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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回乡任教

刘建章著

任教白家寺 　　1931年6月的一天，我终于接到家乡县教育局的来信，打开一看，真有“家书值万金”之感，信中说给我找到了小学教员的工作，我心里自然十分高兴。当时我要做的有两件事：一是找党，二是找工作。找到了工作，有了立足之地，不仅可以解决个人生计问题，而且可以利用工作的掩护，开展革命活动，继续为党工作。同时因为我在东满三所小学教过书，对小学教师的业务也比较熟悉，而且也爱上了这一行，可以说当时是我选定的终身职业，即使革命成功了，也愿当一名小学教师。因此，我便离开了上海，铁心回乡教书。 　　那时我对职位高低好差没有多想，也不计较，周围的同志也是这样。我在东满当了区委书记，又去当支部书记，接着又当县委书记，上上下下，没有高低之感。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当了县委书记又去当支部书记，当了行署副主任，又去当电业公司经理，也没觉得职位低了，组织上亏待了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不管干什么，只要把革命搞成功了就行。不像现在当干部，论职务，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好不能差，这种风气恐怕不是党的革命传统。自然当时有当时的条件，现在有现在的条件，条件变了，好传统不应该变。 　　1931年暑假前，我从上海回到家乡，到县教育局报了到，在家整理好行李和书箱，准备去白家寺小学教书。父亲、哥哥、嫂嫂、姐姐都很高兴，要我不要再东游西逛的了，安心在家乡教好书，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多好，他们还准备给我找个媳妇，成个家，好拴住我的腿，他们不了解我已经是党的人了，教书成家重要，找党更重要。 　　暑假一过，我就赶忙到白家寺小学报到，我家离白家寺较远，一个在县城的东北，一个在县城的西南，走大路约有70里路，走小路也有60来里。我的行李和书箱虽不算重，但二哥怕我累了，一定要赶大车送我。我回乡任教，二哥非常高兴，一来兄弟之间有个照顾，二来怕我长期在外不安全。俗话说“打虎还靠亲兄弟”，能有哥哥关照自然好了。我们一早顺着大路往县城走，直到中午时光才进了城，在城里没呆多久，吃了一顿便饭，又匆匆地赶路。出城后，直朝西南方向奔去，下午就到了白家寺小学。当晚我被安置在学校集体宿舍住下，二哥没有地方住，只好在大车上睡了一宿，第二天天一亮，又赶着大车往家返。临行前，他再三嘱咐我，要好好教书，为父母争光。他挨冻受累，不辞劳苦，为了我，来回奔波，这种纯真的手足情，真是难得难忘。我把他送出白家寺，听着远去的大车轱辘声，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就是这么一个好哥哥，后来却不幸叫日本帝国主义在残酷的扫荡中杀害了。 　　白家寺小学设在一座古庙里，校长叫李世臣。我到学校报到后，李世臣校长找我问了问情况，知道我是“香慈”学生，又教过书，有一定经验，所以比较放心，不过此人思想顽固守旧，很难相处。这时，我还未能跟党接上关系，只得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寻找党组织。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发展，独立开展工作。我来到白家寺小学，首先对这里的情况作了一番了解，认为只有先在此站住脚，打开局面，才能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校长李世臣是个尊孔读经、维护旧礼教的封建顽固派，他禁锢学生思想，限制学生自由，与新生事物格格不入。高年级学生对校长的言行都反感，他们多数人有爱国思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据此，我采取多种方法向学生宣传抗日救亡。课堂上给学生讲国家大事，把从外地寄来的进步书刊上的有关文章介绍给学生；课余时间组织学生“读书会”，推荐革命书籍和进步文艺书刊让学生阅读，在宿舍召集学生讨论时政，教他们唱《国际歌》。