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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从相识到交恶 |
| 徐庆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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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上，1927年4月12日，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人的屠杀，使上海、北京乃至全国，都处在腥风血雨之中，以致这个应该有美好记忆的春天，竟成为历史书籍中一个令人一看就能闻到血腥味道的名词——“四一二大屠杀”。
屠杀，使一些共产党人倒下了，但也使更多人加入到有可能再次遭到屠杀的行列。在上海，19岁的大学生周起应，在北京，24岁的已颇有名气的湖畔诗人冯雪峰，几乎是不约而同地站到了镰刀斧头旗下。
两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08年11月，周扬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原名运宜，字起应。在家乡度过了几年近于私塾的学习生活后，1925年秋季，他考入上海南方大学，1926年又转入大夏大学。在大学时期，周扬虽对革命思想非常感兴趣，但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尼采。周扬自述说：
惟因当时在李石岭教授影响下，深深醉心于尼采主义，尼采思想在我的生活中曾起重大作用，我应该说，是革命的作用，他教了我大胆否定一切因袭、传统、权威，在我脑筋中行了一次大扫荡，没有这次大扫荡，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许不会有这么纯净、干脆。然而也正因为这点尼采主义的教养，使我在一九二七年对革命极端的倾倒当中，保持了在组织上超然的立场。①
尼采的“上帝死了!”“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名言，使周扬受到了鼓舞。在扫荡了“脑筋”中的“传统、权威”的同时，周扬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了对共产党的向往。周扬在自述中写道：
“四一二”以后，正当白色恐怖非常高涨，昨天还是革命者的我所认识的好些同乡，今天突然变成了规矩人的时候，我却再也不能抑制我的愤怒，我感到一种要报复的欲望，于是我就加入了党。
虽然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但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周扬并没有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有多大作为。加上随之而来的暑假，周扬决定借探家的机会，到当时大革命的中心武汉去寻找一份工作。在武汉徜徉了一个多月后无果而返。等到他再回到上海的时候，不但他的入党介绍人夏钟润到日本去了，而且“以前的同志许多都不见了”，而“留下的也是消极的消极，自首的自首”，周扬伤心地写道。总之，他“已再找不到组织这个东西”了。
怀着“不能忍受这样长的日子”的心情，周扬不想再在大夏大学熬两年拿文凭，而是转到了不到一年就可以拿到文凭的高师科。在拿到文凭后的1929年初，他来到了左翼思想和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十分盛行的日本，一方面寻找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另一方面将自己的理想融入到左翼文学行列。
就在周扬因为失去组织不堪“忍受这样长的日子”的时候，冯雪峰正在上海，投入到一场与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己任的太阳社、创造社批判鲁迅为主要内容的相对立的“论战”中。
1903年6月，冯雪峰出生于浙江义乌南乡一个名叫神坛的山村。9岁那年，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设在金华的浙江第七师范学校。1919年的“五四运动”波及金华，发生了反对学校当局专横压制的学潮。冯雪峰作为这次学潮的带头人，被开除学籍。他转而来到杭州，准备继续自己的求学生涯。
1921年秋，冯雪峰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时，这所学校名师云集，后来写成中国文学史主要章节的叶圣陶、朱自清、陈望道等名家，都在这所学校里任教。这样的文学氛围，激发出了冯雪峰文学上的才能，也培养了他文学理论上的素养。在西子湖畔，他与同学柔石、潘漠华、魏金枝、汪静之徜徉其间，人杰地灵的山水，青春期躁动的情感，激发了这些人的灵感。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个章节的“湖畔诗社”，就在那时成立了。作为这个诗社重要一员的冯雪峰，在1921年18岁时，就出版了两本诗集。洋溢在字里行间的那清新的风格，浓郁的情感，感动了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甚至毛泽东等人，他们为此留下了一连串的赞语。
1925年，冯雪峰在北京大学旁听学习。此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很需要得力的干部，他读了冯雪峰的新诗非常喜欢，于是写信给在北京的雪峰，希望他能到南方去工作。冯雪峰虽然离开了令他陶醉的西子“湖畔”，但他文学的情结则更加浓烈。结果，他拒绝了毛泽东的邀请。
在此期间，冯雪峰以完全自修的方式，学会了日语。那时，日本学者大量翻译外文书刊，其中就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学会了日文的冯雪峰，从1926年开始，阅读和翻译日文书刊，特别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著述的马克思文艺理论书籍及介绍苏俄文学的书籍，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惨遭杀害。6月，冯雪峰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月，他遭到北京当局的通缉。1928年二三月间，冯雪峰离开北京来到上海。
此时，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与鲁迅的“论战”正酣。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1927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同时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国外回来的新成员。1928年，创造社和另一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和鲁迅对他们的反驳，形成了这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在争论中，太阳社、创造社把鲁迅、茅盾等一些新文学作家当作革命文学发展的障碍加以批评，宣布阿Q时代过去了，鲁迅思想已过时。
论争初期，冯雪峰就十分关注。作为一名鲁迅的崇拜者，他对一些革命作家盲目地参与对鲁迅的批判表示不满。这年5月，他以“画室”的笔名写下了《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表示了对鲁迅的支持态度。他认为：“在文明批判方面，鲁迅不遗余力地攻击传统的思想——在‘五四’‘五卅’期间，知识阶级中，以个人论，做工做得最好的是鲁迅。”“我们在鲁迅的言行里完全找不出诋毁整个革命的痕迹来”。因此，他指出：“创造社改变了方向，倾向到革命来，这是十分好的事，但他们没有改变向来狭小的团体主义的精神，这却是十分要不得的。一本大杂志有半本是攻击鲁迅的文章，在别的许多地方是大书着‘创造社’的字样，而这只是为要抬出创造社来。对于鲁迅的攻击，在革命的现阶段的态度上既是可不必，而创造社诸人及其他等的攻击方法，还含有别的危险性。”
