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英模人物 > 刘建章 > 其他资料

第十一章 浴血抗战

刘建章著

艰苦奋战在冀南 　　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胜利，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冀南抗日根据地，但侵华日军却加紧对冀南的进攻，连续发动数次大的“扫荡”，而且一次比一次残酷，“扫荡”的目标也一次比一次集中，动用的兵力和武器装备的规模也一次比一次大。给冀南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但是冀南抗日军民在区党委的领导下，坚持平原游击战，与日寇进行了殊死的斗争。 　　1938年底，侵华日军提出“华北治安之癌，不在国民政府，而是中共”，将其第五、第十、第二十七师团从华中调回华北，以加强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八路军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游击战方针，将我军主力分为若干集团，结合地方武装，进行分区活动，寻机歼敌，以小部队迟滞消耗敌人。同时，为了坚持持久的平原斗争，冀南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更加广泛的游击活动，限制敌快速部队的行动，创造我军隐蔽游击的条件，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使根据地不断地得到发展。 　　1939年9月，冀南参议员大会召开，改组了行政公署，设立行政委员会，推举杨秀峰、宋任穷、陈再道、孙文叔、岳一峰、唐明哲、刘建章、刘铁之、范若一、傅充闾、邢仁甫、刘啸东、李泊(女)等13人为行政委员。杨秀峰、宋任穷为行政委员会正、副主任。我仍担任冀南第五专署专员。 　　我在专区工作期间，人所共知，我有四大工作助手，秘书主任郭鲁、总务处长胡步三、秘书孙景鲁(他还兼任一个小报主编)和武装科长田克东。他们在工作中都能独当一面，为我党的政权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0～1942年，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日本对国民党实行诱降，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八路军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打击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中国处于投降危险和抗战困难的严重阶段。冀南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是连接太行、山东、冀中和冀鲁豫各抗日根据地的枢纽，是山区游击战的物资供应基地。做好冀南工作，不仅关系到冀南抗日根据地巩固与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华北抗日大局。 　　1940年8月，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在山西黎城西井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改称冀南行署，宋任穷同志兼任冀南行署主任，我从五专区调任冀南行署副主任，主持行署的日常工作。 　　自1939年开始，敌人回师华北进行扫荡，敌我斗争日趋紧张，从军事、政治到经济文化各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敌人一连串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采取更残酷、更毒辣的手段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合围”、“扫荡”、“蚕食”。为了防止日寇快速部队的进攻，我们动员群众开展挖沟破路运动。将原有行车道都挖成纵横交错的深沟，将原县城的城墙也拆掉、防止敌人占领后固守。一条条深沟使敌人的汽车、坦克、骑兵难以行进，也便于游击队隐蔽与进攻，便于群众的转移，据统计，冀南全区共挖沟道5万余公里，显示了平原游击战人民的力量和创造。 　　1940年，敌人在军事方面加紧实施“囚笼政策”，强迫民工修筑德石铁路和景县至青兰的公路，推行以铁路为链、以公路为网、以据点碉堡为锁的“囚笼”战略，妄图把我抗日军民困于死地。