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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四条汉子”与鲁迅的关系 |
| 徐庆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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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2月底冯雪峰离开后，上海的左翼文学运动进入了“四条汉子”领导的时期。
“四条汉子”的称谓，语出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指阳翰笙、田汉、夏衍、周扬四人。当时，他们四人都是“文委”(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另一成员为林伯修即杜国庠)，1933年1月，阳翰笙担任书记。
“文委”作为党在上海文艺界的领导机构，成立于1929年下半年，一直到1932年底，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由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领导。1933年6月起，文委改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直接领导。“文委”领导的团体有左联、社联、剧联、美联、教联、音乐小组、电影小组等等。其中，周扬1933年5月起任“左联”党团书记。1934年开始，在上海的中央局和江苏省委遭到破坏，“文委”失去了上级领导，也失去了同中央的联系；到1935年2月阳翰笙、田汉被捕后，“文委”只剩下了周扬和夏衍“两条汉子”，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周扬担任了“文委”书记，“两条汉子”继续战斗着。
“四条汉子”是代表党来领导上海文艺界的，但是，在“左联”还有一个众望所归的盟主——鲁迅。众所周知，“四条汉子”或后来“两条汉子”领导“左联”时，与“左联”盟主鲁迅之间的关系很不融洽。这种矛盾，直接影响到冯雪峰对周扬等人的看法，后来“两个口号”论争的爆发，与之有直接的关系。
这一段历史，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以周扬为首的“四条汉子”“反对鲁迅”的罪状而更为众所周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人们不再重复这样的话语，但“四条汉子”“排挤打击鲁迅”的说法依然存在。这说明，不管历史背景如何变化，“四条汉子”与鲁迅之间存在着矛盾，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虽然并不是党员，但无需多费笔墨来描述他与党的关系，只要读读他留下的煌煌十六卷本的全集，就可以断定，他与党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更何况他还是党领导下的“左联”的盟主；而在白色恐怖下为党工作的“四条汉子”，虽然从年龄上来讲，大致属于鲁迅的晚辈——从1933年算起，阳翰笙31岁，田汉35岁，夏衍30岁，周扬25岁，但其革命的意志、对党的事业的敬业——这是随时要抛弃生命的敬业——与鲁迅并没有什么不同，双方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矛盾?
我对这一问题时常感到困惑不解。
翻阅《鲁迅全集》以及同时代的人的传记或回忆录，若是粗线条地作一划分的话，在1934年前，很难找到“四条汉子”与鲁迅直接对立的事实——即使从后来与周扬严重对立的胡风的回忆录中也难以发现。相反，从沙汀①、任白戈、魏猛克②等人的回忆中，倒是透露出“四条汉子”与鲁迅交往的一些事实。而在1935年以后，鲁迅对“四条汉子”的不满则有了直接的表露——《鲁迅全集》及《鲁迅书信集》中对周扬不满的话，几乎都是在1935年以后的事。
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1934年开始，“左联”有关人士对鲁迅的批驳文章多了，引起了鲁迅的反感；二是“左联”解散时对鲁迅意见的漠视；三是周扬与胡风关系的恶化影响到鲁迅的看法。
“四条汉子”与鲁迅的冲突
说到“左联”有关人士对鲁迅的批驳文章，值得一说的是所谓的“《倒提》风波”与“调和事件”。
在《文学月报》长诗风波后，由于鲁迅的沉默，“左联”成员之间的争论沉寂。到1934年7月，又一位“左联”人士对鲁迅的文章提出驳斥。这就是林默即廖沫沙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的《论“花边文学”》一文。
1934年6月28日，鲁迅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了《倒提》一文，文章的主旨是揭露帝国主义，批判奴才思想，希望中国人民以自己的斗争来求得解放。鲁迅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林默的《论“花边文学”》一文，则批评鲁迅为“买办”，抹杀了《倒提》一文。文章并对鲁迅所说的“花边文学”也加以嘲弄，说它们是“尽了八股的能事”，“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说它们的作者是为了“花边”(钱)，用词极其刻薄。一年后，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提到此事时说：“去年春天，有人在《大晚报》上作文，说我的短文是买办意识，后来才知道，这文章其实是朋友作的，经许多人的质问，他答说已经寄信给我解释，但这个信我至今没有收到。”信中还说：“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之来，我是明白来意的。”后来他又在《花边文学·序言》耿耿于怀地说，这是“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对他射“暗箭”。可见，他的芥蒂之心仍难以化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月后又出现了另一篇批评鲁迅的文章，这就是“绍伯”的《调和——谈<社会月报>八月号》的文章。
1934年8月，由曹聚仁主编的《社会月报》1卷3期，刊登了鲁迅《答曹聚仁先生的信》一文。此文是鲁迅就关于大众语问题给曹聚仁的回信。同期的《社会月报》还刊登了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一文。
就在这期《社会月报》发行后不几天，“绍伯”便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题为《调和——谈<社会月报>八月号》的文章，称鲁迅“极善调和”，“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显然，这是明指鲁迅为杨邨人捧场。
