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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景县建党

刘建章著

策动“乡师”学潮 　　景县有了第一个党支部，可以说是景县开天辟地的大喜事，从此景县革命斗争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在党的领导下斗争规模不断扩大，斗争形式也不断增多，党组织首先利用景县当局和政界新旧两派势力的矛盾，组织策动了景县乡村师范学校的学潮，有力地打击了景县反动势力，鼓舞了进步学生和人士，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景县掌权者分为两派：一派以国民党县党部、公安局、教育局为一方，称为新派，以县党部书记吕文禄和常委梁子才为首；另一派以税务局、保卫团和建设局一方，称为旧派，以阎绍农为首。新旧两派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旧派主张东，新派则主张西。县属各单位人事出了空缺，两方争着往里安排自己的人，常为此吵得面红耳赤，拍着屁股骂娘。上有两派，下面也两派，教育界素有东北、西南两派之争。梁子才当上县党部党委，先夺了教育局的权，委派新派人物张坚白(张英伦)做教育局长。乡村师范是景县最高学府，也是新旧两派培植自己势力的地方。这年暑假，旧派人物、“乡师”校长马绍符病故，新派想乘机夺取“乡师”这块阵地，由教育局出头，要派新派人物去当校长。旧派不干，委派教员张世禄代理校长。张乃是一介庸才，新派自然不答应，鼓动学生拒绝张世禄到校工作。两派短兵相接，形同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我和刘石生、张俊峰分析了形势，认为这是团结师生、锻炼学生，打击反动势力的机会，不可轻易放过。决定利用双方矛盾，因势利导，组织策动一次学潮。无论打击新、旧哪一派，对学生都是一个锻炼，可以提高学生的觉悟，增长才干。 　　当时“乡师”学生领袖王任重(解放后，王任重同志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现已去世)组织起来的学生读书会，在学校很有影响力，该会以王青、韩化南、徐炳章、刘润芝(我的侄子)为核心，团结不少追求进步的学生。这些渴望革命的青年在革命思想熏陶下，形成了学潮的骨干力量。 　　党考虑到刘石生是外乡人，不宜出头露面公开活动，由我去“乡师”和第一高小进行宣传鼓动，并与进步师生一起研究制定了斗争计划：第一、“乡师”学生宣布罢课，各高小学生到县城支持；第二、包围县政府，组织学生游行示威；第三、呼吁全县学生起来响应。具体的组织工作由学生领袖王任重、徐炳璋和孙其森负责。经过准备，在秋末冬初，掀起了学潮。教育局为了分散学生力量，下令提前放寒假，但是学生不肯离开学校，关闭了校门，宣布罢课。翌日，县长董大年带领教育局督学李熙彦和公安局长及一部分警察来到“乡师”，在文庙高台阶上召集学生训话，实际是向同学施加压力，逼迫学生屈服。先是公安局长讲话，他说：“县长很关心大家的学习，亲自到学校来与同学们见面，讲清换校长的理由，还要研究同学们提出的其他要求。能办到的，尽量满足大家要求，希望大家认真听县长训话。”这时，董大年跨前一步，刚准备开口，忽听大门外有人敲门，公安局长查问是谁，原来是县保卫团长张贵林。董大年示意开门，大门一开，没等张贵林进来，第一高小前来支援的200多名学生如潮水般蜂拥而入，与“乡师”学生并肩站在一起，又喊又叫。县长讲话，学生不听。急得督学李熙彦如热锅上蚂蚁，高喊“同学们，要安静!”警察也挥舞警棍相威胁。刘石生以《旬刊报》记者身份参加大会，见时机已经成熟，便站上台阶，高声喊道：“同学们，今天开会，有理讲理，但不要动武!”他实际是用话激学生的火，学生哄了起来，会场秩序大乱。张贵林让高个子学生往台前站，小个子学生往后站，大个学生向县长拥了过来，有人喊：“什么关心我们，董大年是来镇压我们的，打兔崽子吧!”“乡师”学生把事先准备好的棍棒发给众人，一声喊打，会场顿时乱作一团。董大年见势不妙，拔腿便跑，学生在背后紧追不舍。