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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虎口脱险

刘建章著

五月暴动 　　1930年2月，我的一年监禁期满，出狱后，没有回和龙县三道沟小学，而是留在延吉，中共延边特支安排我在延吉局子街北山小学任教，以此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北山小学是延吉县最早创建的一所公立小学，始建于1904年，到1941年这所小学已具备一定规模，成为延吉小有名气的一所初高小两级制学校。我在北山小学除了担任高小班主任外，还兼任全校的体育教员。体育课除了教学生田径和各种球类，还教学生练武术。在我对本班同学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即利用课堂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和国民党政府的黑暗与腐败，激发学生的反帝爱国激情。为防备被校长察觉，我常常带学生到延吉郊区的小山坡和孔庙、天主教堂等处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拿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书籍，在学生中传看。为防止暴露，我在革命书籍的封皮外面罩上一层牛皮纸，写上《啼笑姻缘》、《东周列国》之类的古书名称。当时学生们毕竟年龄小，对革命书籍不可能理解太多，因此还曾闹出过笑话。据原中央党校教务长宋振延同志回忆，他当年在延吉北山小学读书时，同学中间曾流传崇拜前苏联“三杰”的说法。按中国人取名习惯，把列宁名字三部分组成当做了3个人的名字，称为前苏联3位杰出的革命领袖，其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原来是一个人的名字，他们误以为是3个人，确实是一大误传，引人发笑。 　　北山小学要求进步的学生较多，这与党在当地的革命活动及影响有关。当时北山小学有共产党员5人。他们是教员曹振家、徐振基、贾庆云，我和学生李世风。我来到北山小学不久，即建立起党支部，由我担任党支部书记。 　　我入狱一年间，延边党组织有了新变化，原来的区委改组为特支，支部也作了改动。入狱前，延边区委书记周东郊被捕，接着我也被捕，区委工作受到严重挫折，处于停顿状态。1930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为恢复东满的工作，派文碧涛(化名王耿、李晓露，原名文甲松，朝鲜族)来到东满。他先到八道河子找赵志刚同志研究党的重建工作，建立了中共东满特别支部。当时有党员15名。特支设在龙井、泉坪、延吉等地，由文碧涛、赵志刚共同负责，下属四个支部：石建坪支部书记贺锡光、大拉子支部书记伊福海、八道河支部书记樊哥、东良社支部书记姚一平。 　　东满特支建立后，延边革命斗争有了新的发展，其特点是：党员队伍的扩大，尤其是朝鲜共产党员加入中共，增加了延边朝鲜族党的力量和领导骨干。同是从学校学生斗争发展到组织工人、农民的群众斗争，斗争规模空前加大，反帝斗争的色彩更浓，更强烈，如烧毁日本鬼子在延边小学、商店，反对日本修建吉会铁路等，一些社会名流也参与了斗争。 　　这时，东满特支组织一次声势浩大影响很深的斗争就是红五月暴动。4月，中共东满特支根据满洲省委《全满农民斗争纲领》，成立了以金汉峰为书记，朴允端、苏圣奎、金平哲为委员的“五一斗争行动委员会”，组织指挥了东满的“红五月斗争”。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军阀!”“没收地主土地，不分民族区别，分配给贫苦农民!”“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等口号。5月25日，成立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工农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府，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5月30日，为纪念上海“五卅”惨案，龙井村发生了大暴动。工人、农民和学生纷纷走上街头，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口号，袭击日本人设在龙井的“东洋拓植会社间岛商店”，烧毁日本人经营的电灯公司。 　　5月31日凌晨，延吉县各地农民群众在党组织领导下，发动了群众暴动。龙井、局子街、铜佛寺、老头沟、南阳坪等地的工农群众奋起捣毁了当地日本人及其走狗设立的机构，袭击军阀机关和地主宅院，使敌人遭受到严重损失。