杨邨人，1928年加入太阳社，原是中共党员。“后来他进了苏区，又从苏区逃出，公开发表污蔑苏区的文章，并揭起小资产阶级文学旗帜，和党领导的左翼文学对抗”。后来，他“又在小刊物上发表给鲁迅的公开信，为自己辩护，要鲁迅把他当作左翼文学家”③。1934年初，鲁迅发表了《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对其予以驳斥。据胡风回忆，鲁迅这封信是由他交给孙师毅发表的：
当时孙师毅(记得他还是和夏衍接近的，我并不认识他)办了一个叫做中外图书出版公司的小出版社，出了一个小刊物，向鲁迅要稿。鲁迅就把这封大刊物不敢发表的信托我交给了孙师毅，发表了④。
但是，据魏猛克的回忆，这封信最先是要在周扬筹备的一个刊物上发表的：
1934年周扬为左联筹备一个杂志(左联原有的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已经停刊了)。记得任白戈在帮助筹办的工作，我也参加了收集稿件。鲁迅对此竭力支持。我很快就收到他给杂志的文稿《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这是战斗力极强的稿件，发表在左联自己办的刊物上，更能显示当时左联的团结一致对敌的精神(只可惜这杂志由于反动当局压迫的加紧，没有能够找到书店出版。鲁迅对与左联有关系的刊物都写了文章尽力支持)⑤。
魏猛克的回忆表明，周扬对鲁迅的这篇文章是很重视的，也希望发表在“左联”自己的刊物上，只因刊物没有着落才转到胡风手上了。但是，鲁迅这篇文章发表后，却引起了“左联”的上级——文委书记林伯修——的不满。胡风回忆说：
(19)34年夏间吧，周扬送家眷回了湖南一次，由文委的林伯修(杜国庠)和我取(得)联系。林提到了这封信，对鲁迅很不满，说这样一来，他们对杨邨人就很不好做工作了。原来，他是以容忍杨邨人的叛党行为来换取杨邨人的友谊的。杨邨人是太阳社的，林也是太阳社和创造社的，我不能不感到，他们还是以老关系为重。对我这样提，等于批评我不该让鲁迅发表这封信……⑥
抛掉胡风回忆中带有个人色彩的话语，我们可知：1．“绍伯”(田汉⑦)批评鲁迅的文章，代表了文委——至少是文委书记林伯修的——意见。2．周扬不知道这一文章的发表。
田汉的文章的确没有什么道理。在三十年代的上海，一家刊物发表不同倾向文章的现象时有所见；而且，这也只能说编者的问题，与鲁迅并无干系，更谈不上是搞“调合”。因此，鲁迅的愤慨是理所当然的了。
11月25日，鲁迅借答复《戏》周刊关于改编《Q》戏的问题，写了一篇《答<戏>周刊编者信》(田汉是该刊主编之一)。第一次对田汉的挑战作出公开回答。鲁迅在信中称：自己没有权力“禁止别人将自己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但“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从而澄清了“为杨邨人打开场锣鼓”之嫌。随后，鲁迅将田汉和此前廖沫沙的文章联系起来说：“这倒并非个人事件，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先生可以施展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所说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也是调和论了。”鲁迅在信中还写道：“倘若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们的憎恶和鄙视，是明显在敌人之上的。”这化了装的“同营垒中人”，当然指的是“左联”内部；而“这倒并非是个人事件”的说法，显然是鲁迅已从胡风那里得知文委对他答杨邨人公开信的看法，而把矛头指向了文委和“左联”的林伯修、周扬、夏衍、田汉等领导人了。后来，鲁迅的矛头专门指向了夏衍，他在《且介亭杂文·附记》中说：“听说当时我们有一位姓沈的‘战友’看了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
有了这样的认识后，鲁迅对“左联”的领导人——主要是“四条汉子”——的不满时常有所流露：
1935年1月26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对“左联”党团组织高层表示不满，称“这里朋友的行为，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出过一种刊物，将去年为止的事情，听说批评得不值一文，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给我看”。
1935年4月28日，鲁迅在给萧军的信中突然重提《文学月报》长诗风波，信中称：“那个杂志(指《文学月报》)的文章，难做得很，我此前也曾从公意做过文章，但同道人中，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糊不得要领。我真好像见鬼，怕了……”此信再一次指明了“左联”内部“同道人中”处处与他作难的境况。
1935年6月25日，鲁迅在给胡风的信中，对周扬“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往外跑”的行为表示不满。
1935年9月12日。鲁迅给胡风的信，又披露“左联”领导层内部纷争：“一到里边去(加入“左联”)，即酱在无聊的纷争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论，总觉得缚有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么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这真令我手足无措。”
这样的心态，使鲁迅和“左联”日益疏远了，他对周扬等“四条汉子”的不满，也在“寒心”与“灰心”的落寞中日益加剧着。
而在此前后，“四条汉子”所做的另一件事，则使鲁迅很是恼火，这就是“左联”的解散。
“左联”是在1936年初宣布解散的。关于为何采取这样的行动，周扬在前引的给中央的上书中这样叙述说：
一九三三年，苏联解散了“拉普”(“苏俄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简称⑧)等所有“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团体，另行成立了“全苏维埃”名义的各种文学艺术组织，并对“拉普”所犯的“左”的宗派主义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们在“左联”的工作中，也同样犯过“左”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曾受到过鲁迅的批评。一九三六年初，我们在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影响下，照搬苏联当年解散“拉普”的经验，决定解散“左联”。事先我们曾就这个问题去征求过鲁迅先生的意见。当时作为“左联”常驻莫斯科代表的萧三也有信给鲁迅，建议解散“左联”。鲁迅当初不赞成轻易解散这个具有光荣战斗历史的团体。他担心放弃“无产阶级文学”(当时也称“普罗文学”)的旗帜在政治上影响不好，担心左翼作家在未来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可能会被右翼所同化(用鲁迅当时的话来说，就是“被人家统了去”)。当解散“左联”已成定局时，鲁迅曾建议应当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说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我们没有很好地听取和尊重鲁迅的意见，就轻率地把“左联”解散了。
