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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三进北平

刘建章著

任教大红门 　　1936年2月初，我只身一人离开景县大刘庄老家来到北平。这是我第三次来北平，第一次是作为孤苦儿童来北平香山慈幼院就读，那时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第二次是从东满延边回来，在北平暂住几月，由于没有找到党的关系，又不得不离开；这次来北平，是党组织派我来的，是要在这里开展新的革命斗争。 　　从1926年我在北平香山慈幼院参加共产党起，就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涯。其间在香慈开展党支部活动，在东满延边和家乡景县开展建党斗争，所走的道路是曲折的，斗争是艰难复杂的。这20来年的斗争实践，使我加深了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新旧军阀黑暗统治的认识，更多的了解了人民的疾苦，坚定了革命信念。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信念，一直鼓舞我不畏艰难，坚持斗争。虽然遭到了反动军阀政府几次追捕，并被抓坐了一年大牢，但革命信念始终不渝。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严峻形势下，仍能千方百计地寻找党，积极地为党工作。但是，由于自己对当时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形势缺乏深入了解，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由于年轻，斗争经验少。所以存在“左”的幼稚想法，以为革命一个早上就能成功。因此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组织和参加了一些过激的斗争。例如：在香慈参加了“广告暴动”，在延边组织过“飞行集会”，参与“五月暴动”，在景县策化多次“学潮”和组织反霸抗税斗争，虽然起到了打击敌人，唤醒群众的作用，有的斗争也是必要的，但由于敌强我弱，结果不仅没有成功，而且还暴露了组织，暴露了自己。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个人也多次被敌人追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有敌强我弱的问题，但从主观上看，主要是：①思想上存在革命急性病和幼稚病，热情很高，盲点不少；②受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没有很好地深入群众做扎实工作，而是寄希望于一次暴动，一次学潮，一次集会，毕其功于一役，欲速而不达；③对军阀统治下的白区党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缺乏认识。 　　这是当时一些粗浅的认识。这次转移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正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全国抗日掀起高潮，革命形势发生新的变化。我在北平市委和北方局的直接指导下，革命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总结了经验，明确斗争方向，这些都为我后来回冀南组织抗日武装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到了北平，组织上给我接上了党的关系，但没有给我安排工作，完全要靠自己去找。不久，通过同乡于良基的族人于隐樵的介绍，找到了我最熟悉的职业——小学教师工作。 　　于良基是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同乡，他先于我来到北平，在一所中学上学。他在景县上学时，常到县教育馆，同我一起打篮球，成为运动场上的至交，他还常到教育馆借书看，是一个比较开朗进步的青年。于良基的族人于隐樵，当过西北军某部军需处长，为人朴素正派，对我印象很好。