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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组织冀南抗日武装

刘建章著

奉调冀南 　　“七七”事变后，中国历史进入一个非常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热潮，决心打败侵略者，把日寇驱赶出中国。北平失陷后，我深感亡城亡国之苦，面对日寇践踏六朝古都的血腥罪行，仇恨满腔，更加为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担忧，经组织同意我决心回老家景县组织抗日武装，打击侵略者。挽救民族危亡。我想，景县是我的老家，我在那里建立过第一个党支部和第一届县委，基础好，人地关系熟，组织抗日武装有条件。况且我来北平前，就同景县民团教官刘金科密谋过，要组织景县武装暴动，打起抗日旗号，建立苏维埃政权，但由于条件限制，没有搞成。这时条件已经不同，景县民众开始觉醒，尤其是留在景县的共产党员，正以极大的热忱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他们有的主张拉起抗日队伍；有的想投奔延安；有的则直接打入当地游杂武装，向士兵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但由于景县县委相继换人，思想和行动尚难统一。这时，我听说，在我老家大刘庄以小学教员为公开职业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津南特委书记赵镈，心情十分焦急，几次冒险去天津，请求河北省委派王青(李致中)回景县，重组新县委，领导景县人民抗日斗争。1937年10月，王青由天津回到景县。经过多方努力，与分散在景县各地的党员取得联系，不久在韩古庄召开党员大会，王青同志传达了省委“坚持地方抗战”的指示，明确了党的中心任务，使景县抗日斗争形势步入新的阶段。因此组织景县抗日武装是形势的需要，也是完全可能的。 　　1938年春，津南特委和景县县委为了发展和壮大抗日力量，决定根据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对地方游杂武装实行团结、教育、争取的方针，准备着手改编冀南的游杂武装。津南特委书记赵镈和景县县委书记王青考虑我是当地人，曾在景县开展过建党工作，对地方情况熟悉，同盘踞景县游杂武装葛贵斋部的刘金利是故交，对开展改编工作有利，即向中共河北省委申请要求调我回到冀南组织扩大抗日武装。这时我正在北京等候市委分配，是去北平西郊开展游击战，还是回老家组织抗日武装?两种情况尚未定下来。不过，我向市委表示过回冀南工作的愿望。在这以前，北平市委曾有过“凡能参加游击战争的，要派他们到乡村中去发展党的组织，组织游击战争”的指示。经河北省委与北方局联络局(特科)联系，结果同意调我回冀南工作。 　　1938年3月，津南特委书记赵镈同志，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决定，不畏艰险，亲自来到日伪统治下的北平接我到冀南。在我家赵镈与北方局陈雷同志(解放后任山东副省长，已故)交接了组织关系，我正式离开东方印书馆作回冀南的准备。当时我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和我住在一起，我岳父刘金亭此时也从家乡来北平看望我们。赵镈有来往于敌占区的经验，提出如果大家一起走，目标太大，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建议我和他先走，然后我岳父再带着淑清和孩子们去天津。 　　当时，冀南抗日斗争形势虽然空前高涨，但也存在鱼龙混杂的局面，各种抗日力量思想和行动也不统一，国民党是假抗日，真逃跑；地方游杂武装有抗日的一面，也有与日伪勾结的一面；只有“七七”事变后不久开赴冀南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才是真正的抗日武装，那时虽然队伍人数不多，但代表着冀南人民抗日方向和希望。 　　北平、天津失陷后，日寇沿着平汉、津浦两铁路线南犯。河北纵横千里的平原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一时土匪蜂起，民不聊生，大刀会、红枪会、白吉会等会道门以及地主民团和各种名义的地方游杂武装、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遍地皆是。他们趁乱活动，骚扰、劫夺百姓，互相兼并残杀，给河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仅我们老家冀南一带，就有游杂武装几十股之多，在衡水有邵北武部；阜城、景县有葛贵斋部；枣强有王筱石部；阜城、交河有穆金城部等等。其中人数最多，影响较大的是葛贵斋部。这支武装在吃掉了景县几股小游杂武装，打下枣强县城之后，迅速发展壮大。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受到群众欢迎。农民为了谋生或出于抗日的目的，纷纷参加，几个月的时间就发展到上千人。 　　为了加强党对冀南抗日领导，开辟和组织冀南武装抗日工作，1937年12月，中共北方局决定建立冀南特委，领导冀南抗日斗争。积极恢复和加强地方党组织，宣传党的抗日十大纲领，并采取措施组织和壮大冀南抗日力量，当即在南宫、广宗、巨鹿一带组织了一支名为八路军别动大队的200多人的游击队，同时派遣一批共产党员打入地方游杂武装，开展宣传抗日和争取改造工作。受党的影响，当地一些知识分子以赵辉楼为代表在宁晋、束鹿一带建立了民主抗日自卫军。这些都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作了准备。 　　更为喜人的是，八路军东进纵队也开始进入冀南。成为冀南抗日的顶梁柱。1937年12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派遣由教导团干部30余人组成的挺进支队，越过平汉路进入冀南。转年1月，第一二九师奉集总命令以第七六九团四个步兵连及一个机枪连、一个骑兵连组成八路军东进纵队，由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李菁玉同志率领，挺进平汉路东，进到冀南隆平地区。东进纵队初到冀南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统战工作。 　　1938年3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奉集总命令。率新组建的骑兵团东进冀南到达南宫。3月向西挺进，解放了广宗、曲周、平乡、南和等县及附近的广大地区。东进纵队也同时向北推进到滏阳河南北地区，建立起抗日政权，冀南的抗日局面逐步打开。为了统一对冀南地区的领导，同年3月，党在南宫成立了中共冀鲁豫边区省委，李菁玉同志任书记，4月成立了冀南军区，宋任穷同志任司令员。 　　冀南抗日局面的展开，更加增强了我回冀南的决心和信心。我与津南特委书记赵镈同志筹划了出城的安全措施，淑清父女俩给我们做了一顿好吃的，便匆匆地离开船板胡同，到北京车站上车。我们从北平出发时，正是全国抗日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和日伪汉奸组织惶惶不可终日。