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了扩大文化界的抗日力量，解散“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并以原有党员骨干作核心另外建立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各种文艺和文化组织，这本是可以的，也是需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对解散“左联”等团体这样重要的问题，没有尊重鲁迅先生的意见，没有充分考虑放弃“左翼文学”的口号在政治上的害处，没有在党员干部中做好思想工作，也没有公开发表声明，唯恐这种声明影响未来的统一战线的文艺组织的合法存在，这都是错误的。⑨
萧三当时是常驻共产国际总部的“左联”代表，他在1935年11月8日来信中提出解散“左联’，组织新的文艺团体的建议，是当时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和康生的决定。信是由鲁迅转达“左联”组织的。当时“左联”的上级组织“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执行了这个决定。所以说这正如1929年决定组织“左联”一样，此时决定解散“左联”，也是中共上级组织的决定。“左联”党团负责人也只是执行决定罢了。
从周扬的回忆来看，鲁迅对共产国际解散“左联”的这一决定，是持反对态度的。“左联”后期的党团书记及鲁迅的联络人徐懋庸的回忆，也证实了周扬的回忆。他在回忆中说，鲁迅认为：组织新的团体，我是赞成的，但以为“左联”不应解散。我们“左联”作家，虽说是无产阶级的，实际上幼稚得很，同资产阶级作家去讲统一战线，弄得不好，不但不能把他们统过来，反而会被他们统过去，这是很危险的。如果“左联”解散了，自己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组织，那就更危险。不如“左联”还是秘密存在。
按照夏衍的回忆，是他受周扬之命转请茅盾前去解释的。⑩茅盾回忆说：
夏衍告诉我，自上海党组织遭破坏后，“左联”的工作陷入瘫痪，人自卫战，没有统一的行动。现在党中央号召要建立一个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文化界已经组织起来了，文艺界也准备建立一个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这个新组织的宗旨是……。不过，夏衍说，这件事要征求鲁迅的意见。
夏衍又对我说，另一件事是，既然要成立文艺家的新组织，“左联”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解散了。不解散，人家以为新组织就是变相的“左联”，有些人就害怕，不敢来参加，那么统一战线的范围就缩小了。他们准备在报上登一个启事，宣布“左联”解散。这件事也要征得鲁迅的同意。……我说，我从萧三的信上已经知道了，最近也风闻有些活动。我对于党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是赞成的，“左联”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也的确一直妨碍着工作的开展。不过，究竟怎么办，我还要考虑考虑，等我同鲁迅谈过以后再说。夏衍又讲了一些其他的事情，譬如他们已与那些人联系过了，等等。他希望鲁迅能发起和领导这个新组织。
茅盾将夏衍的话向鲁迅作了转达。鲁迅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赞成的，但对“左联”解散不同意，他担心的是在统一战线中没有“组织”“核心”。茅盾只好将鲁迅的意见转告夏衍：
第三天，我又和夏衍在郑振铎家中会面，我把鲁迅的意见讲了。夏衍极力辩解，他说不会没有核心的，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边，这就是核心。我说，鲁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再告诉鲁迅，我只做个传话人。
于是，我第二次去鲁迅家，把夏衍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鲁迅。鲁迅在听到“我们这些人在新组织里就是核心”这句话时，笑了笑道：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意思是说：有周扬他们在里面做核心，这个新组织是搞不好的。(11)
对于鲁迅既赞成组建新的团体，又要保存“左联”的主张，当时以“文总”身份参加讨论会的胡乔木认为，如果一个群众团体内存在另一个团体，这会造成宗派主义的条件。这样鲁迅也便无可奈何。过后他表示：既然大家同意解散，我当然也只能同意。
鲁迅遂要求发表解散“左联”的“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之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所必须的”。“假若这样无声无息地解散，会被人误认为禁不起压迫而溃散”。鲁迅的这个意见得到“文总”一定程度的尊重。据胡乔木的回忆，最初曾决定以“文总”的名义发表解散宣言，但下属各联(包括“左联”在内)不发表，后来“文化界救国会”接着成立，如再以“文总”的名义发表宣言，会使国民党把“文救会”看作是“文总”的替身，遂又决定一律不发表宣言。由于“左联”的同志没有及时对鲁迅解释，以至于引起了鲁迅的严重对立情绪。1936年2月18日，当徐懋庸将“文总”的最后决定正式告诉鲁迅先生时，“鲁迅当时脸色一沉，不发一言”。
鲁迅显然对这样的结果深为痛心和失望。后来他曾私下对冯雪峰说：就这么解散了，毫不重视这是一条战线。由此看出，尽管鲁迅对“左联”部分成员有种种不满，但对于组织本身，却是极其关切和重视的。林淡秋称：“左联”常委会没有认真讨论过鲁迅的意见，根本漠视了鲁迅在“左联”的领袖地位。胡乔木也指出：“左联”的同志没有郑重地征求和听取鲁迅的意见，“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由于这样的过失，从而加剧了以往的对立情绪。等到冯雪峰返回上海后，周扬等人与鲁迅的这种对立情绪也使他对周扬的看法雪上加霜。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必须提及，那就是“四条汉子”和鲁迅在关于胡风看法上产生的歧义。