于良基请于隐樵为我在北平谋一职业，于隐樵满口答应，他认识大兴县大红门小学(位于北平南郊)的校董白某，通过白校董介绍我去了这所小学当了一名教员，安置在一间校舍内居住，这又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 　　这时，我的党组织关系，也由中共景县县委经中共津南特委、河北省委转到了北平市委，并告诉我市委将派一位姓郭的同志去大红门小学找我。我到北平后，郭某按事先约定的暗号同我接上了关系。当时大红门小学没有其他党员，小学所在地区也没有建立党支部的组织，就由姓郭的同志代表市委同我保持联系，接受市委的直接领导。春季开学后，我除备课教学外，就同小学的师生开始广泛地接触，利用授课和课外活动，向他们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我来到北平后，正是日本政府加速从事全面侵华战争准备之际。他们不断增兵华北，从日本和驻我国东北的关东军部队中抽调大批军用飞机、坦克和大炮，充实华北日军的力量，并在古北口修筑炮台，在北宁路屯驻重兵，随时准备入关支援作战，同时，日军不断通过军事演习，向我国军民进行挑衅和恫吓。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准备的加速进行，北平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潮也不断高涨。到1935年末，北平发生了著名的“12·9”大规模学生抗日爱国民主运动。这次运动获得了全国各地的热烈支持和声援，迅速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规定了党的路线策略和指导方针。我到北平的初期，一方面忙于日常的教学工作，一方面密切注视日本的侵略行为和抗日爱国运动的发展。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我早就怒不可遏，20年代末，我在东满延边就目睹日寇践踏我国国土，掠夺那里人民，曾参加和组织过反对日寇修筑吉会铁路的斗争。这时，我特别注意北平抗日信息和各方面事态的变化。除时刻关心平津学生联合会南下扩大宣传团，分赴各地宣传抗日的消息以外，更令我吃惊和关心的是震动一时的“3·31”抬棺游行事件。 　　这件事发生在1936年2月下旬，当时，北平反动当局惧怕高涨的学生爱国运动，连日来竟然出动大批军警，到北大、清华、中国大学、河北高中等多所大中学校逮捕爱国学生。北平学联党团书记姚依林、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蒋南翔等同志也当场被捕，幸被众多学生与反动军警搏斗，奋力救出。国民党中央党部还给各地党部发出密函，要他们“会商当地政府暨各校当局严密防范”北平学联的活动。 　　3月9日，河北高中学生郭清，当时只有17岁，被捕后受到严刑拷打，惨死狱中，引起了北平各校学生的极大愤慨。在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北平1000多爱国学生，于3月31日为郭清举行了追悼大会，会后抬着空棺游行，以示抗议。游行队伍在长安街一带被军警包围殴打，多人受伤被捕。这就是震动一时的“3·31”事件。 　　这时，刘少奇同志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央代表身份主持中共北方局的工作。少奇同志看到了4月1日《大公报》关于北平学生追悼郭清抬棺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的新闻后，立即给北平的同志写了《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的信。信中对事件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从这次行动中所表露出来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之严重，将给北平人民的救国统一战线以极大损害”。到4月10日，少奇同志又在《火线》刊物上，用KV化名发表“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文章，指出当前“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文章深刻地阐述了党的策略、方针，批判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对白区党纠正“左”倾错误，贯彻中央的正确路线，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从此以后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改变了作法，为在广大群众中提倡爱国运动，变游行示威为组织工人学生上街宣传爱国，开展使用国货等。 　　