有迹象表明，当时作为大学生的周扬，也关注着这场争论。
1978年，周扬在怀念郭沫若的文章中，谈到了年轻时对郭老的敬仰时说，作为郭老“诗歌的忠实读者，也是他所创办的《创造》等刊物的热心的读者”，周扬认为，第一个公开打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帜的郭沫若和创造社，“勇敢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传播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在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中传播了革命的火种，引导他们走向革命”②。周扬自然是这“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中的一个。
1978年4月29日，周扬在接受美籍华人赵浩生的采访谈到这场争论时说：“它的好处就是决定搞无产阶级文学；因为搞无产阶级文学，就影响了很多青年参加革命。缺点是受党内‘左’倾路线所影响，造成文学上的‘左’的路线。”因为有“左”的影响，所以，周扬认为，“后期‘创造社’批评鲁迅是错误的”。若周扬当年就有这样的意识，而且读了冯雪峰的文章的话，那么，他显然是赞成冯雪峰的观点的。
不过，历史还没有提供他们两人相识的机缘。
①《周扬自传》。这是周扬在延安鲁艺工作期间所写，没有具体日期，据行文推测，大致在1943年前后。
②《周扬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冯雪峰的特殊使命：党与鲁迅的联系人
而作为论战一方的鲁迅，也读到了冯雪峰这篇文章。以此为契机，冯雪峰在浙江第一师范的同学、与鲁迅关系很好的左翼作家柔石便把他引见给了鲁迅。
他们初次见面的时间在1928年12月的一个晚上。冯雪峰对这第一次会面是这样记载的：
鲁迅先生的老规矩，对于初次见面人，话是极少的。我记得，柔石把我带去后，他自己有事就先走了，鲁迅先生除了回答我的问题之外，就简直不说什么话，我觉得很局促，也很快就告辞了。①
但是，随着见面的增多，鲁迅的话也多起来了。当时两人都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就成为谈话的共同点。“刚才我把卢那卡尔斯基的《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出来了。”一次鲁迅请雪峰坐下后，便愉快地这样告诉他。“我已把片上伸的《无产阶级文学诸问题》译出来了。”又一次鲁迅高兴地说。在谈起自己译了什么文章或看了什么书后，往往还紧接着说：“实在受益匪浅!”于是两人就谈开来，谈社会意识，谈文艺问题。
出于对鲁迅的景仰，也为了谈话和求教的方便，冯雪峰也搬到了景云里11号甲，与鲁迅作了邻居。雪峰迁入景云里后，去鲁迅家更勤了，往往晚饭后，他在晒台上一看，如果鲁迅处没有客人，他就过来谈谈，说是谈谈，其实主要是谈工作。
在这时期，冯雪峰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先后出版的译著有12本，加上刊物上发表的翻译论文，共约70万字上下。若粗略地作一统计，从“五四”到三十年代初，或许还没有一位作家比冯雪峰翻译作品的数量更多。
有很多译著是冯雪峰与鲁迅合作完成的。在1929年的一年时间里，他与鲁迅合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共出8种：其中冯雪峰译的4种，鲁迅3种，几乎占了丛书的全部。丛书在1929年5月起由水沫书店和光华书局陆续出版。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冯雪峰得到了鲁迅“最大的帮助”。
鲁迅在译作“后记”中对雪峰帮他校勘补译，也写了“感谢雪峰君”的话。
这样愉快的合作，使鲁迅和冯雪峰的友谊逐渐加深。这段时间中，冯雪峰成为《鲁迅日记》中的主要角色，仅1929年《鲁迅日记》中有关冯雪峰的直接记载，就有34条之多。当时冯雪峰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经济十分拮据，常靠朋友接济。鲁迅就用预支稿费等办法资助他。他们常作深夜长谈，从上半夜直谈到下半夜二三点钟。
谈话中，冯雪峰甚至可以“强迫命令”鲁迅。许广平把这种谈话比喻为“韧的比赛”。她回忆说：
听听他们的谈话，觉得真有趣，F(指冯雪峰)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F的目的达到了。
鲁迅对这种“强迫命令”是感觉到了的，但并无反感，而且还赞许地说：“有什么办法呢，人手又少，无可推诿。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陈望道当时就明白地说过：“今天许多青年受鲁迅的影响，但他(指冯雪峰)不但受了鲁迅的影响，也时时刻刻企图影响鲁迅的。”
与此同时，冯雪峰与创造社方面的冯乃超、朱镜我、彭康等中共党员建立了联系。此后，经他们介绍，中共江苏省委上海闸北区委恢复了他在义乌失落的组织关系，重新回到党内，并在上海闸北区委第三街道党支部过组织生活。这个支部当时又叫文化支部，因为其中的党员大多是来自创造社的文化人。由于冯雪峰与鲁迅先生的密切关系，在他到这个支部正式过组织生活不久的1929年10月间，这个支部根据上级区委的指示，指定冯雪峰负责与鲁迅联系的工作。②
冯雪峰与鲁迅的联系工作，为的是筹备建立左翼文艺统一战线。
1929年秋，太阳社、创造社与鲁迅的论争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等中央负责人对论争的起因和过程作了分析研究，确认这是一场发生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双方在坚持革命文学的方向上并无原则分歧。因此，中央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在论争中所犯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要求党员作家首先停止对鲁迅的批判，结束论争，争取把一切进步文艺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对敌。
作为联系人，冯雪峰的第一个任务，是受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兼文委书记潘汉年之命，去同鲁迅商谈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事。潘汉年向冯雪峰交代了两点：一、中央认为，创造社与太阳社批评鲁迅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该立刻停止论争。鲁迅是位老战士、老前辈，是一位先进的思想家，应该团结他共同战斗。二、要以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这三方面的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听听鲁迅先生的意见，包括“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由鲁迅决定。