车站上戒备森严，为了安全起见，我和赵镈都化了装。我穿了一身西服，胸前佩带日伪编审局的徽章，赵镈身穿棉布长袍，手提皮箱，扮成我的仆人模样，跟在后面。我们威风抖擞地来到北京车站，站台上有日本兵，也有伪兵，检查十分严格，经过检票口，敌人看我衣着不凡，而且又有东方印书馆牌记，未加盘问，但却盘问赵镈来，他穿件旧青布衣袍，像个仆人，敌人气汹汹地问他是干什么的，我顺口说了声：“我的听差”，便顺利地进入站内，当日乘火车来到天津。 　　转天，我岳父带着淑清和孩子也到了天津，我们住在法租界的“佛照楼”旅馆。赵镈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河北省委，省委接待我们的是姚依林同志(当时称他杨胖子)，向我交代了回冀南的工作任务。当时，八路军在向河北实行战略展开之前，各地组织的抗日武装已经有了一些活动，为加强对这些抗日武装的领导，适应华北敌后斗争的形势需要，配合八路军向各地挺进，中共河北省委建立了专门组织——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和河北省联合军政办事处。这两个机构对外为统一战线组织，名义上是与国民党和各界爱国人士进行合作的抗日联合机构，实际是省委领导发展抗日武装的专门组织。姚依林同志即负责此项工作。 　　经省委研究，决定任命我为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南特派员和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九军区政治部主任，回到冀南在中共津南特委的领导下开展改编地方游杂武装工作，组织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委任状是由省委工作人员张致祥(解放后任外委主任)经办的，为了使我携带方便，他特意将委任状写在一块丝绢上，然后缝在淑清的衣服里带回冀南。 　　改编地方游杂武装是一项艰苦复杂细致的工作，当时冀南几十股游杂武装，有的与国民党有联系，有的与日伪有联系，有的是地方地痞，从哪一股着手，怎么改编法?当时确实困难重重，但是既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就一定做下去，不管付出多大牺牲，也要把这项事关冀南抗日大局的工作做好。 　　接受任务后，因一些联络活动，我在天津大约停留了一个多月时间。其间河北省委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名义，召开“津南(津浦铁路两侧)各县抗日地方部队代表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扩大抗日武装问题。会议期间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我们的革命活动，曾数次变更开会地点，国民饭店、交通旅馆、中国饭店等都曾作过我们会议的会场。在这次代表会上，还委派原西北军军官李醒凡任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九军区的总指挥。李醒凡很有工作经验，他要参加会的人都在《抗日宣言》上签名，以防将来万一有人叛变投敌，有据可查，从而约束大家的行为，把大家牢牢拢在一起。 　　在天津我常与董毓华接触，当时他化名王大惠，董毓华对形势认识很深刻，对我帮助很大，他是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党的负责人之一。由于我俩的住处相距很远，联系起来不方便，我便去英租界安利洋行找我本族侄子刘树森想办法。刘树森听说为了抗日工作答应让董毓华到安利洋行二楼暂住，这样我们再联系起来就方便多了。刘树森所以敢冒风险安置一个抗日分子到安利洋行暂住，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是叔侄关系，再一方面和他的出身、社会经历、所见所闻有关系。他自幼家贫，年纪很小便外出谋生，在天津安利洋行当差。由于做事勤快，人又机灵，后来被英国老板所重用，担任洋行“大写”。抗日战争爆发，他亲眼目睹日寇的侵华暴行，不甘心做亡国奴，加上我又时常向他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给他以影响，使他有了爱国思想，所以稍后我从天津回冀南时，他帮我找来便服，为我换了装，并将我们脱下的西服掩藏起来，使我顺利地回到冀南。抗战后期，听说刘树森入了党，1947年遭到国民党通缉，他逃离天津到了解放区石家庄，我们见过一面。建国以后刘树森曾在天津市进出口贸易公司任处长，现已去世。 　　建立地下交通站 　　淑清领着3个孩子，跟她父亲一起由天津回到娘家阜城县刘辛庄，便在娘家安顿好家，准备长期住下去。我回到冀南，先到景县跟津南特委接上头，研究安排好我下一步行动方案，事后，我也赶到阜城县淑清的娘家刘辛庄，淑清二话没说，先问我下一步打算，她对我在冀南的抗日活动十分关心，这不仅关系冀南前途与命运问题，也关系到我的安危。我把省委的重要指示和津南特委决定的先改编景县、阜城等几股游杂武装行动跟她扼要地说了，她听了很兴奋，一会儿又若有所思地问我： 　　“怎么改法，靠什么?” 　　“靠党，靠群众，靠这个——”我比划着缝在她衣服里的方方正正的从天津带回的绸布委任状，还大声问了一句：“收好了没有?” 　　“收好了，没问题!”她会意地一笑，自信地说。 　　“放在哪儿?”我有些不放心地问道。因为这张华北抗日委员会特派员和九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委任状，可是我在冀南活动金字招牌，没有它会寸步难行。 　　“在父母衣柜底下，需要时，你就回来拿!” 　　“行!射谢你!”我陪笑地说。淑清是个细心人，在北平敌人眼皮下传递党的机密文件她都有高招，这委任状她一定保存得很安全很秘密。不过，这委任状可是我护身的金牌，不仅要靠它跟国民党打交道，而且要靠它跟地方游杂武装打交道。我回冀南什么也没带，没钱没枪，就靠这块金牌在冀南打天下，在津南特委的领导下，改编地方游杂武装，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 　　为了配合我的工作，一天，淑清突然亲亲热热地跟我说：“建章，我想了一件事，不知行不行?” 　　“啥事，这么难?”我不解地问道。 　　“这不，你在冀南一带组织抗日武装，联系广，结交人员多，我想在刘辛庄建个交通站，不知行不行!” 　　“那好啊!”我兴奋地说，因为我一回冀南就有这个想法，只是还没有对淑清说，原因是怕连累淑清的父亲，其实要把冀南武装抗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没有一个信息灵通的地下交通网站也是不行的。现在淑清主动提出建站的事，我们正想到一起来了，那自然太好了。况且淑清又有做地下交通的经验，不过，我还是有些担心地对她说：“你父母会不会同意?” 　　“没问题!”淑清信心十足地又说：“两位老人都是爱国抗日的，会支持我们的，不信，你去找二老谈谈!” 　　“别慌!这事还得向组织上汇报呢!”我想了想说。 　　“越快越好!”淑清又催促说。 　　“好!” 　　于是，我俩晚上又进一步商量建站事宜，决定等我向组织汇报同意后，再由她做双亲的工作。 　　不久，我向津南特委作了汇报，特委认为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我和津南特委书记赵镈研究，决定在淑清娘家刘辛庄刘金亭家建立地下交通站。负责党内秘密联系和抗日情报传递工作。 　　