“3·31”事件，我没有参加。但事件的发生就在我身边，我亲耳所闻，新仇旧恨，加之周围群众热烈的爱国气氛，也使我头脑发热。后来听到少奇同志的精神，联想到日本加速侵华战争准备的形势，才认识到“3·31”事件的抬棺游行是违背中央瓦窑堡决议精神的，自己同样也是思想幼稚和存在着“左”的情绪，没有很好领会党的策略，当时的一切斗争都应当有利于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应当有利于集中力量，开展抗日救亡的民族革命斗争。 　　当日军侵占华北日趋紧张的时候，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驻守在平津一带。宋哲元部曾参加过1933年长城喜峰口的对日作战，已有仇恨日军之心。后来进驻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大多数官兵受到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又目睹日军的侵略气焰日盛一日，亲身经受了敌人的侮辱和欺凌，抗日情绪更加高涨。中共北方局为了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改进对国民党军政系统上层人物的工作，如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一方面增强其下层官兵的爱国抗日意志，指示在第二十九军驻地的党组织，加紧对第二十九军的官兵进行宣传教育，有条件时还应在士兵中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作为这支部队抗日救亡的骨干力量。那时第二十九军的第三十七师驻北平城内、西苑、芦沟桥和长辛店等处，属第二十九军管辖的冀北保安队驻北平城郊各处。1936年的上半年，中共北平市委在第二十九军中发展党，建立了一个党支部。1936年5月间，北平市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民卫会)也对第二十九军中的驻平部队开展了工作，不到半年的时间，第二十九军中的党支部有了扩大，还派了一些同志打入部队。同时，北平学生会也对第二十九军进行了工作，如组织学生到部队中进行宣传，为士兵缝补衣服，整理内务，打扫军营等。北平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也派人去第二十九军慰问士兵。 　　这时候我接到上级党组织的通知，要我在附近驻军中进行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并在士兵中发展党团员。我接受任务后，感到大红门小学当时还没有其他党员；同时又没有适当机会与第二十九军中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开展工作的力量很单薄，便去信给中共景县县委书记陈东同志，请他派与我熟识的党员苏月桥(苏景一)同志来北平帮助工作。这年暑假苏月桥来到北平，又经于良基、于隐樵的介绍，也在大红门小学任教，并转来党的组织关系。苏月桥来后，我因另有任务即辞掉大红门小学的工作，去到东方印书馆，由苏月桥接替了我在学校的工作，但仍由我负责与他联系，同他一道进行党的活动。我向他传达了上级关于在第二十九军中开展工作的指示。那时第二十九军管辖下的一个大兴县保安大队的大队部就驻在大红门小学附近。这个大队部的大队长张介斌认识苏月桥，经常来小学聊天，搓麻将，谈谈日本侵略的一些事，借他的关系，请了他部队里的一个班长名叫段正身的来学校教体育课，段正身是河北威县人，虽是旧军队中的一个军人，但在言谈中流露出对日军的憎恨和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的不满。苏月桥向我介绍了段正身的情况，我便请苏月桥向他进行爱国教育，并通过他在周围士兵中进行宣传。那时日军在华北一带不时制造事端。欺压军民。而国民党反动派却一再退让，压制人民群众，不准进行救亡活动，这些禁止与日军发生冲突的种种事例都是很好的爱国教材。苏月桥就有意识地让段正身在他们的士兵中广泛进行活动，逐渐地联系一批积极分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到1936年末，我们看到段正身思想有明显进步，在活动中有较好的表现，决定吸收他入党，并且很快获得了上级组织的批准。 　　