反动机构一时陷于瘫痪状态。 　　北山小学在“红五月”斗争中，党支部除了组织发动学生积极参加斗争，上街游行，贴标语、撒传单，动员延吉各界群众参加斗争外，我还组织学生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筑吉会铁路的斗争。 　　吉会铁路是20年代初，日本侵略者窃取修筑权，修筑由吉林敦化、朝阳川、开山屯、跨渡图们江到朝鲜会宁的一条铁路线。围绕这条铁路的修筑，延边各族人民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反日爱国斗争。 　　日本急于修筑吉会路，是以侵略东北大陆为目的，修建吉会路对日本侵略东北大陆具有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重大价值。20世纪初，东北铁路有三个系统，即南满铁路系统，以大连为其出口港；俄国中东铁路系统，以海参崴为出口港；北宁铁路系统，以葫芦岛为出口港。这些都是海陆联运，伸向东北腹地的交通线。但这并不能满足日本的侵略欲望。日本还想修筑一条经朝鲜清津港、会宁，跨渡图们江经朝阳川、敦化，到达吉林的直通东北腹地的吉会铁路。为缓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日本采取分段完成的政策，将吉会路分三段修筑，天图铁路(天宝山至图们江岸)作为一段；吉敦铁路(吉林至敦化)作为另一段；敦老铁路(敦化至老头沟)作为吉会路的连结和延伸段。1928年10月，延吉各界人民曾召开群众大会，通电张学良反对满铁收买天图路，修筑敦老段。中共满洲省委和东满区委动员党团员积极参加反对日本修筑吉会铁路的斗争，并通过《民声报》进行广泛宣传。 　　1930年春，延边四县(延吉、珲春、和龙、汪清)各族学生，在党的组织领导下，纷纷召开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修筑吉会铁路的阴谋，并举行罢课，游行示威。同时，成立了延吉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各地的学生运动。延吉实业局长曹锡龄、商务会长姜兆麟、和龙教育局长关俊彦和延吉教育会长刘彭龄等当地名流，代表延边四县赴吉林、奉天请愿。 　　在延边各族人民反日抗路斗争的压力下，敦老一段铁路在“九·一八”事变前一直未敢动工。延边人民的护路保权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1930年7月，满洲省委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将廖如愿、王耿、李振民等作为巡视员派到东满工作，他们按照《满洲省委关于处理朝共党员加入中共党原则决定书》，进行了将朝共党员接纳为中共党员的工作。使原来延边分散的朝鲜族党组织统一起来，加大了延边党斗争力量，壮大了党员队伍。在发展党员、建立平岗区委和22个支部的基础上，7月下旬，在伊兰沟南洞，由廖如愿主持召开党员代表会议，讨论建立中共延和中心县委问题。8月13日，中共延和中心县委正式宣告成立，王耿任书记，马骏任组织部长，韩别任宣传部长，朴允端任军事部长，我是委员。延和中心县委的驻地在龙井，到9月，党员发展到330多人。 　　“红五月斗争”，群众发动比较广泛，比较深入，它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地方军阀封建势力，他们惊恐万分。但是也遭到他们疯狂的反扑和镇压，加之这次斗争是在我党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影响下发生的，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和盲目性，在中外敌人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斗争指挥者被暴露，190多人牺牲，3000多人被捕，东满特支遭到破坏。但是从此播下了火种，唤起了民众，同时也为党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并在斗争中培养子一批革命骨干。 　　敌人疯狂镇压和屠杀，并没有吓坏延边共产党人，他们掩埋同志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继续展开斗争，前赴后继。 　　东满特支瓦解以后，中共东满组织以中共延边党部名义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李玩龙任书记，李昌一任组织部长，朱健任宣传部长，李镛任军事部长，领导群众破坏天图铁桥，烧毁日本人的小学校，组织农会斗争地主，分粮食。 　　