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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周魏峙

周扬自二十多岁就步入左翼革命阵营，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7年从上海来到延安，作为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人，周扬一直为毛泽东所倚重。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周扬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并被称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执行者。 　　周扬的是非功过，需从历史的氛围来看。在党内政治生活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周扬在思想上的睿智和理论上的卓识是他人难以企及的。但是，当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康、指导方针存在着严重失误的时候，周扬也难置身事外，他不但竭力宣传执行“左”的理论，而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严重伤文、伤人。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周扬对于过去“左”的思潮造成的危害心情甚为沉重，他从理论的高度对自己在十七年中的工作进行了深切的反思，尤其对在“左”的路线指导下伤文、伤人的事情有了醒悟，感到十分沉痛。 　　子曰：“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韩愈说：“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人能知自己的过处，是大智，坚决改之，是大勇。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扬的确做到了大彻大悟，大智大勇。“文化大革命”以后，在那一个全民族反思的年月里，周扬同志真诚地动情地向那些受过伤害的同志致歉，同时泪眼模糊的剖析自己。在谈到30年代文艺问题时，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他们对鲁迅先生的意见尊重不够的缺点，作为一位文艺界长期的领导人、理论权威，他良知的反思具有深刻性与彻底性。 　　从历史的反思中向受伤害的同志表达愧疚之意，周扬首先想到的就是冯雪峰同志。 　　冯雪峰同志比周扬同志长五岁，他与周扬一样，都是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周扬因白色恐怖失掉党的关系时，是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和夏衍恢复了他的党籍。在左翼革命文艺阵营中，周冯两人曾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是相濡以沫的同志。 　　遗憾的是，这种关系并没有多长时间，两人就几乎从战友、同志成为冤家对头。这起因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没有去找周扬、夏衍等党员，而去找了鲁迅，以及“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尤其以后在鲁迅答徐懋庸信中点出“四条汉子(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的问题，使他们的处境十分尴尬。 　　建国以后，冯雪峰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周、冯二人虽同属文艺界，但当年“两个口号”争论的阴影，一直在他们之间游荡，不但情感隔膜，甚至思想也常处于对立状态。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时，作协党组扩大会旧事重提，“两个口号”的论争又成为冯雪峰被划为右派的“罪证”之一；再往后，“文化大革命”揭幕，“国防文学”又被野心家江青诬为资产阶级口号，周扬首当其冲地被揪斗直至入狱；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冯雪峰，也未能幸免，受到残酷的迫害。直至一九七五年冯雪峰生病在家，周扬从监狱释放出来，他去看了雪峰。两位命运多舛的同志站到了一起，相逢一笑泯恩仇，多年的芥蒂终于冰消雪融。 　　在这次历史的会面之后，冯雪峰写了他生命中的绝笔：《两只锦鸡》。文章中两人胸怀宽阔、对历史有深刻认识的形象，也跃然纸上。 　　因在文艺界工作多年。周扬、冯雪峰之间的这种戏剧性关系，我也有所了解。也许正因为如此，徐庆全同志才将这部《周扬与冯雪峰》书稿送给我，希望我能读完全稿，提提意见，特别表达了希望我为之写序的愿望。 　　《周扬与冯雪峰》全书25万字，比较准确地描写了两个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彼此的牵绊、纠葛、恩怨，以及他们在历史风云的变幻中跌宕起伏的命运。读完这部书稿后，虽然对我很有些启发，也让我颇有感慨，但要提笔写序却让我十分犹豫，难以落笔： 　　首先，虽然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作为一个进步的文艺青年，在上海左翼文艺界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音乐活动，与音乐界领导比较熟悉，但与周扬、冯雪峰、夏衍等人并未见过面。