胡风1933年6月从日本回国后，经周扬的安排，担任“左联”宣传部部长，后又担任组织部部长，并承担了“左联”和鲁迅之间的联络人的工作。此前，胡风和鲁迅原来并不认识，但在此后与鲁迅的接触中，胡风以其自身的理论水平和对鲁迅的尊重成为鲁迅所信任的人。
在鲁迅和周扬等人关系不断恶化的过程中，胡风到底起过什么作用?从周扬、夏衍到田汉、茅盾等人，都异口同声地指责胡风从中挑拨离间，即使是在新时期以来平心静气地谈论当年的争论，对胡风的这种指责依然没有消弭。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当时的大环境，这种指责虽不是空穴来风但的确是言过其实了。
说不是“空穴来风”，是因为根据当时的历史场景，在宗派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的情况下，胡风也不可能摆脱这种羁绊。
根据胡风本人以及沙汀、任白戈等人的回忆，周扬与胡风在最初的合作是很愉快的，但是，不久情况就有了变化。任白戈回忆说：
胡风经常表示不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但由于何谷天同志是党员，在组织原则上他应该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常常是我和何谷天同志两人对胡风一人。周扬同志的意见在“左联”常委会上还是得到了贯彻执行。但是胡风担任秘书长的职务，我们常委会的工作由他负责向鲁迅先生报告请示，他常常在传达鲁迅先生指示的时候带进一些他自己的意见，有些就显然与周扬同志的意见不同。本来“左联”是在双重领导下工作：一方面要接受鲁迅先生的领导，一方面要接受党的领导。这两方面的领导要做到一致而不发生矛盾，主要是靠党的组织如何与鲁迅先生通气和协商，而且善于听取和尊重鲁迅先生的意见，同时也依靠“左联”向鲁迅先生汇报请示工作的人能够如实地反映情况，并善于领会和疏通双方的意见。如果胡风在与鲁迅先生接近取得信任之后，能够本着团结的方针，多做一些团结的工作是可以协调一致的。(12)
由此说来，不带任何偏见地分析当时及以后的情况，倘若胡风跟鲁迅要好之后，他的心胸更宽阔一些，有意转达对方的诚意，也许真的能缓解双方之间的一些误解。
说“言过其实”，是因为说胡风“挑拨离间”的确夸大了胡风的作用。且不说宗派的产生是双方的事情，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鲁迅毕竟是当时中国思想、文学战线上公认的领袖，他同周扬等人矛盾的发生、发展以及他处理问题的方式，都不是当时还是一位文学青年的胡风的言论所能左右的。
①沙汀：《<一个左联盟员的回忆琐记>，载《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吴福辉著《沙汀传》之“左联内外”一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②任白戈：《我和周扬在“左联”工作的时候》；魏猛克：《“左联”回忆》，载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③胡风：《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④胡风：《胡风回忆录》，第30页。
⑤魏猛克：《“左联”回忆》，载《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6页。
⑥《胡风回忆录》，第30页。
⑦《鲁迅全集》注释中，认为“绍伯”是田汉的化名，但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参见1995年12月16、17日《北京晚报》的《“绍伯”不是田汉的笔名》一文。后又有人对该文提出质疑(参见1996年1月25日《北京晚报》的《不见得是误会》一文)。这里姑且从《鲁迅全集》注释的说法。
⑧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成立于1925年。1932年4月，根据联共(布)中央《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解散。拉普派要求作家按照辩证法公式进行创作，提出反对浪漫主义的口号，以教条代替文学创作。
⑨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争论》。这是周扬写给中央的报告底稿，没有具体日期，据行文推测，当在1936年12月左右。
⑩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06—308页；另：苏灵扬在《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中说，周扬在解散“左联”、成立“文艺家协会”之前，曾让苏灵扬当联络员约见鲁迅，征求鲁迅的意见。
(1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7—310页。
(12)任白戈：《我在“左联”工作的时候》，载《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71—372页。
从历史的视角看待“四条汉子”与鲁迅的矛盾
其实，结合当时的环境梳理“四条汉子”与鲁迅的关系，他们的作为引起鲁迅的不满，有他们“对鲁迅的伟大认识不足”方面的因素，有他们与冯雪峰、胡风之间的宗派分歧的因素，有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性格因素。上述种种已早有学者做过论述。但是，我所看重的是当时的环境因素，换句话说，我认为，从当时白色恐怖的氛围来看待这种关系，将会作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天下。共产党领导下蓬勃开展的革命运动，必然要使国民党感到恐惧。围剿、镇压、暗杀、绑架等等手段，都成为国民党对付共产党人的手段。在文化战线上，国民党同样也加紧了“围剿”。当年与周扬等人并肩战斗、亲历这一切的夏衍，在晚年回忆时，罗列了1933年发生的一些事实来说明他们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3月26日，廖承志、罗登贤被捕；
5月初，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的秘书被捕、叛变；
5月14日，潘梓年、丁玲被捕，应修人拒捕牺牲；
5月25日，黎烈文受到警告，在“自由谈”发表了《多谈风月》的声明；
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
7月14日，伊罗生在英文《中国论坛》上发表了国民党密谋暗杀进步文化人的黑名单的抄本，其中有鲁迅、茅盾、杨杏佛等人，这份材料，据说是地下党送交伊罗生的。