9月25日，中共满洲总行委根据廖如愿“关于巡视东满和建立延和县委的报告”，决定在东满组建特委，廖如愿任特委书记。特委机关分别设在局子街(现在的延吉市)和朝阳川，隶属于中共满洲总行委领导。 　　这个时期，我所在的北山小学党组织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红五月斗争”中，党支部计划在“五卅”当日带领学生去公园集会，不慎被校长刘庚辰察觉，他立刻报告了警察局，并带领警察来学校抓教员曹振家和徐振基。幸亏有延吉教育局一位姓宋的督学出面调解(我回忆这位宋督学是北山小学学生宋振庭的叔父。此人思想进步，常与我和曹振家接触)，最后，以满足校长刘庚辰所提条件，曹、徐二位老师限期离开北山小学，事情才算了结。曹振家、徐振基一走，北山小学教员中的共产党只剩下我和贾庆元两人了，党支部的工作虽受到一定影响，但斗争仍继续展开。不过更为隐蔽。 　　这时敌人仍在疯狂地搜捕革命者。不久，我在北山小学的活动也被校长察觉。一天，他带领警察到学校抓我，幸亏事先学校堂役张东山给我通了信，我跟贾庆云同志交代了一下，赶忙跳过学校的木栅围墙，离开学校才幸免于难。但此时已是薄暮时分，我去哪里藏身呢?想到延吉监狱倒是一个安全地方，敌人不会到监狱搜捕“逃犯”。趁天色已黑，街上行人稀少，我悄悄去到延吉监狱，向教务赵主任说明我想在此借宿一夜，转天去龙井办事。由于他不知道我是“在逃”，就同意了。他笑着说：“你还想坐监狱吗?”我也笑着说：“只要你收，我就会来!”说得他也乐了。当时我知道一个革命者随时都有坐监狱可能，但也有思想准备。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便离开延吉市区，经过帽山去到龙井，秘密地找到了狱友白道吉家，向他说明来意，因在延吉监狱我们关系很好，结下很深友情，他二话没说，就让我在他家暂避风险，等待组织安排。 　　回忆这段往事，还应提到李常青(又名李翰忱)同志。他当时是吉林省教育厅督学，在延吉设有一个督学办事处。我们常在一起打网球。他对刘庚辰处理曹振家和徐振基这件事有看法。后经李常青介绍，曹振家和徐振基去汪清县一所小学教书。建国后，李常青同志曾任《东北日报》社社长和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等领导职务。 　　雪夜逃生 　　1930年9月，我逃出北山小学后，一边躲在狱友白道吉家避风，一边想法与东满特委同志廖如愿和王耿取得联系，请求特委给我安排工作。党组织了解我在狱中曾结识珲春县的季国璋，到了珲春便于落脚，就决定派我到珲春县工作。为了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在我离开龙井以后，党组织故意放出风声，说我去了上海，以断绝敌人再在东满一带搜捕我的念头。1930年10月，东满特委组建了中共珲春县委，由我首任县委书记。 　　珲春县位于延边东南部，是我国唯一中、俄、朝三国的交界地。西郊及西南通朝鲜的庆源郡和雄基港，东南通俄国的波雪特湾和海参崴，东北部与俄国陆地接壤，是我国东北的一个边陲重镇。 　　我们县委机关没有设在珲春县城内，而是放在离县城很远的交通不便的大荒沟里。因为“红五月斗争”受挫后，敌人到处疯狂地搜捕革命者，延吉、和龙、龙井都在追捕我，所以呆在县城是很危险的。 　　在珲春县工作期间，我化名刘春江。按照东满特委的指示，我先到县城东门里一家朝鲜人开设的“春植商店”接上关系，然后，去哈达门村找季国璋，在他姐夫吴金魁家过了一夜，转天，随同党的交通员穿过遮天蔽日的大森林，来到县委(那时叫“行动委员会”)所在地——大荒沟。这里真是一处名副其实的一处荒沟野岭，野草丛生。10月刚过，这时里已下了两场大雪，山林里积雪很深，一片银色世界，雪地上布满了大大小的野兽脚印，晚上住在木格楞房子里，不时听到野兽嚎叫声，真有点毛骨悚然。刀枪监狱我都不怕，野兽也没啥怕的了。 　　珲春县委当时也受到了“左”的影响，在工作中有“左”的幼稚表现，到处组织农民暴动，散发传单，号召白军士兵打死反动官长去投奔红军。红军远在南方，让他们到哪里去找呢?县委还常搞飞行集会，哪个村庄有红白喜事，飞行队便去宣传一番共产主义，讲完了就走。群众害怕招惹是非，都不欢迎。实际这种做法，效果也并不好。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虽然对“左”倾冒险主义作了纠正，但是传达到珲春县，已经是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11月中，县委在清水洞召开珲春县各区区委负责人会议，正式建立起县委机关。在县委机关就我一个汉人，朝鲜族的同志年龄都比我大，可是大家都很尊重我，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 　　当时县委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阀的黑暗统治。