“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当时，我虽然在报纸上看到，但认识不深。对于周扬与冯雪峰之间的关系，根本不了解。 　　其次，建国后，我直接在周扬领导的文艺部门工作，但与冯雪峰在工作上的来往不多，只是听说二人之间关系不很融洽，我也不很关心。及至1954年因《红楼梦》研究批判冯雪峰、1955年批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将冯雪峰定为文艺界大右派等几次“左”的批判运动中，扯到历史旧账，扯到“两个口号”论争，我都感到十分意外，我因对于这种伤人、伤文的批判斗争运动有一种天然的反感，总感到在运动中一些有才华的人被打倒很可惜，对工作、创作是很大的损失。加之我业务工作很忙，只参加了必须要求参加的一两次会，对整个批判过程基本上不关心，因而对于“两个口号”论争中的一些情况，仍旧停留在30年代的印象中。因此要我作序感到不够格，难以应允。 　　不过，我还是愿意为这本书说点自己的看法。这两个政治方向一致的文艺口号竟在文艺界争论了几十年最后被江青利用成为在文艺界打倒一切的突破口，这一段历史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一段“公案”值得我们搞清楚，应该加以分析总结从中取得经验教训。 　　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时，我不是核心人物，只是参与者之一。最初在报纸上读到关于“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我认为，这一口号对于抗日救亡、建立广泛的文艺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亡斗争和文艺创作活动是有积极作用的。在周扬文章发表两个月后，有同志要我为进步刊物《生活知识》写文章，我就写下了《国防音乐必须大众化》的文章。我的看法是，“国防文学、国防戏剧”等“文化运动”，具有“一致主张唤起民众，建立民族文化的国防，巩固意识上的阵线，作抗敌除奸收回失地的准备”的作用，因而在音乐方面“实有建设国防音乐”的必要，并进而发出“把‘国防音乐’迅速建立起来”的号召。我还提出，建立国防音乐，必须使音乐大众化，“竭力写得非常通俗，使农工商学兵，老幼男女都能懂得。只有大众能明了歌词的意义，才能形成大众一致的救亡意识”。 　　因为持有“国防的”、同时也是“大众的”看法，所以，后来读到冯雪峰倡议经鲁迅首肯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后，我也是拥护的。我认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都是抗日的，都是对的，因而对于“两个口号”大争论很不以为然。及至后来这又成为冯雪峰被定为“右派”的罪状之一，我更是不理解。特别在1966年，我读到江青和林彪共谋所炮制的《文艺座谈会纪要》，江青污蔑党领导的左翼文艺是“文艺黑线”的说法，让我不寒而栗——30年代进行左翼运动的人，都是提着脑袋在为革命工作，怎么都成为破坏革命的“黑线”人物了呢?后来我也成为这条“黑线”的头目被残酷批判，但从心底来说，我始终认为左翼文艺是革命的，这样的批判是颠倒历史的，因而对许多现象产生疑问，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一场恶梦”的开始。 　　“文革”浩劫后，“两个口号”更闹得沸沸扬扬，是非颠倒。以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来看，我认识到：周扬和冯雪峰这两只锦鸡的关系十分复杂，不只是个人的恩恩怨怨。放在革命文艺运动历史的长河中在政治斗争中来考察，这样的悲剧不是他们哪一个人造成的，更多的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历史氛围，这是历史造成的悲剧。他们二人关系的每一次变化，同我们党对文艺运动领导上的失误和挫折，同建国后政治运动频繁的风风雨雨都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看到这一层后，我很希望有人能以他们两人的关系作为切入点，从更深层次上考察文艺运动的历史。因为我觉得只有从历史的高度出发，才能很好地总结这场争论。为此，八十年代初，冯文彬同志任主任的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时，作为委员的我便向冯文彬同志提出，趁着参加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老同志还健在，应当尽快搜集资料，并组织人员研究总结这一段历史。当时，我虽然兼任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但我觉得力量不足，对这一段的文艺史实进行分析总结，还是应该由党的有关领导部门来进行比较合适。但是，因为这个委员会事务繁多，或其他原因，这个建议也就没有实现。 　　为了弄清楚一些问题，我也看过周扬和上海文化界一些党员领导同志在延安时谈到他们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后，如何坚持党的斗争，开展革命文艺工作的情况，也看过周扬写的自传、回忆录等文章，并在参与筹办一些30年代文艺先驱，像田汉、阳翰笙、夏衍等人的学术纪念活动时，也多次讲过这一观点，目的是寄希望于一些文学史研究家，希望他们完成这一研究。但是，坦率地说，尽管关于30年代文艺的研究取得了很多值得注意的成果，但以周扬和冯雪峰的关系为切入点的研究成果，我很少看到。现在读到徐庆全同志这本书后，留存在心中多年的愿望又被激活了。 　　作者徐庆全同志，从一九九六年开始，致力于对周扬和文艺界的研究。也许正因为他不是研究文学史的科班出身，他对周扬和冯雪峰关系的研究，反而是视野开阔高屋建瓴的。不仅仅局限在文艺范畴内研究，而是把文艺活动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进行考察。