在经济方面，敌人设立华北开发公司、合作社物资对策委员会和各种经济特务组织，大量发行伪钞在华北各城市占领市场，对我进行极其残酷的掠夺与封锁，使得根据地内部的财政经济非常困难。我们紧紧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咬紧牙关度难关，坚持斗争，坚守根据地。为了取得工作的主动权，我们经常深入到区县调查研究，掌握冀南全区的财经工作情况，研究相应对策。这一时期冀南行署的财经工作，主要是贯彻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的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和统一累进税。这对削弱地主、富农对贫雇农的封建剥削，减轻贫雇农负担，改善农民生活，鼓励农民生产，发挥农民参战积极性，团结各阶层抗日救国，保证抗日战争的财粮供给，促进并巩固政权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冀南农村基本上做到了自力更生，孤立封锁了敌占城市，并支持了山区抗日根据地。当时，运送粮、棉、布匹等物资的大车，成百辆地穿过平汉铁路往路西太行根据地进发。 　　1939年10月，晋冀鲁豫边区筹划成立了冀南银行，发行冀南钞。银行设在南宫，经理为赖勤，副经理为胡景云，秘书长为贾星伍。冀南银行的创建和货币的发行，为进一步开展对敌经济斗争，独立自主地进行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开创了基本条件，为坚持敌后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冀南行署还实行了统收统支的节约支出的工作，精简地方编制，实行精兵简政。特别强调减轻和节约民力，减少不必要的支差，使人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生产，休养生息，提高生产力。这项工作要求极其严格，执行非常认真，编制方案一旦下达，各级政权如若增加一个人，都须经过行署的批准，否则，财政部门不拨粮食，不给经费。 　　在克服困难中，还注意广泛地组织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日，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除发动基本群众外，还经常召开当地绅士、商人座谈会。请他们献计献策，为抗日出力。根据地药品、办公用品奇缺，我们就请各县商人去天津帮助购买，解决伤病员用药问题。根据地各种力量都参加反封锁斗争，连教堂神父也为抗日军民祈祷，诅咒日本侵略者，一次我们打下一个敌人据点，到一座教堂搜查残敌，一群传教士围着神父，怕他受到我们的伤害，我向他们宣传我们是抗日的队伍，尊敬抗日的神父。神父听了，非常感动，马上倒了一杯咖啡，双手递给我，表示慰劳。那还是我第一次喝咖啡，这以后我就学会了喝咖啡，直到现在年高90还每天一杯咖啡。每当端起咖啡杯，就不禁想起当年抗日统一战线。这是我们战胜日寇最重要的法宝。 　　1940年8月，为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振奋、坚定抗日军民的胜利信心，集总集调100多个团兵力，向以正太铁路为主的华北敌军交通线进行大破击(即“百团大战”)。冀南军民参加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对平汉、德石铁路展开为期5天的大破击。易良品、吴富善、王金山分别指挥四旅十团、七旅十九团、八旅二十四团对平汉线高邑至沙河段展开连续破击，对敌人正在修筑的德石铁路和主要公路干线展开全面破击。同时，各分区指挥基干部队、各县游击队和广大民兵分别对各分区境内的公路及敌据点进行破袭。15天内冀南军民作战34次，炸毁铁路10余处，大小桥梁9座，火车一列，砍断电线杆600余根，破坏公路及铁路路基200余里，毙俘日伪军286人。第二阶段各县动员群众7万多人破路104次，破铁路及路基86里，公路286里。第三阶段，敌人修通德石路德州至衡水段，并在两侧地区加修公路，进一步分割我五分区根据地。经过前两段的破击打击，曾使敌修筑邯济路的活动一度中断，后来敌人加紧防范，增设据点，开挖路沟。为继续打击敌人，10月30日起，进行第三次对敌主要交通线、公路网及乡村大道展开大破击，进一步粉碎敌人用交通线分割我根据地的计划。 　　1940年末，根据中央发出的培训财经干部的指示，华北财政经济学校一分校到达冀南。冀南区党政军领导宋任穷、李菁玉和我对此十分重视，立即组织了招生。