段正身入党后，原拟将他的组织关系转交给第二十九军中的党组织，以便他在部队更好地发挥作用，但因环境的关系，我们与第二十九军中的党支部一直未能通过市委方面接上头，无法将段正身的关系转过去，只得暂时将他和我加上苏月桥编为一个小组，苏月桥为组长。我虽已离开大红门，但仍由我和他们保持联系，他们则继续在保安大队开展工作，趁机发展新的党员，争取扩大组织；同时再设法寻找第二十九军中党的关系。有时我还去大红门参加党小组生活会，分析部队中的情况，研究如何开展活动。我记得那时北平南苑还驻有第二十九军的一个教导营，营中有一个人姓高，也是景县人，苏月桥同他有一面之交，便以同乡关系和他打交道，在交谈中试探他的爱国意识，发现这人虽有爱国之心，但旧意识较深，胆小怕事，经过一段时间，教导营的活动开展不起来，没有取得成效。 　　我们小组生活会还有一项内容，就是由我传达上级指示，讲述当时形势和救亡活动要求，那时北平情况很复杂，宋哲元的态度还没有明显转变，仍然屈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对救亡活动进行压制；我们的人又置身敌伪内部，随时有发生危险的可能。有鉴于此，我便在生活会上有意识地进行一些党员修养教育。根据我有过被敌人发觉，通缉逃亡和逮捕坐牢以及失掉组织关系的经验，就向苏月桥、段正身谈起，作为一个党员如何正确对待被捕牺牲等问题。当时我说，我们党员的行动应当特别严密谨慎，尽可能避免失误和牺牲，使党少受损失。如果不幸被捕，关进敌人监狱，一般是有三种态度；第一是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之下，不怕牺牲，始终坚贞不屈，不叛变，保持党员气节，维护党的利益，就像许多先烈和仁人志士一样，这是难能可贵的；第二是消极对待，避免牺牲，但不叛变失节，这也是可取的；第三是经不起考验，变节投敌，出卖党的利益。我们应向第一种人学习，至少也应采取第二种态度。另外，如果因某种原因，失掉了党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两种对待：一种是千方百计，积极找党，在脱党期间，仍然以党员身份，继续为党工作；另一种是失掉信心，态度消极，从此脱离革命。我们既然投身革命，就要坚定信心，任何情况下，以党员条件要求自己，始终不渝地为党工作。从此，我们三人便以此互相勉励，到“七七”事变后，他们都能维护党的利益，积极进行抗日工作，表现良好。 　　这年的五六月间，北平又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反日爱国“6·13”运动。5月上旬，卖国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了《华北防共协定》，日本向华北大量增兵，并在各地制造事端，肆意挑衅，暗杀爱国人士。5月间，天津一带的海河内不断发现浮尸，激起各界的义愤。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首先在天津组织了“5·28”示威游行，接着在北平也举行了“6·13”示威游行。这天各学校的学生汇集鼓楼，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大规模游行，群众高呼：“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反对武装走私!”“彻查海河浮尸!”“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等口号。由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和北平党组织的工作，宋哲元转变了对示威群众的对立态度，这次游行他没有派军警前来镇压，便利了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东方印书馆 　　我由大红门小学转到东方印书馆工作，是由一位分别多年的朋友介绍的。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我在东满延边从事革命活动时，结识了不少党内外的朋友。我离开东满，回到关内以后，曾和在延边结识的同志，有过通信联系。来北平不久，接到曾在延边和龙三道沟小学共事的校长周玑璋来信，谈及曾在和龙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的党员陈涛说，他现在北平一家名叫东方印书馆任总编辑，并告诉我他工作单位的地址，北平又有了一个老同事，我心里十分高兴。于是便抽空去找陈涛，想通过他谋求一个新职业和更有利的活动环境。 　　东方印书馆设在崇文门苏州胡同，是一座古老而宽敞的两层楼的四合院，办公条件和设施都比较好。