此后，形势对左翼作家越来越不利。11月12日，国民党特务三十余人公然捣毁了艺华电影公司摄影场和良友图书公司，并散发了“上海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署名的传单，威胁说：“各电影公司、电影院不得摄制、放映黄子布(即夏衍)、陈瑜、金焰等人编、导、演的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影片，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
上述事实表明，国民党面对日益扩大的左翼文化阵营，其文化“围剿”的手段，已由单纯地检查书报、电影和封闭书店发展到采用暗杀、绑架等法西斯手段了。按照刘顺元的回忆，“仅一九三三年上半年，不到半年之内，上海被捕的共产党员约六百人左右”。①
与此同时，由于1932年党中央机关迁往江西中央苏区，1933年底和1934年初，冯雪峰和瞿秋白陆续离开上海到苏区，上海党的组织也产生了新的变动。上海中央局的书记由李竹声担任，宣传工作由盛岳(盛忠亮)负责。而这一变化，处于白色恐怖形势之下的“文委”书记阳翰笙及委员夏衍、周扬等人，都没有及时得知。“‘文委’可能由中央局宣传部管，也可能由江苏省委宣传部代管”，疑惑中的夏衍只好这样推测，可见当时形势的严峻。因为不明白谁来领导，夏衍等人在积极开展工作的同时，也为“这件事而发愁”。
可是，随着“动荡多变的一九三四年”的来临，“四条汉子”已经没有机会再“发愁”了。因为他们面临的形势将更加严峻了。
1934年开始，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又加紧了一步，2月底，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正式宣布，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之命，查禁“反动”书籍149种，并开列了涉及左翼作家28人的名单：鲁迅、郭沫若、陈望道、茅盾、田汉、夏衍、周扬、阳翰笙、冯雪峰等人都“单上有名”。
这一年的6月下旬，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中央局遭到第一次破坏；而李竹声的叛变，直接导致了10月上旬接替李任书记的盛忠亮的被捕。盛忠亮叛变后，中央局遭到了第二次大破坏。两次大破坏，“文委”已经不能按照以前的程序来进行活动了。到第二次大破坏后，夏衍与江苏省委宣传部的负责人李少石的联系也中断了。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阳翰笙、周扬等“文委”成员还依然在开展工作，并寻找机会向鲁迅汇报工作。在中央局遭到第二次大破坏之后，周扬找到夏衍，说阳翰笙建议，冯雪峰走后，好久没有向鲁迅汇报工作了，要夏衍与鲁迅约定时间。这样，1934年深秋的一天，“文委”的四名成员阳翰笙、周扬、夏衍、田汉在内山书店与鲁迅见面了。
这本来是一次普通的会面，但是，后来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却以激愤的口吻这样描写说：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
这样的描述，在后来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扬成为“文艺黑线祖师爷”时，被喧嚣为“鲁迅怒斥四条汉子”而后又成为“四条汉子围攻鲁迅”的“罪恶行动”。
前述周扬给党中央的那份报告中，也写到了这次会面：
我们根据一些可疑的情况，曾怀疑他(胡风)和国民党有关系。一九三四年，阳翰笙、夏衍、田汉和我(也就是所谓“四条汉子”)去看望鲁迅先生，就是专门为了把我们对胡风的怀疑告诉鲁迅，提请他的注意。当时我们并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鲁迅就不相信我们的话，而且对我们产生了不信任和反感。
历经“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后，夏衍详细叙述了这次会面的情况：
开始，阳翰笙报告了一下“文总”这一段时期的工作情况，大意是说尽管白色恐怖严重，我们各方面的工作还是有了新的发展，他较详细地讲了戏剧、电影、音乐方面的情况，也谈了沪西、沪东工人通讯员运动的发展；接着周扬作了一些补充，如已有不少年轻作家参加了“左联”等等。鲁迅抽着烟，静静地听着，有时也点头微笑。可是就在周扬谈到年轻作家的时候，田汉忽然提出了胡风的问题，他直率地说胡风这个人靠不住，政治上有问题，要鲁迅不要太相信他。这一下，鲁迅就不高兴了，问：“政治上有问题，你是听谁说的?”田汉说：“穆木天说的。”鲁迅很快地回答：“穆木天是转向者，转向者的话你们相信，我不相信。”其实，关于胡风和中山教育馆有关系的话，首先是邵力子对开明书店的人说的，知道这件事也不止我们这几个人，而田汉却偏偏提了穆木天，这一下空气就显得很紧张了。幸亏阳翰笙巧妙地把话题转开，才缓和下来，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临别的时候，鲁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一百元的支票，交给周扬说：“前清时候花钱可以捐官、捐差使，现在我身体不好，什么事也帮不了忙，那么捐点钱，当个“捐班作家”吧。说着就很愉快地笑了。②
不管鲁迅、周扬和夏衍的叙述其中的差异有多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因为话题谈到胡风是“内奸”的问题，鲁迅一度不那么愉快。
在前面叙述周扬与鲁迅矛盾的几个因素中，我把胡风列为第三个因素，却没有谈及为什么这次会面中周扬等人要向鲁迅通报胡风是内奸的事情。为什么不谈，是因为要谈清楚这个问题，必须要与当时白色恐怖的大环境联系起来，否则的话，人们很难理解仅仅因为胡风在中山教育馆做点事就被指控为内奸的真实原因。——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党中央连续三次给胡风平反，不但肯定了胡风在文艺革命运动中的贡献，而且也否定了对胡风是“内奸”之类的政治上的指控。
胡风所谓的内奸问题，是在党组织遭到第二次大破坏的时候才被人怀疑的。
胡风在国民党的中山教育馆“找个吃饭的职业”，是在1933年他从日本回来后不久。当时已在“左联”任职的胡风组织性很强，在到那里工作之前，特意向“左联”书记处作了汇报，茅盾和周扬他们都主张他去③。可见，当时周扬等人并没有认为有什么不妥。但是，在两次大破坏的严峻形势面前，显而易见的是，从事党的工作的同志，对来自自己阵营的叛变有了更高的警惕。这一警惕不要紧，有关对胡风的怀疑就从不同渠道汇集到“四条汉子”这里了。
先是开明书店的董事长、南京国民党要员邵力子的提醒，后是所谓“左联”成员穆木天被捕释放后的汇报。④
在第二次大破坏之前不久，负责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的李少石，曾就此问题专门提醒过夏衍：