稍后，一分校成立了高级班和研究班，提高在职专、县财经领导干部素质。为了配合冀南区逐步开展的各项经济建设工作，一分校受冀南行署委托，以一分校流动教育团名义，组织了三个团分赴三个地区培训六个专区的财经助理员和部分大村的财粮员，半年内共培训基层财经干部600多人。为提高冀南财经干部素质，进一步做好冀南财经工作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和酵母作用。1942年日寇对冀南实行“铁壁合围”、“大清剿”，根据地的环境恶化，财经一分校才转移到冀鲁豫地区。 　　1942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规定”，明确规定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与做法。在冀南，对基本区坚决实行减租减息，切实贯彻合理负担；在边沿区或游击区，主要是帮助人民减轻封建剥削；在新收复区，由于人民遭受过难以想像的痛苦，则从清算仇恨入手，反汉奸，反恶霸，然后再转入减租减息。 　　当时抗日根据地，由于各方面条件不同，存在贫富不均的现象，太行地处山区，比较穷，冀南地处平原则好一些。但是根据战争需要，党要求经济统一，不能搞本位主义。冀南行署有一位欧阳迁同志，做这项工作十分得力。他是一位老红军干部，曾在江西瑞金做过党的财经工作，1939年他从延安来到冀南。在艰苦的反扫荡中，他带着自己的独生子与敌人周旋。工作中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执行财经制度认真，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敢于同违反财经纪律的人进行斗争。冀南区党委有一项严格财经纪律的规定，凡属财务支出必须经过财经部门批准，领导干部不准乱批条子。他对此认真坚持，从不通融。我很尊重他，而且大力支持他的工作，使欧阳迁同志在财经工作上充分发挥其经验和才智。欧阳迁同志在冀南财经工作方面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发挥和倡导了党的财经工作好传统。至今我还深深怀念他。 　　李家洼负伤 　　1939年冬天，在日寇大军压境，开展残酷地“扫荡”“围剿”中，冀南大部分县城和大的乡镇都被敌人占领。我们五专署的机关也从武邑撤出，只得采取游击形式分散到各县乡村开展工作，专署、县都是背包机关，人到哪就在哪里办公，专署就到哪里。当时有句口号，不管斗争如何残酷，专署机关不能离开所属各县，县机关不能离开所属各乡。在游击活动中，经常跟敌人打遭遇战，有时走漏了消息，还遭到敌人包围，斗争非常艰苦，非常残酷，稍有不慎，就有生命的危险。有人说，那时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随时都有丢掉的危险，确实不假。在斗争中，冀南很多分区，地委一级干部英勇牺牲，县团级干部牺牲的更多。斗争十分残酷，记得我在交河县李家洼负伤和负伤后屡遭敌人追杀，就是一次很危险、很残酷的遭遇。 　　一天，我和五地委书记王任重，还有冀中一分区政治部主任张毅忱同志一起研究冀中和冀南交界区域开辟根据地工作，动员这一带民众参战，破路藏粮，优抚烈军属等。我们走了几个乡，工作都顺利，但是到了景县孙镇一带，不料突然遭到来自德州和景县两地的日伪包围。我们力孤势单，缺少正面阻击的火力，决定暂向阜城方向转移，后又转移到交河清里王、李家洼一带，均遭敌人伏击。战斗异常激烈。在突围中我的马屁股上中了敌人一枪，马嗷的一声跑了。几乎在同一时间，我胸部被敌人的重机枪击中，从马背上跌落下来，倒卧在血泊之中。苏醒过来，我感觉胸前像压了一块石头，呼吸困难，剧痛难忍，自度伤势不轻。当时部队正在组织突围，情况万分紧急，为了减轻同志们的负担，我悄悄对我的两名警卫员孟性慈和祖胜川说：“你们赶快走，不要管我了。我——我恐怕不行了!”他俩听后伏在我身上放声大哭，哭得很伤心，我又低声对他们说：“快走，不要哭，情况紧急!”他们还是不肯走，有这样好的生死与共的警卫员，使我心头阵阵发热，一时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他们。他们知道我的伤势很重，如没有人保护，性命就难保，万一落到敌人手里，残酷虐待，更难保性命。所以，他们死活也不肯丢下我单独突围，我看看他们坚定的神情，顿时产生一股与他们一起突围的力量。他们擦了擦眼泪，将我搀扶起来，避开敌人枪弹的封锁，两人用力的架着我艰难地朝西北方向转移。我们行至一个村口，遇上冀中一分区政治部主任张毅忱和阜城县抗日县长赵为一同志，张毅忱命令部队顶住敌人，牵过一匹马示意让我骑上，以便尽快脱离战场。