总之，我从多方面对学生进行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熏陶他们的革命情操。 　　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夜，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变本加厉，大量增兵侵入东北。敌人所到之处人民被杀戮，宝藏遭掠夺，无数家庭妻离子散，颠沛流离，无数同胞辗转呻吟于日寇的铁蹄之下。而国民党政府却推行不抵抗政策，丧权辱国，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老百姓不甘心做亡国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救亡浪潮此起彼伏，猛烈冲击着全国每一个角落。 　　景县农民依然是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生活十分贫困，加之新旧军阀连年混战，造成农村经济濒于崩溃，劳苦大众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在全国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景县的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他们日益同情人民的疾苦，不满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迫切要求进行社会改革。不少有志青年外出求学，寻求国家与民族的出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当时，天津、泊镇、冀县等地的学生宣传队到我们县宣传抗日救亡，我在白家寺所进行的抗日救亡活动也活跃起来。我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动员民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还到野林庄集市和附近村庄进行演讲，撒传单，贴标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丧权辱国的可耻行径，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动员群众起来抗击日寇侵略,反对蒋介石卖国投降活动。我将高尔基、郭沫若、蒋光慈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刻钢板印成课外读物，帮助学生接触进步思想。为了使学生向革命先烈学习，我还给同学介绍李大钊同志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迹。我还利用朝会，给学生作“什么是学生”的演讲，启发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我说：何谓学生，学就是学习，生就是生活，学生即是学习生活。大家知道，学生学习语文、算术、自然、地理、写字、唱歌和体育这些文化知识，长大成人。做事情才有本领，不学习文化课是不行的。但是你们却不知道，学生还要学习生活，长大成人，到社会上做事，要生活在社会之中，处世为人，还要懂得社会生活。所以，在学生时代除了要学习文化知识，还应该向社会学习。可能有的同学要问，我们不学习生活，不是也可以生活的吗?“是的，生活有两种，一种是糊里糊涂地生活；一种是明明白白地生活。什么是明明白白的生活呢?人生在世，要做一个明白人。那么，什么是明白人呢?就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人。活着的时候为人民大众办事，死后为人民大众所敬仰。”我的这番话，实际是对学生进行启发式的共产主义教育。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少人认真思考，找我谈心，倾吐自己的感受，探讨人生的意义。