大约在1929年10月的一天，冯雪峰去景云里鲁迅家“做工作”了。鲁迅表示完全同意成立左联，并说“左翼”二字很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当然，鲁迅之所以爽快地答应，原因也是多种的，一是他早已觉得这场论争是唱“空城计”，是自己人扭打给敌人看笑话。二是他对冯雪峰有一种信任感，觉得他的话很在理。三，更为重要的是，冯雪峰在平时与鲁迅的谈话中，已多次讲到鲁迅对“革命文学”倡导者的缺点错误看得过重了些，没有看到“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不仅是挂一块招牌，而是有社会基础、有现实要求的。鲁迅接受了冯雪峰的这个意见，他后来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就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说“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今多伦路201弄2号)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鲁迅作了简单的讲话，由于“左联”成立大会是秘密举行的，没有作记录。三四天后，冯雪峰根据记忆，结合平日与鲁迅谈话的有关内容，将鲁迅在会上的讲话整理成《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经鲁迅过目并修订了两处后，发表在他主编的《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上。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告成立后，鲁迅等左翼作家为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压迫和文化摧残作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而作为党与鲁迅联系人的冯雪峰则与鲁迅并肩战斗。
①冯雪峰：《回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②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由相识到争执
在冯雪峰为“左联”的成立而忙碌的时候，在日本的周扬，也在从事着左翼文学的活动。他在自述中写道：
在东京，我拼命地看左翼文艺书籍，拼命地找日本左翼文化人的关系。我入了日本左翼文化人所主办的暑期外国语大学，参加了中国青年艺术联盟(左倾的中国留学生所组织的，有叶沉“即沈西岭”许幸之等)，因此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在日本大检举时就被逮捕，和一个左倾日本朋友一道，在拘留所关了一月，因无犯罪证据被释放。出来后，在东京再呆了二、三月就回到上海了。
在上海，从1930年到1931年底，因为没有找到组织关系，周扬是“抱着革命的志愿并无行动的生活着”。除由湖南老家接济外，他主要靠自己介绍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写点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赚稿费维持生活。当得知“剧联”是左翼文化活动的团体时，他经赵铭彝的介绍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位后来的文艺理论家大约是一个拙劣的演员。据他和赵铭彝回忆，他在获得第一次上台的机会后，就演砸了。他所饰演的是一个小小的角色——一大群苏联士兵中的一个。剧情要求他在受伤倒下之前英勇地喊一句口号，但因为他浓重的湖南口音而几乎没有谁能听得懂。由此，他的舞台生涯也随之画上了句号。
不过，周扬对此似乎并不在意。作为一个已经失去组织关系几年而陷入苦闷的年轻人，能重新回到党组织的怀抱中，这无疑在精神上是莫大的安慰；而几年来他对左翼文艺的追求，虽然其中夹杂着对尼采理论的承接，但并不妨碍他成为苏联“拉普”(“苏俄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简称)文艺的坚定拥护者；而他的睿智和理论素养也使他比在舞台上更能发挥作用。从《周扬文集》第一卷、发表在1931年的文章中，读者都能体会到这位后来的文艺理论家年少时期的风采。
这一切，当时党的文艺领导人也看在眼里，因而让周扬转入了“左联”。在这里，他与冯雪峰相识了。
此时，虽然“左联”刚成立仅一年多，并处在国民党当局的高压之下，却搞得有声有色。来到这里的周扬，显然找到了发挥自己的舞台。在当时来说，周扬所做的这一切，显然也给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扬在后来谈到冯雪峰时，“总忘不了冯雪峰对他的重视”。因为周扬多次谈到这一点，他的秘书露菲对此有很深刻的印象。她说：“三十年代初，周扬才二十几岁，冯雪峰让他主编《文学月报》。1927年，周扬参加了共产党，因白色恐怖，他与党内联系人失去了联系，到日本找党的关系也没有找到，返回上海后加入‘左联’。在1932年，冯雪峰又恢复了周扬的党的关系。这些事情周扬讲过不止一遍。”①
露菲所讲述的事实，周扬在延安写的那份自传也提供了佐证。自传里说，他向冯雪峰提出重新入党的要求，“由雪峰谈话(他当时也是左联常委)很快就通过了”。这样，周扬又重新回到党内。不久，在冯雪峰的提议下，周扬就“参加中央文委(当时是雪峰负责，参加的有林伯修、吴觉先、华汉等)党外团体工作”，并担任了“左联”机关报《文学月报》的主编。
冯雪峰在当时如何看待周扬的?在冯雪峰留下的回忆材料中很难找到。而冯雪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下的那份交代材料——《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中，虽然并没有刻意地歪曲周扬，却也略去了他最初对周扬的看法和如何重视他的历史细节。这或许是因为材料仅仅是写1936年的事情，也或许是因为写这份材料时周扬还是“文艺黑线”头子的缘故。以冯雪峰在1975年与周扬度尽劫波再度握手后能提笔写下《锦鸡与麻雀》的寓言——须知，冯雪峰已经多年写不出他所钟爱的寓言体散文或者故事了——来推测，我倒更相信，若不是可恶的癌症夺去了他的生命，他与周扬能同在八十年代回首那段往事，相信他会不带任何偏见地说出很多有关周扬当时的种种。
这样的猜测，是不是我的一相情愿，只能从后面所叙述的事实中由读者自己来判断了。不过，现在所能看到的事实是，周扬与冯雪峰交往的“蜜月时期”，大约只维持了一年，到1932年11月大致就结束了。
事情的起因是一篇文章的发表。周扬在1976年回忆说：
一九三二年，冯雪峰任“文委”书记，我是“文委”成员之一。我们曾因工作上的意见分歧，关系弄得不好。我因在我所主编的《文学月报》上刊登了芸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而和冯雪峰发生了争吵。“芸生”是当时共青团的一个负责干部名为丘九的化名，他在发表这首诗的第二年，即一九三三年就在福州被国民党杀害。“文革”时期曾误传这首诗为瞿秋白所作，那不是事实。这首诗确有严重错误，冯雪峰为此批评了我。我因有狭隘的“左”的宗派主义情绪，又夹杂着一些个人感情，就没有很好地接受他的批评。后来，鲁迅写信给我，对这首诗进行了严正的批评；这就是毛主席《反对党八股》中引用过和赞赏过的那篇有名的文章：《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我当时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理解这个批评的深刻的思想政治意义，但对鲁迅的意见还是表示接受的。自从这次争吵之后，我和冯雪峰之间就不大好了。②
芸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发表在1932年11月出版的《文学月报》1卷4号上。这首诗鞭挞的对象是“汉奸”胡秋原，因而诗中出现了辱骂，恐吓的语言。诸如“穿着江北苦力的衣裳——倒也像，只是皮肤白一点……你这汉奸——真是混账——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之类的话。
丘九为什么要把胡秋原视为“汉奸”?这涉及到三十年代一场著名的关于“第三种人”和“自由人”的文学争论。
