叫“利”字号牢房。整个牢房只一个出入口，设在“元”字号牢记的北头西侧。这里在押犯人有政治犯与刑事犯；既决犯与未决犯之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犯人原本实行分监关押，自从刮起滥捕之风以后，常混监于一起。 　　刚进监狱时，敌人怕我越狱逃跑，给我带上脚镣。没几天的时间，沉重的脚镣将我的脚踝骨处皮磨破，伤口终日往外渗血，疼痛难忍。身带脚镣，晚上睡不着觉，棉裤脱不下来，开始只好和衣睡，又冷又难受，被折腾够苦的，但有苦也无处诉，只好忍着。后来狱友告诉我一个办法，把棉裤从裤裆到裤脚剪开，再结上带子，穿的时候把带子结上，脱的时候把带子解开，狱友季国璋等亲自给我做穿脱试验。在狱友的帮助下，我才少受了一些牢狱之苦。同狱的案犯，见我年轻轻就身受脚镣血肉模糊之苦，敢怒而不敢言，开始他们以为我一定是要犯，不是飞檐走壁的大盗贼，就是重大的政治犯，对我怀有戒心，不敢与我接近。后来，吉林省判决书一下，便把我的铁镣卸掉，狱中案犯才跟我接近，我也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在押犯人传播革命思想，使他们了解国家大事。逐渐我成为他们崇敬的“教师爷”。可见我们情义之深。 　　开始，我被关押在“元”字号牢房，与一些吸毒、私盐贩子和小偷们关押在一起。10多平方米的一间牢房，关押10多名犯人，而且一座大土炕又占去牢房的大半，其狭窄之状，可想而知。为了保持住体质，我常常在土炕前的一条狭窄空地上练形意拳。练这种拳只要有卧牛之地，不须太大的场地。时间不长，我被换到另一个牢房，和一个前苏联军官名叫格拉依诺夫的关在一起。他自称是前苏联红军团长，涉嫌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我想可能是间谍一类的案件。格拉依诺夫常以并不流利的汉语与我交谈，向我讲述前苏联十月革命的故事。还教我唱俄文《国际歌》。他时常唱起一首前苏联革命歌曲，我记得在俄文歌词中有一句是“同志，马克思、列宁、……”格拉依诺夫每当谈起他的祖国，总是眉飞色舞，充满激情，洋溢着对他祖国的无限思念与向往之情。格拉依诺夫学识渊博、懂得很多，会讲英、法、德语，还会世界语。在狱中我和一个姓梅的看守长曾跟他学习过世界语。我接触世界语，即从此时开始。世界语比英语好学。他除了教我们世界语，还为监狱长的两个孩子补习英语、数学。此时我的同学曹振家正在延吉北山小学教书，正巧是监狱长孩子的班主任。曹振家时常到监狱看望我，监狱长知道我与他是同学，故日常对我并不十分苛刻。 　　我入狱时间不久，程贵珍从铜佛寺赶到延吉监狱看我，带了不少食品和信封、信纸、邮票等物品，还捎来一些零花钱。她的眼里含着泪水，没有多说话，但我知道她心里是苦的。我是“香慈”来东满的几十个同学第一个被抓、被关进监狱的，而且我们的关系又非一般，不仅是同学、同志，而且还是假夫妻，她心里不能不悲痛。我安慰她，要她安心把书教好，注意保重身体，意思是要保守党的秘密，注意安全。她会意地点了点头，问我还需要什么东西，我说什么都不要，要她放心。监狱会亲室是有狱卒看着，别的话无法再说，她把带来的物品双手交给我，擦着眼泪低头走了。最后，有些狱友知道我和程贵珍的关系，和我开玩笑，说她是不忘旧情的好媳妇。 　　我被捕后，程贵珍思想上压力很大，一方面后悔我在龙井下车时，她没有把我身上的宣传品拿下来，带回铜佛寺；另一方面怕敌人对我用酷刑，担心我身体吃不消。这次她来看我，我的脚镣已经摘下了，行动也方便了，磨破的皮肉我也没有告诉她。因此，她心上的一块石头才掉了下来，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临行前，她要我好好保重身体，往后的教书日子还长呢! 　　我知道她说的教书，就是说往后革命道路还长呢，没有好的身体是不能胜任的。我点了点头，表示知道她的话意。她才含泪离开了。我出狱不久，因环境恶劣，她不得不离开延边，到北满从事革命活动。从此我们就一别20多年，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才有幸在北京见面。 　　我在狱中虽然被限制自由，但后来他们也没有把我当政治犯看待，我和狱友来往也不受限制，有时连监狱长也来听我给狱友们讲故事。监狱的监狱长姓涂，四川江津人，为谋生来到东北。他为人小心谨慎，对犯人管束不十分严厉。据我观察，监狱长还有些民族正义感。他敬重民族英雄岳飞，称赞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行为。有时听我给犯人讲岳飞抗金和义和团反帝的故事，他说我讲的这些故事有意义。 　　延吉监狱有一个教务主任姓赵，山东人，身体很坏，平时很少见到他到监狱上班工作。当时监狱的看守长给犯人上课，尽讲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之类的陈腐内容。教务主任知道我是小学教员，想请我帮他做点事情。