这期间，我们经常组织群众集会，揭露日本人“二港二线”阴谋，痛斥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二港”是指朝鲜的清津港和中国的大连港；“二线”是指南满铁路和吉会铁路。 　　我一到珲春县就引起敌人注意，当时我是不知道的，解放后从敌档中发现，日本间岛总领事馆昭和9月8日“间岛地方共党组织变迁并移动概况”中记载：“珲春，中共县委负责人，名刘光公(我的化名)中国人……”另据敌档记载：“1930年9月，国民党珲春县保卫团总队长关石玉写给县政府的报告：风闻刘某者，新近从延吉过来，有共化行为，曾在哈达门村吴金魁家落脚……”当时，虽然敌人要跟踪追捕我，但由于县委机关比较隐蔽和群众的掩护，敌人的企图没有得逞。 　　珲春县有党员上百名，多是朝鲜族，工作基础较好。县委建立后，稍后又建立起反日会、农民协会、互济会、妇女会和儿童团等反日群众团体。县委机关在大荒沟东的小山沟里。远离村镇，吃饭靠群众跋山涉水往山里送。县委机关只有几条破枪和一些手榴弹，工作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住房是用木板搭建的，四处漏风，没有床铺，没有被褥，夜晚大家睡在稻草堆里。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的革命情绪十分旺盛，工作热情很高，每天唱着《国际歌》刻钢板，油印传单，直到深夜。平时，我们经常到县委附近的农村去工作，哈达门村是我常去的村子之一。为了工作方便，去乡下时我也穿上朝鲜族服装。珲春县驻有敌人的游巡队，我们与之巧妙周旋，敌人控制白天，我们则在夜晚活动。我不会讲朝鲜语，到了乡下一般住在汉族老乡家里。遇上敌人的游巡队进村，我便搬到屯长家去注，屯长多是朝鲜族人。如若敌人盘问，屯长说我是他的朋友，从县城到村里来借钱做小生意，就蒙混过去了。 　　我初到珲春，听到朝鲜老乡有一种反映，说中国人不好，欺负他们。经过了解，造成这一印象的原因是当地老百姓多年身受军阀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共产党领导他们翻身解放，除军阀、斗地主，他们便高兴了，说中国有好人，那就是共产党。县委因势利导，提出“中朝两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封建地主、军阀”的口号，得到中朝两族穷苦农民的热烈拥护。 　　1931年初，敌人的游巡队到大荒沟搜捕我，情况十分危急，敌人没有抓到我，不甘心，就把我来珲春落脚之地的吴金魁抓走了。这时我正巧去了延吉向东满特委汇报工作。我从延吉回到珲春，得知吴金魁以窝藏共党罪已被敌人抓走。我欲回大荒沟县委机关，可沿途都有敌人游巡队设卡，很难通过，只好辗转去哈达门村，找到好友季国璋，季国璋一见我，惊讶地说：“敌人每天都来搜捕，你万不可在此停留，赶快走!”延吉、和龙、龙井、珲春都要追捕我，我的身份在延边已完全暴露，怎么办?季国璋无可奈何地说：“快走!不能有片刻迟疑!”说着，他送我一顶皮帽子和一条围巾让我沿途御寒，我立刻离开哈达门村。这时情况非常紧迫，敌人的游巡队到处在抓我，已没有时间再去延吉与特委取得联系，我当机立断，决定暂且离开延边。 　　当晚，我急匆匆地离开哈达门村，沿着村外的一条小河往下游走，季国璋要我一路小心，我要他放心，此地一别，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党外的好友了。我按他告知的小路，直奔图们江边，并打算过江取道朝鲜，去大连再找党组织。当时虽是早春季节，但河流还是封冻到底，河两岸的树丛中堆满积雪，没有半点融化的意思，寒风入夜后更加刺骨，我裹紧棉衣，沿着河边，踏着厚厚的冰碴和碎雪，慌不择路地往前赶，拌倒了爬起来再走，一口气跑了七八十里冰雪路，天亮前就赶到小河出口处，到了图们江边。终于甩掉敌人的追捕。图们江是中朝的界江，这时江面上的冰层还结得很厚，来往牛车和行人不断，熙熙攘攘，我挤在人群中匆匆地过了江。到了朝鲜境内，我也不敢多停留，随即由元山码头坐火车去仁川，然后又乘船去大连，从此，便告别了我任教3年和艰苦奋战的东满，告别了我参加社会革命活动的重要的一站。 　　离党岁月 　　五月暴动之后，倒向蒋介石的延边军阀政府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追捕共产党人，迫害进步学生和进步人士，我们“香慈”来东满任教的全部小学教师都被解聘，一时乌云压顶，断了“香慈”同学的生路，大家无不痛心疾首，悲恨满腹，但又无处说理，不得不另找生路，有的投朋靠友，转移到奉天，有的只有返回故里……这时，大部分“香慈”同学虽然离开了延边，但他们在那里撒下的革命火种，是延边革命斗争历史大潮中的一束灿烂的光环，特别是后来在抗日救国斗争中英勇献身的“香慈”烈士，会永远活在延边人民的心中。 　　