1931年前后，左翼文化运动兴起，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惧。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指使下，一些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发起了一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亮出了反共、反苏、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帜的招牌，对革命文化进行“围剿”。“左联”在鲁迅、瞿秋白和冯雪峰的领导下，对这场“围剿”进行了猛烈的还击。这时，一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和特性的文人，居然公开申明要做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实则是反对无产阶级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胡秋原和苏汶(杜衡)。
1931年12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阿狗文艺论》一文，挑起了这场争论。他在文章中摘引普列汉诺夫的有关论述，自称是遵循普列汉诺夫的唯物史观，以“自由人”面目出现，在批评“民族主义文学”的同时，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进行攻击。胡秋原说无产阶级把文学艺术当作政治斗争的一翼，是将艺术堕落成一种政治的留声机，是艺术的叛徒，并认为左翼作家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是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饶恕的亵渎。其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勿侵略文艺》、《钱杏□理论之清算》二文，继续抨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这种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左翼作家的批评。
在“左联”的革命作家批评胡秋原的时候，曾经是“左联”成员的苏汶则为“自由人”辩护。他在《现代》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自称“第三种人”，表面上不偏不倚，实则站在胡秋原一边，对“左联”的理论和活动谩骂嘲讽。他说，“第三种人”作家之所以搁笔不写，是由于左翼批评家的“凶暴”，和“左联”对他们进行政治“干涉”，甚至“霸占”了文坛的缘故。苏汶认为左翼文坛不要文学，把文学变成连环图画。自然，苏汶的这些言论也遭到了左翼阵营的批驳。但是，苏汶并不服气，他又发表《“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两文，继续与“自由人”一唱一和，攻击左翼文艺运动。
现今的学者回过头来再看多年以前的胡秋原、苏汶的言论，至少是比较容忍了。有的甚至认为，他们二人的言论没有什么错误。这当然是从现今比较和平的环境出发，平静地探讨学术问题的口吻。但是，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之下，这种言论对左翼文学却具有很大迷惑性甚至是破坏性的。因此，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陈望道等许多革命作家，都撰文给予严正的批判。
在这场论争的初期，瞿秋白、冯雪峰和周扬等人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将胡秋原、苏汶等人的观点视为非无产阶级的观点，将其视为敌人进行批判和打击。冯雪峰先后发表《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和《“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两篇文章，对胡秋原等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
在《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的文章里(笔名“洛扬”)，冯雪峰认为：
胡秋原曾以“自由人”的立场，反对民族主义文学的名义，暗暗地实行了反普罗革命文学的任务；现在他是进一步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注意马克思主义的膺品”的名义，以“清算再批判”的取消派的立场，公开地向普罗文学运动发动进攻。他的真面目完全暴露了，他嘴里不但喊着“我是自由人”，“我不是统治阶级的走狗”，并且还喊着“马克思主义”，甚至还喊着“列宁主义”，然而实际上是这样的。这真正显露了一切托洛斯基派和社会民主主义派的真面目!③
周扬在《到底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读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中，认为胡秋原、苏汶是反对普罗文学的“资产阶级文学”观：
苏汶先生假使想替文学“留着一线残存的生机”，他就应该明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手中，文学才能毫无障碍地，蓬勃地生长，只有投身在无产阶级的斗争里面，一个作家才能毫无遗憾地展开他的天才。但是，苏汶先生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他只“死保住文学”，“叫人不要碰”。叫谁不要碰呢?自然不是叫资产阶级不要碰，因为他所“死保住”的就是资产阶级文学。④
冯雪峰、周扬等人批驳胡秋原、苏汶等人的出发点，是根据党中央“一切反革命的在野派别的欺骗宣传是革命中最危险的东西”⑤的告诫，对胡、苏之类视为敌人进行打击的。
作为“共青团的一个负责干部”的芸生，自然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投入这场争论的，他所写的“辱骂和恐吓”的长诗，只不过是这场批判中比较过激的行为而已。
说芸生只是“比较过激的行为而已”，并不是为他开脱。如果有人有兴趣来总结三十年代的文风的话，冷嘲热讽及谩骂肯定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倘若翻看一下在那个时代左翼作家所写的战斗文章，像这样的含有辱骂和恐吓意味的文笔并不少见——即使在鲁迅的行文中也可偶或发现。若说丘九的长诗完全是出于革命的义愤，并不全面，其中所夹杂着的对当年文风的一种承接，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因此，即使这首长诗辱骂和恐吓得严重了一些，的确有鲁迅“所指出的严重缺点和错误”，但在周扬和大多数“左联”人士看来，既然胡秋原、苏汶之流攻击革命文学，那自然是革命文学的对立派了，“辱骂和恐吓”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长诗就这样发表了。
可是，当时作为文委书记的冯雪峰，读到这首诗后，却“认为这是完全违背党的策略的，很不高兴”。因此——
因我当时是文委书记，即去找编者，提出我的看法，并建议他在下期《文学月报》上有公开纠正的表示，他完全不同意，于是争吵起来。⑥