追到校门外李家过道，学生们有的扬沙土，有的斥骂，有的投砖头。董大年十分狼狈，跑丢了鞋子，背后还挨了几砖头。学生追到县政府，见大门紧闭，又转回十字街整理队伍沿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董大年”等口号，全城男女老少到街上看热闹，这场学潮在景县造成了很大影响。 　　过了几天，董大年偷偷跑出县城，通过省政府从泊镇请来骑兵营镇压学生，军警四处抓人，并包围了“乡师”。“乡师”四班学生李万林、李志广被捕，三班学生孙其森遭通缉。参加学潮的刘砚池、马汉杰、宫树声等16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另外，第一高小校长赵翰章、县保卫团长张贵林被撤了职。“乡师”重新开学时，墙上贴出河北省政府的布告上有“勿为共产党利用”之词。至此，轰动一时的“乡师”第一次学潮被镇压了。 　　董大年将“乡师”学潮镇压下去以后，仍不甘心，又和国民党县党部沆瀣一气追查学潮的幕后人。开始我和王颉竹是他们怀疑的对象，后来怀疑重点落在刘石生头上，准备抓他。民众教育馆长车达三听到消息赶忙告诉刘石生，要他早做准备。刘石生以妻子病重为由，于当天晚上买通城门岗哨，雇用了两名抬夫，携妻子、孩子一起逃离景县，回到家乡河间。 　　“乡师”学潮后不久，白家寺高小又爆发了第二次学潮。起因是，三班班长王金鹏为了破除迷信，带领学生将崇兴寺大殿的泥胎推倒。此前，在“乡师”学潮中王金鹏曾积极带头支持，因此李世臣怀恨在心。要开除王金鹏的学籍。学生闻李世臣有贪污行为，还有他的两名亲信平时也很坏，引起学生厌恶，这次想乘机一并整整他们，出口气，于是又掀起了学潮。学潮发生后，同学们到王谦寺找我，要我帮他们出主意。我说团结就是力量，要团结广大师生，孤立李世臣，还要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复课条件是把李世臣驱逐出学校，允许成立学生自治会，保障学生言论自由。我还帮助学生写了告发校长李世臣的呈状。学生们回到白家寺，把校长那两名亲信的行李扔出校墙外，拒绝他俩到校授课。李世臣狗急跳墙，挂出揭示牌，宣布将王金鹏、赵为一和郭栋海3人开除。学生们针锋相对，摘下揭示牌去县教育局讲理，要求撤销学校的错误决定，答应学生的要求。双方相持了数日，教育局无奈，只好将李世臣他们撤职调走，学潮始平息下来。这次学潮使同学们又一次受到了锻炼，它沉重打击了封建顽固势力。 　　稍后，我回到白家寺看望学生，对在学潮中表现突出、又迫切希望参加共产党的辛一飞和赵为一等，指定党员教员梁宪庭同志负责培养，待条件成熟发展他们入党。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魔爪伸向华北。1月山海关失陷，2月承德失陷，3月爆发了长城抗战，5月古北口失陷。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华北停战协定”和“塘沽协定”，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火。 　　我们党组织积极利用学校这块阵地。大力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这一年春天，景县举办的全县学校体操观摩大会。我在王谦寺高小编排了一套抗日救亡题材的大型团体操，名为“国耻操”。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日本帝国主义炮轰沈阳城，对中国特使蔡公时施以割耳削鼻酷刑和农民兄弟勤劳艰辛的耕作活动。学生肩扛草帽，身穿土布衫，整齐昂扬地进入体育场参加演出。他们的精彩表演，博得全场观众的热烈喝彩，“壮哉，王谦寺!”的呼声不时从观众席爆发出来。“国耻操”获得观摩大会的一等奖，在景县教育界引起了轰动。观摩大会以后，景县县长李树范找我谈话，警告我不可偏激。我表示感谢他的关心，但郑重地说：“抗日救国无罪”，他也无可奈何。 　　在民众教育馆 　　1932年秋，县民众教育馆演讲部主任兼《旬刊报》社长刘石生被迫离开景县后，教育馆主任和《旬刊报》社长二职一直空着。民众教育馆长车达三竭力推荐我去继任，县教育局长张坚白对我印象不错，也表示同意。