特委书记赵镈怕连累我岳父、岳母，我向党组织保证说，他们二老是支持我和她女儿抗日的，没问题。赵镈还亲自找我岳父谈了话，岳父刘金亭坚定地说：“只要党相信我，就是肝脑涂地也心甘!”的确，这个地下交通站的建立不是偶然的，是经过党的长期考验和在我的革命活动影响下形成的。不仅淑清有做秘密交通的经验，而且她的父亲也是可靠的。1932年我和淑清结婚后，在我的影响下，淑清进步很快，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1936年我被迫离开家乡，淑清随我到了北平，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作。这次，我调回到冀南发展抗日武装，考虑淑清住在她娘家从事革命活动便于隐蔽，经请示津南特委同意，将淑清留在她娘家阜城县刘辛庄做交通工作。我岳父刘金亭、岳母王忠信为人忠厚、思想开明，淑清回到娘家，我很放心。 　　淑清父亲刘金亭是农民出身的小知识分子，年轻时曾在大城市住过一段时间，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性格豪爽，喜欢结交朋友，有爱国思想。当初我从东北回到家乡，在白家寺高小当老师，后被校长李世臣以“思想过激，有赤化嫌疑”为由将我辞退，一般人对有政治嫌疑的人是不敢接近的，可是刘金亭不然，他听说我的所作所为，极表称赞。经我大姐作媒他把长女淑清嫁给了我。抗日战争爆发，刘金亭同情党的抗日主张，热心抗日救亡工作。津南特委书记赵镈和特委委员王青同志了解刘金亭夫妇，经我介绍，1938年5月，刘金亭和王忠信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入党后，津南特委认为建立党的地下交通站的条件已经具备，决定由淑清和刘金亭夫妇负责此项工作。 　　刘辛庄党的地下交通站建立后，津南特委与河北省委之间的联系即由交通站负责。淑清常奔走于津南与天津之间；刘金亭则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到车站迎送往来的同志；王忠信在家中照料同志们生活，为他们洗衣服、做饭。淑清利用跑交通的机会，还常将八路军在冀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情况带到天津、北平去，鼓舞在那里坚持工作的同志和进步青年。她还动员城市爱国青年白涤尘和郝正平等到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护送他们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刘辛庄地下交通站还是冀南党政负责同志经常落脚的地方。1938年春，我在津南发展抗日武装，即以此为基地，奔走于冀南各县以及村、镇之间。后来组织指挥反击赵云祥民军二路的战役，以及研究开辟东光、景县、阜城、衡水、武邑、枣强、故城七县的抗日根据地工作，也多是在刘辛庄地下交通站进行的。 　　地下交通站还经常接待和护送津南和冀南的党政领导同志。冀南五分区司令员赵义京常到这里开展工作；地委书记王青同志也常到刘辛庄来与在东光河西特区活动的同志们接头，了解情况，指导那里党的发展与创建工作。特委书记赵镈同志每次由津南去天津向河北省委汇报工作，都是由刘金亭老人亲自接送。1939年东光河西特区抗日政府建立，特区主任沈铁民同志也常到交通站与津南、冀南党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工作。 　　地下交通站还动员爱国青年刘淑文(淑清的妹妹)、朱光路、王兆兰、王福恒、张瑞贞、陈文庚、尤洪涛、刘兰州和赵仲等投身抗日工作，走上革命道路，并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王兆兰同志，是淑清三舅的女儿，后经淑清介绍，与五分区司令员赵义京同志结婚。赵义京是老红军，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爆发，随八路军来到冀南。1943年8月，在武邑律寨村召开五分区各县县大队长教导员和武装科长会议，不幸被日伪军包围，赵义京同志在突围时牺牲。他和王兆兰留下一个遗腹子，名叫赵遗根，现在海军司令部工作。 　　刘辛庄地下交通站，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为沟通津南、冀南与河北省委之间的联系，接待、护送我方过路人员，传递党的文件和情报等做了大量工作。刘金亭和王忠信两位老人，不辞辛劳，不畏艰险，忠诚地为党工作的革命精神，赢得了当地群众的尊敬。1938年秋，王忠信去世，刘金亭又续娶一个老伴，在刘金亭的影响下，她也参与了地下交通站的工作。1944年刘金亭也去世了，但是他们的革命事迹至今仍然在当地流传。一个农民出身的小知识分子，在党的影响教育下成为一名坚定的抗日战士，在党的地下交通战线上矢勤矢勇，直至走完人生之路，这不正是使后人怀念他们的缘故吗?刘辛庄抗日地下交通站至今不被人们所遗忘。 　　改编葛贵斋游杂武装 　　1938年3月，我离开天津回到冀南。当时冀南除了南宫、清河、枣强、巨鹿等县外，几乎全被日寇占领了。日本侵略者大量拉拢土匪、流寇和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把他们收编成伪军，协助日寇扩大侵略。另外笼络地主豪绅，组成“治安维持会”，维持地方秩序。冀南共有伪军一万多人，另有国民党二十九军残部组成赵云祥“河北民军二路”，还有胡和道部、段海洲的青年抗日义勇军等。 　　我回到景县，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特派员和华北抗日联军第九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并利用党员关系、同学关系、社会朋友关系，以及我的学生与家长等各种关系，着手开展收编地方游杂武装的工作。组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自然改编工作是艰难曲折的。既要有胆识，又要有方略。 　　这期间，我还在“冀南军政委员会”工作一段时间，这个委员会建于1938年4月，当时，随着冀南地区混乱局面的逐步澄清和抗日局面的打开，为了统一领导刚刚建立起来、尚未就绪的政权和半政权性质的组织，便于调整冀南各军与地方部队的配合行动，根据各界的意愿和要求，八路军代表和国民党赵、段部队代表协议，在南宫召开各县县长、战委会主任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备会”，推举巨鹿名绅乔铭阁为主任委员，我代表景县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并当选为军政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是个统战组织，统一军政指挥，开展民众运动等，存在4个月，做了一些工作，如加委组成或改组了各县政府，同时还成立了“冀南抗委总会”，没有政权的地方由“战委会”代替。各县建立了农、青、妇群众团体，由战委会统一领导。同时还解决了青年抗日义勇军和民军二路的磨擦，平息了青年抗敌救国义勇军第一纵队司令金庆江和曹辅弼的内部冲突。但这个临时性机构终因不能适应冀南军政突飞猛进的发展需要，后来，行政方面的工作由新成立的抗日政权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代替。 　　