原本与周扬等人站在一起，同仇敌忾也反击“第三种人”的冯雪峰，为什么现在却把这篇文章提高到“违反了党的策略”的高度来认识?“编者”周扬为什么“完全不同意”冯雪峰的意见?解答这两个问题，可以找到周、冯二人因此文交恶的原因。但是，关于这两个问题，在周扬和冯雪峰后来的回忆中都没有答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史研究者也不知其详。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程中原对张闻天一篇文章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世，才使人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程中原还只是江苏一所高校的普通教师。不过，因为他对革命文艺运动史的研究肯下功夫，已在学术界渐露头角了。北京以张培森、肖扬等人为首成立张闻天选集编辑小组时，就把他借调到北京，负责注释、编辑张闻天有关文艺方面的著作。——当然，今天他不但是首屈一指的张闻天研究专家，也是党史学界著名的专家了。
1981年10月，程中原在中央档案馆查档案时，署名“歌特”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等三篇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
《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写于1932年10月31日，最初发表在中共上海临时中央的机关报《斗争》第三十期上，出版时间为1932年11月3日。该文后经删节，又以“科德”的署名，在1933年1月15日出版的文总机关刊物《世界文化》上发表。
通读全文，程中原惊喜地发现，这篇文章是在左翼作家与胡秋原、苏汶论战时期写下的。文章写到了这次论战的情况，但主要是针对革命作家在与胡秋原、苏汶等论战中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提出了批评”，并“突出地批评了策略上的宗派主义和理论上的机械论”⑦。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并具体分析了文艺战线关门主义的两种主要表现。
第一种表现是否认“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存在。这种批评恰恰是论战中瞿秋白、冯雪峰、周扬反击的主要观点。“歌特”写道：
我们的几个领导同志，以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的，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其中不能有中间，即所谓第三种文学。
这当然是非常错误的极左的观点。
在“歌特”看来，中共要在当时文艺界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推动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其关键的问题是，怎样认识并正确对待这些中间势力。瞿秋白、冯雪峰、周扬等“几个领导同志”否认“第三种人”、甚至把他们当作敌人来打击，“是非常错误的极左观点”。“歌特”认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在中国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文学之外，显然存在着其他阶级的文学，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而同时又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基于这样的分析，他提醒当时的文艺界领导人说：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不但存在着，而且是中国目前革命文学最占优势的一种。(甚至那些自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也还是属于这类文学的范围)”并认为这类作品“在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都有极大的革命作用”。从这种估计和认识出发，“歌特”警告当时文艺界的领导人说：“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使幼稚到万分的无产阶级文学处于孤立，削弱了同真正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做坚决斗争的力量。”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爱护”他们，“鼓励与赞扬”他们的革命方面，指出他们的一切弱点，“使他们在我们的具体指示之下(决不是谩骂!)走向革命斗争”。这里，“歌特”明确指出了不能采取“谩骂”的方式对待与我们争论的人的问题。
“歌特”批评“左”的关门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是在理论方面。文章写道：
这种“左”的关门主义，第二，表现在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的理论。照这种“理论”看来，凡不愿做无产阶级煽动家的文学家，就只能去做资产阶级的走狗。这种观点，显然把文学的范围大大的缩小了，显然大大的束缚了文学家的“自由”。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歌特”详细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些论述，既肯定了左翼文学批评家对“第三种人”错误理论所作批评的正确方面，又指出了他们的不足和偏颇，从正确认识文艺特性的角度，全面阐述了在“文艺自由”问题上中共对小资产阶级文学家应采取的态度。
这个对当时的文艺情况很熟悉、代表党阐述文艺政策的“歌特”是谁?文章的影响怎样?如何估价?程中原和张闻天选集编辑组人员对这些疑问进行了几年的“追索探讨、调查研究，其间得到不少学者、革命前辈以至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指导，最终得出了‘歌特’是张闻天化名的结论”。⑧
在程中原等人的考察过程中，他访问了三十年代的一些老前辈，夏衍是其中之一。夏衍接到文章的复印件后，认为文章“是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意见”⑨，“应该说是党领导的左翼文化团体开始摆脱极‘左’路线的重要标志”⑩。但是，他断定自己当年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当然更不能断定“歌特”是谁。他对程中原等人说：
更使人不解的是，经过查询，当时担任“文总”书记的阳翰笙，“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和“文委”成员的我，当时都没有看到这些文章。而且，当时领导文化工作的瞿秋白除了一九三二年夏秋之间曾和我谈起过统一战线和反对“左”倾空谈的问题，同时“左联”和其他各联的工作作风在“一二八”以后也开始了一些改变，但据我回忆，秋白从来没有在“文委”提起过这两篇文章。
因此，夏衍开始认为，“歌特”可能是瞿秋白的笔名，但是，当他查阅了有关文献后，否定了自己的结论。针对有人提出“歌特”可能是冯雪峰的笔名的说法，夏衍坚决予以否定。他说：
这肯定是不对的。事实证明，冯雪峰是读过这两篇文章的。因为如前所说，“歌特”的文章删改后又用“科德”的笔名发表在《世界文化》上，而当时冯雪峰是《世界文化》的编委之一。后来，他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即“两个口号”的论争平息下来的时候)又曾用吕克玉的笔名发表过一篇题名为《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其中说到：