无奈我伤势太重，无法乘骑，战士们又从附近老乡家里找来一扇门板，作为临时担架将我平放在上面，抬着就走，此时，县长赵为一同志又赶快帮我脱下军装，换上他的便服，由阜城县大队的同志和我的两名警卫员，护送我朝武邑方向转移。走了整整一个晚上，黎明时分到达枣强县的肖张镇。 　　路上，警卫员给我包扎伤口，经过一夜颠簸，血渐渐止住了，不过，伤口还在剧烈疼痛，幸好肖张镇有一处教堂小医院，医生是英国人，原来是天津马大夫医院的医生，同情中国人民抗日，听说我是为抗日负伤，立刻为我作了检查，诊断结果：右肺被子弹击穿，一根肋骨打断，创伤面很大，有生命危险，必须马上手术。而医院医疗设备极为简陋，消毒、麻醉、手术器械又不全，怎么办，为了挽救我的生命，最后还是在仅有的条件下做了手术。由于失血过多，身体虚弱，医生要我留在医院观察一段时间再往别处转移。转天，孙振武同志来到肖张医院看我，我的妻子淑清也由景县赶到肖张，加强了我的护理。 　　党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伤势很关心，在肖张镇教会医院治伤期间，冀南五分区的辛一飞同志到医院看我，见我伤势很重，建议通过关系去天津大医院治疗。应该说这对治伤有好处，但我担心到了天津，被敌人发现，会造谣惑众说共产党冀南第五专员公署专员刘建章负伤投靠了日本人，给党造成不良影响。因此我宁愿留在缺医少药的抗日根据地，也不去天津治疗。据此，组织上和家人也同意了，我不顾环境恶劣，一直留在冀南治伤。 　　我负了伤，当时还有五地委书记王任重突围以后下落不明，冀南区党委将情况报告了太行分局。事后得知，王任重突围脱险后去了景县城北小王庄村淑清她外公家暂避，等我们的部队过来，他便归了队。 　　对于我负伤后的去向，冀南流传两种说法：一说我已经牺牲了；一说我并没有死，仍在冀南坚持活动。不知敌人从哪里获得情报，知道我没有死，而是在肖张一带治伤。在一个阴云密布，雪花飘落的早晨，敌人突然来到肖张扫荡。先是包围了村子，然后冲进医院挨屋搜查。敌人进村之前，群众为了掩护我，将我从病房里搭到院外，放在一个担架上，盖上一条白布单装成病危患者，淑清则装扮成生小孩的产妇，躺在病房里。此时，院外和病房虽然有几步之遥，但如隔千里，我和妻子淑清都不能相互关照，她的心似乎悬在嗓子里，担心我的安危。她想万一出了事，怎么向组织交代?怎么向两家老人交代?怎么向孩子交代?自然她又不能到院子里护理我，保护我，那样目标更大，有更大的危险。敌人一个一个病房搜查，主要查病房有没有扎绷带的伤员，在病房没有找到我，便来到院里，指着担架问：“这是什么人?”在一旁的医护人员回答说：“是一个三期肺痨病人，抢救无效，等待家人料理后事。”敌人半信半疑，走到担架前掀起布单察看，只见我的面色蜡黄，呼吸微弱，奄奄一息。敌人害怕被传染，赶忙又将白布单盖上，便匆匆离开了医院。 　　敌人走后，在场的医护人员不禁捏了一把冷汗，淑清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她急匆匆地跑出病房，来到院子里看我。那天正下着小雪，寒风凛冽，刺肉割肤，她看我冻得打抖，伤势又重，不禁放声哭了，我用微弱的声音说：“没事，放心，冻不坏!”当时连医护人员也感到惊奇：我身负重伤，又刚刚做完手术，与严寒搏斗了那么长时间，居然没被冻死，真是不幸中万幸。淑清知道我的身板子不错，但这样又伤又冻又惊，再好的身体也受不了呀，她请医护人员赶快把我送回病房。我又对她说：“没事，能顶住!冻不坏!”我想，这样折腾我还能顶住，没有死掉，这是一种信仰的力量，这与我平日习武锻炼，有个好的体质也有关系。当时，组织上怕敌人再来搜捕我，为了安全起见，五专区派武装科长田克东同志在夜晚将我从肖张医院接到附近程扬“堡垒村”养伤。可是第二天日伪军又到程扬“堡垒”村抓夫，挨家搜查，我的两个警卫员混在人群中被抓走，当了修路民夫，我被一老乡倒锁在一间草房里，敌人以为这家青壮年已被抓走，门倒锁了，才没有进房再搜查。我算又躲过敌人一次搜捕。事后妻子淑清感到后怕，我说怕也没用，个人牺牲了算不了什么，只要抗日取得最后胜利就行。当时我想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里养伤，敌人想抓到我也不那么容易。淑清也同意我的想法，但她还是日夜提防鬼子进村。养伤中，第一件事是提防敌人的搜捕，有时白天在这个村上，晚上又转到那个村上，今天在这个县，明天又转到那个县，扑朔迷离，行踪不定，跟敌人捉迷藏。第二件事是积极恢复身体，争取早日重返战斗岗位，为抗日救国做点工作。当时，虽说我的身体底子好，可是经过此番负伤和多次各处转移，加上去掉了一叶肺和一条肋骨，我的身体明显地虚弱了，讲话的力气都没有。党组织十分关心，不断为我增加营养。我想正处在抗日艰苦时间，不能花钱太多，况且根本问题还在于加强身体锻炼，才会康复得快一些。因此，手术后时间不长，我便扶着墙下床在室内散步，伤口愈合后，我开始在室内练形意拳和八段锦活动筋骨。 　　