1938年夏秋之交，“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备会”解散后，我从南宫回到景县，便以华北抗日联军特派员的身份，着手进行改编地方游杂武装的工作。这时，我从景县县委书记王青同志那里得知，冀南已隶属于新组建的中共冀鲁豫边区省委领导，我便立即赶赴南宫，向冀鲁豫边区省委和八路军一二九师前方司令部的李菁玉和宋任穷同志汇报请示工作，并一起研究了改编地方游杂武装的方针和策略。决定在八路军主力暂不能分兵参与改编工作的情况下，仍由我以华北抗日联军的名义进行改编工作。 　　南宫是当时我党领导的冀南抗日斗争的中心，地处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处，边区省委机关、八路军东进支队司令部都设在这里，后来冀南行政公署也设在这里。我调任行署副主任后，也在这里工作过。这次我从南宫请示回来，进一步明确了斗争方向，了解了全国和冀南斗争形势，鼓舞了斗志，于是便立即找赵镈、王青同志一起研究改编工作，确定首批改编的对象有：游杂武装穆金城部、徐子和部和葛贵斋部。在这三股游杂武装中，确定先争取阜城县的穆金城和景县孙镇徐子和。但我们见到他们，商谈改编之事，却吃了闭门羹，遭到直言拒绝。改编工作，出师不利，我们不得不转移目标，将重点放在葛贵斋身上，并详细分析了葛部的情况，认为改编葛贵斋部有很多有利条件。决定由我先找刘金科摸清底细，讲清政策，再由刘金科去做葛贵斋工作。 　　葛贵斋部虽然带有土匪武装的性质，但他一直打着抗日旗号，而且与日伪和国民党均无瓜葛，他们打过土豪，杀过汉奸，比较容易接受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时葛部高参刘金科过去与我的交往较深，相知已久，首先争取他是有把握的，再通过他去争取葛部的上层也有较大可能性，此外，景县的共产党员已打入葛部，在士兵中宣传抗日救国，队伍中抗日热情较高。经分析，以上都是我们改编葛贵斋部重要基础，也是我们把其作为重点改编对象的依据。 　　葛贵斋是景县朱河乡葛垒庄人。原在国民党军队当兵，1936年回到家乡。平日里懒散成性，不事农业，曾做屠户和小商贩，结识了不少流氓无产者和酒朋赌友。芦沟桥事变，他趁时局混乱，拉起竿子，在高庄、草厂等地缴了大户的枪支，开仓放粮，招来不少人参加他的“锅伙”，不几天就发展到二三百人。随着人马的增多，葛贵斋产生了抢占地盘的想法，同时感到队伍越来越大，自己无力统率。1937年10月他占领景县县城，请出原来在县保卫团做教官的刘金科当他的军师。刘金科出身贫寒，17岁外出谋生，在东北军王以哲部当兵。由于精明强干，被选送到东北讲武堂深造。“九·一八”事变，东北军退进关内，他离开军营，回到了家乡景县，被县保卫团请出来当教官。我任中共景县县委书记时与刘金科有过一段交往。接触中，我发现他对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不满，遂以革命思想去影响他，并对他进行启发教育，刘金科进步很快。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想拉队伍抗日，就在这时葛贵斋打下景县城，经刘金科建议，葛贵斋打起“抗日义勇军”旗帜。此举顺乎民心，队伍很快发展到三个团的兵力，号称五千之众。这支队伍虽然组织纪律性差，个别人干过一些扰民的坏事，但是整个队伍还是好的，能坚持抗日打伪军，收缴地主余粮和枪支，救济穷苦人。参加这支武装的除了一小部分流氓无产者和旧军人外，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和少数知识分子。葛贵斋是一草莽英雄，与同国民党保持联系的赵云祥、杨玉昆等人不同。葛贵斋没有政治背景，他虽然几次变更队伍的番号，但是抗日旗帜始终不丢。这些情况表明将这支游杂武装改造为党所领导的抗日的队伍是可能的。当时，党改造地方游杂武装的政策是政治上争取改造，分化上层，争取下层。党员辛一飞和沈铁民，早在1937年10月即打入葛部工作。他们利用在基层工作的机会，广泛向士兵宣传抗日，启发士兵的抗日觉悟，扩大党的影响，在葛部已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景县新县委组成后，要求辛一飞和沈铁民继续留在葛部工作，他们又与中上层积极接触，掌握了不少内部情况，为我们进行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葛部实力不断扩充，内部矛盾开始暴露，组织混乱，人心涣散，在群众中的名声也越来越坏。当时葛部又处于几股军事力量的包围之中；东临津浦铁路，有日军盘踞；西有赵云祥的民军二路；衡水有邵北武部；北靠冀中吕正操。葛贵斋要想在景县站住脚，势必得整顿队伍，背靠“大树”支撑。葛部有人提议吸收知识分子入伍，葛表示同意。党组织趁机又批准党员曹中南、李占一、张俊峰和马金昌等打入葛部，在政训处任少校政训员，与原先打入该部的辛一飞、沈铁民同志接上关系，秘密建立了党支部，积极发展党员，利用合法身份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为改造这支游杂武装做出了重大贡献。 　　对葛部的上层改造，主要通过刘金科和我直接与葛贵斋见面，晓以大义，指明出路。我从天津回到景县，先到了王谦寺，这里是葛贵斋“县政府”的所在地，也是我们的“战委会”驻地。抗战前我在王谦寺教过书，这里有许多我的学生和朋友。他们看我回到家乡来，为我开欢迎会，请我讲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刘金科听说我回到家乡，把我从王谦寺接到葛贵斋司令部的所在地——大冯古庄。刘金科是我在景县建党时结交的一位党外好友，当时我们曾策划搞武装暴动，彼此交往较深。这次我把回乡组织抗日武装，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的打算，我党的抗日斗争策略和政策都给他说了，又把我的委任状给他看了。他非常高兴，表示要投身抗日。刘金科对葛贵斋的起义和后来队伍的发展帮过不小的忙，又和葛贵斋的参谋长吴钟涛有交，葛对他言听计从，十分信赖。当时我要刘金科向葛贵斋透露改编意向，刘表示一定听从老朋友指教，配合我做好争取改编工作。这时，刘金科受到我抗日宣传的影响，还向我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要求。我对刘金科说“只要你跟共产党走，坚持抗战到底，做好葛部的改编工作，党会吸收你的。”自此，刘金科对葛部的上层人物广泛进行了说服争取工作，他本人思想觉悟也在不断地提高。我将这一情况介绍给中共景县县委，王青同志找了刘金科谈了话，经过县委讨论，1938年4月刘金科和他妻子薛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刘金科入党后，为表示自己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将原来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刘金科改为刘甦。 　　葛贵斋历来十分敬重刘甦，而这次却一反常态，对我的到来，既不邀请，又不看望，而是思想迟疑，态度冷淡。刘甦找上门去，对葛贵斋说：“建章是我的朋友，你不见他，就是瞧不起我，那么我只好离开你这里。”葛贵斋见事情闹僵了，不得不说出心里话。原来葛贵斋对接受改编存在三怕：一怕丢了人马和地盘；二怕被捆住手脚；三怕不能再过以往逍遥自在的日子。