早在一九三四年李少石同志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时候，曾问过我：胡风这个人怎么样?我说不太详细，不过，他还能写点文章。李说，据我们所得到的情报，胡风跟南京国民党方面有关系，今后你们要注意。⑤
如果说邵力子和穆木天所说还只是一种反映的话，李少石作为党的宣传部门负责人的“你们要注意”的忠告，“四条汉子”自然要看作是来自上级党委的指示了。
著名学者于光远在研究了有关材料后，推测说：
鲁迅答徐懋庸的信上说的“四条汉子”，除文中写的田汉和周扬外，据了解还有夏衍和阳翰笙。那就是杜国庠外的前一个时期的文委。这时候的文委是临时中央和江苏省委领导的。因此，文委诬胡风是内奸，有可能是传达上级机关的决定。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不但文委要负责，它的上级机关有可能也要负责。在文委中阳翰笙就要负更大的责任，不是周扬要负主要责任的事。⑥
于光远没有读到夏衍的回忆，但他的研究成果却与夏衍的回忆是一致的。
而当时胡风所能了解的，只是穆木天所汇报的情况。他辞去了在中山教育馆的工作后，又在沙汀家里找到周扬，讲述了自己听到的穆木天的说法，“并提出辞去左联工作”。而周扬认为对胡风的“指控”是上级党委提出来的，因而“没有否认穆木天的情况，不作任何决定”。他只是告诉胡风，因工作关系他要搬家了。胡风当然明白，这意味着周扬已经不愿意再与他联系了。
与周扬见面后，胡风又去向鲁迅说明情况：
我辞去左联职务的当时，就把情况简单地告诉了鲁迅，他沉默了好一会，平静地说：“只好不管他，做自己本分的事，多用用笔……。”当时万万没想到，我离职了以后，左联就和鲁迅断了联系。更没有想到，像后来鲁迅在答徐懋庸的公开信里所提到的，穆木天的所言所行，竟至掀起了那么大的风波。⑦
胡风认为只是穆木天的所言所行才有这样的“风浪”，是胡风不了解情况。另外，胡风把“左联就和鲁迅断了联系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离职，也是不考虑当时大环境的片面之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四条汉子”向鲁迅报告对胡风的怀疑的那次谈话，就没有通过胡风而是夏衍联系的；其后在磋商“左联”解散等问题时，周扬、夏衍也还能通过茅盾、徐懋庸与鲁迅取得联系。还有一个事实是，即使在胡风离职后，周扬等人也希望继续保持与鲁迅的联系，他们让接替胡风任职的任白戈担当这一责任。任白戈回忆说：
1934年秋天，有一天林伯修同志和田汉同志找我谈话，说胡风和南京有关系，不能再担任“左联”的秘书长，要我做“左联”的秘书长。并告诉我这是“文委”决定的。我知道这是党组织的决定，明知担任这一职务有很多困难，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时我曾要求他们向鲁迅先生介绍我所担任的职务，使我有机会向鲁迅先生报告请示工作，他们也答应了。从此我便担任了“左联”秘书长的工作。何谷天同志仍然作组织部长，杨潮同志具体负责组织部的工作。不久，田汉同志就告诉我，鲁迅先生说他不想管“左联”的事，“文总”决定由他代理鲁迅先生的书记职务，有事情直接找他，不要去找鲁迅先生。此后，凡是“左联”要向“文总”请示报告的事我都找田汉同志。田汉同志亦常常主动找我交待一些工作，有时甚至交待我写某一篇文章。我与田汉的关系非常密切，要找他随时都可以找着。不知什么原故，从此周扬同志就不领导“左联”的工作，至少是对我不发生工作关系。我与周扬同志见面的机会就少了。⑧
鲁迅为什么不想管“左联”了?还有周扬到哪里去了?仅仅以胡风“离职”来解释恐怕不会有圆满的解答。要解答这类问题，如同解答为什么“文委”“指控”胡风为“内奸”的原因一样，还是要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
上海的党组织在遭受到两次大破坏后，工作环境较前之险恶已毋须多言。而接踵而来的第三次大破坏，则直接危害党在文化战线的领导机构。
1935年2月19日，上海国民党当局根据李竹声、盛忠亮的告密，勾结工部局，又在全市进行了一次大逮捕。这就是夏衍在回忆录中提到的“第三次大逮捕”。在这次大逮捕中，不仅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朱镜我落入敌人手中，而且“文委”书记阳翰笙、负责“剧联”工作的“文委”成员田汉、“剧联”党团书记赵铭彝、“社联”党团书记杜国庠、“社联”党团成员许涤新等人也未能幸免。这次大逮捕，“损失之严重，远远超过了一九三一年的顾顺章叛变和向忠发的被捕”⑨。周扬回忆说：
原“文委”成员中只剩下夏衍、钱亦石和我。“文委”就由我担任书记。“文委”和上级党委(自一九三三年“临时中央局”转入江西革命根据地后，就改归江苏省委领导)失去了联系。“文委”和所属各联盟，如“左联”(“左翼作家联盟”简称)等，一时处于涣散混乱的状态。我们当时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夏衍提出他留在上海有危险，须到外地暂避，钱亦石也提出他因有公开职业不便多参加党的活动。⑩
尽管如此，周扬和夏衍、钱亦石都知道，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不能因为有人被捕而中断，而且党的原则也是这样要求的——当一个党员失掉了关系，还应该继续战斗，继续从事党的工作并发展党的队伍。可以想到的是，在大逮捕过后，劫后余生的周扬和夏衍知道彼此都安然无恙，该是怎样一种愉快心情。但是，此后形势的发展，周扬只好一个人来担当领导上海文化界的重任了，因为夏衍必须暂时躲避一段时间。夏衍回忆说：
一九三五年二月江苏省委、文委破坏后，我本来只打算隐蔽两三个月，不料同年四月，上海又被国民党破获了一件大案，即报上所说的“怪外人事件”。此事本与我无关，但因一个自首分子交出了他和我的联系电话(通过孙师毅同志)，特务通过这个电话向孙师毅同志问我的地址，师毅同志机警地说沈端先早已离开上海了，并把这件事当天就通知了我。由于这案子涉及到不少在国内外的中外党员，特务追索我很急，于是我作了隐蔽一年的打算，并告诉了周扬同志。实际上，后来我只隐蔽了七个月，我再次同周扬见面是在同年九月。(11)
这样，周扬一个人独撑危局达7个月!在这一段时间中，如何继续战斗而又能保全自己，是周扬必须考虑的问题。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和她的好友王作民的回忆，可以为了解周扬所处的环境提供参照。
在2月19日的大破坏后，周扬只能马上转移。苏灵扬说：
我和周扬当即离开了家，身上只有四角钱，因情况不明，也不敢找其他同志借钱。当时我们就宿在一家小旅馆里，在一间楼梯底下只嵌下一张单人床的斜顶的“房间”里度过了一夜。彻夜的胡琴声和下流的笑谑声，至今犹在耳际，我看周扬倒无所谓，照样睡得着，可是对一个离开大学宿舍不满一年的我来说，真是感到又惊异又屈辱。这是1935年白色恐怖下上海左翼文化遭到大破坏后一个小小的侧面。(12)
王作民回忆说：
随便举个例子说明“紧张”：当一次我去她家时说到想看一场轰动沪滨的美国影片。他们舍命陪君子，办法是电影已开始放映后才入场，结束放映前就退场。周扬的帽子遮住半个脸，看的当然是晚场。我心想：好紧张的文娱活动!倒像我在浙江大课堂上听讲的希腊传说中的“达摩克里斯利剑”，随时会掉在自己头上!