这段时间，淑清日日夜夜为我躲避敌人搜捕和养好伤操劳，她又要站岗放哨，又要换药换洗绷带，又要给我增加饭菜营养，真是费尽心血。有一件事使我至今难忘，那就是有意在我房子放臭气，来掩护我。我用的拉尿拉屎的马桶，她几天也不向外倒，屋里臭气熏天。当时我曾不解地对她说： 　　“马桶怎么不倒?” 　　“这年头还讲究那些，臭一点可以安全一点!” 　　“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解地问道。 　　“屋里臭，生人路过就不愿进来，不少暴露目标了嘛!万一敌人突然进村搜查，一闻臭气熏天，也不会进来!” 　　“哦——臭有臭的用处。”我突然醒悟过来，“你不怕臭!” 　　“这年月，哪有那么多怕!” 　　是呀，死都不怕，还怕臭嘛，况且我从小跟三哥一起住在牛屋里，牛屎牛尿臭惯了，所以也忍得过去。淑清为了我，即使被臭气熏得难受，她也会忍过去的。因当时环境险恶，每次大的转移都是田克东同志带领游击队护送，体现组织关心。平时淑清就是这样用心良苦地来掩护我。自然当地群众更是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在我养伤8个多月里，所以能一次又一次地躲过敌人的搜捕，能在恶劣的环境中较快地恢复体力，除了有一个日夜厮守、忠贞贤淑、不畏艰险、生死与共的妻子外，最主要的是冀南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关照，在20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曾先后转移过4个县，20来个村庄。甚至到过敌人眼皮底下的衡水养伤。所以能够如此，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党和人民群众心连心，党在农村的工作基础很深，有极大的影响力。抗日战争爆发后，人民群众亲眼看到共产党、八路军英勇抗日，流血牺牲，更加热爱共产党和八路军，甘心情愿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伤病员，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因此无论我养伤去到哪里，都受到当地老乡的热情接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尽管敌人对抗日根据地严密封锁，横征暴敛，群众生活十分困苦，但人民群众依然千方百计为我解决吃喝和医药困难。抗日根据地药品奇缺，就连包扎伤口用的纱布也没有，群众便拿出自己纺织做衣用的土布，用盐水煮沸消毒，代替纱布按时为我更换，使我对军民之间的鱼水之情感受至深。 　　1940年夏，我的伤刚刚养好，我就请求组织上给安排工作，不久，我就调到冀南行署任副主任。虽然带伤工作，但从未感到苦，是人民给了我生命和力量。至今想起这些往事，仍使我感动不已!老乡们那种诚恳朴实、可敬可爱的形象，以及与我生死与共的警卫员孟宪慈和祖胜川同志使我终生难忘，“问君哪得情如许，艰苦抗日结同心”。 　　保卫冀南抗日根据地 　　1942至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从1941年起，敌人对冀南根据地实行连续扫荡，在根据地内侵占大的村镇，建碉堡，修公路，实行“格子网”战术，并大肆发展伪军，加紧对根据地的清剿。面对敌人分割、封锁我根据地的严重情况，冀南军区下达命令，各分区以基干团三分之二的兵力，新四、七、八旅各以三分之一兵力挺进敌占区分散活动，以班排组成小部队，逐步深入敌“格子网”内辗转游击，打击敌人。 　　冀南行署根据冀南区党委“关于冀南严重形势与反扫荡准备”的指示，首先从思想上整顿党的作风，更加深入地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同群众一起讨论政治形势，充分认识冀南面临的严重局势，坚定抗日胜利的信心，忍受暂时的困难。同时下力量抓好民兵工作，在冀南，35岁以下的男女青年几乎都编入了基干民兵，还建立了妇女武装和儿童团。冀南这个全民皆兵的汪洋大海，长时期地、有力地抗击困扰敌人，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都换了便装，行署机关只留少数几位领导带领精干武装经常出现在各区县群众面前，其他领导则隐蔽在群众当中，实行分片领导。对敌斗争的策略和形式也有很大的变化，采取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政治攻势与武装袭击相结合，开展群众性的除奸反特活动和瓦解敌伪军的工作。同时组建武工队，实行“黑红点”功罪簿的宣传控制，所谓“红黑点”，就是把日伪人员的名单用大字报写出来，贴在村头和乡镇街道旁，凡做一件好事的就划上一个红点，做一件坏事的就划上一个黑点。