一天我去印书馆找陈涛，他感到很吃惊。自大连一别，我们已有四五年没有见面了。互相寒暄了一阵别后经历，我就向他说明了来意，他对我的到来非常高兴，也十分欢迎我来东方印书馆工作。经他的帮助，我改名叫刘华川，在这个印书馆内谋到职业，担任编辑。编辑业务联系广，薪水收入也比小学教员高得多，因此，不仅扩大了我在北平活动范围，而且也改善了生活和居住条件。 　　陈涛和我在延边相识，后逃出延边，在大连《泰东日报》当编辑。1931年2月，因被日本警察发现与共产党员有通信联系遭到逮捕，于1934年初以证据不足而结案。出狱不久，原《泰东日报》副社长日本人饭河道雄，以自营东方印书馆名义，接受了冀东汉奸殷汝耕组织的防共自治政府委托，为他们编印和发行教科书。饭河道雄便邀陈涛去沈阳磋商编印教科书的问题。陈涛到沈阳后，遇到了为党作地下情报工作的孙志远同志。他们在一起商量这项工作有无利用价值和可否参与，认为大有利用价值，应该参加，可以借此为掩护，打进伪组织，为在冀东地区开辟党的工作创造条件。随后，通过饭河道雄的斡旋，冀东伪组织决定成立“教科书编纂委员会”，任陈涛为委员兼编辑部主任。陈涛、孙志远等同志为了便于活动，回避伪组织的干扰，借口便于搜罗编辑人才和收集参考图书资料，建议把编辑部设在北平。1936年2月，他们来到北平筹建编辑部，对外称“东方印书馆”。我去印书馆之前，馆内已有孙志远、盖仲仁等几名党员，孙志远是党的负责人，他直接与中共北方局的联络局(特科)发生关系，负责做冀东和华北敌伪方面的情报工作。我到印书馆后，我的党员关系，仍由北平市委领导；但又通过市委经北方局的柯庆施同志，将我与孙志远同志接通了组织关系。与我同时去印书馆工作的还有一名党员，名叫董昆一。以后这个机构的成员又有增加，除孙志远、盖仲仁和我以外，周玑璋也来到了印书馆。此外还有赵志刚、赵树培、关俊彦(1936年8月经董昆一、李常青介绍入党)、李常青、高翔(即郭峰，建国后曾任辽宁省委书记)、傅光大、马起(建国后曾任吉林大学政法系主任，已故)、杨遐令(马起的妻子)、马迪生(马起的哥哥)、王既白(即王同安)、吴竹村等，共有10多名。他们都是经陈涛介绍先后进入印书馆工作的，其中多数人我也认识。不久成立了党支部，由我担任支部书记，支委成员有赵志刚、董昆一等。从此，我一面受市委领导，接受指示，一面在孙志远的领导下，利用我们这批在印书馆内隐蔽的力量，扩大党的队伍，相继开展工作，在敌人内部了解他们的动态，搜集情报。 　　为了建立联络点和改善工作条件，我在东方印书馆就职后，就赶回景县老家把妻子刘淑清接到北平。到家后，妻子淑清心里很高兴，听我说找到了一个收入较高的固定工作，问我在哪里工作，我说在东方印书馆，她想了想又问：“谁开的?”我说是河北大汉奸殷汝耕开的，她一听顿时脸就沉了下来，冲着我生气地说：“我不去那汉奸的地方!”我赶忙笑着对她说：“淑清，你误会了，我不是去当汉奸，而是去干革命!”接着我又向他解释去东方印书馆的理由：①那里有我在延边一起战斗的战友，好联络同志、联系革命力量；②可以利用汉奸机构作掩护，打入敌人内部，收集机密情报；③我已经跟北平党组织联系过，组织上同意我调换工作单位，同时这里薪水高，可以帮助我们在北平建立一个联络点。 　　淑清听了，心里明白了，忙收拾简单的行李，带着3个孩子，跟我一起到了北平，因为她的嫁妆早已变卖，在刘庄办了一座小学，现在已没有什么贵重东西了。我们在西城船板胡同租了一间民房住下，组成一个简单的家，并建立党内秘密联络点。 　　1936年秋，中共北平市委刘杰同志(建国后任二机部部长)，受北平市委书记黄敬同志的委派，改由他负责联络东方印书馆党支部。他按黄敬同志预先约定的联络方法，来到了我的住处，同我接上了关系。为了联系方便，他常到我家，有时还住在我家。淑清问我：“他是谁?”我说：“是表弟!”以后来住地找我的，我对淑清说都是以表兄弟相称，淑清取乐地说，你家哪有那么多表兄弟。为了掩人耳目，刘杰同我也以表兄弟相称，并且同我全家相处很融洽。刘杰同志同我接上关系后，他向我传达了市委的指示，交给了任务。我向他介绍了支部成员赵志刚董昆一等同他认识，并汇报了印书馆党员的隐蔽情况。刘杰同志提出，根据市委的指示，除我仍任东方印书馆党支部书记外，还需要成立北平市民工作委员会，由我兼任书记，并指定赵志刚、董昆一等为委员，同样受刘杰同志的领导。那时，东北有不少人不愿受日本侵略者的虐待和欺凌，流亡到关内，有些成为北平市街头的流浪者。市民工作委员会主要是做他们的工作。同时还在崇文门天桥、东晓市一带做人力车夫等平民工作。还到鼓楼、西单等书店向店员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又在雍和宫认识了一个管经书的人，发现他思想进步，经过教育考察，吸收他入了党。 　　