又一次我到上海，正遇上周扬要同一个从苏区来的同志约见。为了安全，到一家高级旅馆开个房间，把我也带上，三个人进入不招人注意。通知有客来访时，灵扬和我撤离客房，出旅馆后分别走向不同方向，打乱可能跟踪特务的注意……这次的开支是我支援的。这是我碰巧到来，否则又得设法去找钱。(13)
关于那时期在白色恐怖下从事革命工作的艰难，当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周巍峙，也有很深的感受。他在读到本书初稿时对我说：
当时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人，常常是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的。记得李公朴让我去办事时(那时，周巍峙担任李公朴的秘书——引者注)，后面总是远远地跟着两个人。一个人跟着我，看我是否会被捕；而后面的那一个人则跟着我们俩，如果我们两人被捕他好回去传消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周扬居无定所，鲁迅虽然名气很大，为了躲避迫害，也曾多次搬家，怎么能要求周扬和鲁迅能够及时沟通呢?沟通不到，误解也就产生了。作为三十年代过来的人，你的分析，能在我心中引起共鸣。
要避免达摩克利斯剑“随时会掉在自己头上”，周扬只好如鲁迅所指责的那样“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往外跑”。
晚年的周扬，在面对一些人重复鲁迅的“元帅”、“工头”、“奴隶总管”的指责时，在面对一些人关于“两个口号”论争问题的指责时，只是平淡地说：那时年轻，对鲁迅尊重不够；在关于鲁迅和“左联”的几次大的讲话中，周扬都是这样检讨目己，却从来没有提及他是在怎样的恶劣环境下得到的这些指责。
我这样说，并不是为周扬开脱，对其他学者所论述的那些事实也持肯定的态度，周扬对鲁迅没有应有的尊重也是客观事实存在，毋须隐瞒什么。但在1935年第三次大破坏后，周扬显然与鲁迅失掉了沟通的机会，放大了人们所指责的对鲁迅不尊重的事实；这也就是为什么自1935年起，鲁迅对周扬日益不满的主要原因。
由此说来，这些对周扬的指责，来自于鲁迅也倒情有可原，因为鲁迅虽然也处于同样的环境下，但毕竟没有像周扬这样从事党的具体领导工作；而后来，当从事过地下工作，从陕北来到上海的冯雪峰，也以这些责词作为指责周扬的根据时，就无法用“情有可原”四个字来解释了。而后世的学者们在和平的环境内依照惯例再度对周扬及“四条汉子”与鲁迅的关系评头论足时，有多少人能够想到他们得到这些指责的历史环境呢?
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看法，我认为，设身处地的理解常常比自以为是的判断更有价值，尤其对于处于历史漩涡中的人，更加应该这样。尽可能设身处地地去体察，则更能接近看似迷离的真相。具体到周扬等人与鲁迅交恶的原因上来说，任何简单的归类，都容易流于偏颇不周。
记得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研究历史，首要的是把人物和事件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这也是为人们所熟知的话。如果忘记这一点，不但难以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还有可能愧对历史!
当然，当时周扬并没有想到这些，他所想到的只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扭转危局，想到的只是怎样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深居简出”的他，只好依赖苏灵扬和其他同志来做组织联络工作，或者如鲁迅所说的“发号施令”，使遭受破坏的各项工作逐步得以恢复。到9月风声稍缓，夏衍回来后，“两条汉子”再度携手，工作再一次开展起来了。周扬回忆说：
“文委”经董文学指示由我担任书记，随后又陆续增添了一些新的成员，重新调整了“文委”及其所属各联盟的组织，继续坚持工作，保存了党的组织，并随着形势的发展，扩大了党的队伍。到一九三六年夏，我们和党中央重新取得联系的时候，“文委”系统原有党员加上新发展的党员达一百人，为上海党组织残留党员最多的单位之一。这些党员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党的重要干部，其中虽有坏的，但多数还是好的，有的并为革命英勇牺牲了。(14)
夏衍在回忆录中，也谈到了这时候的工作情况：
从九月到十月，我们大致了解了“文委”各联的工作情况、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同时和各界抗日救亡团体负责人有了接触之后，周扬、钱亦石和我就积极筹备组织新的“文委”。当时，周扬是“左联”党团书记，钱亦石在杜国庠、许涤新被捕后，代“社联”党团书记，我仍分管“剧联”和电影小组，这段时期内，“社联”的群众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它领导或联系了教育界、妇女界、职业界、新闻出版界等各界救亡组织，加上还和不少上层进步人士，如郑振铎、傅东华、章乃器、沙千里等有联系，很明显，新的“文委”一定要增加组成人员……
大概在十月上旬(旧国庆节前后)，周扬约我到他家里去，介绍我认识了章汉夫和吴敏(杨放之)，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在这一年的二月地下党大破坏之后就和上级失去了联系，我们几个人一起讨论了当前国内外形势和原“文委”所属各联的工作之后，一致同意重建“文委”，并推举周扬为书记，“文委”成员为周扬、章汉夫、夏衍、钱亦石、吴敏。由于当时不能和中央取得联系，所以决定新的“文委”是临时性的组织，待江苏省委重建或和中央取得联系后，请求追认或改组。……“文委”成员的分工是周扬抓总，仍兼“左联”党团书记，章汉夫协助钱亦石领导“社联”及其所属团体，我依旧分管电影、戏剧、音乐。(15)
对于这些对党赤诚的人来说，敌人白色恐怖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得不到党的指示。因此，这一时期虽然工作依然开展着，“但我们得不到党的指示，看不到党的文件”。多年后周扬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当年所拥有的苦闷仍一览无余：“我自己也茫然如在黑夜行路，暗中摸索，苦闷得很。”(16)
就在周扬等“四条汉子”与鲁迅产生矛盾的过程中，鲁迅所信赖的冯雪峰则在中央苏区热情地介绍鲁迅，并因此使苦闷中的毛泽东与鲁迅有了一种心灵上的沟通。
①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44—245页。
②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66—267页。
③胡风：《胡风回忆录》第26页。
④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穆木天的“转向”之事，经后来党组织的复查，也属子虚。
⑤夏衍：《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在1978年10月27日召开的“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的成立会上，夏衍也谈到了这一点，参见徐庆全：《关于“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成立会议的记录》，《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14日。
⑥于光远：《有关周扬的两个问题》，《湘潮》2001年第2期。
⑦胡风：《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⑧任白戈：《我和周扬在“左联”工作的时候》，载《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0页。
⑨夏衍：《懒寻旧梦录》，第275页。
⑩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问题》。
(11)夏衍：《<懒寻旧梦录>“补遗”》，《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
(12)苏灵扬：《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载《忆周扬》，第53页。