那时，我刚刚20来岁，学生味很浓，又好动，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如王金鹏、赵为一、辛一飞、郭栋海等，都愿意和我接近，他们常到我的宿舍来。借机会我向他们介绍马列主义，介绍前苏联十月革命和当今世界的新思想、新事物，引导他们走革命道路。我还常对学生进行破除迷信的教育，借助于流传说法，我指着寺庙里的泥菩萨说，你们看，这些泥胎一声不响，两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不动，十(实)是无用。这些泥胎原本是人塑的，反过来人们又去顶礼膜拜，岂非怪事。在我影响之下，学生们把崇兴寺的泥胎推倒了不少。 　　我还针对老百姓遇到天旱求雨这件事，对学生讲，天旱不雨本属自然现象，人们却以为上天主宰，敲锣打鼓地祈求上天降雨，这是一种愚昧表现，劳苦大众要自己解救自己，不做天命的奴隶! 　　总之，抗日救亡活动和革命思想的教育极大地影响着学生们的思想，追求进步，向往光明成为当时多数学生的自觉行动。 　　当年秋天，由于学校庶务贪污，扣学生的学杂费和伙食费，致使学生的伙食越办越糟，阴暗的教室不点灯，冬天不生炉火，招致了学生的极大不满。在三班学生王金鹏领导下，举行了罢课，强烈要求清查账目，改善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学潮爆发后，我支持学生斗争。给同学们出主意，提醒大家注意斗争策略，要广泛团结广大师生一起行动，学校如不答应所提条件，决不复课。学潮持续了一段时间，最后以证据确凿，学生所提条件合理，迫使校长李世臣将庶务撤了职，满足了学生所提全部条件，学潮始告平息。 　　由于我在白家寺高小宣传抗日，支持学潮，引起校长李世臣的不满。他多次到县教育局告状，说我“思想过激，宣传赤化，有共党嫌疑。”教育局长张坚白对我在白家寺的活动有所耳闻，但是他能从正面理解，认为宣传抗日没有错。几次向李世臣作解释。希望消除积怨，继续共事。但李世臣很顽固，仍然四处散布我的坏话。张坚白担心长此以往对我不利，决定让我离开白家寺，到王谦寺高小任教。寒假前，李世臣提了两盒点心，假惺惺地对我说：“刘老弟呀，我这里庙小，盛不下大神仙，你另谋高就吧。”我说：“刘某不才，此地不留人，总有留人处，请校长不要把事做绝了!”说得李世臣面红耳赤，不欢而别。于是寒假一到，我就收拾行装，告别进步师生，离开了白家寺。这是我回乡后跟顽固势力作斗争的第一回合，虽然在白家寺受到阻力，但斗争仍在继续。我除了在王谦寺开展新的斗争外，白家寺有进步思想的师生还一直跟我保持联系，常到王谦寺高小找我。在以后的斗争中，我们相互支持，结下了很深的友情。有的进步学生，继续在我的帮助下入了党，走上了革命之路。顽固派校长想封锁新思想传播，是封锁不住的。我走后，白家寺进步师生并没有被顽固势力吓倒，斗争也没有停止。 　　创建景县第一个党支部 　　1932年春，我来到了王谦寺高小任教。王谦寺在县城西南，因村中有一“王谦古寺”而得村名。学校就设在王谦寺内。此时我依然没有与上级党接通关系，我一方面继续寻找党组织，一方面坚持开展党的活动，培养发展新党员，为在景县建党进行各种准备。 　　王谦寺高小校长梁晋朴，是一个老同盟会会员，有爱国思想，颇受乡里和国民党县党部的敬重。该校的抗日救亡气氛比起白家寺来要好一些。原因是梁晋朴比较开明，不同于白家寺的李世臣，他本人就曾带领过学生上街宣传抗日。这种情况非常有利于我开展活动。 　　我来到王谦寺以后，马上组织进步学生范登山等到集市和附近的孙村、果义、张庄等地向农民群众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和东三省失陷以后人民群众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唤起人们抗击日本侵略者，不做亡国奴。麦收时节，我带学生下乡帮助农民收割小麦，使学生了解农民的疾苦，增进与农民的感情。在组织这些活动当中，我留意发现进步学生，多和他们接近，借进步书籍和革命书籍给他们看，向他们宣传党的知识。在我的影响下，不少学生接受了革命思想，追求进步，追求光明，向往共产党。当时我虽然没有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上，但我觉得应当把景县党组织建立起来，有了党组织斗争才有力量，才有发展。