在我接受刘杰同志领导的一段时间内，我觉得陈涛对掩护我们党支部开展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曾向刘杰同志提过建议，应该恢复陈涛的党组织关系。但很快因“七七”事变发生，情况起了变化，我的建议未能实现，后来听说，陈涛到1938年夏才恢复关系，回到了党内。1936年11月，日军进攻绥远和察东，当地爱国驻军——傅作义的部队奋起抗战，一举击溃日本侵略军和伪蒙军，收复了百灵庙和大庙。百灵庙胜利的消息传到北平，人心振奋。北平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举行了“庆祝收复百灵庙”、“援助绥远抗战”的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扩大绥远抗战局面，实行全面抗战。并到街头广泛宣传，募集慰劳物品输运前线，组织慰问团到百灵庙劳军。百灵庙的胜利，北平群众的劳军活动，也使我和印书馆的同志们个个心情振奋。虽然不便公开活动，但也利用这个机会，悄悄地进行宣传教育，向馆内的非党工作人员和周围群众进行交谈，询问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启发他们的爱国意识，并且从中了解一些人的政治态度，作好团结工作，为我们在馆内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我打入这个汉奸机构后，之所以能和同志们一道秘密进行工作，没有遭到敌人的发现和破坏，与我们对周围群众进行工作、取得他们的帮助和掩护是分不开的。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逼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第二天消息传到北平，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大家奔走相告，议论纷纷。当时我和印书馆的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都认为这是件大好事，极为高兴。开始我们多数同志还认为，这个背叛孙中山的叛徒，杀戮共产党和爱国人士的刽子手，不仅要扣留，而且还应及早处决，这样才能为烈士们报仇，抗日才有前途，国家才能有救。但也有的同志担心杀了蒋介石，会引起大的动乱，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可乘之机。不管个人的想法如何，大家还是天天盼望处理蒋介石的好消息到来。但以后传来的消息，却是应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邀请，周恩来同志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到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25日被释放，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当时消息传来，我们多数同志都有点想不通，不明白好不容易扣押了蒋介石，为什么又放了他，感到有些失望。不久，我们听到了党中央有关西安事变指示的传达，阅读和学习了刘少奇同志在《火线》第69期上发表“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的文章，才豁然醒悟。我重新反省了自己的思想，觉得自己还很幼稚，仅局限于当时的阶级仇恨，没有真正看到抗日战争这个民族矛盾的大局，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理解不深。正如少奇同志所指出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可以成为全中国大局好转之关键”；“西安事变，不仅没有引起中国大规模的内战，使抗日战争推迟，而且可以使内战停止，全国的抗日战争提早。”通过这件事，使我认识到遇事不能从个人感情出发，而要冷静思考，注意观察形势，认清大局，自觉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我在北平工作期间，还经常同家乡景县的同志保持一定的联系。我妻子淑清原在景县做党的地下交通和联络工作，到北平后她继续做交通工作。淑清做交通工作很有经验，我两口子出去传送敌伪情报或党内文件，都是她抱着我的一岁多的二孩子，将文件塞在孩子的屁帘夹层里，我们有时还用五味子汤、大米汤把机密情报写在白纸上，敌人发现了，就说是小孩子大便纸。从而蒙混过去。