而葛贵斋的参谋长吴钟涛是一个旧军人，过去曾在江西参加过围剿工农红军的勾当，担心八路军不会收留他。吴钟涛又有吸大烟的恶习，这在八路军里是不允许的。打游击也太艰苦，他担心自己受不住。我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叫刘甦继续做葛的工作，讲清利害，指明出路，任他选择。并叫刘甦带口信给葛贵斋，就说我这个特派员有个脾气，你不见我，我偏要见你；你要想见我吗，我还不一定见你呢。葛贵斋原来已被刘甦劝说得没了主意，听了我带去的口信，终于同意与我会面。我和这些草莽英雄打交道的次数多了，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我和他谈得十分诚恳，向他介绍了全国的抗战形势，指出只有坚持抗日是正义的，顺乎民心，不抗日便站不住脚，投靠日本人当汉奸是自绝于人民，只有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才是惟一正确的出路。至于你顾虑的“三怕”，没有道理，你若真心实意地抗日，共产党、八路军不仅不会削弱你的实力，而且还会帮助你发展壮大，何止四个团，五千人马，两个县的地盘，还会发展到上万人，攻取被日寇侵占的沧州，天津，打到鸭绿江边去呢。我这一番话，深深地触动了葛贵斋，他万没料到我这个“华北人民抗日联军”代表，竟然如此坦诚。他从而消除了疑虑，觉得当汉奸不行，前不久攻打景县城他刚刚杀掉了几个汉奸，鬼子不会饶过他。与赵云祥合手，又担心自己被吃掉。八路军在冀中、冀南发展很快，势力越来越大，只有和八路军合作才是正确出路。葛贵斋经过我的多次谈话，争取教育，终于打消顾虑，同意接受改编。但同时又向我提出要枪、要钱的要求。我风趣地对他说：“老兄呀，我一没有枪，二没有钱，只带来一本《抗日联军政治工作条例》”。葛吴二人看后很感兴趣，表示愿意按照“条例”要求，把部队拉到龙华镇进行整训。我也随之到了龙华。这时，吴钟涛提出要我参加他的政训处，准备给我一个少校政训员的官衔。我说：“不必了，你的头衔我不能接受，因为我不能久住此地，还要去其他地方工作。” 　　经过整训，部队的政治工作活跃了，成立了宣传队，张俊峰同志担任宣传队长；辛一飞、王锐光等同志也参加了宣传队工作。 　　1938年5月，葛贵斋向我提出要打孙镇，因为孙镇的徐子和被葛收编后又变了卦。我主张先做思想工作，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为此我亲自去孙镇和徐子和商谈，要徐与葛贵斋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徐不仅不接受，反而偷偷地去了连镇和日寇勾结当了汉奸。于是我们决定铲除他。5月15日傍晚，葛部开到孙镇周围，次日凌晨开始攻击，只几个小时便结束了战斗。民团被歼，徐子和逃跑了。通过这次打徐子和，葛贵斋进一步认识到，只要打鬼子，除汉奸，群众就会拥护。几天后，日寇进攻阜城、梁集一带，葛部出动三个团与之交战，坚持战斗了13天，官兵伤亡百余人，其间葛曾向赵云祥求援，赵非但不管，反而把驻守在阜城的一个团调回武邑审坡。从此，葛贵斋更加认清了赵云祥靠不住。这时吴钟涛提出他的部队要参加八路军。我说：“现在参加八路军，部队还不够格。八路军对部队的要求可严哩，我看还是抗日联军吧。”1938年6月，葛贵斋的队伍正式改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二十八支队”。经过艰苦细致、反复多次的工作，终于将葛贵斋部改造成为党所领导的抗日队伍。 　　在改编中防“反水” 　　葛贵斋部改编成功，既积累了组织地方武装的经验，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为发展壮大冀南五分区抗日武装力量开辟了新局面。随后我又乘胜前进，继续对冀南势力较大的三股游杂武装——邵北武、王筱石、徐亚平部进行改编工作。 　　这时，冀南斗争形势发展很快，亟待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北方局决定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公署机关设在南宫，公署下辖5个专署，51个县。1938年8月，冀南五地委、五分区和三专署(后改五专署)也在武邑县成立。我当选为三专署专员。当时地委是党的工作机关，分区是军事建制，专署是行政建制，在领导上是三位一体的。王任重同志任地委书记。这时改编后的葛贵斋又由原抗日联军二十八支队改为八路军东进纵队第五支队。葛贵斋任新建立的五分区司令员兼五支队司令员，对他的待遇是不薄的。原参谋长吴钟涛任五支队参谋长，原来的政训处改为政治部，我兼任五分区政委和五支队政治部主任，张俊峰任五分区政治部主任。从此，这支队伍逐步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为彻底改造、提高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打下了基础。 　　我由特派员到三专署专员，虽然头衔变了，但组织和扩大抗日武装的宗旨和任务没有变。从东满到冀南的10多年革命斗争，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有了枪杆子，才有共产党的地位，才有人民政权的地位，才能打败侵略者，赶走日本鬼子，打倒卖国贼蒋介石。自然在敌强我弱的残酷斗争中，要掌握好，使用好枪杆子，也是很不易的，需要作长期艰苦的努力，甚至付出很大的牺牲。但是，不管有多大困难，付出多少牺牲，也要为党抓好枪杆子，这是我当时一个主要考虑。 　　葛贵斋部改编成功以后，我便乘胜出击，抓紧时机去衡水找党员刘辉和张海峰同志，做争取邵北武部的工作。邵北武部原是在衡水保安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支游杂武装，最初占据衡水县全境，曾一度攻占了冀县县城，队伍发展到2000人。党员张海峰、刘辉通过当地土绅贾矩卿、贾殿阁父子，与邵北武建立了联系。邵北武是靠贾矩卿的支持发展起来的，对贾矩卿和当地各界人物有一定的依赖。经过张海峰、贾殿阁做邵北武的争取工作，邵北武的态度已经明朗。恰好在这时我来到衡水，故而受到邵北武的盛情接待，把我接到他的公馆住。我又进一步向他讲清形势，指明出路，邵北武对接受改编，跟八路军一道抗日的决心更加坚定了。至于如何安排，他表示愿意听从我和贾殿阁的意见。 　　邵北武部接受改编，使原来与赵云祥河北民军二路有联系的两股较大势力——葛贵斋和邵北武部从赵云祥那里脱离出来，景县、阜城、衡水几个县，已为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所控制，使分化赵云祥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 　　邵北武部改编为华北抗日联军第二十九支队，邵任司令员，贾殿阁任政治部主任。 　　枣强王筱石部改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三十支队，王任司令员，吕子照任政治部主任。 　　稍后，我又去争取徐亚平。徐亚平又名徐二黑，是深县一个惯匪。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拉起一支武装，号称5000人。他拒绝冀中抗日自卫军(后改八路军三纵队)的改编，流窜到冀南武邑一带。30年代徐亚平当土匪的时候，每做完一件案，常到景县王谦寺张钟佑家中避风。当时，我在王谦寺高小教书，通过学生张仲佑我与徐亚平见过一面。