一天他对我说：“刘光公(我的化名)，你这位教师爷也来讲几课怎么样?”我想在监狱里讲课，可以多接触狱友，便于开展党的工作，便同意了。我这个“教师爷”的美名也随即在狱中传开了。开始，他让我给少年犯讲课，有一名看守持枪在一旁监视，过了几天看守不来了，这可为我提供了方便条件，我遂抛开原教材不用，给犯人们讲日本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侵略朝鲜，欺压凌辱中朝两国人民，“二十一条”是卖国条约，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铲除封建军阀，打倒封建地主阶级。我还给他们讲岳飞和义和团的故事，教他们唱岳飞词《满江红》歌曲，以此来振奋大家的民族精神，唤起群众觉醒。 　　1930年冬天，我为延吉监狱所的8个牢房普遍讲完了一遍课。教务主任又叫我去监狱的工厂讲课。工厂带有集体劳动生产的性质，相对地说组织纪律性和思想觉悟比散押犯人要好一些。工厂听我讲课的人很多，很集中，因此影响也更大。 　　经过我几个月时间的宣传鼓动，使不少在押犯人受到启发教育，增长了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有的人听到伤心处，还掉下眼泪。通过教文化课，我与在押犯人进一步沟通了思想感情，加深了互相了解，使他们更愿意接近我。一个共产党嫌疑犯在狱中又练拳，又学世界语，引起典狱长的小勤务兵申守义的好奇。他比我小一岁，个头不高，精明勤快，是延吉当地人，常常到牢房来和我闲聊，看我练拳，听我讲故事。接触当中，我发现申守义为人正直，思想比较进步，同情劳苦大众，怨恨军阀统治，反对日本侵略，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使我产生了发展他入党的念头。我想如果发展申守义入了党，便可以通过他与狱外党组织恢复联系。同时我也意识到这是一件十分冒险的事情，万一不慎暴露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后果不堪设想。不过，我入党后，当过支部书记、区委组织委员、区委书记，发展党员已成了职业，是一种天性，不管在什么艰险的环境里也忘不了。那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的驱使。稍后，中共东满区委的王耿和赵志刚同志到监狱看望我，正巧看守长派申守义在办公室监视我们谈话，乘机我把申守义介绍给他们，并请区委考虑其入党问题。经过区委考察了解，过了不久，批准申守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我与狱外党组织恢复了联系，利用一切机会开展工作，把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狱中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能及时知道，然后因势利导进行工作。在我的影响下，狱友季国璋、柴兆海、千国振(朝鲜族)、白道吉和看守李茂林等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同情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后来他们出狱以后，季国璋和白道吉在珲春、龙井两地，曾掩护我和党员曹振家在当地秘密从事党的工作。 　　我在狱中教文化课，结识了很多难友。1930年初，我服刑期满，将要出狱，难友们与我难舍难分，自动攒钱给我买了一件长夹袍和一顶礼帽，还要为我送一块匾牌，感谢我教他们识字学习文化这段情谊，我婉言谢绝了。格拉依诺夫知道我要出狱了，更是不胜惜别，拉着我的手痛哭起来。我出狱以后听说东北有过一次特赦，格拉依诺夫改判有期徒刑5年。其后不详此人的下落。回想我们在狱中相处的情景，至今难忘。 　　我出狱不久，申守义也离开延吉监狱，去到赵志刚任校长的光霁峪小学做堂役(工友)。后又根据党的工作需要化名王生，在延吉开了一家小酒馆，作为党的秘密联系点，负责与中共东满特委保持联系。记得小酒馆门口有一副大对联，上联是：买卖兴隆达三江；下联是：财联银汉三千丈。我在延吉北山小学教书时，曾在申守义的小酒馆住过几夜。为防范敌人对知识分子产生怀疑，申报临时户口时，申守义写我的职业是木帮(伐木工人)，来延吉探友。再后，申守义调往上海党的中央机关交通总站任交通科的负责人。1931年秋，赵志刚去上海找党中央联系工作，接待他的便是申守义同志。两位老友久别重逢，倍感亲切。1936年4月，申守义到苏联列宁学院学习。据说由于前苏联肃反扩大化，1937年申守义在苏联被杀害。一个年轻的革命者就这样献出了宝贵生命，每当我想起此事，就惋惜不已。 　　 我的九十年/刘建章著.—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