“在三年前，有一位‘科德’先生曾说过，我们对于作家应当爱护……，我以为，如有些人对于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的态度，都不是我们的好榜样”。在此，使我不解的是，为什么他当时不把这两篇文章向“文委”所属各联的党员传达?那恐怕也只能由党史研究专家来考证研究了。(因为一九八一年文献研究室发现了“歌特”的文章之后，为了弄清“歌特”是谁的问题，立即向当时在上海与临时中央和“文委”方面有关系的同志，从杨尚昆同志起到周扬、阳翰笙和我，逐个进行了询问，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夏衍的困惑，却给了程中原一个思路：“歌特”的文章发表后，当时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因此，他在完成了《“歌特”为张闻天化名考》这篇严谨缜密、令人信服的文章后，继续探讨张闻天的文章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这种探讨体现在《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一书中。
程中原发现，在张闻天的文章发表后，冯雪峰连续写了两篇文章来阐发张闻天的观点，第一篇是与翟秋白商量由瞿秋白代为起草的《并非浪费的争论》(署名“洛扬”，写于11月10日)；第二篇是《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署名“丹仁”，写于11月26日。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1933年1月《现代》第二卷第三期上)。研究了冯雪峰的这两篇文章后，程中原说：
两篇文章完全改变了一九三二年六月发表的《“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那种措词激烈与视为敌我的调子。《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第一部分就是重新表态，说明“对于一般作家，我们要携手”，并要纠正个别同志“指友为敌”的错误。对于苏汶等人，文章说，“我们不把苏汶先生等认为我们的敌人，而是看作应当与之同盟战斗的自己的帮手，我们就应当建立起友人的关系来。”对于左翼批评家的错误，也在文中作了坦率、诚恳的检讨：“我们要承认所有非无产阶级的文学，未必都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学的苏汶先生的话是对的；而且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左翼的批评家往往犯着机械论的(理论上)和左倾宗派主义的(策略上)错误。因为在我们的面前，有着小资产阶级文学以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存在。”
程中原将冯雪峰的文章与张闻天的文章相对照。认为冯雪峰的文章是读了歌特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接受党内领导人批评以后写的。而且，治学严谨的程中原还为此走访了冯雪峰的好朋友陈早春。据陈转述冯雪峰的回忆，冯写这篇文章，“是同张闻天商量过，并经张闻天看过同意后才发表的”。
虽然程中原并没有解决夏衍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冯雪峰没有将张闻天的指示向周扬、夏衍等人传达，但是，他所梳理的历史脉络却大致让我们明白了冯雪峰态度转变的过程：开始是与周扬等人一样，同仇敌忾地对待胡秋原和苏汶，后来得到张闻天的指示后，迅速转变态度，不再采取敌对的方式，而冯的这一转变周扬却不知道，继续发表“辱骂和恐吓”的长诗。这就难怪冯雪峰要把这首长诗提高到“违反党的策略”的高度来认识了。
从程中原对张闻天文章考察过程来看，在张闻天那里了解到党的政策的冯雪峰，并没有向周扬等人传达，而只是下命令让周扬执行。可是，周扬有充足的理由与冯雪峰“争吵”。
如果还原历史场景的话，周扬在与冯雪峰的“争吵”中至少有这样几个理由可以使他振振有词：
第一，当年的“左联”，虽然在名义上是一个文艺团体，但同时又被视为“直接进行政治斗争的革命群众团体”，因此，当时大多数革命作家是从政治斗争的立场来判断一个人或一部作品的。而判断的标准则是“非此即彼”的方式：要么是革命者，要么是反革命者；而革命的原则则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
这样的标准和原则，在我们党已经正确地处理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今天来看，其所具有的“左”的关门主义色彩以及忽视艺术规律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当时遭受国民党当局压迫的大形势下，在当时“以俄为师”的背景下，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左”的政策的烙印下——这种烙印则是历史的必然，“左联”这样的决议，也是历史的必然。因此，从当时敌我对垒的形势看，一些“左联”革命作家(当然包括周扬在内)把胡秋原视为革命的反动者甚至是“汉奸”，自有其合乎当时历史形势的认识。有了这样的认识，芸生发表一首长诗对其进行“辱骂和恐吓”，即使语言粗俗了一些，但与当时敌我对垒的斗争形势并不相悖。你冯雪峰的文章《“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不是也有“辱骂”的内容吗?这如何能谈到是“完全违背党的政策”呢?想来周扬怎么也不明白，冯雪峰竟然会认为芸生的诗是“完全违背党的策略的”。
第二，从当时党的政策——具体到“左联”的决议——来说，这首长诗与决议所要求的“理论斗争和批评”的原则也是相一致的。这里只要引用“左联”执行委员会在1931年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中对“理论斗争和批评”的精神，即可说明问题。这个决议中的第二项说：
在现在这个文学文化上阶级斗争最剧烈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必须是冲头阵的最前线的战士。对于敌人，他是进攻的冲锋者，对于自己的同志和群众，是指挥者，又是组织者。
在敌人的文艺领域，不仅只注意到民族主义文学和新月派等就够，还必须注意到其他各种各样的反动的现象和集团，也必须注意到那在各种遮掩下——“左”或灰色遮掩下的反动性和阴谋性。但是，不用说，对于进步的作家，有好的倾向的作家以及开始动摇而有倾向到革命方面来的可能的作家，及一般广大的革命化或开始革命化的青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斗争和批评却应尽领导和组织的责任。(11)
在这里，决议要求，作为“冲头阵的最前线的战士”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在反对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必须是“进攻的冲锋者”。在这种情况下，芸生对胡秋原的“辱骂和恐吓”的长诗，自然是可以容忍和理解的。因而，可以想见的是。当冯雪峰告诉周扬这是“完全违背党的政策”时，周扬自然不能接受。
如果冯雪峰把党的政策告诉周扬，周扬还会和他争吵吗?问题又回到了夏衍的困惑上。合理的解释是什么?是冯雪峰与周扬在此之前就有矛盾，还是冯认为周扬只有执行指示而没有了解指示的权利?夏衍所提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后来谈到那时的情况，周扬总是在检讨自己，说自己“那时候二十几岁，确实也不懂事”，有的只是“革命工作的热情”。的确，二十几岁的人在热情之外，还有的是血气方刚。可以想见的是，蒙在鼓里的周扬对于来自冯雪峰的指责，也就有了本能的解释。冯雪峰虽然比周扬年长几岁，但鲁迅称之为的“浙东人的老脾气”也是不饶人的。于是，两人之间因为这首长诗的争论也就结下了“梁子”。
周扬不接受，而张闻天在文章中又特意指出了“谩骂”的风气是不足取的，冯雪峰必须有所纠正，就只好希望鲁迅来说话。因为他知道，鲁迅是支持他这种想法的：
当天我恰好到瞿秋白处去，也就同他谈起，他也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应该公开纠正。晚上我特别跑去同鲁迅谈，鲁迅翻看了一下那长诗后认为是流氓作风，自己先公开纠正一下是好的，争取主动。我于是就同他商量，请他出面代表左联说话。他说：“由我来写一点也可以，不过还是用个人名义好。”结果就写下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这一篇文章。(12)