1938年8月，我当选冀南三专署专员后，曾托人带口信给徐亚平，约他来武邑县见我，后又通过电话。但徐亚平这个人生性多疑，迟迟不敢露面。为了尽快改编这支游杂武装，我决定亲自去徐亚平那里走一趟。同志们听说我要去徐亚平处，都说徐亚平这个人反复无常，此去太危险，劝我还是放弃这一想法。为了扩大党的影响，争取更多的人参加抗日，我坚持要去。徐亚平听说我要去他那里，摸不清底细，担心我会大兵压境，故派出一个骑兵连，名义上欢迎我，实际是一种防范，沿途还在青纱帐里派了不少步兵。我们一见面，他发现我只带了一名警卫员(苏景瑞，已故)，每人一支手枪，各骑一辆自行车，他又喜又惊。喜的是他所提条件八路军认真考虑过了，看得起他徐亚平，惊的是堂堂一位八路军专员，居然肯于自己前来。他拉住我的手激动地说：“刘老弟呀，你真有胆量，轻装简从就敢来我这里，了不起，我服你了。”晚上我和徐亚平睡在一条炕上，反复耐心地向他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徐亚平见我态度诚恳，所讲又有道理，没有费何周折，便接受了改编。我们将徐亚平部改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总队，由徐亚平任司令员。 　　在完成对徐亚平部的改编之后，我和五分区司令员赵义京同志又去争取驻在东光的日伪皇协军支队长王惠庭。王惠庭有800多人，号称千人之众。谈判是在东光附近一个村庄的老乡家的小炕上进行的，开始王惠庭将一支手枪张开机关摆在小桌上，后来见我们并未露枪，他又悄悄地将枪收起。王惠庭部争取过来后，改编为滏运抗日支队。由王惠庭任支队司令员。我们派党员梁维植为支队参谋长。后来考虑王惠庭在东光老关系多，与敌人靠得又太近，打算调王惠庭去学习，并将王部南调。陈再道司令员亲自到支队讲话，宣布南调命令。王惠庭产生了狐疑，借口去厕所，叛逃了。而支队却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 　　是年秋季，赵镈同志调任冀鲁豫区党委组织部长、党校校长。至此，津南工委结束了历史使命，我也改任冀南第五专署专员。有一天我和“东纵”副司令员韩东山(建国后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政治部主任邓荣耀一起去东光、武邑、阜城一带开辟工作，不意在武邑酋屯与日伪军遭遇，战斗异常激烈。我的皮大衣被敌人子弹穿了好几个洞，幸好人没有受伤。但邓荣耀同志却在指挥作战中不幸壮烈牺牲。当时他刚刚20来岁，可谓英年早逝!这件事在冀南震动很大，无人不表示悲痛与惋惜! 　　邓荣耀同志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优秀指战员，他在冀南工作时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工作，是我党的一名优秀党员。至今想起这段往事，我依然深深地怀念他。 　　年底，赵镈同志因工作需要，调山东分局工作。我们依依不舍地告了别，谁料，这竟是我们最后的诀别，3年后我才得知他牺牲的消息。赵镈是陕西府谷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大革命失败后，受党委派在天津领导学生运动。我在景县秘密建党时，他在津南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便于掩护，他曾在我家乡大刘庄小学教书，以他为书记的津南特委就设在这里。那时我们接触较多，彼此有较深了解，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津南阜城、武邑、景县一带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他调山东以后，1940年任鲁南区党委书记。1941年11月，国民党五十一军六三八团乘我军反扫荡休整之机，突然向我发动袭击，赵镈同志在突围中不幸被俘，后被敌人活埋在边联县九女山后。 　　赵镈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生活俭朴，工作热情，虽然身体瘦弱，但是工作起来夜以继日，不知疲劳。他对党的政策学习得好，理解得深，常常向我讲起党的统一战线在团结方面的重大作用，使我受益匪浅。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深受鲁南人民的爱戴。牺牲后鲁南人民为了纪念他，曾将当时的边联县改为赵镈县。还为他修建了纪念塔和纪念馆，至今每逢清明节，仍有许多群众前往悼念。 　　改编过来的游杂武装的上层头头，有些恶习难改，思想不稳，反复较大，顺境时还可以，逆境中就经不起考验，往往出现“反水”现象，他们有的投靠日伪，有的投靠国民党顽固派。因此必须有所警惕，加以防范。特别要把下层工作做好，个别人反水，不影响队伍的完整和战斗力。1938年12月，葛贵斋部一团团长习耀华叛变投敌事件就是一例。事情的经过是：一团在津浦铁路线执行任务，习耀华与驻在连镇的日伪汉奸司令肖振江勾结，妄图拉一团投敌。但士兵们已经接受过党的教育，有了一定的抗日觉悟，现在要拉他们去当汉奸，并非是件容易事。另外，在完成改编葛部以后，我即建议刘甦抓住一团的兵权。习耀华叛变投敌，势必先要拉刘甦下水，否则，部队不会听从他的指挥。习耀华找到刘甦试探刘的口气，刘甦一面稳住习耀华，一面秘密派人到武邑报告五分区和专员公署。我和五分区司令员赵义京同志获悉一团有变，立刻下命令调一团回武邑县城，同时通知了葛贵斋。撤防的命令到了一团团部，习耀华知道事情已败露，匆忙带上一名亲信逃往连镇投靠了敌人，而一团却完整地保存下来。 　　1939年2月，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五支队与五分区分开，葛贵斋改任五分区司令员，后来，又把二十八支队司令员吴钟涛调任“东纵”副司令员，将二十八支队三个团改编为八路军七旅二十一团，由刘甦任团长。当年秋，冀南环境发生了变化，葛贵斋、吴钟涛等人的思想由于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并错误地认为几次变更工作是夺他的兵权，削弱其实力。葛贵斋还与国民党反共军石友三委派的景县“第二县长”白昆林和津浦线上的日伪汉奸相勾结，妄图把分区的基干营拉走，投靠敌人。由于分区和“东纵”早已有所察觉，密切注视其动向，所以当他拉起队伍准备行动时，被“东纵”截住了去路，葛贵斋在慌乱中只带走几个亲信逃过运河投了敌，分区的基干营却保存了下来。 　　1940年秋，吴钟涛也叛变投了敌。 　　大浪淘沙，泥沙俱下。葛贵斋和吴钟涛到头来落了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而五支队的广大干部战士以及刘甦同志，在党的领导下逐渐成长起来，以新的姿态投身于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为人民立下不朽的功勋。 　　总结这方面经验，不得不承认，我们在执行政策、处理问题上也有不当之处，客观上造成这些草莽人物的多疑和不稳定情绪，这也是他们“反水”的一个客观因素，但主要还是他们内在原因，人生观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个人主义膨胀，旧习不改，自绝于人民，成为历史笑柄，抗日的败类。 　　在此前后，我二哥刘福田在日寇扫荡中惨遭敌人杀害。我二哥憨厚耿直，一辈子低头向土，勤于耕种，是我家的主要劳动力。在我影响下，懂得了一些抗日道理，理解并支持我参加革命工作。