第二年春天，他们决定调我到县民众教育馆工作，担任教育馆主任兼《旬刊报》社长。工作的调动，使我接触面扩大，为我开展党的活动、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景县民众教育馆1930年建馆，1929年县教育局选派龙华高小教员车达三去河北省民众教育人员养成所学习，回来以后正式建馆。建馆初期只不过是一个空架子，平民百姓，青年学生都不愿登门，整天冷冷清清，毫无生气，因此它的社会影响也不大。为了扭转局面，车达三先后推荐了几名精明强干、思想进步的青年到教育馆负责各部门工作。其中有曾在北平读书，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无所不能的王颉竹做了图书馆主任；景县“乡师”毕业生，精明干练的陈东在游艺部工作；上级党组织派到景县工作，能撰写一手好文章的中共党员刘石生担任演讲部主任兼《旬刊报》社长。其他工作人员有苏月桥、刘文芝、周凤鸣、孟秩平、路宗元、周次勋、马云汉、车鸣武等。由于人员更新了，民众教育馆的工作和影响渐有起色。民众教育馆作为实施民众教育的中心机构，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兼管全县的民众学校。当时业余教育在景县比较普及，1930年，全县有民众夜校78处，入学农民达2600多人。其中，一区的小刘庄、彭楼；二区的常庄、小杨官；三区的小郭庄；四区的大冯古庄；五区的大神庄等村的民众夜校较为有名。入学农民人数多，教学质量好。 　　我来到民众教育馆后，党组织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充分利用这个文化教育部门，使它成为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 　　第一，办好图书馆。 　　通过出借图书，开放阅览室传播进步思想。王颉竹同志是图书馆主任。他把书籍报刊分为一般、内部和党内三类，一般图书有鲁迅、丁玲、郭沫若、陶行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集和小说、散文、杂文之类；内部图书有前苏联的《母亲》、《铁流》、《被开垦的处女地》、《我的大学》及《新青年》、《语丝》等杂志和鲁迅的一些作品；党内书刊有《中共六大会议文献》、《火线》、《北斗》、《1925～1927年大革命》、《俄国革命史》以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列经典著作。这些进步和革命书刊，多数由王颉竹从天津通过关系购来的。馆长车达三同情革命，他对这些书刊并不禁止，我也推荐了许多文艺新书、社会科学刊物和党内书报。由于图书报刊充实多样，吸引了“乡师”和县立第一高小的教师和学生以及各界知识分子。其中有的就是热心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或共产党员。王颉竹还根据不同对象，在自愿的原则下组成“读书会”、“读报会”和各种形式的学习小组。设立了“红角书”。对经过了解认为可靠的人借给进步书刊。“红角书”活动对“乡师”学生及各村青年教师的进步，起到不小的作用。“乡师”学生领袖王任重就是利用“读书会”团结追求进步的同学，这些革命书籍和进步报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些向往革命的青年，使他们迅速成长，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经我介绍，王任重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抓住话剧社。 　　话剧社活动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寓教于乐，深受群众欢迎，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导演车达三先后排演过熊佛西的《一片爱国心》和田汉的独幕话剧《梅雨》。