解放后，我的二孩子参加工作后，同志之间比工龄时，他开玩笑说：“我的工龄最长，跟我年龄一样老，两岁就为党送情报，藏在屁股帘里!”说得大家都乐了。这是一句玩笑话，说明革命年代做交通工作的苦心和忠贞。淑清还接待了家乡景县一些来北京的党员。如赵志刚从我老家大刘庄来北平，是经我介绍来印书馆工作的。与景县党的负责人陈东一道主办景县《民报》的党员刘文芝，来北平与同我联系，研究印刷问题。景县党员王泊生于1936年到北平主编出版《大众文化》刊物，刊登抗日救亡文章，他为刊物的印刷问题也来找过我。我还和原景县民众教育馆的王颉竹相遇，他在北平一家报馆当妇女、青年栏目的编辑，淑清还写过有关妇女解放的文章刊登在这家报纸上。还有景县党员多运海、高书贵、周凤鸣和交河县苏屯的刘建勋等几个党员，于1937年春经中共津南特委派往山西太原，有的去党训班学习，有的去参加牺盟会。他们路过北平时，都来我家落脚，我和淑清进行掩护，使之顺利通行。1937年初，中共津南特委委员王任重同志(当时在交河县王武庄小学任教)，因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敌视，被县教育局解雇。他曾通过我向中共河北省委请示他的行动。随即我与河北省委联系，得到指示，转告王任重，要他暂留一下，不久有一个叫王元的人(即津南特委书记赵镈)会去找他。到1937年2月初，化名王元的赵镈去了王武庄同王任重接上了关系，一同又去了我的老家大刘庄，在那里根据河北省委的指示将津南特委改为津南工作委员会，他们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在那里继续开展工作。 　　撤离北平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芦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各界群众异常愤慨，在中共北平市委的发动和组织下，立即掀起了以支援第二十九军对日作战为中心的抗日救国高潮。全市工人学生纷纷出动，到街头集会宣传，到前线救护伤员，到医院慰劳和看护受伤的官兵。长辛店铁路工人搜集大批铁轨、枕木和麻袋等物，赴宛平前线构筑防御工事。宛平县的农民献粮献草，运送弹药，抢救伤兵。我和周围同志因工作关系，不便直接参与群众的活动，但内心也和大家一样，十分激动。特别是到7月末，听到第二十九军在前线作战失利，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靠近大红门的南苑督师与日军激战，不幸为国捐躯，这使我更加坐立不安，急想更换环境，为抗战多做工作。 　　7月29日凌晨，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等人从北平撤往保定。日军组织了以汉奸江朝宗为首的维持会，北平陷落，形势更加严重。当天中共北平市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撤离北平的工作，决定除留下少数干部外，绝大部分同志都派到乡村中去，组织武装，发动游击战争。中共北方局也于8月6日从北平迁往太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支部的同志除一部分暂时留在东方印书馆外，有些同志也陆续在上级组织的安排下，被派往各地组织抗日武装或做其他党的工作。孙志远在“七七”事变前首先离开。事变后不久，董昆一去了山东。郭峰去了济南，后转山西、河南。马起、杨遐令去了冀南。赵志刚提出要去山东工作的意见，经上级组织的同意，他也先我于9月间离去。在大红门工作的苏月桥、段正身，这时还由我负责联系，也经过上级组织的安排，离开了北平，投身到山西抗日决死队，参加了抗日战争。最先离开的孙志远同志，后来经太原、山东、河南等地转往晋察冀冀中区，担任了人民自卫军政治部主任，与司令员吕正操同志共事。王既白也到了冀中，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名义，收编了游杂部队魏大光部，改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27支队，王既白担任了这个支队的政委。在整风中，由于他在东方印书馆任职的经历，有人说他当过汉奸，也被整，我为他作了“无问题”的证明，作了结论。1945年我去延安时，他也去了延安，见了一面。不久他被派去东北工作。据说后来被国民党发现，遭到杀害。 　　孙志远、赵志刚、董昆一等同志离开之前，我的工作又起了一点变化。经北方局和北平市委的决定，由孙志远将我们党支部的关系，直接转交北方局联络局，并将我和赵志刚、董昆一等调到联络局，专门做情报工作，由我任联络局内的党支部书记，但不离开东方印书馆，继续以此作为掩护。