我离开东满，第一站到了大连，上岸后，我便去《泰东报》找周东郊。因为我知道周东郊在吉林出狱以后去了大连，后在大连《泰东报》馆工作，我想要是找到周东郊，就可以与党取得群系了。谁知见到周东郊，才知道他出狱以后也和党失掉了联系。当时大连的形势也很紧张，党组织很难找。在周东郊处我还见到了原在东满认识的陈涛并认识了盖仲仁问志，他们都劝我留在大连住几天，等找到党组织再决定下一步去向。报馆一位编辑陪我去到一处名叫“辛格浦”的地方，住在一家小旅店等候。几天过去了，仍无进展，我心急如焚，决定离开大连回到北平去找党组织。临行前周东郊帮我添置了几件简单行装，陈涛写了一封信，嘱咐我带到天津东马路“大道书社”去找一位姓李的朋友，请他帮我找一个工作或介绍我去山西孙殿英部当兵。当时地下党员孙志远同志在山西做兵运工作。我到了天津，正欲去“大道书社”，不料报纸登出了“破获大道书社共产党组织”的消息。我不敢再在天津久留，即回到我一别三载的北平。在北平住在崇外花市大街“大成”客店，这家客店是我早年从家乡到北京来进香山慈幼院时住过的客店，人熟店钱也低廉。等我找到了伊福海，知道他从东北回北平后也和党失掉了联系。我又去找原来留在北平的同学杨治州和贺成章，不料他们也与党失去联系，使我再次失望。后来我又去香山慈幼院找党组织，仍无结果。我回母校看望了老师和熊希龄院长，向熊院长述说了自己在东北三年的坎坷经历。自然有些事没有告诉他，如我在龙井被捕、延吉坐狱、珲春脱险等，我想这些事说了，会增加他对我的猜疑，暴露我的身份。我还与熊院长谈了中国革命的问题。熊院长宦海沉浮，最终抛弃官场，从事慈善救济和教育事业，主张非暴力革命。我则用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列举世界各国的革命无一不是采取暴力手段而取得成功的道理。尽管我们对革命的方式看法不同，但对此次师生有机会在北平会面，也是十分愉快和值得怀念的。 　　回到母校，自然要想起我们一起去东满战斗的几十位同学，他们有的二三十年以后才见了面，有的永远见不了面，想起来是很悲壮的。当时，我们都满怀希望和激情，千里跋涉到了延边，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救国救民的壮志，在那里向朝鲜师生和工农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群众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压迫的斗争，开始了参加社会革命活动的第一站。同学们互相支持、互相鼓舞、互相关心，生死与共，在敌人铁镣面前，没有一个变节、告密的，都是铮铮铁骨的好汉，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我们这个集体战斗了三个年头就不幸地给敌人打碎了。3年后，我独自一人回到母校，找党无门，像当年被遗弃的孤儿。因此不仅有悲壮之感，而且深深地感到痛心和惋惜。也开始认识到革命道路是血与火的交织，是坎坷曲折的。我们“香慈”去东满的同学，经过3年的浴血奋战，经受了一次生死考验，革命觉悟和斗争技艺有了很大提高，给今后斗争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但是鉴于形势所迫，他们的道路更坎坷更曲折。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由于东满党组织屡遭破坏，反动军阀政府残酷追捕，不少党员同学不得不离开东满，转移到南满北满或回到关内，脱离了党，又找不到党组织，长期处于苦闷彷徨之中。后来知道，他们虽然脱离了党，但没有一个做危害党、反对党的事。他们都是贫苦人家孩子，本质是好的。二是一部分同志从东满转移后。通过各种渠道幸运地找到了党组织，继续在党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后来有的成为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三是“九·一八”事变后，部分留在延边的同志毅然决定参加东北抗日联军，扛起枪杆子，保卫国土，英勇杀敌。他们有的血染沙场，不幸牺牲，有的身负重伤，终生残废。为抗日救国献出宝贵的青春。这里特别要提到王玉栋、贺锡光、王增权三位“香慈”同学。“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二军，战斗在延边白山黑水间，在林海雪原里，不怕挨冻受饿，不怕牺牲，勇敢地打击日本侵略者，捍卫祖国每一寸土地。贺锡光、王玉栋两位同志在珲春附近的山林里英勇献身，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王增权同学在延边当地与一位姑娘结了婚。