这两出戏一个表现人民大众的爱国思想，一个表现上海的工人阶级向往苏区红军。参加排练《梅雨》的演员，有吕文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和徐炳璋(“乡师”学生)。大家开始读剧本、背台词还比较顺利，到排练动作时出了问题。扮演贫病交加、失业在家老工人角色的吕文禄，躺在病床上，听到他儿子青年工人(徐炳璋扮演)说到红军，老工人欠起身来兴奋地喊出“红军!”时，他觉察到自己扮演的角色与他坚决反共的身份太不相等了，再也躺不住，一跃而起，停止了排练，从此话剧社被停止活动，提供剧本的王颉竹受到国民党县党部的监视和迫害。 　　第三，搞活游艺部。 　　游艺部由陈东同志负责。游艺部有各种乐器、棋类和乒乓球比赛，参观助兴的人很多。 　　由我组织的以“乡师”、第一高小和县城无业青年为骨干的“景光”篮球队，训练刻苦、技术精湛、是景县一支篮球名队，常到各处参加比赛。在篮球比赛活动中，我不失时机地宣传抗日救亡，动员群众参加抗日工作。我家乡有习拳练武的乡风，为了多接触群众，我组织武术队到各村“把式场”表演武术。每到一处我先练一套拳脚或刀枪棍棒，吸引观众，等到观看的人多了，我便宣传抗日，使大家都来关心国家大事。 　　民众教育馆还在县城开设了一座民众茶馆。由一个名叫何秃的担任服务工作。茶馆备有各种报纸，免费向民众供应开水。农民进城都喜欢到此饮水小憩。城里的老年人也常到茶馆来饮水看报，了解时局的变化。我们则以讲故事方式，向群众宣传抗日，以此唤起民众觉醒。 　　民众教育馆还组织演讲队、电影队、义务医疗队、世界语学习班和民众夜校等，义务为农民放映电影、治病、教群众识字，学习文化知识。 　　教育馆还在县城大街上设立了一处“民众识字牌”，每天更换一次常用字，帮助群众学习，群众亲切地称它为“露天课堂”。我们还借此巧妙地刊登有关抗日救亡的消息。 　　第四，办好《旬刊报》。 　　《旬刊报》是宣传群众的有力武器。经常有的放矢地发表评论，编写宣传资料，帮助群众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事，给读者以影响，提高民众关心时事的自觉性。 　　《旬刊报》第一任社长刘石生，1926年入党，1931年来到景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任《旬刊报》社长期间，他撰写过多篇情文并茂的好文章，对传播革命新思想起到启蒙作用。如他写的《屈死不打官司》、《法院者罚元也》等小品言论，深刻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和腐败，并富有辛辣的讽刺意味，博得了广大读者的赞赏。除了写文章，他还经常以《旬刊报》记者的身份出席县里的各种会议，下乡宣传抗日救亡，抵制日货，揭露贪官污吏恶霸豪绅欺压盘剥农民的罪行。 　　《旬刊报》另一个得力人员是陈东，他担任报刊编辑，写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还能设计编排版面。周凤鸣、范登山和刘文芝都曾先后在《旬刊报》做过编辑或练习生。周凤鸣自幼家境贫寒，无力读书，高小没有毕业便失学到《旬刊报》做练习生。范登山是党的地下交通员，负责送报纸、发文件等工作。 　　我接任《旬刊报》社长以后，不仅自己撰写文章，还发动全县小学教师写稿，使《旬刊报》越办越好，不仅内容丰富，知识面广，而且版面活泼，很吸引读者。发行量由过去的500份，增至800份，订阅者遍及全县。 　　我们在做好县民众教育馆本身工作外，还注意做发展组织、广交朋友的工作。我在民众教育馆工作期间，租住在县城西门里刘大娘(任志鸿)家，妻子淑清跟我也住在这里。住的虽然是砖瓦房，但也是很破旧了。那时景县县城内住房比较旧，街道也是沙土路，一般贫苦市民住的都是旧草房，只有地主老财有钱人家才住上新瓦房，铺上砖石路。任志鸿大娘是一位和善纯朴的老人，为人正直，知道爱国，在我影响下，她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每逢我们在她家开会，她便主动为我们放哨站岗。根据她的要求和表现，经过党组织研究，1934年秋，我发展任志鸿和她女儿刘莱芝入了党，同时发展的还有王锐光同志(女，解放后曾任化工部人事局长)和我的妻子淑清。