20年代初，一些有先进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在全国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我为什么不能在家乡景县建党呢?而且我在延边也有建党经验，在延吉监狱都能发展小勤务兵入党，这里条件好多了，为什么不能发展进步师生入党呢?于是我便放手在王谦寺高小师生中建党。当时，也没有想到组织上能否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想多了就束缚自己的手脚，反正我是为了革命。这可能也是我青年时代敢闯敢干精神的一种反映。 　　我在王谦寺高小任教时，发现这里的体育运动不如龙华高小活跃，而且在全县的影响也不大，我决心改变一下学校的面貌。经过我的带动和学生的刻苦训练，王谦寺高小的学生体育运动果然跃居到全县前列。其中篮球一项与龙华高小齐了名，成为景县两支篮球劲旅。常远征德州、榆林、龙华等地。在篮球比赛活动中，我结识了龙华高小教员张俊峰。通过交谈，我们彼此感到对方可能是自己的同志，从此我们结为挚友。 　　由于我和张俊峰的教学方法灵活得当，注重实际，能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很受学生欢迎，师生关系相处也十分融洽。尤其是体育课，形式多样，新颖活泼，体操和篮球两项常在全县夺魁。因此我和张俊峰的名字在景县不胫而走，传遍了全县教育界。我被群众誉为“金章”，张俊峰被誉为“银峰”，成为景县教育界两大名人。不久我与张俊峰接通了党的关系，商量在景县建党的步骤和策略，决心为尽快地在景县建党而共同努力。 　　1932年夏，上级党派人到景县工作，任民众教育馆演讲部主任和《旬刊报》主编的刘石生同志到王谦寺村演讲，以往我虽然常给《旬刊报》投稿，与刘石生早有过交往，但从未见过面。此次经校长梁晋朴引荐，我和刘石生相识了。叙谈中，了解到彼此的政治见解，断定对方是自己的同志。我向刘石生述说了自己的经历，与上级党失去联系的苦恼。刘石生深表同情。此后，我便更多地为《旬刊报》写稿，我写的一篇关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文章，题目是：“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这篇文章的观点，受到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赞同，在景县产生了较大影响。当时任景县教育局局长的张坚白，民众教育馆馆长车达三都认为这篇文章，揭露帝国主义深刻，论证充分，使人信服。不想这篇小文章却成为后来调我到民众教育馆工作的直接原因。 　　1931年，中共顺直省委曾派孙振武同志以特派员身份到津南各县了解情况，寻找分散活动和失去联系的党员，他到过景县找他天津师范同学张坚白和车达三了解情况。1932年，孙振武再次来到景县，与刘石生接上关系，建立起由交河、阜城到景县的交通线。刘石生向孙振武介绍了我的情况。稍后，我和刘石生去阜城见孙振武，孙振武对我说，他已向省委汇报我回到景县后开展活动和发展党员的情况，省委承认和肯定我的工作，指定我为中共景县首任县委书记，在适当的时候组建景县县委机关。同年9月，通过孙振武，我和上级党接上组织关系，同时为我和刘石生在景县秘密发展的党员陈东(吕文芳)和王颉竹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并承认在此之前我所发展的新党员。从此，地下党占领了王谦寺高小、景县民众教育馆和《旬刊报》等宣传教育阵地。 　　1932年秋，在景县建党的条件已经成熟，经过我和张俊峰、陈东同志商量，决定在王谦寺高小秘密建立中共景县第一个党支部。由我担任党支部书记，张俊峰、陈东、王颉竹、张文治、刘文芝、范登山同志参加支部工作。此后，我又发展了王青(李致中)、苏月桥、韩化南、沈铁民同志入党。 　　景县第一个党支部的建立，为进一步发展壮大景县的党组织奠定下基础，对于传播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培养革命干部起到重要作用。 　　双喜临门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天高气爽，阳光灿烂，五谷丰登。