妻子已经有孕了，但他见到日本帝国主义践踏延边大好河山，毅然前去参加抗日联军，冒着零下摄氏四五十度的酷寒，坚持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长期生活战斗在冰天雪地里，忍饥挨冻，不幸把两条腿都冻坏了，不能行走，是前苏联红军把他救起，送到远东医院截肢，将膝盖下两条小腿都锯了，装上两条假肢，才重新站了起来。为了活得像一个人，在他的要求下，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被分在哈萨克斯坦一家皮鞋厂学做皮鞋。党的“八大”召开前夕，他毅然回到祖国。他打电话给我，我才知道他还活着，见面时，真是感慨万千，惊喜若狂，更为叫人惊喜的事，他娶了一位前苏联老婆，还有一个小宝宝。两个假肢也很好，不用拐棍就可以走路，坚挺地撑起他那结实的身躯。 　　当时，中组部给他在哈尔滨分配了工作，当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使他重新感受到党和祖国的温暖，不幸的是，在“文革”中又遭罹难，以“特嫌”罪迫害致死。不过，他在延边的遗腹子已经长大成人，还上了大学，成为国家有用之才，这对他在天之灵可聊表安慰。 　　我们党是多灾多难的，我们的党员苏子元、王增全也是多灾多难的，这恐怕就是历史，惟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我走的道路是曲折的，但与他们相比还是幸运得多，由于我的执着，不久我还是找到了党，在党的领导下，开始新的斗争。这是以后的事，叙述还是回到离党岁月。我在北平住了一段时间，由于无固定收入，不能久住，于当年3月回到我久别的家乡——河北景县。在家见到了我的父亲、二哥、大嫂、二嫂、三嫂和我的两个姐姐。这时大哥在上海，三哥在太原做小生意不在家。父亲写信给他们，让他们春节回家过一个大团圆年。阔别十几年的家乡，旧景如前，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变化。我想，要是想在家乡站住脚，必须先找一份社会工作。听说景县教育局长张英伦(坚白)是一个新派人物，思想开朗，为人正直，又热爱教育事业。我便毛遂自荐去教育局见他。见面后稍事寒暄，我自我介绍说，我是本县大刘庄人，自幼寄读北京香山慈幼院师范班，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外家兄的小商店帮忙，最近家兄店铺倒闭，回到家乡来，无奈自己离家日久，人地两生，故冒昧前来，请张局长代谋一小学教员工作。张坚白对我深表同情，但表示也有为难之处。他说，景县是个小地方，教育不发达，学校不多，目前没有小学教员的空缺，爱莫能助呀。请你留下一个通信地址，先回家等机会，何时有教员空位我会通知你的。 　　过了不久，我想起“香慈”同学彭海林、席国栋、陈裕生在上海，他们都是党员，不知他们是否和党保持着联系。此时大哥来家探亲，正准备要回上海去，我决定跟大哥一起去上海找那三位同学，设法找到党组织。和我同行的还有大哥的孩子刘润芝。到了上海，我们住在豫兴公寓，转天我去找彭海林他们，结果又是一次失望。彭海林他们从北平来上海也和党失掉了联系。稍后我给在北平的胡健写过信，他以为我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去了上海一趟，结果也是失望而归。 　　在上海暂住期间，我常到公寓附近的一家书店看书消遣，还到闸北区世界语学会学习过几天世界语。期间我曾写过一篇小文——“我为什么要学习世界语”，寄给《学生杂志》，不想竟刊登出来，这也是一次小小的安慰。当时，我还想去找申守义，他是我在延吉监狱发展的党员。入党后，他离开监狱，曾调到满洲省委当小交通，后又调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当小交通，可又苦于没有他的准确地址，偌大的一个上海到哪里找去，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不过，我坚信一定能找到党组织，使离群的孤雁再振翅起飞。 　　寻找党是当时内心的一种青春呼唤，是在黑暗中寻找指路明灯，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找党上，不管前面的路有多少荆棘，有多少暗礁，也不能阻挡。因为当时我感到找不到党自己的革命理想就化为云烟，个人的前途就渺茫难测，所以有一股强烈的革命激情在支撑自己，誓死要找到党。后几经周折，我终于在老家景县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并与津南特委取得了联系，开始了自己新的征途。 　　 我的九十年/刘建章著.—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