日伪汉奸就怕点他的黑点，他们也要给自己留条后路，所以这种办法对分化汉奸队伍，惩治坏人起到很大作用，是一种很好的斗争方法。它集中力量打击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在斗争中，他们还制造了很多打击敌人的方法。如在距离敌人控制较远的老区各村，挖了地洞或地道，地面上有四通八达的交通沟，改变了村形，堵街口，开暗门，户户相通。这既利于平原游击，又便于群众安全转移。总之，冀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反清剿、反封锁、反奸特的生死斗争，受到严峻的战争锻炼和考验，涌现出无数的动人事迹。那些机智勇敢杀敌立功的民族英雄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使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 　　这一时期祸不单行，冀南又遭受了自然灾害的袭击。1941年至1942年6月间，冀南一带雨水很少，旱情严重，不少地区种不上庄稼，尔后又闹水灾，还有蝗灾，人民生活异常困难。我们一面带领群众夜以继日地同日本侵略者斗争，一面发动党政军民一齐动手，从事生产劳动，大力组织互助，开展度荒运动。那时候一切为了抗战胜利，党群之间、军民之间形成须臾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和鱼水难分的关系。 　　正当冀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敌救灾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对我华北根据地作了合围扫荡的部署，他们首先拿冀南根据地开刀。1942年他们在冀南连续制造了“四·二九”、“六·一一”、“九·一二”和“十一·七”四起铁壁合围大扫荡。但是我们都胜利地突出重围，敌人并没有达到聚歼我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的目的。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我们如何生存呢?当时只有两个办法：即上靠党的领导，下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利用“灯下黑”这个浅显的道理，将冀南银行的金库隐蔽在敌占区敌人眼皮底下的村庄里，使金库安然无恙。因为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战争，尽管日寇一再强化治安，但中国老百姓的心是相通的，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医院的伤病员和抗日小学的学生，遇到敌人前来扫荡，便分散在老乡家里，学生们装扮成老乡的子女，伤病员隐蔽在人民群众汪洋大海之中，干部和工作人员则跳到敌占区，由老百姓掩护。尤其是伤病员转移和医治完全靠人民群众的保护，我们专署有个医院，只有院长和医生，没有病房和医疗室，伤病员都是安放在各村各户，医生骑着自行车或毛驴到各村各户给伤病员治病，病房也是移动的，今天在这个村，明天就搬到那个村，今天在李家，明天可能转到张家。完全靠群众来掩护。我治伤8个月，就转移4个县，数十个村庄。群众像亲人一样把我掩护起来，真正体现了鱼水关系。就是在敌人据点里，兴办的小学也是上三种课本，一是千字文，百家姓之类；二是日伪课本；三是抗日课本。敌人督课，就上一二种课本，敌人不在就上抗日课本。抗日课本是油印的，敌人两眼一摸黑，根本无法发现我们。冀南行署有一所干部学校，校长是任仲夷同志，他负责培训行署管辖内的县级干部。办学方式也是游击式，学员每人一杆枪、两枚手榴弹。敌人来了能躲就躲，躲不开就打。宣传队平时为老百姓演戏唱歌，文艺宣传，敌人来了就转移到其他地区。总而言之，党领导的民族抗日战争，处处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 　　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对冀南的严重形势非常关心。对冀南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给予高度赞评，多次给予重要指示。5月初，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指示我们要提高信心和勇气，充分认识形势的严重性和斗争的残酷性、长期性，6月下旬，北方局也指示：冀南正处在严重危险之中。