这年秋天，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收获季节，而且是双喜临门。第一件喜事是回乡找到了党组织，与党取得了联系，并且建立了家乡景县第一个党支部；第二件喜事是我大姐遵照父亲的嘱咐，给我介绍了一个温柔贤淑的媳妇，过年就结了婚。这两件喜事自然使我欣慰和高兴不已，特别是第一件喜事，是我离开东满后，梦寐以求的事，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实现了，从此，在本乡本土点起了革命火种，开始了新的革命斗争。 　　自然这件喜事，我父亲和哥哥姐姐是不知道的，他们也是感受不到的。不过筹划给我娶媳妇倒是他们共同心愿。我一回到白家寺教书，父亲就非常高兴，为了拴住我的腿，不让我再走东闯西的了，就嘱咐我大姐给我找个媳妇，以便在家乡扎根。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父亲总是怕我在外出事。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大姐比我大10余岁，在我到北平“香慈”读书前她就出嫁了。她嫁给本省阜城县刘辛庄(原属东光县)的一户农民，日子过得还可以。打我回乡后，她经常回来看我，关心我的生活和婚姻。因为我从小丧母，是姐姐、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所以她更为怜爱我这个小弟弟，更有特殊的感情。父亲要她为我选择婚配，她自然乐不可支，忙个不停。父亲还特意交代她，要她在外县找，不要在本县找。父亲的意思是，在外县找儿媳，两亲家离得远，口舌少，省了很多麻烦事。我的大姐从景县嫁到阜城县，当初父亲也可能就有这个意思。大姐根据父亲的指令，回到婆家刘辛庄，把庄上的姑娘数落了几遍，认真地给我挑个好媳妇。挑来选去，评头品足，最后还是觉得本庄刘金亭的大姑娘好。这姑娘芳名淑清，年方20，心灵手巧，身材出众，家里家外一把好手，从小裹脚，七八岁上又放开，一双放开的小大脚，挑拿都很利落。而且这姑娘还识几个字，能写信记账的，这在当时男尊女卑的旧农村是少见的。姑娘的父亲刘金亭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在本村种过地，也在城里经过商，是庄稼行里知识人、开明人。一次，大姐从阜城县婆家回来，把这些都一一说了，最后看了看我的神色，问道：“小弟，你愿不愿，愿——明儿我就领你去相相亲!” 　　“不用!”我忙接上说。 　　“咋的，不愿?”大姐又逼上一句“这可是个好姑娘，方圆几十里也难找啊!” 　　我沉思了一会说：“让我考虑考虑!” 　　“有什么考虑的，父亲都同意了，你也不小了，还等什么!” 　　我看大姐的话是在拿父亲压我，而且还有些不高兴，心里便矛盾起来。当时有两种想法：一是自己在黑暗的反动统治下搞革命，随时都有被捕、坐牢、杀头的危险，怕误了人家的终身，当然革命者也不是独身主义者，也需要爱情的力量和支持。二是想到结了婚，建了家，可以以此为掩护，便于开展革命活动。我在东满延边区委开展斗争时就有这方面斗争经验。当时以“假夫妻”关系建立的区委机关，隐蔽性就较强。现在真的成了亲，有个志同道合的帮手，对在家乡开展地下斗争是很有好处的。不过这些分析和想法我父亲姐姐是不知道的，自然也不能叫他们知道。所以想来想去还是按照父亲和姐姐的旨意去办吧，成个家，也好掩护自己在家乡开展地下斗争。于是，我对大姐恳切地说：“这事，你和父亲看着办吧!” 　　“相亲也不去了!” 　　“不用了，只要大姐说好就好!” 　　“你相信大姐!”大姐乐得合不上嘴，我还从来没有见她这么高兴过，可见她对我的婚事的满意与希望。 　　我也笑了笑说：“信!” 　　“好，就这么定了!” 　　于是，我和淑清恩爱金婚就从这里开始了。 　　我是刘家最后一个完婚的子女，父亲和哥哥、姐姐总想办得体面一点，我在王谦寺小学教书，喜事却没在小学办，家里在大刘庄特意给我布置了一间宽敞的新房，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我在村上是吃“百家奶”长大的，晚辈们见我成了村上惟一的文化人，都纷纷来道喜，结婚那天，办了几桌酒席，亲朋满屋，按照旧社会农村的俗习，拜了天地。因为是父亲之命，媒妁之言，我和淑清可算在进洞房后才第一次见面，虽然闹洞房人不少，但我和淑清也没有更多的话说，互相痴痴地看着，开始了爱慕之情，走上了先结婚后恋爱之路。 　　