至此景县首批女共产党员产生了。这一时期，我还发展了“乡师”另一学生领袖徐炳璋、革命青年周凤鸣、高景新和刘润芝入党，并恢复了赵志刚夫妇(“九·一八”事变后，“香慈”同学赵志刚在东北被捕，出狱后回到家乡河北阜城县)和潘庆来夫妇党的组织关系。 　　在此期间，我还利用各种机会接触景县当局的上层人物，做他们的团结争取工作。利用与这些人来往的机会，为开展党的工作开辟道路。一旦党员同志遭到危难，可借助于这些上层人物疏通斡旋，使我们的同志化险为夷，避免遭受重大损失。 　　景县民团教官刘金科，当过兵，进过讲武学堂，他是民团中很有威信的教官。虽在旧军队呆过，但兵痞旧习不多，他比我大五六岁。是个有叛逆性格的人，喜欢结交朋友，为人慷慨仗义，有爱国思想，对当时的社会现象不满，敢于公开斥责官府，顶撞豪绅。平时他经常挂着盒子枪、骑着自行车在街上逛荡。绅士们既恨他又怕他。我觉得刘金科虽有旧社会流气的一面，但他的这种反抗精神难能可贵，如能争取教育过来，对党的工作有利。我开始和他接近，交友谈心，用言语和举止去影响他。刘金科进步很快，时间不长，思想觉悟有明显提高，为他后来参加革命工作打下基础。1938年4月刘金科入党后，为我在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争取改编葛贵斋游杂武装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名优秀指挥员。 　　景县教育局长张坚白，热心教育事业，为人耿直正派，愤世嫉俗，同情革命，我特别注意做好他的团结争取工作。他赏识我的为人，我也十分敬重他，我们相处很融洽。由于这一原因，张坚白曾多次保护我党同志，帮助他们脱离险境。1931年我在白家寺教书，张坚白没有偏听偏信校长李世臣的诬告，帮助我离开白家寺到王谦寺去教书，使我得以继续开展党的秘密工作。1933年“乡师”学潮，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吕文禄，怀疑是刘石生策动的，说刘石生是共产党，要逮捕他。张坚白听到消息，立刻通知民众教育馆车达三，让他速告刘石生离开景县。1934年，国民党县党部准备检查民众教育馆的图书，并搜查图书部主任王颉竹的家。张坚白从县党部党委梁北平处获得消息，通知车达三转告王颉竹早作准备。王颉竹对图书及时作了处理，于当晚化装乘火车离开景县去了山东济南。 　　同年冬，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河北省党部批示各县党部，要小学教员中，凡是共产党员的要写悔过书，并填写“自首表”；不是党员的须写一份反共声明。教育局长张坚白对此借故拖延，一直未办，起到保护中共党组织的作用。1935年，我领导景县县委开展群众斗争，被反动当局觉察，要抓捕我，又是张坚白得知消息通知我，我才幸免于难。 　　我自幼爱好习拳练武，还以武会友，结识了景县民团和警察局的武术教官，通过他们又认识了民团团总和警察局长。景县县长李树范家中办红白喜事或宴请当地名流，我也以各种理由前去应酬等，借此为党的秘密工作铺平道路，更好地战斗在敌人的营垒之中。 　　景县县委在斗争中诞生和壮大 　　1932年，景县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后，我任支部书记。后河北省委还指定我为景县县委书记，但县委却是空架子，没有正式建立，像后来部队架子师、架子团一样，只有干部没有队伍。这时县委只有书记，没有委员。经过一年多的地下工作，在斗争中考验和发展了不少新党员，党员队伍日益壮大，到1933年底党员总数已有20多名，有些是信仰坚定，才华横溢的青年学生，斗争精神和组织能力都很强，初步打开了建党局面，为县委的建立准备了干部和创造了条件。 　　当时在景县的党员中，有从外地被通缉转移到景县来的；有在外地求学时入党，毕业后重返景县任教的；有我和张俊峰在景县发展的新党员；还有上级党派到景县工作的。其中1933年从景县到泊镇师范上学的曹中南、王奎章、王治华、马金昌、刘景荣、王泊生先后入党。毕业后，马金昌到景县第一高小任教，刘景荣到榆林女子高小任教，发展了女学生裘冲锋入党。因当时刘景荣没有和景县党组织接上关系，裘冲锋的入党仪式，曹中南和王泊生从桑园赶去参加。