且不说鲁迅认为冯雪峰是代表组织来提出这样的要求，即使是从对革命文学的阐释上以及对当时“左联”所弥漫的“左”的气氛的不满来说，鲁迅也会答应这一要求的。因为鲁迅对“左联”一些作家的狂热情绪，一直有必要的警惕。
《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这篇文章，是鲁迅以给周扬信的方式写成的。在信中，鲁迅指出：
前天收到《文学月报》第4期，看了一下……我对于芸生先生的一篇诗，却非常失望。这诗一目了然，……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有可不必作的。
尤其不堪的是结束的辱骂。观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要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言愈多，就愈是无产作品似的。……至于骂一句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式的战法了。
接着又有什么‘割西瓜’之类的恐吓，这也是极不对的，我想无产阶级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的能提笔判定生死的。
我只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意于‘论争’，……而且只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这才是战斗的作品的本领。
总之，我是极希望此后的《文学月报》上，不再有那样的作品的。
没有材料证明周扬对鲁迅这封信抱有抵触情绪——他拿到后很快就发表了。但是，可以想见的是，冯雪峰这样的处理方式——你不说明原因，说服不了我，就把鲁迅抬出来。显然引起了周扬的反感。
虽然有反感，但那时周扬对鲁迅还是尊重的，并没有写文章同鲁迅争论。倒是另外一些“左联”作家写出了公开批评鲁迅的文章。(13)
一个多月后，1933年2月3日出版的《现代文化》1卷2期上，发表了首甲、方萌、郭沫若、丘东平等4人联名的文章：《对鲁迅先生的<恐吓和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文章对鲁迅的主要观点逐条进行辩驳。认为：“芸生的诗基本立场是正确的”，“鲁迅为要纠正‘切西瓜’之类的‘恐吓’时，却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鲁迅先生说‘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话，显然是把普罗文化运动的任务估计过低，把我们诗人与斗争实践分离，这是极危险的右倾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了。”
一些研究者在追述鲁迅与周扬矛盾的由来时，把首甲等人文章的发表，归结于周扬的作用。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没有可依凭的事实根据。周扬在1933年5月才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首甲等人的文章发表时，周扬还只是“左联”的一名常委，他在“左联”的影响力想来还不至于有后来的那么大，能够策动“左联”的一些人写文章驳斥鲁迅。即使在后来与鲁迅关系十分紧张的时候，周扬也并没有策动过人写文章批评鲁迅。
由此说来，首甲、郭冰若等人恐怕同周扬、夏衍等人一样，既没有得到冯雪峰所传达的党的指示，也没有读到张闻天的文章，对党的指示并不了解，所以仍以前述的“左”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来对待胡秋原和苏汶，自然对鲁迅的文章不满意。其次，这里还需要提及的是，“左联”的一些人在对“革命文学”的理解上与鲁迅的分歧也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向鲁迅发难的原因之一。
话题既然扯到这里，就不得不简单地介绍一下鲁迅对“左联”所倡导的革命文学的一些看法了。
鲁迅对于革命文学的见解，不用多引述，他的两句名言完全可以说明问题。他在<三闲集·文艺与革命>一文中说：“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应该是鲁迅对革命文学见解最好的体现。正是这一见解，使他与创造社的观点发生了分歧，因而导致了那场关于“革命文学”的大论战。虽然这场论战后，在中共的领导下，鲁迅与论战的对手们联合起来，成立了“左联”这一革命团体，但对于革命文学理解上的分歧并没有消弭。而“左联”作为一个色彩鲜明的革命组织，不但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消解这种分歧，反而加重了这种分歧的存在。
由于革命文学家把“左联”视为“直接进行政治斗争的革命群众团体”，因此，“左联”所通过的一些决议中，对“革命文学”的含义有其独特的解释，用当时通俗的说法是，“文艺是政治的留声机”，用稍后一点的说法是，“文艺为政治服务”。即以前引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来说(这个决议是由冯雪峰主持、周扬和夏衍等人参与起草的)，对革命文学如何为无产阶级服务，就有着刻板的、不容置疑的种种规定。决议在为“左联”提出“新的任务”的同时，特意划定了在这种“新的任务”下“左联”成员的“创作问题——题材，方法，及形式”。就“题材”而言，决议严格要求革命文学只能写这样五种“现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必须采用的题材”：
(1)作家必须抓取反帝国主义的题材——描写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劳苦民众的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分析帝国主义和中国农村经济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分析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军阀地主资本家的政权，以及各派资产阶级的利害关系。分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害冲突，暴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以中国作军事根据地进攻苏联的阴谋，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的各种英勇的斗争，等等；(2)作家必须抓取反对军阀地主资本家政权以及军阀混战的题材——分析这些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描写广大群众的数重的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痛苦情形，广大的饥饿，巨大的灾祸，描写军阀混战的超过一切大灾难也造成一切大灾祸的战祸；描写农民和兵士对于军阀混战的憎恶及其反抗的斗争和兵变，等等。(3)作家必须抓取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苏维埃治下的民众生活，红军及工农群众的英勇的战斗的伟大的题材；(4)作家必须描写白色军队“剿共”的杀人放火，飞机轰炸，毒瓦斯，到处不留一鸡一犬的大屠杀；(5)作家还必须描写农村经济的动摇和变化，描写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及地主阶级的崩溃，描写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没落，描写工人对于资本家的斗争，描写广大的失业，描写广大的贫民生活，等等。(14)