要求我们在困难和危险面前，克服悲观情绪，提高斗争勇气，坚持抗战，与冀南千百万群众共存亡。 　　冀南区党委认真贯彻这些重要指示，面对艰难的斗争形势，党政军民毫不畏惧，主动出击，开展工作，恢复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1942年6月，冀南区党委和军区检查总结了前一阶段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认为由于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坚持了冀南平原根据地，但部分干部对斗争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存在单纯退守和隐蔽的错误思想，以及执行政策上的缺点，造成被动局面。根据北方局和刘邓首长的指示，决定紧缩上层领导机关，地、县书记兼部队政委，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合并。同时冀南区党委发出《关于贯彻党的正确政策，以打开冀南严重局面》的指示，这对于动员冀南军民坚持根据地斗争，克服严重局面具有重大意义。 　　6月11日，日寇又对我六分区枣(强)南地区发动大扫荡；9月12日对枣南公路两侧进行大扫荡。由于冀南党政军机关已较前精干，思想上有了充分准备，发现情况及时转移，使敌人合围扑空。此后，冀南根据地逐步由被动变主动，并节节取得胜利。在军事上粉碎日寇的“扫荡”，主要采取游击战，同时也不放过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敌人采取数路分进合击，我军则集中主力，打敌一路以求粉碎敌军的围攻，敌人分区“扫荡”，我们则分散兵力，以小部队游击歼敌，取得反“扫荡”一个又一个胜利。 　　1942年5至10月间，在冀南共进行大小战斗540多次，歼敌4000余人，攻克据点、碉堡59处，破坏封锁沟墙130里。到1942年底，我们上半年退出的地区大部分恢复建立了正常工作。 　　为揭穿国民党反动派诬蔑抗日根据地军民“游而不击”的谎言，1942年冀南行署派党员张芥士和朱介子到重庆宣传共产党、八路军坚持冀南抗日根据地，发动人民群众挖交通沟数万里，改变村形地貌，困扰敌人，艰苦抗战的真像。社会上听说他们是从敌后平原地区来的，纷纷邀请，影响很大。他们的报告，给抗战大后方人民以很大鼓舞。 　　在艰苦的反“铁壁合围”斗争中，冀南军民英勇奋战，予敌以沉重打击。但是，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和牺牲。许多党的优秀干部血洒冀南大地，为国家为民族献出了宝贵生命。仅此两年中便牺牲了旅、分区地委一级干部20多人。他们是肖永智、易良品、赵义京、杨宏明、陈元龙、孙毅民、袁鸿化、夏祖胜、陈耀元、李忠、李力、王泊生、李松霄、解蕴山、高捷成、刘铁之、郭好礼、郑前学、刘诗松、张俊峰、董宁等同志。县、团级干部50多人。他们都是党的好干部。不少同志牺牲时还很年轻，风华正茂。至今缅怀逝者，我的心绪依然久久不能平静。 　　恩察镇历险 　　1942年10月15日傍晚，由一个骑兵班护送，我和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区党委组织部长张策同志到六分区传达区党委关于《坚持根据地，打开困难局面，开展游击队、武工队斗争活动》的指示。我们从南宫出发，经过一整夜急行军，绕过敌人多处据点走了一百五六十里路，转天拂晓，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六分区机关驻地枣强县南的恩察镇西面的李杨树村。 　　在李杨树，还未等我们住下，也未来得急向分区干部传达区党委的重要文件，又遇到了新的敌情，分区机关正在转移。我想，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行踪，要来围剿。六分区司令员易良品说：“不是!”他说，前一天，我二十一团刚刚在这里打了一个伏击，消灭日本鬼子一个小队，缴获数挺机枪，一门六零炮和部分步枪。易良品司令员估计敌人会来报复，所以决定临时转移分区机关，并建议我们转移到枣强、大营之间的公路以东去。当晚，我们即向路东转移。17日拂晓，我们到了路东大师友村，进村后刚准备休息，敌人就包围了村子。原来敌人摸到了我们的行动规律，估计我们是要来到这个村子，因此设下了合围圈。敌人冲进村，一时枪声大作。我和七旅机关在一个班的掩护下向村外突围，刚一出村，我所骑的马即被打死了，警卫员祖胜川又找来一匹马让我骑上。此时祖胜川发觉自己肩上的文件包不见了，异常焦急。