淑清的父亲是个讲究门面的人，给这个大姑娘陪的嫁妆十分可观，箱箱柜柜，床上床下，新媳妇用的穿的，该陪的都陪了，满满地装了一新房。可是，我却没让新媳妇守在新房里，婚后不久，我就很快把淑清从大刘庄老家接到我教书的王谦寺小学，这从今天看来只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已，可是在那个年代，这种做法却是冲击旧礼教之举，在农村父母给孩子娶妻成家，儿媳妇便理所当然地在家要侍奉公婆，不允许跟随丈夫外出单独过日子。当初我父亲急于要我结婚，也是想把我拴在家里，从此不再远走高飞，结果事与愿违，婚后我还是离开了家庭，而且把新媳妇也带走了。不过，父亲也没有多责怪我。一来是对新媳妇的宠爱，二来王谦寺小学也是正经地方，他也比较放心。我在王谦寺一个学生张锡海(解放后曾任工程兵副参谋长)家借了两间房子，跟淑清商议置了几件简单的家具，组建了一个简单的家庭。我们之间十分恩爱，淑清除了操劳家务外，还给我整理学生作业，接待来往朋友。这时她已不知不觉地为党工作了，她一度还在王谦寺村农村夜校教农民识字。是个克己为人的热心肠的人。她看我痴心于小学教师的职业，就想要有自己的小学。一辈子教乡村的孩子读书识字。一天，她突然对我说：“建章，俺们大刘庄没有小学，穷人孩子上不起学，可不可以开办一个小学?” 　　“好呀!”我觉得她想得好。小时，我们村上南端九神庙里有个小学，10岁前，我在那里上过学，这次回乡，那九神庙已倒塌了，小学也没有了，该重新办个小学。不过，办学需要资金，需要老师，哪里来。我把自己的想法跟淑清说了，淑清毫不迟疑地说：“我已经想好了!资金我来筹!” 　　“你!”我有些懵了，结婚后我没听她说在娘家做姑娘时有私房钱。 　　“把我的嫁妆抬到镇上卖掉，作个小学开办费够不够?” 　　“那咋行?” 　　“怎么不行，我们又不用，放在那里是浪费。” 　　“你娘家父母能同意吗?” 　　“嫁出门的姑娘泼出门的水，他们也管不着!”淑清越说越坚定。 　　“资金我筹，老师你请!万一别的学校教不成书，我们还能回家教书。” 　　“你想得好!”我不觉从内心喊出来说，久久地凝视着妻子淑清，似乎看到这个农家女子别样的可爱，有一种真诚而慈善的美德。结婚前，我对她人品一无所知，也谈不上什么爱慕之情，婚后不久，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她，她做的事这样在理，她说的话这样暖人心。我想，父亲大姐可给我娶了个好媳妇啊，真是家赐良缘。 　　这年寒假，我和淑清一商量，真的回家请我二哥套上大车，把她的嫁妆运到县城卖了，卖了60块大洋，又在县城木匠店里打了30来张书桌，在大刘庄一个大户人家租了二进院东房，很快办起一座四年制的小学，不仅本村穷人的孩子能有学可上，而且景县一些党的地下工作者也先后到大刘庄小学教书，王任重是首任教员，刘文明为校董。中共津南特委书记赵镈同志也在此教过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特委工作。刘文明是原天津美术学院党委书记刘杭生之父，刘杭生12岁随赵镈当小勤务员，参加了革命，通过自学，成为很有学识的革命者。 　　淑清虽然是一个乡村妇女，但聪明好学，性情温柔贤淑，我们的感情非常融洽。婚后在我的影响下，她开始为党工作，替我保管或传递文件，为往来的同志做饭、洗衣、放哨等。1934年淑清入党后，开始为党做秘密交通工作。她是一位贤妻良母，我们相濡以沫，同甘共苦，风雨相依，几十年如一日。不论经历何种艰难曲折，我们总是互相鼓励，坚定信念，勇往直前。淑清常说，她的志愿是在党的领导下，在革命队伍中做一名忠诚的“工作人”。她这种质朴而高尚的志愿，坚定的党性观念始终是我和孩子们的学习榜样。她还十分注重对子女的教育，要求子女自食其力，做一个勤奋、正直、有教养的人。子女们不辜负我们的期望，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此期间，我和党员陈东同志曾在桑园镇开了一个小文具店，由党员孟宪周同志经营。利用这个文具店，我们经常在此开会碰头，研究工作，并接待交通线上来往的同志。 　　1933年夏，我调县民众教育馆工作，党支部书记由多运海同志继任。 　　 我的九十年/刘建章著.—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