同年寒假，曹中南、王泊生到景县找我，拟为刘景荣接转党的关系，因无正式接转手续，故未办成。稍后，我派人给刘景荣和裘冲锋接上了党组织关系。 　　鉴于党员队伍的壮大和斗争形势的需要，我和陈东、王任重认为成立景县县委的条件已经成熟。1933年底，报经中共河北省委批准，在条件比较好的民众教育馆秘密建立起首届中共景县委员会，隶属津南特委领导。我担任县委书记，陈东、王任重、刘文芝、王青同志为县委委员。县委机关设在西门里的刘文芝家中。 　　中共景县县委成立，是景县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景县党的工作跨入一个崭新阶段，工作开展的更加深入、广泛，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县委建立后，积极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原来只是景县城里的第一高小，榆林第二高小，龙华第三高小，白家寺第四高小，王谦寺第五高小，乡村师范，民众教育馆几个点上有党的活动，从这时开始，我们将党的工作有计划地向面上扩展。县委建立后，一个短时期曾领导过阜城和枣北两县的党支部。1935年乡师毕业学生王任重、王青(李致中)、徐炳章等，分别去到农村小学当教员，他们带着任务在当地把党的工作开展了起来。 　　“津南特委”是中共津南特别工作委员会的简称，1933年底，河北省省委委派李学先同志到沧州组建津南特委。津南特委组成后，孙振武不再兼管景县的联络工作，改派王青、孙亚光与景县联系。1935年津南特委负责人李学先、刘格平同志被捕，津南特委解散。后又恢复，赵镈同志任特委书记。 　　为了扩大党的影响，景县县委成立后，一面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和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斗争，一面领导群众同当地反动邪恶势力进行斗争。其中最突出的事件有： 　　打击封建恶霸势力，惩罚恶霸程希圣。程希圣是龙华镇的一个大恶霸。他依仗其弟程希贤曾在西北军任过职，当过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长，故而横行乡里，欺弱凌贫，侮辱良家妇女。在龙华镇上大摆赌场，聚众赌博，寻衅闹事。镇上有个叫窦砚成的农民，租种程家的土地，因妻子长得俊俏，程欲霸占，平白无故地说窦偷了他家的驴，将窦抓进景县监狱。龙华及四乡的农民对程切齿痛恨，但敢怒而不敢言。 　　为了打击封建恶霸势力，伸张正义，为民雪恨，1934年春，龙华第三高小的党组织决定发动学生教训这个恶霸。由龙华高小共产党员张俊峰领导，组织学校的党员和对程霸有深仇大恨的学生，商定惩罚恶霸的行动计划。选择龙华唱大戏的机会，趁程做坏事时动手。这一天，程果然来到戏场，他并不看戏，而是挨个用脚踩年轻妇女的脚尖，拿妇女开心。程希圣的卑劣行为，引起妇女和群众的极大愤慨，大家与程争吵起来，程霸骂骂咧咧，出言不逊，大耍流氓，激怒了在场早已做好准备的学生，学生趁程的身边没带保镖，把他围了起来，学生高照西一拳将程打翻在地，接着你一拳我一脚痛打起来，直打得程希圣鼻青脸肿，连滚带爬逃回家去。在学生痛打程霸的同时，一部分学生向围观群众控诉程霸在龙华和四乡所犯下的累累罪行。群众对学生的这一举动无不拍手称快，称赞学生为他们出了一口气!惩罚恶霸程希圣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县，广大群众扬眉吐气。这次惩罚恶霸程希圣的斗争，长了群众志气，灭了地主豪绅的威风，打击了封建恶霸势力，磨砺了学生的斗争精神，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 　　掀起“乡师”第二、第三次学潮。1934年景县“乡师”发动第二次学潮，这次学潮将校长梁晋朴赶下台。梁晋朴从王谦寺高小调任“乡师”校长后思想转右，禁止学生到民众教育馆参加活动，并监视学生，不准阅读进步书刊，还请来国民党政客兰秀山到学校作反动宣传，咒骂马克思为牛克思，说阶级斗争是病理学说。