书中对周、冯二人关系的考察，也是基于这个大舞台。舞台上远景，是我们党一幕幕波澜壮阔、丰富曲折的历史影像：而近景则是文艺运动历史上的一朵朵浪花。远近背景的相互交替，在舞台上活动的周扬和冯雪峰的形象，也就鲜活起来了，两人五十年交往中的一切，也就被还原到一个个历史场景中去；进而，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建国后几次“左”的大批判运动的历史，也在这种考察中清晰起来。 　　比方说，三十年代周扬与鲁迅之间不融洽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作者没有人云亦云地单纯纠缠在个人恩怨上，而是从30年代整个上海大的历史环境以及党的组织原则上来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作者看来，考察周扬与鲁迅的关系，30年代上海白色恐怖是最主要的线索。正是因为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的日渐加剧，对中共党中央领导机关的严重破坏，特别是1935年对田汉、阳翰笙等文化界党员的大逮捕，导致周扬等人行动更不自由，没有与鲁迅及时沟通的条件，才加深了鲁迅对周扬的一些误解；而远在陕北的党中央更难以得知上海党的组织的具体情况才指示冯雪峰先与鲁迅等非党人士联系，这也是十分正确的、合理的，周扬本不应为此耿耿于怀。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周扬居无定所，行动隐蔽。鲁迅虽然名气很大，为了躲避迫害，也曾多次搬家，周扬和鲁迅难于及时沟通，沟通不到位，误解也就产生了。作为30年代过来的人，作者的这一分析，在我心中引起共鸣。 　　因此，我很看重作者从历史大场景来定位整个左翼文艺运动史这一特点。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常听到周扬提到的一句话是：“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而阶级斗争是最大的政治。这句话意味着文艺界的每一次运动，都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思潮。因此，研究文学史如果不与政治历史，也就是党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要想取得很好的成果是很难的。徐庆全同志在涉足文学史研究之前，就具备了丰富的党史知识，这就使他对文学史的研究，对周扬和冯雪峰关系的研究，也有了更多的历史感。 　　这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以史实说话。书中的资料非常丰富，有许多是首次亮相。徐庆全同志是从历史研究转而进行文学史研究的，历史研究所要求的深入挖掘材料、实证史料等素养，他是具备了的。通读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在搜求材料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书中那些鲜为人知的材料有两个方面来源：一是留存在文艺界人士个人手上的书札和机关档案，这些都是未曾披露的，也只有有心人才能搜集到的；一是文艺界人士的口述回忆。听他说，自一九九六年转到对周扬和文艺界的研究后，他主要从事的就是这两项工作。他先后采访了几十位文艺界人士(我也是在他来采访时认识他的)。抱着“历史的书写从来就不是伟人的专利”的想法，作者采访的对象十分广泛，既有亲历重大历史事件的“重量级人物”，也有当年参与历史事件的普通人员，甚至只是高校的一名普通教师。广泛的采访，同一事件不同背景下不同参与者的叙说，便于作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汇总历史全貌，进而得出自己的看法。而这样的采访工作又促进了作者对文艺界档案材料的挖掘和搜集工作。且不说书中的观点如何，就史料而言，此书的出版也是相当有价值的。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具备史学研究工作者的品格，古人称之为“史德”。这也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按照古人的说法，“史德”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秉笔直书，“誉人不益其美，毁人不益其恶”；二是对于此前不甚清楚的、或者已经有定论的历史事件，经过自己的探索，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作者具有学术探讨的勇气和理智，尽力追求历史学家应有的历史感悟力和洞察力。他虽然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却不是单纯地铺陈史料，而是从史料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力求做到全方位地描述历史。应该说，这种探索难能可贵。 　　当然，我也不是对书中的观点或分析都赞同，而且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种研究也是没有止境的，学术研究也同样有“与时俱进”的问题。况且，一本书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解决，同时也肯定有某些不足。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这本书的总体评价和认同，也不妨碍我向读者推荐这本书。 　　是为序。 　　周巍峙 　　2004年8月 　　 周扬与冯雪峰/徐庆全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