因此，北平沦陷以后，到我撤离之前，我还留在北平，做了一段时间的秘密工作。这时，联络局的负责人是柯庆施同志，人们管他叫柯大鼻子，他和他的夫人李超同志就住在印书馆的编辑汉佛语家中(汉佛语是1925年的党员,曾去过莫斯科。在印书馆主编过一期《新东方杂志》,刊载一些进步文章。解放后，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我虽然同柯庆施见过面，但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联络局直接领导我们的是陈雷同志(解放后任山东省副省长)。他多次到我的住处和我联系，传达上级指示，交待任务，收集我们向他提供的敌伪情报。 　　由于北平已经沦陷，我们又深入在敌人内部，因此要求更加隐蔽身份，不能轻易活动。这样，了解敌情，搜集情报工作进展更加困难，只有等待适当机会才能进行。到1937年末，有一次联络局察觉日本军队从东北向华北调动新的动向，为了进一步了解敌情，陈雷同志便要我们设法前往沈阳，进行秘密观察。那时由北平去东北，一般人是不能随便来往的，必须持有日军首脑机关所发的证件。我们便同陈涛商量，由他出面办理证件。陈涛不怕艰险，通过日伪组织关系机智地办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司令官冈村宁次签发的“护照”。我和陈涛、周玑璋、马迪生等同志以东方印书馆编辑的身份，去东北校对书稿、联系印刷等业务为由，乘火车去了沈阳。车过山海关时，遭到伪满军队的检查和刁难，幸亏持有日军高级机关的“护照”，才得以通行。临行前，妻子淑清一再交代我，要我一路小心。我对她说，没问题，我们有证件，而且同行的陈涛同志又是日本通。不过，在那战火纷飞，兵荒马乱的年代，一般人都呆在家里，不敢外出他乡。而且又是农历年关在近，家家户户已经在准备过年的物品，我走后，淑清也没有心思过年，快过年的那几天，淑清每天早晨都领着3个孩子在船板胡同口等我，一直等到腊月29日还不见我的人影，她心里更是急了。生怕我在路上出事。我们到了沈阳，日本人戒备森严，陈涛帮我们找了一家他熟悉旅馆住下。走街串巷，寻找熟人，察看敌伪活动，秘密侦访了几天，冒着危险搜集了一些敌伪动态和日军调动的情报，返回了北平，淑清见我平安到家，心里一块大石头才落了下来，不过当天我连饭也没有在家吃，而是立即去联络局，向陈雷同志作了汇报，完成了这次收集情报任务。尽管这次行动没有发生变故，但由于日伪监视严密，以后就没有再继续外出，只在北平就地做了些类似的工作。 　　从沈阳回来，到家的那天正值农历大年三十，也就是1938年1月30日，那时北平在日军统治下刚刚半年，敌人正在加强治安管制，严格保甲制度，街上日军到处巡逻，市民们被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虽然正当春节，大家都满怀民族仇恨，欢乐不起来。我妻子淑清虽然看到我平安回来，放下了心，但家人还是心情沉重。淑清为了使孩子们高兴，将我回来时买的一条鲤鱼烹调好了，算是为年饭添了菜，勉强过了年。 　　“七七”事变以后，由于环境更加恶化，北平地下党的工作人员还在继续撤退。开始上级准备派我去平西门头沟、斋堂、三家店一带，参与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工作，并要我留下，淑清在城内带着孩子，继续进行交通联络等活动，向我征求意见。我原来打算接受这样的安排，服从分配。但同淑清反复商量，我俩觉得平西一带人地生疏，要去开辟工作，困难较大，加之淑清和孩子留在城内，没有我的帮助也很难发挥作用。如果我改去冀南，那一带既是我的老家，我又在那里作过党的工作，有些老关系，情况比较熟悉，而且听说那里也很需要人，我想还是回冀南去开展游击战争比较有利，同时也易于安置家眷。我便向陈雷同志提出了我们的想法和意见。陈雷同志表示向北方局反映后再作决定。这时我和淑清立即收拾行装，等待上级的安排，不论去平西还是冀南，都随时准备离开北平，开辟新的工作。 　　当时还有一件事，就是上级党组织要选一名有做敌特工作经验的党员，打入华北治安军要害部门，谋取一个重要官职，便于党收集敌伪情报。治安军是一种汉奸队伍，司令是亲日老军阀齐燮元，总部设在北平，当时在党员刘永成和我之中选其一，后来党组织考虑我已要求去冀南老家开展抗日，便决定让刘永成去了。我和刘永成在一起开过会，也交谈过，他是一位很有经验的特工人员，后来听说一次他随治安军到冀中扫荡，叫抗日武装在战斗中打死了。在战争年代，我们特工人员死于非命的很多，使人感到惋惜，他们是常被人误解的无名英雄。我在特务机构东方印书馆工作，后来也遭到不少审查。 　　 我的九十年/刘建章著.—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