(13)王作民：《三十年代结识在上海》，《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0页。
(14)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问题》。
(15)夏衍：《懒寻旧梦录》，第291—292页。
(16)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问题》。
冯雪峰为毛泽东与鲁迅相知搭桥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终生不曾见到过鲁迅，鲁迅也终生不曾见到过毛泽东。在这种互未谋面的情况下能够做到心心相通，主要是在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理想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高度思想交融与人格景仰。另外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是，冯雪峰为毛泽东与鲁迅的相知起了搭桥的作用。
1933年秋冬之间，冯雪峰在上海被特务盯梢，他巧计甩脱，幸免被捕。由于他已暴露，党组织决定让他暂离上海。12月底，冯雪峰抵达江西革命根据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瑞金。1934年初，毛泽东为了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从汀洲回到瑞金，住在沙洲坝。冯雪峰很快见到了毛泽东。这是他们第一次正式会晤。或许是神交已久的缘故，两人犹如多年不见的老友，都十分热情。冯雪峰向毛泽东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他特别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鲁迅的情况。已读过鲁迅著作并对他心仪已久的毛泽东，对冯雪峰讲述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在经过一番沉思之后，他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对于毛泽东的了解并不比那个日本人多。他说，鲁迅看了毛泽东写的几首诗词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势，毛泽东听后，情不自禁开怀大笑。他的“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等名句，确有梁山好汉占山为王的气势。
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又把冯雪峰找去，进一步详细询问上海的工作，询问鲁迅的事情。有一回，他亲自来到冯雪峰的住处，见面以后，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毛泽东接着对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还对冯雪峰说，他自己也想重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书。他问冯雪峰，鲁迅这几年写了些什么。冯雪峰扼要地介绍了鲁迅到达上海后所写的文章，尤其是几次论争中的文章。
毛泽东对鲁迅的倾心向往，给冯雪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若干年后，冯雪峰对当年谈话的场景仍记忆犹新：在昏暗的灯光下，毛泽东靠床坐着，一边用旧报纸在桌角上卷旱烟叶子，一边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并有过几次插话。当雪峰谈到到自己曾经代表“左联”去请鲁迅写文章的时候，毛泽东抬起头来，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哦，你们还给鲁迅出题目!不出题目岂不比出题目更好吗?”此时，冯雪峰又向毛泽东讲述了上海的党组织希望鲁迅将苏区的斗争写成小说，由他陪着陈赓将军到鲁迅家里的事情。冯雪峰说，陈赓讲述了红军艰苦英勇的战斗，谈了一天。鲁迅非常重视这次谈话，以后一再提及，认为确实比《铁流》、《毁灭》里写的生活更动人，打算继续搜集材料，并深以自己没有实际感受为苦恼。
毛泽东没有吱声，陷入了沉思。过了片刻，冯雪峰继续说：“‘独立房’(当时中央局所在地)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干什么?谁主张的?”毛泽东问。“不是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冯雪峰解释说。“这些人，”毛泽东微微摇头，接下去说：“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
冯雪峰所说的“独立房”的主张，是在一次闲谈中“随便”说起来的。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在中央苏区，谈论在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和鲁迅是经常的话题。有一天，张闻天、博古、冯雪峰在中央党校谈起中央苏区一些部门的工作情况。张闻天说到有人反映教育部门的工作忙于琐碎的事务主义，打不开局面，应该充实该部的领导。博古提议，可以让鲁迅来当教育人民委员，主持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冯雪峰不赞成博古的意见，认为博古不了解鲁迅，低估了鲁迅在白区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还是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为好。张闻天赞同冯雪峰的意见；随后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也认为：“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在继续深入议论鲁迅的时候，冯雪峰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一枪两枪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很感动。他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下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品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终于能够维持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品格，这点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此时，毛泽东已被“左”倾机会主义者调离红军，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同时正受到王明势力的冷落、打击，在这段时间里，他心情沉重，说话很少。但那天晚上他与冯雪峰谈了很多，显得轻松、愉快、充满信心。他俩一直交谈到深夜。
以冯雪峰为媒介，毛泽东和鲁迅在感情上有了沟通和共鸣。作家李辉写道：
不可低估这一共鸣在毛泽东内心的影响。一个人，即使伟大政治家也不例外，当他身处逆境时，当他被误解、被冷落的时候，来自他人的理解与共鸣，最能给他以温馨。他会从一些细节中，一些言谈话语中，寻找到精神的知己，并以此来充实自己，来加强自信。①
或许，从此刻起，鲁迅的形象在毛泽东心中至死未变。而对冯雪峰来说，因为使毛泽东及党中央了解到他与鲁迅的关系，所以，在1936年中央派人到上海开展抗日工作时，他就成为他们眼中最合适的人选。
①李辉：《风雨中的雕像》，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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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扬与冯雪峰/徐庆全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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