我回到冀南以后，常把节余的生活补贴送他零用，但每次他都执意不收，说他自己在家种田，用不着零用钱，你们在外面工作，用钱的机会多。拳拳手足之情，使我深受感动。听说他被日军抓后，不甘忍受敌人的凌辱，痛骂日伪军，以致惨遭杀害。二哥遇害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心情都不能平静。 　　与顽固派作斗争 　　在开辟建立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我们一面改编和整训有抗日倾向的地方游杂武装，提高军政素质，壮大抗日力量；一面对暗通日伪、反共扰民、制造磨擦的顽固派和反动会道门进行坚决斗争，做到有理有节，收复其占地，铲除其武装力量。我们先是一举消灭了顽固不化、破坏抗日的穆金城、徐子和部，然后又根据冀南区党委的指示，对受国民党收编的赵云祥部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得到抗日军民的拥护，为扩大和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38年夏，我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特派员的名义，从景县去武邑做争取赵云祥部的工作。赵云祥部叫做“河北民军二路”，是由国民党第二十九军残部所组成的，号称万人，他自封为上将总司令。听说我来，赵云祥不肯露面，只派一个代表和我商谈。赵云祥是个顽固派，八路军来到冀南，他迫于形势，不得不以友军名义与八路军保持一般关系，对合作问题，却根本没有诚意，仍幻想国民党对其改编加委，以求得其地位和势力的合法化。葛贵斋、王筱石、邵北武和徐亚平这几支游杂武装的改编，使他在政治上遭到孤立、军事上受到削弱。但他在这一地区继续骚扰百姓，干着破坏团结，破坏抗日的勾当。赵部所占领的冀县和武邑是我党计划成立五分区的腹心地区。为了把赵云祥部从这里赶走，中共冀鲁豫省委决定组织一次反击赵云祥的战役，以清除这股反动势力。省委研究了具体作战方案，成立了联合指挥部，由吴松涛负责指挥，确定三十支队出击冀县，牵制民军二路戴秉臣部，防止其增援武邑的赵部。二十八、二十九支队合力攻击武邑，争取在分割中消灭其一部，然后攻击冀县。 　　讨赵战役的准备工作，是在中共冀鲁豫的省委和八路军一二九师前方司令部直接领导下进行。发布了由赵镈和我起草的讨赵布告。 　　7月中旬，讨赵战役发起后，我以特派员名义，在前线指挥。二十八支队从东向西，邵北武领导的二十九支队由西向东，同时对武邑县境内的赵云祥部发起进攻，经过7天战斗，将赵云祥从武邑县全部赶出来，追击到冀县，在八路军纵队的声援下，准备将赵部歼灭于冀县城下。当战役正在进行时，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出面调解，向八路军一二九师前方司令部提出停战要求。一二九师为了照顾同国民党的统战关系，同意鹿钟麟的要求，指示三个支队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停止讨赵战役，可以与鹿钟麟派出的代表谈判。鹿钟麟派邵鸿基为代表与赵云祥的代表一起到衡水巨鹿镇同华北人民抗日联军代表进行停战和解谈判。我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特派员和三个支队代表的名义参加了谈判协商会议。谈判开始，邵洪基竟以国民党要员身份，指责抗日联军无端进攻国军，破坏抗日。我当即予以反驳，同时我还发动几个县派出代表，携带遭受赵云祥民军二路骚扰抢掠的联名控告状送交邵洪基，进一步揭露这股国民党顽固势力破坏团结、欺压百姓的罪行。邵鸿基再不敢大放厥词，只好请求停战。 　　经过谈判，三方达成口头协议，赵云祥部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冀县境内，答应不再无故侵犯友邻部队的防地和骚扰百姓，与各部本着团结抗日精神，搞好关系。对途经冀县的过往抗日联军人员不再阻拦扣留。随后抗日联军三个支队从冀县城下各自回到原来防地。历时近一个月的讨赵战役，经过巨鹿谈判而胜利结束。这次不但将赵云祥从武邑赶了出去，而且使阜城、武邑、景县、衡水几县连成一片，在腹心地区与冀中的结合部肃清了国民党顽固势力。 　　不久，二十八支队司令部由景县大冯古庄迁至武邑县城。五地委书记信锡华同志和我率八路军工作团来到武邑，原武邑县长和办事人员还没有撤走，我以三专署专员名义接管了武邑县国民党县政府，与原任县长王景文举行了交接仪式，从此，武邑县抗日政府建立。冀南区党委指定我兼任武邑县抗日县长，这是五分区最早由共产党员担任县长并对旧县政府进行改造的一个县。抗日县政府留用了一些旧政府人员，如承审王秀升，教育科长赵仲海，国同五，吸收了一些进步人士国海亭、马冠久，进步青年王富春、朱玉仑等。原在八路军青年纵队二团任政治处主任的李松霄同志也回到武邑参加抗日政府工作。 　　我们所建立的民主抗日政权，实行“三三制”，即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政权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实行这一政策，在于保证我党对政权的领导，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 　　我初到武邑任抗日县长，并不懂得如何治理一方。像税收工作应如何做，哪些该收税，哪些不该收税，一时还不清楚。甚至产生过将监狱关押的犯人统统放出来的幼稚想法。当时我认为凡是被统治阶级关押的都是穷苦人。后经县承审提示，我才明白了犯人中很复杂，什么案情都有，不可贸然行事。这说明我在政权建设方面还没有经验，必须努力学习，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 　　对于不同的顽固派，我们采取不同的斗争方式加以解决。例如枣强县的民团武装，在性质上与葛贵斋、邵北武不同，虽然掌握领导权的人有更换，但地主武装的性质始终没有改变。在六离会、白吉会等会道门兴起后，顽固分子杨玉昆重新控制了民团，同时另立了忠义救国军独立旅，冠以中央直辖字样，同八路军开始对立起来。我在这种情况下，用八路军的名义或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名义，都已无法进入枣强县进行活动。为了及时解决这些问题，我与张海峰同志，由衡水启程去南宫向一二九师前方司令部和省委汇报请示工作。行至衡水以南10多里处，突然遭到白吉会的包围，对方敌对情绪很大，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一个手持大刀的白吉会信徒走过来问我们是哪一部分的，谁是领头人，跟他进村到坛口走一趟。我说：“我是——”话未说完，白吉会的刀枪手便将我们四个带进村里。我走过白吉会用刀枪架起的“刀阵”，接着便进入坛口，一个白吉会的小头领用大刀按在我的脖子上威胁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讲实话，否则杀掉你。”我正气凛然地对白吉会的众头领讲，我们是八路军，刚刚在衡水开完会，要去南宫向我们的领导人徐向前汇报。当时八路军在冀南一带影响已然很大，又听说是鼎鼎大名徐向前的部下，气氛有所缓和。坛主迫于八路军的威望借口大师兄降下旨意，说我们是好人，决定放我们走，然后，敲锣打鼓送我们出村。后来，白吉会在赵云祥支持纵容下，反共愈加强烈，发展到纠集会员围攻我独立团和枣强县城的地步，他们企图冲进独立团抢战士们的枪。