他判断可能丢在村口棉花地里，便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返回棉花地去找，我怕他有危险，拦阻他说，且不要去，如丢在棉花地里，隐蔽性大，敌人也很难发现，等冲出敌人包围圈，改日再来找，他不肯，一定要返回去寻找，他说，生命可以丢，文件可不能丢，它关系到行署机密大事。说着他冒着敌人的炮火，冲入棉花地，果断迅速地找到了文件包，原来文件包的背带被敌人子弹打断，掉在了棉花地里，经查对包内文件完整无缺。这时张策同志也冲到我的身边，我们一起冲击村口，接着下到交通沟里，沿着沟底快速地朝西南方向转移。交通沟尽头是一片开阔地，敌人利用有利地形用重机枪向我们扫射，子弹嗖嗖地从我们身边飞过，我们多次卧倒，爬起来再向前急奔，终于到达另一个村庄的村口，甩掉了包围的敌人。 　　但是，这次敌人合围，是一种报复性的，事先是计划好的，村外，日伪军的炮火封锁很密，有意要寻歼六分区首脑机关。所以突围难度较大，大部分同志虽然突出了敌人的包围，但伤亡惨重，尤其是与我一起突围的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同志，在敌人机枪封锁中，腿部负了伤，不幸被俘。和刘志坚一起被俘的还有冀南行署秘书长艾大炎、冀南银行经理胡景云。和我一起去六分区传达文件的行署同志虽然在路上没有同敌人遭遇，但在这里却不意被敌人围击，而且有三位领导同志被俘，使我心里感到不安，也说明当时斗争的残酷性。我突围后便很快听说，刘志坚腿部负了伤，不能走，敌人只好叫村上的维持会派了一辆大车，把他抬上大车，往南大营据点里押送。就在敌人把刘志坚往大车上抬时，刘志坚突然想起要向组织通报，大车起动后，他咬着牙，忍痛地脱下一只鞋，顺手递给赶车的老乡，恳求地说：请你想法把这只鞋送到行署，穿这只鞋的人被俘了。这位赶车老乡是爱国抗日的，他偷偷地把刘志坚脱下的那只鞋收好，事后乘机跑到六分区司令部报告，他对我们说，穿这双鞋的人被敌人抓去了。刘志坚穿的这双鞋，不是当地群众做的慰劳鞋，而是在天津买的，鞋做得很漂亮，我们平时在行署还拿着这双鞋跟他开玩笑，所以我们认识这鞋是刘志坚同志所穿，故断定刘志坚同志被俘了。 　　事情发生后，七旅旅长(兼六分区司令员)易良品异常焦急。刘伯承、邓小平和冀南军区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把刘志坚救出来。刘志坚被俘后关在南大营日本中队部里，视死如归，拒不回答日军中队长的审问，还痛骂日本鬼子。日军料他是个“大大的太君”，不肯轻易放过，准备送往他们的上级机关。 　　刘志坚被关南大营据点内部情况，我们掌握很清楚，据点内的维持会和伪军中也有我们关系。刘志坚有伤，敌人叫维持会派人给料理。维持会选了赵鼎新去。赵是行署文化救国会主任，赵与刘志坚一见面，相互心里明白，但表面上还装着互不相识，通过赵鼎新打入据点内，既照顾了刘志坚同志，也掌握了据点内敌人活动情况。刘志坚同志始终没有承认什么，身份也没有暴露，他只说自己是个参谋，日本人知道他的官不小，也可能是个大官，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大官却不清楚。有些伪军知道刘志坚的真实身份，但他们不告诉日本人。因为伪军中有我们的人，怕将来算总账。 　　几天以后，我们敌工部门通过内线关系得到准确情报，日本鬼子计划在10月20日将刘志坚等同志从敌人南大营据点经龙华车站押解天津。这是一个营救的良机，我们派二十团副团长楚大明率部在南大营至恩察之间的南宫庄附近公路两侧设埋伏。为做到万无一失，楚大明亲率两名连长实地勘察设伏地形。决定从公路两侧，夹击敌人。时间不长，敌人露面了，由日军中队长带着，押着三辆大车由南向北而来。等敌人进了伏击圈，我军突然发起猛攻，把敌人压在公路两旁的道沟里。此时刘志坚机智地叫赶大车的老乡把大车调头往南跑，赶快离开敌人。大车一下子就跑出了一里多地，正好碰上我们的一个班冲上来，大个子排长纪志明背起刘志坚就往回跑，就这样将刘志坚同志营救回来。后来听说，艾大炎和胡景云同志被敌人解往天津，我们通过内线关系了解到他们在狱中立场坚定，表现很好，并通知艾大炎，组织上同意他的要求，发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春，根据中央关于整风学习的决定，我离开冀南，到太行山北方局党校集中学习。稍后，我还担任了北方局党校的组织科长。 　　同年4月25日，根据工作需要，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同意宋任穷同志和我辞去冀南行署正、副主任职务。下半年我参加了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的整风审干运动。 　　 我的九十年/刘建章著.—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