学生王任重、王青这些共产党员，决定发动学生同校长进行斗争，要搬掉这块绊脚石。学生们以梁晋朴有贪污行为，要求清算账目，他们一面向教育局控告，一面找梁晋朴当面算账，王任重还带领学生到梁晋朴宿舍提出算账问题，梁见势不妙，提出辞职。学生终以巧妙的方法将梁晋朴赶出“乡师”大门。 　　1935年，王任重、徐炳章从“乡师”毕业。“乡师”学生在共产党王青、韩化南的领导下，又同继任校长李熙彦进行斗争。结果，学潮失败，王青、韩化南被开除学籍。 　　学潮虽然失败了，但学生们却得到了锻炼，而且唤醒了广大民众，扩大了我党的影响，政治收获很大。“乡师”不少毕业学生先后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我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干部。 　　反对盐务缉私队，维护贫苦农民的利益。景县全县有九处较大的积水洼地，这些低洼地带居住着几万名贫苦农民，由于土地贫瘠，十年九涝，农民生活极为贫困。国民党当局为加紧盘剥农民，利用官盐欺压百姓，他们一面往盐里掺土等杂质，一面哄抬盐价，老百姓不敢买盐也买不起盐。在青黄不接的春季，农民们为谋生计，只得靠淋晒小盐制硝度日。国民党县政府，不仅不顾百姓的疾苦，反而勾结长芦盐务局，以保护官盐为名，在景县成立了盐务缉私队，禁止农民晒盐制硝，并以种种借口对农民进行敲诈勒索。农民视盐务缉私队如蛇蝎。 　　1934年春，我在《旬刊报》上写了一篇揭露盐务缉私队坑害农民的文章，缉私队头目看到后暴跳如雷，带领打手闯入《旬刊报》社，质问我所写的有何根据。我说，报刊所载均属事实，件件有人证物证，驳得对方无言以对。他们依仗权势，要找农民当面对质。县城群众，“景光”篮球队、武术队、民团和受苦的农民，听说缉私队找碴儿，纷纷来到《旬刊报》社门前，当面揭发缉私队坑害百姓的事实，有具体时间、地点和事实经过，有佐证之人。缉私队非常狼狈。县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不久将盐务缉私人员撤走，农民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反对官产局盘剥压榨贫苦农民，组织保地抗租斗争。景县境内原有一块粮田，约20多顷，传说是清朝旗人跑马占地时围占的。景县几十个村子的农民历来都在这块地上耕作过活。国民党县政府几次变换花招，欲从农民手中夺去这块活命宝地，对农民进行盘剥。 　　有压迫，就有反抗。1928年，景县进步知识分子马光玄和车达三起草了一份反对官产局长朱尔旦变卖官地的宣言，农民迅速串联组织起来，同官府进行斗争，取得了第一次胜利，保住了官地。但反动当局并不善罢甘休。 　　1934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景县广大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官府不仅不为民生大计着想，反而绞尽脑汁，想出种种阴谋毒计，对农民进行压榨剥削。就在这一年，县政府又挂起官产局的牌子，张贴布告，宣称两千顷粮地属于官产，非私人所有，农民租种，每亩地须交纳一元租金。这一敲骨吸髓的做法，激起贫困农民的强烈反抗，农民纷纷要求官产局取消这项规定。中共景县县委了解到这一情况，决定把农民组织起来，坚决不向官产局交钱。并研究制定了两种斗争方式：一是采取合法斗争，去县政府告状；二是串联群众到耕种粮地的村庄去进行宣传鼓动，把农民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斗争。农民组织起来后，按照中共景县县委的部署，先搞合法斗争，由各村农民起来，联合署名向县政府告状，同时，在群众中大造反对官产局无理收税的舆论，并公开宣称某一天农民要到县城游行示威。舆论造得全县人人皆知，吓得官产局惶惶不可终日，赶忙把官产局的牌子摘掉，没等农民进城，这伙人便偷偷地溜走了。中共景县县委在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斗争中，得到发展壮大，为后来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作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为未来的革命斗争开拓了广阔道路。 　　