我警戒战士被迫向空中鸣枪示警，并喊话让其解散，但白吉会不听，成群结队冲向独立团。战士们稍事还击，打伤为首者，受骗会众立即溃散。继而在我们正面宣传教育下，白吉会会员纷纷自动交出武器、旗帜和袖章。白吉会就此彻底瓦解。白吉会瓦解后，杨玉昆并不甘休，他继而又扇动南宫六离会叛乱，扣发抗日团体经费，切断枣强与冀南军政委员会的联系，杀害八路军干部，直接妨碍了八路军的东进。我方派代表与其谈判，遭到拒绝。经继续做争取教育工作无效后，一二九师前方司令部应枣强县人民请求，命刘志坚率七六九团进入枣强，逮捕了杨玉昆，强行将“忠义救国军”改编，解决了枣强县问题。 　　1938年8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南宫成立。杨秀峰、宋任穷同志分别担任正副主任。行政公署下辖5个专署，51个县。第三专署辖阜城、景县、冀县、武邑、故城、枣强、衡水7县和东光特区。在衡水召开的7县和东光特区各界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冀南第三专员公署(后改为第五专员公署)专员。 　　五专署建立不久，鹿钟麟带领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来到南宫，从此开始了两种政权的错综复杂的斗争。鹿钟麟是蒋介石任命为河北省主席的，此人早年在冯玉祥部任职，曾奉冯之命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故宫，后代理过西北军总司令，还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任过职。他来南宫后，收编地方游杂武装，委任县长，扩大势力，不断制造磨擦。当时有不少县存在三个县政府，一个我们的抗日县政府，一个鹿钟麟的第二县政府，还有一个日伪汉奸县政府。遇到通知各乡镇开会，抗日县政府和鹿钟麟的第二县政府都派人到村外拦截乡镇长参加自己的会，乡镇长们往往很难应付。冀南行署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华北敌后最早建立的边区政府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民主政权。行署的施政方针、决策，干部任免，都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为了同国民党鹿钟麟进行斗争，冀南行署名义上受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的领导，请他们承认并加委，而行署所属各专、县政府，则由行署领导，不直接同国民党政府发生关系。这样，既可以保持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关系，又能有效地抵制鹿钟麟在冀南进行活动。当时冀南各县大部在共产党、八路军控制之下，党的工作有了相当的发展。鹿钟麟迫不得已，不得不承认，并对冀南行署领导下的各专、县政府给予委任。冀南行署即以此策略有效地抵制鹿钟麟企图搞第二政权的阴谋，将各级政府牢牢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活动，放手执行党的各项政策。经过斗争，鹿钟麟的河北省政府虽到了冀南，但徒有虚名，仍无法进行活动。尽管他施展了各种阴谋诡计，派人四处游说，拉拢收买，除了少数武装和个别县份，如衡水、冀县被他占据并委派了县长，收编了赵云祥和邵北武两三股地方武装外，他在整个冀南地区的阴谋始终没能得逞。 　　关于五专署所属的冀县、衡水两个县被鹿钟麟委派县长一事，有其复杂曲折的过程。冀县早在1938年春，即被赵云祥占据，党的工作一时还未展开。衡水在1938年9月以前还受五专署领导，其后因驻衡水的邵北武部被鹿钟麟收编，原县长贾矩卿病故，县长遗缺由邵北武部的副司令杨成杰代理，鹿钟麟便乘机委派了县长，中共衡水县委为此领导全县人民和鹿钟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冀南各县人民的声援下，经过三个多月的反复斗争，终于将鹿钟麟委派的县长唐介人赶走。 　　关于将邵北武部交给鹿钟麟改为保安旅的经过，据说是根据上级指示，主要考虑与国民党保持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对此中共衡水县委有过不同意见，曾写报告向上级党委反映。我也表示过不同意将邵北武部交给国民党顽固派。 　　1938年底，国民党又派第十军团石友三部进驻冀南，鹿钟麟和石友三沆瀣一气进行反共磨擦活动，公然下令取消我冀南行署，利用石友三和张荫梧的势力在各县建立第二县政府，派粮派款，掠夺群众利益，加重人民负担，扣押我抗日干部，镇压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为此，我曾去景县城南拜访过石友三。坚决要求他今后征粮征款必须通过我们抗日政府，不能自行其事。 　　12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集总及一二九师：鹿钟麟已采取排斥八路军而扩充自己力量的方针，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促其改变态度，与我合作，武装冲突尽量避免，但其过分无理时则采取自卫手段”。12月21日，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率部到达南宫，直接领导冀南及鲁西北的斗争。刘伯承师长与鹿钟麟进行会谈，鹿的态度顽固，会谈未取得积极结果。对于鹿制造的磨擦，我方予以坚决回击。 　　1940年1月，石的主力第六十九军和孙良诚部集中南宫一带，将八路军东纵两个连，青纵一个连缴了械。八路军前总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组织了冀南反顽战役。2月，作战开始，石友三害怕被歼，先期南窜。八路军立即展开追击，经过6天激战，歼灭石部5000多人。石友三遭到打击，勾结日军企图再犯冀南。3月初，我军又发起卫东战役。4月在濮阳附近击溃丁树本、石友三两部，石友三余部向陇海铁路逃窜，国民党的反共军被赶出冀南，改变了顽军势力长期盘踞冀南、勾结日军进攻我抗日军民的严峻局面。 　　经过党领导各县人民对顽固派进行抵制和斗争，各地的第二县政府先后垮了台，五专区所辖七个县政权全部掌握在人民手中。后来鹿钟麟在日本侵略军扫荡中无法存在，逃往太行山，石友三部被八路军消灭一部分，余部溃逃山东。 　　鹿钟麟离开冀南后，我们将曾在鹿钟麟“冀察战区”司令部任政治部主任的中共地下党员申伯纯同志，护送至龙华车站去北平，然后转往晋冀鲁豫边区。 　　这个时期我在南宫还遇到另一个顽固派分子，就是景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吕文禄，他是前来拜会宋任穷同志时遇到我的，闲谈中我对他说，你的亲叔伯兄弟吕文芳(陈东)早在1932年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顽固派的下场是众叛亲离，自绝于人民。他听了十分惊讶，不得不佩服我党的秘密工作，同时也无可奈何，因为陈东已经去了延安了。在冀南抗日斗争中，顽固派的没落，人民革命力量的蓬勃兴起，可以形容为“病树前头万木春”。 　　 我的九十年/刘建章著.—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