这种“题材决定论”，与鲁迅所理解的“革命文学”的含义，显然是有一定距离，甚至可以说是相抵触的。但这却是“左联”大多数革命作家的共识。
与这样的“多数派”相比，鲁迅有着超越历史的认识——这是鲁迅的伟大之处。他对这种带有“左的机械论的色彩”的“题材决定论”是持反对态度的。但由于这种见解是以决议形式出现的，鲁迅当然不便于公开唱反调，但在私人通信中却时时要畅抒己见。就在“左联”通过决议仅一个月，他在致沙汀、艾芜的信中说，“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不必趋时”一语，简直是鼓励青年作家突破左联决议的束缚而求得发展。他又在致萧军的信中说，“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他在致李桦的信中说，“现在有许多人，以为应该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这自然并不错的，但如自己并不在这样的旋涡中，实在无法表现，假使以意为之，那就决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为艺术。”鲁迅的苦恼正在这里：他是为了促进革命文学的繁荣发展而自觉自愿地加入左联，但又感到左联的许多作为(特别是要求作家参加飞行集会之类)影响甚至阻碍了革命文学的繁荣发展。(15)
在首甲等人的文章中，也暗含着这种分歧的痕迹。文章的结尾写道：
说来伤心，鲁迅先生说的诬谄、造谣、恐吓、辱骂截至今天，身受的怕不是胡秋原一类的人，而是一切最好的先进战士，想必鲁迅先生对此是熟悉的而不会忘记的啊。
这显然是暗示在先前的“文学革命论争”中，身受攻击的倒首先是创造社和太阳社自己同志。
这篇文章给鲁迅刺激很大。他在致友人信中表示了他的“愤慨”，说这些“战友”比“叭儿”“还可怕”，他在“左联”做事“格外费力”，甚至“觉得枉费了许多气力”。但是，或许是从“左联”的利益来考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对此保持了沉默。
在首甲等人文章发表后，冯雪峰很快就读到了，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讲述了这件事情(16)。不过，他与鲁迅一样保持了沉默。
经过这一风波后，周扬和冯雪峰“两人之间因工作上的某些意见分歧，关系弄得不好”(17)，想来相互交往也就少了。在此期间，周扬在 1933年5月担任了“左联”的党团书记。而冯雪峰则在6月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虽然仍然兼管文委的工作，但主要精力已不在这儿了；对于“左联”的工作，可能管得就更少了。
胡风回忆说：1933年7月他回到上海后，周扬找他谈话时明确地说：“冯雪峰不管文化了”。而且，从胡风在实际工作的体验来看，他也感到，“冯雪峰已经不管这方面的工作了”(18)。
沙汀回忆的一个细节，也能说明这一点：
还在胡风独身的时候，有一次，胡很神秘地告诉沙汀，要介绍一个人同他见面。这是沙汀第一次去胡风住地。……去了才知道，要见的是冯雪峰。冯诗人气质，说话容易激动。谈起文学，便说他喜欢高尔基的作品，并热情洋溢地朗诵了《马二戈》的开头：“海笑着!”比着手势讲得很生动。胡风在“左联”负责理论批评，与雪峰的关系显然很密切，沙汀回来与周扬一讲，周很惊奇，不快地说：“不是好久便说要去苏区，怎么还在上海?”沙汀感到了这之间的矛盾。(19)
从周扬对沙汀所说的话来推测，他已经“好久”没有和冯雪峰联系了。这一时期，周扬独自担负起“左联”的领导工作。
在周扬主持工作这一段时间，胡风先是被周扬任命为“左联”的宣传部部长，后又改任组织部部长，担负起联系鲁迅的任务。而冯雪峰呢，则能从胡风处多少了解一些“左联”的情况。胡风回忆说：
冯雪峰几乎每隔一两天就到我这儿来，谈些文艺问题，党的和左联的某些人事情况，例如对《自由谈》上发表鲁迅杂文的感想，他和瞿秋白的共同工作情况等(20)。
冯雪峰能够和胡风经常联系，当然也可以和周扬联系。但是，冯雪峰没有这样做。想必胡风也和沙汀一样，感到了周、冯“之间的矛盾”。
1933年12月，冯雪峰离开上海，前往苏区。他和周扬之间的这种矛盾，已经没有机会化解了，这就为三年后矛盾的激化埋下了伏笔。
①1999年3月27日采访露菲记录。
②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这是周扬大约在1976年12月写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从保存下来的稿子来看，先后三易其稿。此处所引是最初的草稿的内容。
③《雪峰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④《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⑤《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1年12月11日)。
⑥冯夏熊整理：《冯雪峰谈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192页。在下文的叙述中多处引用程著的研究成果，在作不出更确切的表述时，还借用了程著中的成文。
⑧参见程中原：《“歌特”为张闻天化名考》、《对于“歌特”文章的研究》两文，载《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一书。
⑨1982年1月28日夏衍致程中原等人的信。
⑩夏衍1983年1月22日谈话。以下所引夏衍的话，均引自这次谈话的记录。
(11)1931年11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12)冯夏熊整理：《冯雪峰谈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13)关于周扬何时担任“左联”党团书记，说法不同。有1932年说，有1932年说。根据《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况》(《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和沙汀的《一个左联盟员的回忆琐记》(《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6页)，大致可以断定是在1933年5月以后；另，据丁玲的回忆，周扬也曾明确地对她说过，自己是在1935年5月担任这一职务的(见《丁玲全集》第10卷，第24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4)1931年11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15)周葱秀：《鲁迅与左联》，《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2期。
(16)《冯雪峰谈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17)周扬：《我的自传》。
(18)胡风：《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21页。
(19)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这本传记基本上是根据沙汀的回忆录写 成的。
(20)胡风：《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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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扬与冯雪峰/徐庆全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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