被迫转移 　　1935年5月，日本政府在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口号下，疯狂向华北扩张，调集大批日军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蒋介石屈从于日本的压力，派亲日头子何应钦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进行谈判。6月签订“华北五省自治”，妄图使河北等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本已紧张的华北局势，此时更加紧张起来。 　　中共景县委成立后，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发动和领导农民开展抗租反霸斗争，策动县城“乡师”和乡镇重点高小的学潮运动，在斗争中发展和壮大党员队伍，左右景县的斗争形势。景县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此恐慌万分，大力镇压进步势力，追查学潮和农运的策划者和指使者，搜捕共产党人。反动当局在镇压“乡师”第一次学潮时，就把我作为抓捕对象之一，后抓捕对象集中到教育馆刘石生身上，我才幸免被抓。这时，反动当局对我监视更严，确定我是学潮和农运的策划者，决定要抓捕我。幸亏县教育局长张白坚与我关系很好，他得到消息后，立即秘密通知我，要我赶快离开县城。于是我连夜携带家眷逃出了城，回到本村大刘庄暂避。 　　1936年初，党考虑我在景县身份已经暴露，经县委讨论，上级党委批准，要我转移到北平工作。临行时，妻子淑清把3个孩子安顿好，星夜送我出了村，在村口地边她一再嘱咐我要注意安全。她说着说着声音就嘶哑了，两行泪水往下流。这是我们结婚后第一次分离，虽然不是生离死别，但在她来说，也是一次前途未卜的分别，她知道新的斗争、新的危险在迎接自己的丈夫，作为3个孩子妈妈，而且老三孩子刚刚出生不久，这次分别对她来说，自然是很痛苦。我给她擦了擦脸上的泪水，安慰地说：“淑清，你放心。北平是我第二故乡，我在那生活、学习、战斗过8年，在党的领导下，参加过地下斗争，情况熟悉。这次，一定会很快找到党、接上关系。在北平党组织领导下，斗争是安全的!” 　　“我知道!” 　　“知道就好。” 　　“能找到工作嘛?” 　　“会找到的!” 　　“钱不够花，要来信呀!” 　　“嗯!”临行前淑清把几年存的私房钱都交给了我，生怕我在外受苦，我对她说：“放心，够用了!万一——我会找朋友借的。” 　　这次从景县转移与我在东满虎口逃生是不一样的。一是津南特委和景县县委没有遭到破坏，只是我个人的转移。主要是斗争中左倾“盲动”成份少了，注意有理有节。二是我的转移事先已由河北省委与北平党组织取得联系，不是个人行动，而是组织安排。我想到那里去一定能很快打开斗争局面。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淑清，她渐渐放下心来，和我在村口洒泪而别，她心里是在为我的前途担忧。因为我们已经有了3个孩子，这是连结我们的纽带。不过，离妻别子，这又是革命的需要。为了革命，不得不弃家而去。我离开景县后，中共景县县委书记由陈东同志担任，刘文芝、王青、徐炳章同志参加县委工作。 　　这次离开妻子淑清，自然有些眷念，但是我想：人生虽然需要爱情，但更需要理想和信念。爱情诚可贵，理想价更高。为了革命理想，为了共产主义信念，献了爱情，献了小家，理所应当，义无反顾。爱情只有为理想增光添彩，爱情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才会花团锦簇，永不凋谢。我和淑清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在生死与共患难相助中，才更加体会到这一人生真谛。 　　 我的九十年/刘建章著.—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